《上海滩风月女明星》 作者：唐汉 引子　洋电影登陆中国　上海人独领风骚 洋电影登陆中国上海人独领风骚 话说整整1OO年前1897年9月5日上海新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捉得，状态令人发笑；又一影，一人变弄戏法，以巨毯盖一女子，及揭毯而女子不见；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种种诡异，不可名状。” 当时，任何一个首次观看电影的人，每每看到白色银幕上出现活动的人、自然的景，无不为之惊叹，甚至当银幕上出现迎面驶来奔驰的列车时，观众不由自主地起身躲避；银幕上下起倾盆大雨时，观众情不自禁地撑开雨伞遮挡。电影在诞生的时候，竟也是以作为一种逗人开心的新奇玩意儿而征服观众的。 这个新奇的玩艺儿传入中国后，人们叫它“西洋影戏”，以区别于中国古时即有的同样是借助于光和影而表演的皮影戏。 电影由外国商人传入中国后，首先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站稳了脚跟。1897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上海后，即在同庆茶园等处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携带一架半新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来到中国上海，想在这里发一笔横财。但由于不了解上海人的兴趣，加之影片大旧，映出效果不好，虽苦心经营四年，仍未遂愿，只得转手给了其朋友西班牙商人雷玛斯。 雷玛斯是个商界高手．他接手加伦白克业务后，弃其旧片，向设在上海的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分公司租购了数套新片，试图以新奇取胜，结果，他如愿以偿。他招徕了很多观众，生意极为兴隆。几年后，雷玛斯即腰缠万贯。 电影在上海一炮走红．受到观众的亲睐．但在北京却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冷落，原因说来有点荒唐。 1904年，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在紫禁城内一片祝寿声中，却响起了轰然爆炸之声。此非爆竹，也非革命党人投掷的炸弹，而是英国公使为表祝寿之意进献的电影放映机在映片时发生了爆炸。 其时，电影是十分时髦、神秘而技术尚不成熟的东西，发生故障本是情理中的事。然而慈禧认为在其寿诞之日发出如此不祥之音不是好兆头，于是降下旨意，自此之后，禁止在宫中放映电影。 “老佛爷”虽冷淡了电影，但上海人却对此津津乐道。19O8年，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甫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此后数年间，他又在上海租界内修建了数座大戏院。雷玛斯成了上海的第一位电影商人。 电影之引人入胜，使中国人也跃跃欲试，萌动了自己动手拍摄电影的念头。但拍电影毕竟要掌握很复杂的技术及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一般人只能望而却步。 困难并没有吓倒所有想拍电影的人。第一位主持拍电影的中国人是任庆泰。任庆泰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学过照相技术，并于1892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1905年，任庆泰购得法国造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14卷，开始了中国人拍电影的最初尝试。 19O5年秋，任庆泰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由谭鑫培表演《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此后他又拍摄了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生、朱文英等人表演的戏剧片断。 这些戏剧影片一面世，备受欢迎，大有万人空巷之势。然而19O9年的一场大火，使任庆泰的拍片机器设备毁于一旦，中国电影的最初萌芽竟夭折于摇篮之中。 中国电影的真正起步，实际上是在民国之后。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由亚细亚影戏公司于1913年摄制完成的。 亚细亚电影公司是由美国商人布拉士其投资在上海建立的，成立后曾在上海等地拍摄了《西大后》、《不幸儿》、《瓦盆伸冤》等短片，均不大受欢迎，此后公司难以为继，只好把公司转让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 依什尔接手亚细亚公司以后，即找到他的中国朋友张石川，21岁的张石川纯粹出于好奇心理，居然不加思索地答应下来。因为张石川的朋友郑正秋的兴趣也集中在戏剧上面。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石川、郑正秋步入了电影界，从而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荒者。 1912年7月，张石川、郑正秋又邀来几位朋友，组成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全部拍片工作。后者则提供资金和负责发行。两家公司均设在上海香港路1号。 新民公司成立伊始，就本着影戏即银幕上的“戏”的观点，决定由戏剧十分内行的郑正秋负责编剧。接着又开始物色演员。由于不能男女同台演戏，戏中所有女角均由男演员扮演。因为性别差异，扮演女演员的男演员上得台来，高领窄袖，扭扭捏捏，装腔拿调，令人不忍卒看。 如果说，谭鑫培于19OS年成为第一个走上银幕的男演员的话，那么，第一位走上银幕的女演员则是在8年后才出现的…… 第01章　校花终圆影星梦　闺秀只演放荡女 校花终圆影星梦闺秀只演放荡女 1913年，黎民伟拍摄《庄子试妻》，大胆地起用了他的夫人严珊珊演片中使女一角。严珊珊遂成了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 严珊珊系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懿德师范。辛亥革命时，她曾参加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她走上银幕，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当时，不用说是电影，即使在文明戏舞台上，也没有女演员。舞台上的女角，皆由男演员反串，女人演戏，抛头露面，为众人观看，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更何况电影，其特写镜头可将人的面容放大几倍乃至几十倍。严珊珊这位首开女人拍电影风气的女演员于1928年退出影坛。 在严珊珊走上银幕之前及以后的七、八年内，银幕上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即使在《庄子试妻》一片中，严珊珊所饰的使女，也仅是偶尔露面的配角，主角庄子之妻仍由黎民伟反串。 直到1921年拍竣的《阎瑞生》中，王彩云扮演妓女王莲英一角，才首次由女性担任女主角。王彩云原先也是妓女，后从良。王彩云也就成为上海影坛第一位女演员。 而真正成为上海滩女明星的，殷明珠当属第一人。 殷明珠，江苏吴江县人，生干书香人家，其父是一位画师，在苏浙一带略有名气，但去世较早。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举家迁往嘉兴，不久再迁上海。 殷明珠就学于上海中西女塾，在这所由洋人办的学堂中，她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学会了跳舞、唱歌、游泳、骑马、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殷明珠由于长得美丽动人，被公推为学校的校花。 殷明珠很能适应环境，她喜着洋装，常模仿外国影星装束，因而人们呼之F．F．（ForeignFashion）女士，意为“洋派”人物。 在学校学习期间，殷明珠就善于交际，上海滩的舞厅、歌厅、咖啡厅等场所无时不出现她的身影。上海阔佬们趋之若鹜，凡是有殷明珠身影的地方，周围无不挤得水泄不通。交际场上，你来我往，殷明珠倒也游刃有余，由于她喜欢这种场合，所以也乐得逍遥自在。在她的“课程”表上，各种交际活动排得满满的。 殷明珠在交际场上结识了一位画家但社宇，两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殷明珠很羡慕西方影星生活，但杜宇却想尝试拍电影，因此，“上海影戏”的开山之作《海誓》的女主角就非殷明珠莫属了。 但杜宇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但杜宇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于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凭着美术功底，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即月历）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除了画月份牌以外，他的画还为一些杂志采用作封面，他的漫画作品也经常见诸报刊。 随着电影越来越为人们喜爱，但杜宇对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92O年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 在拍《海誓》时。但杜宇想起与自己相好的殷明珠，因为她一旦出演，在交际场上出了名的人物更能招徕大量观众，于是，殷明珠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明星了。 在此后的17年中，但杜宇共导演了3O余部影片，殷明珠就主演了其中的《重返故乡》、《传家宝》、《盘丝洞》等近2O部影片。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由于但杜宇所导的演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再加上殷明珠美丽的风姿，时髦的衣着，因而一直吸引着大量的电影观众。在拍片生涯中，殷明珠与但杜宇产生了诚挚的爱情，1926年春节，他俩结为夫妇。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殷明珠和但社宇迁居香港，以卖画为生。 如果说殷明珠是上海影坛第一位女明星的话，那王汉伦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第一位悲剧女明星。 王汉伦原名彭剑青，其父曾历任安徽招商局、制造局督办，在王汉伦16岁时去世。王汉伦于此时中断了在上海圣玛丽女校读书的学生生活。不久即由兄嫂作主，远嫁东北，后又随夫到上海。 由于夫妻感情不合，王汉伦毅然离家出走，自谋生路，曾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和洋行的英文打字员。 说起王汉伦演电影的经过，倒是偶然的一个机遇。 当时，王汉伦担任英文打字员时，自己租了一间房，她家的隔壁，住着一姓孙的人家，孙家有一小姐，很是惹人喜爱，孙小姐常常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演员任矜苹在一起玩。 一天，王汉伦闲着无事，便信步来到孙家，和孙小姐谈心。因为同是女人，两人倒也谈得比较投机。此时，任矜苹也走进孙小姐的闺房，经过孙小姐的介绍，王、任也成了熟人。 任矜苹一次谈起他们明星公司，说起拍片之事，说他们公司正要拍《孤儿救祖记》一片，明星公司的老板们正在寻找一位具有大家闺秀风范的女性，饰演《孤儿救祖记》中贤媳余蔚如。任矜苹说到此，突然对王汉伦说：“你很像一位大家的少奶奶，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这个角色呢？” 王汉伦在此前连电影都没看过，更不要说演电影了，但经不住任矜车和孙小姐的再三怂恿，便随任矜苹来到明星公司。 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见王汉伦气质不俗，且一口流利的英语，便已三分叫好。一试镜头，活脱脱一位贤慧的少奶奶形象，于是，余蔚如一角就此敲定。 王汉伦在该片中，果然将惨遭丧夫横祸，又受谗言诬蔑，仍忍辱负重，育子成人的余蔚如的悲痛、愤懑和坚韧不拔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观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悲剧形象。在接下来主演的《玉梨魂》中，她饰演的梨娘是早期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 1924年，王汉伦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作为该公司的主要演员，主演了《弃妇》、《摘星之女》和《春闺梦里人》。她还为天一电影公司和新人电影公司拍过影片。曾以汉伦影片公司的名义拍摄过《盲目的爱情》。此后脱离影界，在上海开设汉伦美容院。 1924年上映的明星公司所拍的《玉梨魂》一片中，表演风格与王汉伦迥异的杨耐梅崭露头角。 提起杨耐梅的名字，今天恐怕只有已届古稀之年的老人们还能依稀记得，然而，60多年前，她却是个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其知名度在北洋时期就不亚于北京政府的总统、总理，1927年后，更不亚于南京政府的党政要员。使杨耐梅扬名天下的无疑就是电影了。 自从男女同台演出后，青春健美的殷明珠、端庄大方的王汉伦已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女明星，深得观众们青睐。但当杨耐梅以妖艳的风姿初登银幕，在社会风气尚属保守的2O年代，确使中国观众大吃一惊。 杨耐梅原名杨丽珠，祖籍广东佛山，1904年生于上海，其父杨易初是广州著名大富商，视杨耐梅为掌上明珠。 杨耐梅自幼深得家庭宠爱，聪明伶俐而又倔强任性。及年长，入上海著名的务本女中读书，其时的杨耐梅已是个亭亭玉立、活泼新潮的秀美少女。 家庭的富有使杨耐梅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装饰自己，天生的美貌和时髦的衣着以及她好动不安份的性格使她在务本女中风头特健，每次学校重要的团体活动自然少不了她，她热衷于唱歌、跳舞、交际，颇引人注目。通过这类活动，杨耐梅与上海上层社会有了广泛的接触，由此进入社交界，并很快成为众人注视的焦点人物。 但其父杨易初一直希望掌上明珠的女儿勤奋学习，以备将来出洋留学，但事与愿违，杨耐梅并未在学习功课上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却迷上了表演艺术，她成为演出文明新剧的“笑舞台”的常客，并结识了著名新剧编导郑正秋。郑正秋和张石川于1922年共同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后，杨耐梅又经常出入于明星公司的摄影棚。 明星影片公司是20年代中国影坛影响最大的电影公司。“明星”的发迹，也曾经历过一段艰苦的创业和发展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海股票市场盛极一时，交易所狂潮顿起。张石川也办起了大同交易所，从事投机经营。然而，战后经济虚假的繁荣汉昙花一现，随着经济不景气，各公司企业纷纷倒闭，交易所也相继关门。 所幸大同交易所及时抽身，未致股本折蚀殆尽。此时，上海影戏研究社所拍的电影《阎瑞生》等片大赚其钱，电影业正令人瞩目。张石川途与郑正秋、周剑云、郑介诚、任矜苹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快商定，创办电影公司。 1922年3月初，张石川等“试办的资本，暂定四万元，完全由首创发起人募集而成”。在上海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旧址，挂出了明星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明星公司宣告成立。 “明星”于创办的当年拍出了第一部故事片《滑稽大王游沪记》。片成后，适逢端午节，“明星”包租了雷玛斯所有的影院，连放三天，卖座尚可。于是，“明星”又一连拍出了风格与之相仿的《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等“趣剧”以及几本纪录片。其中《劳工之爱情》被誉为中国早期故事片的“压轴之作”，至今仍被电影学院列为学生必看的教学片。 接着，郑正秋根据当时上海一起为谋财产毒死亲父的张欣生逆伦案改编为电影脚本《报应昭彰》，投入拍摄。此片拍得令人毛骨悚然，难以卒睹，可谓开中国恐怖片之先例。 《报应昭彰》由于“不忍逼视”遭禁映，使开办不久的明星公司负债累累，濒临破产。“明星”成员们并不气馁，他们勒紧腰带，共渡难关。同时在拍片方针上作重大调整，决定上“长片正剧”。 1923年，郑正秋编写出他的第一个长片正剧脚本《孤儿救祖记》。“明星”为拍此片，倾全部财力，孤注一掷。该片于1923年开拍，年底拍成，试映于爱普庐戏院，观众为之动容。于是，各地片商纷至沓来，经济上已山穷水尽的明星公司迎来了脱困之日。 《孤儿救祖记》公映后，上海滩为之轰动，女主角的饰演者工汉伦初登银幕，一举成名，成为成千上万影迷崇拜的女明星。 此时，经常出入于明星公司摄影棚的杨耐梅非常羡慕，也跃跃欲试，想在水银灯下一显身手。而明星公司的名编导郑正秋也看出了杨耐梅所特有的风流气质和魅力，设想她若上银幕何愁没有观众喝彩？ 1923年，郑正秋编成《玉梨魂》一片的剧本后，就极力向该片的导演、明星公司的经理张石川推荐杨耐梅饰片中筠倩一角色。 《玉梨魂》系根据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也是我国第一部根据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故事长片。描写青年寡妇梨娘和其儿子的教书先生何梦霞相爱，但为封建礼教所阻，不能结合。梨娘为守节，促成小姑筠倩和梦霞的婚姻，但却使三人都陷入痛苦不堪的境地。 梦霞只身远行，梨娘郁郁而终，筠倩携梨娘幼子及遗书，千里寻夫。梦霞“念筠倩对梨娘的托孤之忠，以弱女子而跋涉长途，爱之心于是乎起”，终于和好。 片中梨娘一角，由擅演悲剧的王汉伦饰演，而筠倩一角则由杨耐梅饰演。编导为了加强梨娘与筠倩之间的性格反差，着意将筠倩塑造成爱虚荣的轻浮女子，以衬托梨娘的端庄沉稳。 杨耐梅初试锋芒，即令张石川喜出望外，银幕上的筠倩妖艳而不失妩媚，轻怫而略显放荡，正合编导心意。 影片公映后，杨耐梅的形象使大多数观众，尤其是市民观众初而惊叹，继而喜欢，《玉梨魂》卖座奇佳。 张石川的生意眼在电影界是颇负盛名的，《玉梨魂》的成功使他敏感地觉察到杨耐梅在吸引观众方面的巨大潜力。张石川在紧接着导演的《诱婚》和《好哥哥》两片时，起用杨耐梅饰演第一女主角，且皆是妖艳媚人的角色。 杨耐梅在这两片中饰演荡妇的表演之大胆在当时的电影界无出其右，于是，浪漫艳星的桂冠非她莫属了，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与王汉伦和第一位中国“影后”张织云齐名的明星了。张织云后文有叙，按下不表。 杨耐梅的出名，可苦了她的父亲杨易初。在20年代，虽然女明星有数不清的崇拜者，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演员仍无社会地位，上流社会中，捧角的比比皆是，但却不能容忍演员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杨耐梅本出身名门＿却甘居戏子演员行列，而且还专演放荡女性，杨易初深以为耻，认为有女如此，复有何面目再见亲朋好友？他苦口婆心，反复劝喻，无奈一贯任性且已迷上拍电影的杨耐梅半句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杨易初伤心已极，父女感情破裂，关系断绝。 电影不仅使杨耐梅艳名远播，也给她带来大笔钱财，明星公司每月付给她5OO大洋的薪金，拍片则另有报酬。 成名之后的杨耐梅在爱多亚路拥有一幢二层楼的洋房，穿着打扮更是刻意求新求异，引起有闲阶级的太太小姐们竟相模仿，上海的几家高级时装公司因她的经常光顾而顾客盈门。 杨耐梅为人亦豪爽，喜结各方朋友，她家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她则长袖喜舞，八方迎合，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 而一般的市民观众，则既为她的表演又为她的大胆而多彩的生活所倾倒。曾和她合演过电影并一度借居于她的寓所的名演员龚稼农忆及1925年前后的杨耐梅时说： “耐梅的生活琐事，被具有好奇心理的影迷渲染传播，真是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人人无不以谈耐梅为见广识多。” 与此同时，杨耐梅仍不断上戏。1925年，她参加了明星公司两部重要影片的拍摄：《新人的家庭》和《空谷兰》。 前者可算是中国第一部“巨片”，上海影坛最著名的演员几乎都被邀请参加了该片的拍摄，轰动一时；后者则曾创下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营业收入的最高记录，达1323O0元。 杨耐梅在这两部电影的排名表上，虽屈居“影后”张织云之下列第二，但她的戏还是很重的，影片在上海滩大受欢迎，与她的引人表演是分不开的。 1926年，杨耐梅主演《良心的复活》一片，并在公映时首创随片登台，也即今天的演员与观众直接见面，造成了空前的轰动，把杨耐梅推上了她银海生涯的巅峰时期。 这部影片是鸯鸳蝴蝶派文人包笑天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只是换上了中国背影，片中人物也都是中国人。执导该片的是名导演卜万苍。 《良心的复活》一片拍竣后，卜万苍为使该片更具号召力，想出了让杨耐梅随片登场的绝招。 他们选择了片中女主角抚育婴儿轻唱《乳娘曲》的一段颇为动人的戏，在首映该片的中央戏院舞台的银幕后面，搭了一台与片中场景完全相同的布景。影片放映时，每映及这一场面，银幕升起，舞台灯光渐亮，与片中化装完全一样的杨耐梅登场，在小乐队的伴奏下，轻展歌喉，唱出一段《乳娘曲》，歌毕，银幕复又降下，影片继续放映。 前后虽不过短短三分钟，却使观众得以一睹活生生的杨耐梅的芳容和亲耳聆听她的歌唱。经报纸一渲染，此举果然让杨耐梅的影迷们如醉如痴，同时也引起一般观众的好奇心，因而观者如潮，连映2O天欲罢不能，杨耐梅走红至极。 接着，杨耐梅与卜万苍再度合作，1927年拍出了《湖边春梦》一片。该片由著名作家田汉编剧。 当时的田汉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极感兴趣，受其影响而尝试创作了这部既充满浪漫情调又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电影剧本。 剧本描写的是一位青年作家在赴杭州的火车上与一位少妇邂逅，她妖艳的容貌和不俗的谈吐令作家欣羡不已。抵杭州后，作家独居旅店，思念白天所遇，心族摇曳，夜不能寐，俄尔觉得有人推门而入，举目观之，正是日间所见少妇。作家携少妇同游西湖，双双坠入爱河。不料该女竟是虐待狂，作家也渐渐变成被虐待狂。作家猛然惊醒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发着高烧，方知原是湖边春梦一场。 片中少妇一角，对杨耐梅来说，正是完全对她的戏路，演这类角色本是她的拿手好戏。剧组在杭州实地拍摄，将杭州的湖光山色个个景点—一摄入镜头，并与故事融为一体，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风光故事片。 著名戏剧家、电影编导洪深也曾与杨耐梅数度合作。洪深于1925年加盟明星公司任编导。此时，他比较热衷于反映上层社会少爷、小姐、少奶奶和银行家的生活，他这个时期编导的数部影片都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其中，《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和《少奶奶的扇子》两片都是由杨耐梅领衔主演。前者摄成于1926年，描写了一位银行总经理已有一妻一妾，但仍是见一个爱一个，最后竟爱上了一个女拆白党。幸亏妻妾明辨，经理方幸免上当，于是改邪归正。后者系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舞台剧译编，摄成于1928年。讲述了一位一生放荡的母亲，在其已婚的私生女欲投入一恶少怀抱时设计相救的故事。两片的女主角皆是放荡的女性，杨耐梅演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 虽然杨耐梅的名声日盛一日，但她在表演艺术上并无多少长进，电影界的商业作风阻碍了她在艺术上有所追求。 中国电影与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O年代电影界内外都按戏剧的习惯模式将电影演员定为生、旦、丑等种类。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决不轻易让已被“归类定型”的演员再去饰演别的类型的角色，这就限制了演员戏路的开拓和演技的提高。 尤其像杨耐梅这样惯演娇艳女性的角色，老板和导演要的就是那份妖气媚态，怎能让她另谋发展。杨耐梅虽然在不同的影片中表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千人一面。 当时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十分有限，演员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往往不是取决于其演技的高低，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长得帅不帅或靓不靓。杨耐梅之所以得到观众的亲睐，与其说她对其塑造的角色有深刻理解而深深打动了观众，不如说她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复她那固定的媚俗的程式化的表演而不断地满足了观众。 名声大振之后，杨耐梅在拍片之余更谈不上孜孜于表演艺术的探求，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社交生活中去了，甚至发展到连拍片时间也不能遵守，迟到早退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由于她是公司的摇钱树，导演乃至公司老板对她也只得忍让三分。 杨耐梅因其在银幕上的放荡形象而著名，最可叹的是她在银幕下的生活渐与银幕上一般无异。 在交际场上，杨耐梅如鱼得水，她使众多的英俊后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跳舞场上，她是跳舞皇后，每逢她参加舞会，在她的身旁，总围着一大堆人等候与她“分享”舞韵。在鸦片室，她也是一杆好“枪”，吞云吐雾，悠哉优哉。在赌场，她更是一个赌鬼，一上牌桌，一切事情都忘记了，在赌海中欢笑、忧伤。只不过此时她还能控制住自己，才没有闹出太大的风波。 长期受雇于明星公司使杨耐梅渐渐感到不能满足，约在1927年，她萌生了自办电影公司的念头，以拍摄她自己最喜爱的影片，当然，这也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自办电影公司谈何容易，且不说要有齐整的创作制作队伍和各种拍摄制作设备；单说拍摄一部像样的影片的制作费就令人咋舌，少则上万，多则数万元；且能否收回成本乃至赚钱，事先是难以把握和保证的。 杨耐梅纵然平时手头阔绰，但其收入也仅仅够她日常挥霍而已，要拍电影，苦无足够的资金。 正当杨耐梅宏图难展之时，恰好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派亲信来上海见杨耐梅。来人转告杨耐梅，张宗昌将军慕杨耐梅芳名已久，只恨无缘见面，故特派专人恭请杨耐梅北上赴鲁，以了张宗昌一睹芳容之快。 当然，张宗昌决不会让杨耐梅白跑一趟，如果杨耐梅有意自组影片公司的话，张宗昌愿出巨资，以助一臂之力。 张宗昌是一位粗鲁、野蛮、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军阀，更兼有“花国将军”的诨号，可谓臭名昭著。他请杨耐梅北上，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人称“三不知”将军。 杨耐梅听人说过，张宗昌坐镇山东以后，曾来上海一趟，那一趟不是为公务，而纯粹是来寻花问柳。那一次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接待了他。 杜月笙为了巴结张宗昌，便在富春楼为张宗昌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名妓“富春楼老六”侍候他。 富春楼老六长得真漂亮，可谓倾国倾城。一头乌黑的头发，生就那冰雕玉琢般的丽质，白嫩的椭圆脸上，衬托着美丽的鼻子，樱桃般的小嘴，特别是柳叶眉下那双脉脉含情的丹凤眼，潜藏着摄人心脾的魅力。她具有窈窕淑女的妩媚，翩翩才女的文雅。 张宗昌虽说是山东老大，曾玩过许多妓女和姑娘，但见了富春楼老六，他觉得以前算白活了，只有这个女人能勾张宗昌的魂摄他的魄。 张宗昌撇开欢迎他的人群，抓起富春楼老六的粉手，搂着她的细腰，跟大家招呼也不打，便钻进客房鬼混去了。这天晚上，张宗昌和妓女老六直“斗”得晕天黑地，不分伯仲，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两人才衣衫不整地起床。 在上海的一段日子里，张宗昌会见了各路妓女，如白俄妓女、日本妓女、上海妓女等。离开上海的时候，张宗昌还咂着嘴皮说：“他娘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够味！” 因此，对于张宗昌的邀请，平日里无所不敢为的杨耐梅也不禁犹豫不决： 去吧，远离上海，只身北上，万一有个闪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去吧，白白放弃一个得到巨款而且是亟需的巨款的机会，那可不是杨耐梅的作风。考虑再三，杨耐梅毅然决定冒险作山东行。 在明星公司摄影棚里，导演张石川向杨耐梅问道：“我听到了一些谣言，说你与驻在济南的大将军张宗昌交往甚密，还要亲自前往拜见。真有此事？” 杨耐梅开口一笑说，“谣言是讲我迫于张宗宗昌的权势，不得不同意被他金屋藏娇！” “有这种事情吗？” “有呀。张宗昌邀我去济南安的什么心我不清楚，可我要去做什么自己却是清楚得很。”杨耐梅信心十足地说。 张石川调侃道：“去做什么？总不会是要张将军拍电影吧？” “倒底是张先生聪明，一猜一个准！” 张石川听了此话，很是吃了一惊。 杨耐梅自顾说下去：“张将军表示只要我去那里，他可以给我一笔资助，让我拍自己喜欢的片子。怎么样？这下我可以自己拍那个你们不感兴趣的奇女子余美艳了……” 原来当时上海小报上登了这么一个新闻：一个荒唐得在大街上撒钞票的富家女子叫余美艳，此人是上海一奇。杨耐梅看了这张小报后，让张石川他们根据这个新闻编一出戏，让自己主演，可张石川等人都不感兴趣…… 杨耐梅说：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 张石川听完杨耐梅的一番话后，知道杨耐梅铁了心要去济南了，便劝慰道： “杨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宗昌是个‘花国将军’吗？凡是他看中的女人，没有能逃出他的魔掌的，你还是再三斟酌一下吧。” “张先生，你说男女之间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别把它看得太重了。人生本是一出戏，我们只不过在戏中扮一回角色而已。 如果戏里要求我们演床上戏，那就演一下又如何。我这次上济南不过是实拍一出戏而已。” 杨耐梅一席话，直听得大导演张石川目瞪口呆，再也不作声了。 当杨耐梅将自己北上济南的决定告诉几位电影圈内的朋友时，他们无不吃惊，都力劝她打消这个近乎荒唐的念头。但杨耐梅决心已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朋友们见她不肯回心转意，只得一边叹气，一边为她打点行装。 杨耐梅的举止行踪一贯是上海大小报刊从不放过的追踪内容，她自己对此也颇有点沾沾自喜，常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艳闻”，让那些报刊特别是专事登载名人私生活的小报记者们去津津乐道。 但此番济南之行，她对外界的讯问却不置可否，任由各报去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直至登车北上之时，方告知报界，她此番济南之行乃是应张宗昌之邀，她亦欣然北上作短暂观光云云。 杨耐梅赴山东后，她在上海的朋友以及影迷们大多认为此番她一定凶多吉少，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谁料半个月后，杨耐梅不仅平安返回上海，且随身携回大笔款项。她重见好友，那满面春风得意非凡的样子，令朋友们钦佩不已。 杨耐梅到底在山东干了些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得而知。据某小报记者云：杨耐梅此次山东之行可谓潇洒之极。且不说张宗昌亲到车站迎接，军警们前后护卫，杨耐梅自是风光一番。晚上，张宗昌摆宴接风，很是吹捧了一番，吹得杨耐梅飘飘然。 据知情人透露，杨耐梅在山东的半个月里，与张宗昌形影不离，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向山东各界广泛宣传杨耐梅演的电影。杨耐梅自是感激不尽，与张宗昌乐此不彼。 据说张宗昌曾有个想法，想把杨耐梅永远留在山东，占为己有。但无奈杨耐梅只愿在他身边呆一段时间，不愿长住，而张宗昌虽有此心，但怕上海电影界拿此事向全国宣扬，只好把她送回上海，并且送她巨额款项。 杨耐梅回到上海后，退出明星电影公司，自组的“耐梅影片公司”宣告开张。 对于耐梅公司首拍什么电影，杨耐梅早就看中那位广东青年女子余美艳，因抗拒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来到上海，为表示她酷爱自由和不拘礼教，她的生活浪漫多彩。一次，她竟然从楼上的窗口向马路上、人行道上抛洒银元，目睹行人争相抢夺，抢夺之中，有人差点葬身车腹之下。为此，她大笑不已。此番情景经报纸一渲染，社会舆论顿时为之沸沸扬扬。 素好标新立异的杨耐梅对此也自叹弗如，她灵机一动，何不将余美艳的事迹复现于银幕。因此，她求教于大导演张石川，但张对此不感兴趣，使她碰了一鼻子灰。当耐梅公司开张伊始，杨耐梅当即就投入了描写余美艳的《奇女子》一片的拍摄工作。 熟诸电影创作的杨耐梅深知拍摄一部好影片的秘诀，她聘请了极富才华的名导演史东山执导此片，初出茅庐日后成为大导演的蔡楚生应邀作史东山的助手，任副导演。女主角余美艳的饰演者当然非杨耐梅莫属，而男主角则聘请了有风流小生之称，20年代红极一时的男影星朱飞担任。 这样的制作阵容在当时说来还是颇为齐整的。1928年，《奇女子》片成公映，果然轰动，票房收入很高，耐梅电影公司开门大吉，赚进了不少钞票。 应该说，杨耐梅是有些眼力的，如果她把精力全部投入电影界，那日后的成绩肯定不一般。但成为公司老板的杨耐梅不但不约束自己，反而越发放纵自己，她终于走上了使艺术青春毁灭的道路。她渐渐染上了鸦片毒瘾，难以自拔。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电影界吸鸦片成风，这与拍电影工作辛苦有一定关系。有时为了赶拍影片，演员导演甚至几天不出摄影棚连轴转，吃饭睡觉都不卸装，当他们精力不支时，就靠吸鸦片提神。 明星公司的影棚里，醒目地放置着烟榻和一应烟具，郑正秋、张石川等名导演及一些著名演员，包括女演员都是瘾君子。拍戏拍累了，就躺下抽两口，精神顿时大振，但吸毒成瘤而将青春和生命葬送于此的不乏其人。 杨耐梅吸鸦片的另一个原因，是为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由于她在人生和艺术上均无执著的追求，依靠自身天然的优越条件和机遇功成名就之后，对今后的道路却深感茫然，每每想及将来之时，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吞云吐雾，一解烦忧。杨耐梅虽未因吸鸦片而家破人亡，但销蚀了青春则是无庸置疑的。 给杨耐梅带来直接灾难的是她染上鸦片瘾的同时，又染上了赌瘾，由输赢不大的小赌逐步发展到一掷千金的豪赌，最后则是一注上万元的狂赌。 上海滩的各种丑恶社会现象中，臭名昭著的当属赌窟，而在赌窟中，首屈一指的当属虹口大赌窟。凡在上海滩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无不知虹口赌窟的神通广大、财力雄厚；赌窟里的输赢，通常是一次就盈干累万。至于其中的黑幕则鲜为人知。而赌窟里赌徒们的阴险狡诈、手段隐秘的真相，更为世人不晓。 赌场有一个口诀是：“不怕精，不怕良，最怕不入场”。又说：“下风输十上风九，既入罗网何处走。”只要一个人进了赌场，即使他有再大的自制力，也难逃厄运。 虽说赌场输赢不一定，也许你发了财，也许倒了霉，究其根本，你还是输得多赢得少。为什么呢？开赌场的一般都聘有高手，他们会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作弊而不会被发觉。作弊的手段多种多样，如“量天尺”、‘飞子”、“提子”、“添丁”、“摄子”、“一声雷”，更有“看路法”、“认牌法”、“掉牌法”、“使骰法”等多种作弊手段。 赌场上作弊高手叫“老迁”，老迁的手法是：一是“卖”：即赌徒欺骗非赌徒。二是“要”：即当赌徒同非赌徒赌博时，赌徒手中有大牌，但还缺某张牌，不能排成对顺的牌，干是做小动作，告诉有这张牌的赌徒，施展飞片法，把牌送来。三是“飞片”：即某一方把牌飞送另一方。四是“带”，即夹带。五是“叫”：即手中没有这张牌，却能把它叫来。 你想，赌场中有如此多的陷阱。局外人还能不输个精光。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可以说赌博为最大的一害，但沉溺于其中的人至死都不能悔悟。杨耐梅就是这样的一员。 杨耐梅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赌场，她对赌场流连忘返，一是因为精神极度空虚，二是赌场极具有刺激性。但当她创下一夜之间输掉8万银元的纪录之后，她冒险作济南行，苦心拍《奇女子》所得的数十万家产已所剩无几，耐梅公司创业不到两年，就被迫关门了。公司不是因为经营的失败，而是毁于杨耐梅的不良嗜好，实堪告叹。 耐梅公司关门后，杨耐梅只得重新受雇于人。3O年代初，她曾一度参加顾无为的剧团，演出根据张恨水的著名小说《啼笑姻缘》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并曾到南京演出过，很多观众都慕名前来观看。 但演出结束后，顾无为只肯给杨耐梅月薪30O元，这对大手大脚已成习惯的杨耐梅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如何够她开销，她在提出加薪要求遭拒绝后，愤然拂袖而去。 演剧不成，杨耐梅重操旧业，加盟宁波人邵醉翁的天一影片公司，参加了天一公司第一部有声片《歌场春色》的拍摄，但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接着，她又领衔主演了《最后之爱》、《上海小姐韩绣雯》两片，均为有声片，分别摄成于1931年和1932年。 三十年代初，有声片技术已投入应用，有声片将取代默片已成定局，天一公司则是有声片的最积极的倡导者。 可是，杨耐梅乃粤籍人氏，国语讲得生硬吃力，这在默片时代根本不成问题，而拍摄有声片则有些勉为其难了，因为当时“片上发音”有声片都是采用同期录音。 除此，杨耐梅已年近30，虽风姿不减，但鼎盛时期已过，锐气已折，再加上天一公司的老板娘，中国第二位“影后”陈玉美牢踞公司台柱的地位，杨耐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杨耐梅开始考虑抽身引退，找一个如意郎君，以完终身大事，将来可以有个依托。 恰在此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著名人物陈个白之子陈君景出现在杨耐梅身旁。 陈君景也是广东人，毕业于岭南大学后又赴美国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风度翩翩年轻有为的陈君景令杨耐梅一见倾心，陈君景亦爱慕杨耐梅的才貌，两心相吸，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贯爱出风头的杨耐梅也许至此已看破世态炎凉，故在未惊动任何亲友更不用说舆论界的情况下，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 杨耐梅从此退出影坛，甚至连社交场合也绝迹不至，与婚前相比，判若两人。但陈家上下大概觉得这门亲事有辱门风，故一致反对，陈君景乃携杨耐梅移居香港。 杨耐梅告别影坛之时尚不到30岁，她的引退，曾令无数影迷留恋叹息，但更令人遗憾和可怜的是她那凄苦的晚年。 杨耐梅与陈君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1956年，两人劳燕分飞，宣布离婚。此时的杨耐梅既无私囊积蓄，又无一技之长，竟至沦落街头行乞。 终于有一天，她当年的影迷发现一位衣衫褴褛、沿街行乞的老妇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艳星杨耐梅！这个消息一经传开，人世沧桑，令多少人感慨不已。 1957年，杨耐梅在台湾的女婿得知此讯后，将她接往台湾定居，方使她得以免受饥寒交迫之苦。回首往事，杨耐梅叹道：“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作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 1960年2月27日，杨耐梅悄然病逝于台湾 第02章　嫖容慧眼青楼女子一炮走红　影后风姿情场老手几度得意 嫖容慧眼青楼女子一炮走红影后风姿情场老手几度得意 且说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社举办电影皇后选举，结果影星张织云独占鳌头，其他依次排名是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干是此四人被称之为中国电影“四大名旦”。 宣景琳是默片时代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曾在30余部影片中扮演过各种角色，从小姑娘、童养媳、少奶奶、老太婆到妓女、舞女、泼妇、交际花乃至女流氓、女侠客等，旧社会的各式人物均演过。宣景琳是电影“四大名旦”中，艺龄最长，寿命也最长的一人。 宣景琳老家苏州，在上海长大。落地仅4个月就死了父亲，童年在贫苦中度过，只念过几个月的书。童年失怙后，依舅父过活。舅父在“笑舞台”当案目，由于舅父关系，她自幼即喜爱戏剧，并成为“笑舞台”的常客。 随着年龄的增大，宣景琳越发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笑舞台，各式人物均能接触，她很快成为笑舞台的中心人物，各种人物向她献殷勤，抛施伎俩。 青春貌美的宣景琳，经不住物质金钱的诱惑，开始出入上海各大舞厅，并很快成为舞厅的舞女，与上流人物周旋。 上海最早出现交际舞的舞厅，是在外白渡桥北堍礼查饭店与国际饭店邻近的“卡尔登”戏院，每逢周末与星期天晚上，举行“交际茶舞”。这种舞会，是外国人的自娱活动，不对外售票。 到清末民初，上海的“一品香”旅社也举办“交际茶舞”，参加者多是一些上流人士。这是上海出现公开性交际舞场的开始，但还不是营业性舞厅。 上海真正营业性舞厅是在此以后先后开放的“黑猫舞厅”、“月宫舞厅”、“老大华舞厅”、“立道舞厅”、“安乐宫舞厅”、“圣爱娜舞厅”，以及在朱葆三路的“外国水手舞厅”。 这种营业性舞厅有舞厅老板雇佣的舞女伴舞，请人伴舞需要购买舞票付给舞女，现在不少影视片中，经常有旧上海舞厅的场景。 随着上海滩经济的发展，上海日益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舞厅也蜂拥而起。那时相应建立的大舞厅有“大沪舞厅”、“大东舞厅”、“辣斐舞厅”、“大华舞厅”、“立德尔舞厅”、“国际舞厅”等。这些舞厅设备豪华，都是为豪富们服务的。 此时，一些小型舞厅也应运而生，如“胜利舞厅”、“顺风舞厅”、“逍遥舞厅”、“夜总会舞厅”、“惠灵顿舞厅”等，舞客多为商人、中小工厂老板和高级职员等。 不管大舞厅也好，小舞厅也罢，舞厅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鼓励舞女卖身，并为她们牵线搭桥，准备留宿房间。这样，舞厅就变相成为妓院。 舞女不仅要受舞厅老板的剥削，还要受舞女大班的欺凌。舞女的收入一般是以舞票为主，每次以舞票的多少与舞厅拆账。最走红的舞女，可得十分之七，次一等的得十分之六，再次一等的拿不到收入的一半。 舞女与舞厅老板拆账后，还要付给舞女大班回扣。舞女大班通常每天要扣舞女收入的十分之二。经过层层盘剥，舞女的实际收入已是微乎其微。很多舞女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强颜欢笑，一踏出舞厅常常以泪洗面。 宣景琳正是这众舞女中的一员。宣景琳自在舞厅卖身后，便堕入青楼，不能自拔，整日里与嫖客们耍玩。 1925年，明星公司老板兼导演张石川导演《最后之良心》这部影片时，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犯了难。原来影片中有一放荡秦女的角色无人能饰演，此时的杨耐梅也正在组建自己的公司，不能分身。 明星公司的男演员王吉亭突然想起一个人物，那就是宣景琳。原来他在宣那里过过夜，对宣景琳的气质、形象颇有好感，于是向张石川推荐了正在青楼里的宣景琳。宣景琳从此走上银幕。 宣景琳首次走上银幕，饰演刁钻放荡的秦女一角色，得到一致好评。张石川为了留住宣景琳，便到青楼为其赎身，宣正式成为明星公司的演员。 宣景琳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就是《最后之良心》，男主角是影星胡蝶的第一任丈夫林雪怀。之后，明星公司和宣景琳签了三年合同，聘她为基本演员。但合同中有一条：“在此期间不得结婚”。 宣景琳后来被王吉亭的儿子看上了，两人便坠入爱河，爱得如胶似漆。此时，明星公司当局认为宣景琳是位有号召力的演员，又不便得罪王家，于是这一条款等于废纸，仍旧和她续约，于是宣在明星公司拍片数年之久。 宣景琳拍完《最后之良心》后，又主演了《小朋友》、《上海一妇人》和《盲孤女》，都是悲剧角色。宣景琳对她扮演的角色——寡妇、妓女、女工的悲惨境遇有深刻体会，演得自如、感人。成名后，她又为明星公司主演了《早生贵子》、《多情的女伶》、《少奶奶的扇子》等数部影片。 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准备拍摄洪深编剧的有声片《如此天堂》，原定由宣景琳主演，可是有人说了句：“天不怕，地不怕，就伯苏州人讲官话。”暗示宣景琳拍有声片语言恐难胜任。张石川把主角换为胡蝶。宣景琳一气之下，离开明星公司而接受天一影片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片《歌坛春色》的主角。 为拍好《歌坛春色》这部有声片，宣景琳拼命练习国语和歌唱。她认定一条决心：不吃馒头蒸口气，让“明星”看看，她宣景琳离开“明星”，也会出名。 《歌坛春色》公映后，大家公认宣景琳的普通话讲得最好，为群星之冠，明星影片公司自认失策。因为当时正值有声片萌芽时期，能说普通话的演员不多。于是一年后，明星公司又把宣景琳请了回来。 30年代，宣景琳在明星公司所拍的《前程》、《母与子》、《女儿经》、《姊妹花》、《大家庭》等多部影片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尤以扮演老妇的角色最为成功。在《妹妹花》中，她饰演的母亲年龄跨度从20多岁一直到50岁，她循序渐进，将这一形象塑造得细致、真实，分寸把握得极好。 在拍片中，宣景琳与王吉亭的几子断绝了关系，又与医生沈鸿来相爱。1936年，她离开影坛与沈结婚，做了贤妻良母。 新中国成立后，息影十年的宣景琳又重返电影岗位，进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家》、《长虹号起义》、《三八河边》、《家庭问题》等片。拍完《家庭问题》一片后，宣景琳光荣退休。她从18岁进入电影界，在水银灯下生活了足足41个年头。 却说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是中国电影史上成名较早的女影星，与她们同时，或在她们稍后成名的女影星还有许多。而杨耐梅之妖冶放荡、王汉伦之端庄贤慧、殷明珠之青春美丽，恰恰代表了中国20年代电影女演员的三种基本类型。 类杨耐梅者，有韩云珍等；似王汉伦者，有张织云、丁子明等；若殷明珠者，有黎明晖、李旦旦等。但像宣景琳这样戏路宽广，饰过多种角色且都较成功的女影星却极少见。 在杨耐梅成名的同时，韩云珍主演了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杨花恨》。该片由史东山导演，描写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少妇因生活放荡最终被丈夫抛弃的故事。韩云珍从此即以“风骚派明星”著称。 后来，韩云珍转入“大中华百合公司”，曾主演了《风雨之夜》、《透明的上海》、《同居之爱》等影片，其戏路一如既往。 除善演悲剧、获得“悲剧圣手”称号的女影星张织云外，上海影坛另一位擅演悲剧的女影星是丁子明。 丁子明，原籍浙江吴兴县人，生于1907年，毕业于苏州蚕桑学校，后随父母迁居上海。她自幼性格内向，喜静思、读书，沉默寡言。故当家人得知她已报考电影演员的消息时大吃一惊，料她未必能被录取，然而她竟然考中，家人虽有微言，怎奈丁子明其意已决。 她作为神州公司的首席女明星，曾主演了《不堪回首》、《花好月圆》、《难为了妹妹》等片，所饰角色，大多带有悲剧色彩，故拥有“悲旦”之称。 “神州公司”破产后，她转入明星电影公司，主演了《同学之爱》、《黑衣女侠》等片后，退出影坛。 数年的银海生涯，还使她获得了“最规矩的女演员”之誉。她工作守时，表演尽心。拍片时，可以纵情狂笑或放声痛哭，戏一停止即不苟言笑。 似殷明珠青春美丽形象的风姿展现于银幕，大都深受观众喜爱。继殷明珠成名之后，黎明晖又以青春影星的形象与观众见面。 黎明晖是“明月歌舞团”创始人黎锦晖的女儿，从影前即以演出歌舞而成名。黎明晖的歌舞是当时上海街头巷尾的谈论话题，她的成功是与她父亲黎锦晖的歌舞学校分不开的。 1927年2月，黎锦晖在上海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改为“明月歌舞团”，黎锦晖自任校长。他把自己1922年至1925年所得的版税合银洋300O元作开办费，邀请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王缓之、成馥森、柳菊生等十余人，成立教务委员会，由王缓之筹措经费。 黎锦晖的学校为当时上海电影界、歌唱界、舞蹈界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黎明晖就是其中一员。 在风气尚很保守的20年代，妇女总是梳长辫，着长旗袍。而黎明晖则短发赤脚，短衣短裙，像无拘无束的小鸟一样在台上又唱又跳。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黎明晖的名声也一日高过一日。 黎明晖于1925年涉足影坛，首次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战功》一片中饰妹妹一角，由于演技甚佳，从而成为公司的主要女演员之一，并主演了《小厂主》、《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等多部影片，还参与明星公司《新人的家庭》的拍摄。她以活泼爽朗的本来面貌出现于影片中，深得青年学生的赞赏。 3O年代，黎明晖加入艺华影片公司，主演了《女人》、《生之哀歌》等片，又为明星公司拍摄了《清明时节》等片。 1934年，黎明晖与上海东华足球队守门员陆忠恩结婚，此后退出影坛。 民新影片公司老板李应生之女李旦旦也是一位青春影星。她外貌漂亮，游泳、骑马、开汽车样样都会。1927年她初上银幕，即主演欧阳予倩编导的《天涯歌女》，尽管她难以体会片中女主角饱受磨难流落天涯的心清，但仍引人注目。 此后，李旦旦又主演了《西厢记》、《木兰从军》等较对她戏路的片子。后退出影坛，随丈夫前往欧洲，并进航空学校，学会了开飞机。30年代，她改名为李霞卿，曾回国做过飞行表演，轰动一时。1941年病逝。 再说成名于王汉伦之后的张织云，生于19O5年，广东人，这正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定军山》问世的一年。伴随着中国电影萌芽的过程，张织云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的童年是不幸的，3岁时就死了父亲，后来她跟随养母在上海长大，未能受到多少学校教育。 2O年代初，几部国产长故事片的问世宣告了中国电影告别萌芽时代而进入了发展和繁荣时期，电影制片公司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电影明星也在中国诞生。 从一开始，影星特别是女影星就处在一种微妙的地位，既是抛头露面的“戏子”被人鄙视，又是风头出尽的人物受到崇拜。 而在市民阶层中长大的张织云对影星则少一份轻蔑，多一份羡慕。与许多市民阶层的少女一样，影星梦成了多梦的青年时代里最诱人的梦。1923年，《申报》上的一则广告把张织云带入了电影这银色世界。 这一年，由江苏常熟人冯镇欧投资，热心电影事业的顾肯夫、陆洁等人在上海筹办名为“大中华”的影片公司。为招聘演员，他们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让志愿者附上照片函寄某信箱报名，以1O天为限。 报名期限已到，顾肯夫便开箱取函件，得报名信函百余封。他逐一拆阅后，没有发现十分满意的人选。失望之余，有人告诉顾肯夫，在他未开箱之前，已有人开过信箱，挑走了数封报名函。顾肯夫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找到先开信箱之人，索回拿走的信函，一看果然都是报名人中的佼佼者，张织云就是其中一位。 张织云很快就接到了面试通知，没有经历过多少大场面的她，来到面试地点卡尔登舞厅时不免胆怯。 考官顾肯夫询问她的家世学历时，她俯首低言，面带羞涩。顾肯夫非常赏识她妩媚而略带愁容的脸庞，尽管知她读书不多，阅历有限，仍认为她天资尚可，是可造之材，在悲剧角色方面准保有所作为。于是，张织云被大中华公司录取。这一年，她刚18岁。 1924年1月，大中华影片公司正式开张，公司的主要编导有顾肯夫、陆洁、陈寿荫、徐欣夫，摄影师是卜万苍。他们大多受过西式教育，对西方的电影文化很是着迷，这就使出自他们之手的影片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影片的技巧和风格，表现出了浓厚的“欧化”色彩。 公司于创办当年开拍首部影片《人心》，由陆洁编剧，顾肯夫、陈寿荫导演，卜万苍摄影，张织云被选为第一女主角，男主角则由当时名气很响的影星王元龙担任。 《人心》描写的是一位大纺织厂厂主的儿子与一青年女子相恋，瞒着父亲在外建立了小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得知后，非常愤怒，想方设法要毁掉这段姻缘，致使一对小夫妻度日艰难。 就在这时，大纺织厂的工人发起了罢工运动，父亲束手无策，媳妇奋勇出面请来了军警，驱散了罢工工人，挽救了工厂和家业，于是一家团聚，尽释前嫌。 该片歌颂真诚的爱情和自由的婚姻，但为剧情需要，又不惜丑化工人的形象。张织云在片中饰媳妇一角，形象端庄秀丽，虽初上银幕，却将媳妇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悲剧形象塑造得很成功。该片公映后，张织云即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一举成名。 1925年，大中华影片公司开拍第二部影片《战功》，张织云不但继续饰演第一女主角，而且列演员排名榜首。在《人心》中，张饰云虽饰女主角，但排名却在男主角王元龙之后。 影片《战功》仍由陆洁编剧，导演则由陆洁和徐欣夫联合担任。影片描写了两位从战场归来负伤致残的洋场阔少，分别与旧情人和曾被遗弃的妻子重归于好的故事。 这是一部较早的具有反战色彩的影片，其思想倾向较之《人心》更直接地反映了创作者受一次大战后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印迹，片中亦更多地渲染了爱情生活的场景和欧化的情调。 在此片中，张织云饰演的仍是一典型的悲剧角色，生离死别、破镜重圆的人生悲欢故事使她赢得了更多的观众，从而脐身于一流明星的行列。 张织云的崛起令影坛瞩目。1925年，2O年代最负盛名的明星影片公司正在筹划拍摄一部荟萃上海影、剧、歌坛最著名的演员的影片《新人的家庭》，该片可谓中国“巨片”之滥觞。 张织云不仅与红极一时的杨耐梅、黎明晖、宣景琳等一流影星共演此片，而且列演员排名之首，足见其影响之大。拍完该片后，张织云正式加盟明星公司，成为该公司的主要台柱之 接着，张织云为明星公司主演了曾产生空前轰动效应的影片《空谷兰》。该片由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包天笑编剧，蓝本则是他自日文转译的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的小说《野之花》，片中人物和场景则全部换成中国的。“明星”大编导郑正秋为影片撰写说明，“明星”老板、名导演张石川执导。 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鸳鸯蝴蝶派故事： 侥幸从战场生还的军官纪兰荪将阵亡的战友陶时介的遗物送至陶家，目睹陶父及一家人悲痛欲绝的场景，兰荪不忍抽身离去，决定暂住陶家以慰陶父及家人。 其间，兰荪与陶时介之妹纫珠产生了真诚的爱情，乃娶纫珠为妻，婚后生子取名良彦。纫珠随兰荪赴纪家，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原来，兰荪之母早已为他安排了与表妹柔云的婚事，故待纫珠极为冷淡。 虚荣心特强的柔云明知兰荪已婚仍穷追不舍，而纪家豪华而虚伪的生活令纫珠深感窒息，她毅然留书出走，途中火车出轨，人仰车翻，但纫珠却幸免于难。此时，兰荪误以为她已罹难，痛不欲生，天天在纪家作客的柔云乘机做出百般柔情，时时劝慰。 不久，在纪母的操持下，兰荪与柔云成婚。成婚后的柔云一反常态，露出了虚伪和狂傲的真面目，使兰荪精神上极度痛苦。 柔云为猎取社会地位，用纪家的钱创办了一所学校。思子心切的纫珠更名李幽兰前往任教，得与良彦见面，虽不敢贸然相认，相处却极为亲爱。 一日，良彦突患急病，纫珠朝夕护理，无意中发现柔云竟欲加害良彦，危急关头，纫珠说明身份，保护了良彦。柔云见 阴谋败露，羞恨交集，自杀身亡。良彦康复后，纫珠自知此地非久留之地，乃悄然离去。 张织云在片中饰纫珠一角，这使她擅演悲剧的特长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机会，加之张石川导演的悉心指导和饰演柔云的艳星杨耐梅妖冶表演的陪衬，使张织云所饰的纫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眸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银幕上，张织云挥洒自如，或悲戚或忧愁；银幕下，观众如痴如醉，为纫珠的命运牵肠挂肚，同情之泪，打湿衣衫。 《空谷兰》这哀怨动人，交织着爱与恨的三角恋爱和生离死别的母子亲情的故事，极合以市民为主的观众的口味，故而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场面。《空谷兰》创下的默片时代票房收入132300余元的最高纪录，也使张织云走上了她艺术生涯的巅峰。 1925年秋，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发起选举“电影皇后”活动，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引起众多影迷的极大兴趣。 入围角逐“影后”的皆是影坛最走红的影星，除张织云外，还有风流妖艳的杨耐梅，端庄高雅的王汉伦，多才多艺的宣景琳，青春偶像黎明晖等多人，她们各自都拥有众多的影迷和崇拜者。 投票结果，张织云压倒群芳而当选，荣膺中国第一位“影后”，从而成为最为观众推崇的女影星。这年，她才21岁。 张织云之荣登“影后”宝座，固然与她的先天条件——漂亮美丽和后天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她机遇良好，有幸在经验丰富的编导下拍片，而所拍的影片题材和故事又都很吸引人。 在她表演艺术发展的道路上，顾肯夫、张石川等人都给予过悉心指点，她的成功中，有他们的心血和功劳。除了顾肯夫和张石川以外，还有一位助她成功的人物不可不提，这就是张织云的处女作《人心》一片的摄影师卜万苍。 卜万苍早年在江苏南通一家汽车公司当职员时，公司的老板家有架摄影机，他忙中偷闲，学会了摄影技术，而后转赴上海，参与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创办，并担任摄影师。 摄影师对一部影片的成败得失起着关键作用，导演的种种意图和演员的表演需通过摄影师方能再现于银幕，因而是影片公司的重要人物。 从拍摄《人心》时起，卜万苍就给予张织云诸多帮助和启发，他俩由相恋而同居，将爱巢筑在上海古拔路的一幢楼房里。他们俩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真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情人。应该说，张织云的第一次恋爱是建立在双方感情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后来的张织云追求物质刺激，沉迷于酒色之中，那她和卜万苍会终身相厮守的。 据他们当年的好友回忆，张织云和卜万苍初恋的那种温馨的生活的确羡煞了不少圈内的朋友。他俩的居室布置得精致优雅，经常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会聚之所，小酌畅谈，气氛融融。两人同居后，张织云在事业上步步登高，卜万苍也不断进取，由摄影师晋升导演，单独执导影片。 张织云荣膺“影后”不久，卜万苍应邀担任由港迁沪的民新影片公司的剧务主任和导演，并执导公司迁沪后的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女主角不用说，自然非张织云莫属。 该片由著名戏剧家欧阳予情编剧，这也是他涉足影坛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凭着在戏剧方面的深厚造诣，将故事编得委婉动人： 高利贷债主钱维德有女孟棋，其账房黄发渊有儿伯坚，自幼青梅竹马，及年长，孟琪很属意伯坚，但受新思潮影响的伯坚因鄙视钱维德的行为而有意疏远孟琪。一次偶然机会，伯坚结识了钱维德的债户之女孔素仙并爱上了她。 钱维德却设计还走了孔家，伯坚乃赴上海以著书度日，孟琪对伯坚仍一往情深，暗中帮助伯坚出版专著。伯坚心中只存素仙，终于在苏州郊外洞庭山与素仙相逢，但素仙因思恋深切已精神失常。盂琪成人之美，假素仙之名致函伯坚，使伯坚与素仙结成良缘，素仙重又焕发了青春。 张织云在片中饰素仙一角，又一次施展了她擅演悲剧的特长，渔家女素仙质朴天然，美丽天成，几场重头戏，演得都很投入，加上苏州郊外明媚风光的映衬，张织云再度征服了观众，获得了“悲剧圣手”的称号。 然而，张织云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也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过早到来的“影后”殊荣使涉世不深的张织云难免飘飘然，她的周围聚集起了一群捧场者，大多是富商巨贾式洋场阔少。 转入民新影片公司以后，张织云、卜万苍两人宁静而温馨的生活被打破了。公司老板李应生的夫人周淑芬经常邀她出入于社交场合，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渐渐使她沉迷，常常深夜才归。有时不归，在外与洋场阔少们眉来眼去，最后发展到嫖宿。 卜万苍虽有微言，张织云却执迷不悟，依然是我行我素。8年后，大梦已醒的张织云回忆起来，不无后悔： “当《空谷兰》……问世时，我才21岁。不期而然的为许多爱护我的人们注意，我的生活，便完全跌入这爱的环境的包围中。而物质的诱惑，就渐渐环绕了我，我因经历浅薄，学识不足，使我不知不觉向物质享受下了降书……” 于是，张织云越来越沉醉于巨富商贾的殷勤奉承，而对卜万苍则失去了那一往情深的爱恋。卜万苍一忍再忍，但矛盾终未化解，当《玉洁冰清》在苏州拍外景时，两人间的裂痕已公开化了，张织云时常闹些别扭，于是争吵就经常发生。 一日，在苏州外景地，张织云刚好没有戏坐在一旁休息，突然听到耳边有人叫她，回头一看，原来是上海某商行买办周某。张织云惊讶地问道：“周老板，你到苏州干嘛？” “为给你捧场啊！”周某兴冲冲地回答道。 “何必呢，这么大老远值得吗？” “值呀！为了我的崇拜者，即使要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辞啊。”周某振振有词。 “谢谢你了！”张织云悄声说。 “谢什么，今晚我在狮子楼等你哦，你可不能不赏光呀。”周某已在狮子楼订好了座。 苏州的夜晚是美丽的，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到处都有蟋蟀的叫声。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个柔软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罩上这个柔软的网的东西，任何一草一木，都不像在白天里那样现实了，它们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每一样都隐藏了它的细致之点，都保守着它的秘密，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此时的张织云已和周某从狮子楼漫步到苏州郊外，在这样的夜晚，有一个理解自己、崇拜自己的人陪着，怎不令人心神荡漾呢。两人就这样肩并着肩，互相拥着走在清凉的月夜里。 在一棵树下，两人站住了，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骚动，嘴唇之间开始摩擦。周某乘机脱掉张织云的上衣，亲吻她那圆润柔软的乳房。随着周某的吮吸，张织云再也支持不住了，两人在地上结合了…… 当张织云回到《玉洁冰清》外景地宿处时，已是深夜3点钟了，卜万苍哪里能忍得下这口气，于是，两人又争吵了一顿。拍完外景回到上海后，张织云再没有回到古拔路的寓所而径往其养母处，恩爱三年的恋人终于劳燕分飞了。 张织云的不告而别，令卜万苍十分沮丧，其好友从中调停，无奈张织云去意甚坚，誓不回头。但在她眼里，也感到自己有负于卜万苍，因此，答应再上一次卜万苍执导的影片，以了却这段“感情债”。 当年做导演的，光有才华并不一定就为公司老板所看重，还必须手中握着有对观众有号召力的影星，而张织云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拍完《玉洁冰清》后的卜万苍正打算“跳槽”转入明星公司，所以张织云干此时表示愿意与卜万苍再合作一次，无疑是她“还债”的最好方式。 1926年，分手后的张织云和卜万苍二人双双加盟明星公司，张织云果然主演了由卜万苍编导的《未婚妻》一片。卜万苍因此片在明星公司站稳了脚跟，导演了数部堪称不错的影片。3O年代，卜万苍先后转入“联华”和“艺华”，《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黄金时代》等名片皆由他执导而呈现于银幕。 与卜万苍相比，分手后的张织云则误入了歧途。早在两人分手之前，除了前文所叙述的周某外，张织云的心中就已有了另外一个人，这人便是茶界富商唐季珊。 唐季珊，广东人，大约生于1895年前后，家庭富有，后又娶了一位比唐家更富的人家的女儿为妻。他在茶叶的经营上颇为成功，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均有他名下的茶庄，他的生意甚至做到了美国，在美国也开设有他的茶叶公司。 他的婚姻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而谈不上美满，他常年在外经商，妻子并不跟随，而是在他老家常住。因而，唐季珊可以与任何一女子调情而不提心吊胆。 唐季珊乃情场老手，1925年，当张织云荣膺“影后”桂冠，一时名声大噪后，唐为她的美貌所倾倒，便千方百计地接近张织云。不久，当张织云进入民新公司后，唐季珊感到机会来临了。 民新公司乃是一家由香港迁沪的公司，公司老板李应生和黎民伟皆是广东人，和唐同乡，于是唐利用老乡关系套近乎，并表示要赞助民新公司的拍片事业，故而得以经常出入于“民新”摄影棚。 经李应生的夫人周淑芬的介绍，唐季珊结识了张织云。唐便经常要周淑芬约张织云出入社交场所，因是老板夫人的邀请，张织云和卜万苍都不便拒绝。 卜万苍陪着张织云和周、唐一起参加了几次舞会，觉得既费时间，又太费金钱，渐渐地，卜万苍就不大愿意再每天陪着张织云了，这正中了唐季珊的下怀。 唐季珊为赢得张织云的芳心，出手豪阔，一掷千金，卜万苍当然无法可比，于是，张织云慢慢掉进了唐季珊的圈套，对唐产生了好感。待《玉洁冰清》拍完，张织云和唐季珊已是日久长情，再不忍分开了。于是，张织云演出了一场与卜万苍分道扬镖而投入唐季珊怀抱的人生悲剧。 张织云与卜万苍最后一次合作拍成《未婚妻》一片后，在1926年和1927年中，又为“明星”主演了《爱情与黄金》、《为亲牺牲》和《梅花集》等片后即告别影坛，摆脱外界的一切干扰，醉心于与唐季珊的爱情生活，做起了阔太太。 此时的张织云才23岁，正是风华正茂、艺术上走上成熟的年纪，却轻易地抛弃了她的艺术和5年辛劳换来的荣誉、地位，轻信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实堪可惜，而她吞下的注定是一颗苦果。 张织云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仅消失于影坛，而且离开了上海，旅居香港等地。然而，没过几年她就渐渐发现生活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般美好，唐季珊也绝非她想象中纯情的白马王子。 张织云后来回忆道： “归国后，我和季珊，很不幸的，彼此竟生了隔膜，第一次使我心理上受刺激的，是我知道他有了夫人。第二次使我受着刺激的，我知道他分心去爱在我以前他曾爱过的妓女“花神老四”。第三次使我受刺激的，他又爱了在我以后的一爱人。” 这第三个使张织云受到刺激的不是别人，她就是30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 阮玲玉出身贫寒，自幼即随母亲为人帮佣，16岁那年，她与富家少爷张达民同居。张达民不务正业，坐吃山空，阮玲玉下决心自谋生路，报考明星公司，被卜万苍慧眼识中。后来她又加入联华公司，3O年代，拍摄了一系列轰动影坛的影片，阮玲玉从而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女影星。 阮玲玉的走红使见异思迁的唐季珊找到了新的猎艳目标，他抛开张织云，转而向阮玲玉进攻。和张织云一样，阮玲玉对唐季珊日渐有了好感，并与之同居。 唐季珊的移情别恋终于使张织云痛苦地醒悟过来而与唐季珊分手，然而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一去不返的青春和稍纵即逝的事业上的机遇。 相比之下，阮玲玉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痛，这代价乃是生命。据说，识破了唐季珊伪君子面目的张织云曾邀见与唐热恋中的阮玲玉，告诫她谨防受骗，使阮玲玉深受震动。 阮玲玉生前一直疑惑唐季珊是否在玩弄她的感情，直至1935年3月8日凌晨服药自尽，临死前仍在问唐季珊是否真的爱她，在她留给唐的遗书中也清楚地表露出对唐怀疑的心态。当然，这些均是后话，暂且不提。 与唐季珊分手后，张织云百无聊赖。一日，已显得苍老的张织云失魂落魄地站在街道边上，望着远处发神，此时她孤寂了，她多希望有一个人和她说说话呀。 忽然，一辆小轿车在张织云面前嘎然而止，张织云抬头一看，是目前影坛最走红的影星胡蝶。胡蝶放下车窗，叫道：“张女士！” “是胡小姐。好久不见。” 胡蝶问道：“做什么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 张织云观不守舍地说道：‘哦……我想叫辆汽车……” “上车吧，我送你好了。” “可是……我也不晓得要去哪里……” 胡蝶一愣，怔怔地望着她。胡蝶此时不知道张已和唐季珊分手了。 “胡小姐，我能请你去喝杯咖啡吗？” “好吧。” 一家咖啡厅的包间里，张织云像是怕冷似的自顾自喝着热咖啡。 “你的脸色不太好。”胡蝶关切地问道。 “好不了。” “是不是跟唐先生吵架了？” “是呀，天天吵，时时刻刻吵……” “夫妻嘛，哪有不吵嘴的……”胡蝶劝慰道。 “夫妻？谁跟谁是夫妻？他在老家一直是有妻室的！” 胡蝶一愣。 “从前我不过算是他的金屋藏的娇，现在嘛，玩也玩够了，只能当作破鞋子踢掉了。” “不会那么严重吧……” 张织云苦笑了一下：“要说也怨不得别人，只怪我当年经历浅薄，经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和金钱的诱惑……结果才落得今天的竹篮打水一场空！” “唐先生现在……” “又忙着去骗别的女人了。唐季珊那种人……平生就擅长两件事，一个是赚钱，一个是骗女人。” “可是……”胡蝶想问些什么。 “只可借呀，那些女子都还看不透……像我当年一样，多蠢！当时卜万苍跟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人被情迷，一句也听不进去的。”张织云像是在回味前事。 见蝴蝶不说话，张织云又说：“从前总想找个有钱又有情义的男人作后半生的依靠，真是大错特错了，有钱的男人靠不住，有情的男人只怕是对谁都有情，然后得了你的情就会厌弃你！” “那你们现在……” “分手了，就是刚才的事。”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走着再说吧。” 胡蝶回家后，啼嘘不已。她想象张织云那样一个大红大紫的女明星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令人费解。回到公司后，她又把张织云的遭遇说给大家听，引起大家一致同情。 俗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明星老板张石川听后，觉得如让张织云再度复出，是否可以再度引起观众的轰动呢？张石川想试试，便把想法告诉了胡蝶。 再说与唐季珊分手后的张织云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始显困顿，当胡蝶把张石川有意请她复出的消息告诉她后，她精神一振，乃萌复出之念。 1934年，已年届3O岁的张织云勉力戒除了吸鸦片烟的嗜好，积极锻炼身体，恢复体形，又苦练国语（此时已是有声片时代），准备再度出山。 明星摄影棚里，影片《麦夫人》正准备开拍。张石川正在摄影机前吸着烟，有些烦躁。 穿着剧中人的服装、浓妆艳抹的张织云走了进来。 “张先生……”张织云招呼道。 张石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化了这么浓的妆？看看你脸上的粉，拍拍就要往下掉渣子！” “那有什么法子，粉太薄这脸上的皱纹就露出来了。” 张石川只好说道：“好好好，开始吧。这场戏是你刚刚被戏院里的老板撵出来，你回到家里，丈夫又去烟馆了，你看到孩子已经发烧烧得昏死过去了。” 张织云点点头。 张石川对摄影师：“开麦拉！” 张织云的动作表情都极其夸张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进“家”门。 “这个天杀的挨干刀的，怎么又去烟馆了！阿宝——阿宝你怎么了？哎呀，这么烫手，一定是发烧了！阿宝！我的天啊，怎么已经烧得昏死过去了！” “停！”张石川大叫道。 张织云不解地看着导演。 “你还会不会演戏？要是什么事情都能用你这唠唠叨叨的自说自话交待清楚，我们还要演员干什么？随便找个说书的先生肯定也比你来得精彩！”张石川有些怒气冲冲了。 “可是……” 张石川摇摇手：“你回来的时候并不晓得你的丈夫去哪儿了，只晓得你自己丢了吃饭的生意！你应当是什么样的感觉？” “难过。” 张石川点点头。继续说：“你看到孩子的时候也并不晓得他病了，等你抱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张织云好像听懂了：“我明白了。” “明白了？那就再来一遍！开麦拉！” 张织云不再讲话，而是用了更加夸张的哑剧的表情，表演悲切，痛不欲生，抱着孩子像是在摇一件物品…… 张石川大喊道：“停！” “张先生，我演得还不对吗？”张织云怯怯地问。 张石川长叹一声，痛苦万状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几日后，张织云得知张石川已将她的角色换成别的演员的时候，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由于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到别的公司去应聘。 然而，在她息影的这六七年中，新星辈出，各公司老板已嫌张织云人老珠黄，国语又不佳，于是她的复出仅昙花一现，复归于沉寂。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竟致淹没于茫茫人海，不知所归。 最后张织云不得不沿街乞讨，70年代死于香港街头。 继张织云之后，又有陈玉梅荣登影后宝座。陈玉梅生于191O年，原名费梦敏，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摄制的《松柏缘》中作为配角初上银幕。 1927年，陈玉梅进人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三笑》、夜光珠》、《双珠凤》等影片，不久，嫁与“天一”老板邵醉翁。邵曾不惜花费金钱，购买刊有选举电影皇后选票的杂志，为陈玉梅争来了电影皇后的冠冕，尽管她的演技并不十分出众。 20年代末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武侠神怪片造就了一批武侠女明星，最为著名的有夏佩珍、范雪朋、邬丽珠和徐琴芳4位。 夏佩珍，明星公司捧起的武侠红星，原籍山东历城，其叔父夏天忍是上海文明戏舞台上的著名悲旦，经他推荐，入明星影戏学校。 1928年，“明星”开拍《火烧红莲寺》，她被选为女主角昆仑派女侠甘联珠的饰演者。她并非十分漂亮，但眉宇间有股勃勃英气，又能刻苦练功，女侠正对她的戏路。该片拍成上映，一鸣惊人，脐身于一流明星的行列。她一气主演了18集《火烧红莲寺》，成为最走红的武侠女星。 武侠片衰落后，她在“明星”仍居主要演员地位，在《狂流》、《落霞孤骛》等片中，有较出色的表演。可惜染上鸦片毒瘾，不能自拔，终被影片公司抛弃不用。 范雪朋和徐琴芳均是友联影片公司的武侠红星。 范雪朋原名姚雄飞，江苏宜兴人，曾在常州读书，卫4岁辍学在常州当上了摇袜女工。后经同学、陈铿然夫人徐琴芳介绍，进入上海友联影片公司。 1927年，范雪朋因饰演《儿女英雄》女主角十三妹而走红。为拍此片，她苦练骑马、射箭、使刀、舞枪、弄棍，加上电影特技，银幕上，她的武功和俏丽的外貌令观众叹服。《儿女英雄》一连拍了五集，皆由她主演，后来又拍了《红侠》等多部武侠片，作为女侠明星，她红极一时。 范雪朋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拍《儿女英雄》和《红侠》时，我对武侠片感到兴趣，空闲时间，常常练功、骑马。…… 武侠片一部部拍下来，我越来越不满意，故事既千篇一律，在摄影场上拍戏，又乱七八糟……。” 此外，拍武侠片充满了危险，稍有不慎，轻者受伤，重则残疾，她曾从屋顶掉落，腰椎受伤，所以对于武侠片，范雪朋后来感到又惊又怕。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友联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之中。范雪朋和丈夫文逸民创办了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4部影片，因暴露社会阴暗面的影片《铁链》被禁而关门。此后，范雪明又转入“天一”公司和“艺华”公司，拍摄了数部影片。 徐琴芳是友联影片公司的老板娘和台柱。江苏常州人，随家迁居上海，入中华电影学校。不久，结识陈铿然并与之成婚。 1928年，陈铿然创办友联公司，徐琴芳主演了最初几部影片，但反应平平。后经她推荐的范雪朋主演《儿女英雄》引起轰动，使她为之心动，便于193O年主演《荒江女侠》，果然因此走红。 两年间，徐琴芳连演13集，备受武侠片迷的青睐。3O年代曾应邀担任新华影片公司首部影片《红羊豪侠传》的女主角，此后，徐琴芳便退出影坛。 月明影片公司的武侠明星邬丽珠，早年曾在“精武体育会”受过严格训练，为她日后拍摄武侠片打下了基础。 1928年，她与查瑞龙主演的《关东大侠》使她脐身武侠红星行列。 银幕上的邬丽珠英姿飒爽，身手矫健，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舞枪弄棍灵巧异常，深受观众尤其是南洋观众的欢迎。《关东大侠》连拍了13集，月明影片公司因此在南洋拥有了很高声望。 1931年，邬丽珠在其姐姐邬爱珠去世后，嫁与姐夫、“月明”老板任彭年，继续拍摄《女镖师》等武侠片。 月明影片公司倒闭后，邬丽珠又随夫赴南洋各地登台演出，并在香港为南洋影片公司和大中华影片公司等拍摄了《怪快一枝梅｝）、《剑光血影》等武侠片。直至40年代末，邬丽珠仍有武侠片问世。郎丽珠拍摄武侠片的生涯长达20余年。 在2O年代崭露头角的女影星还有蝴蝶、阮玲玉诸多大名鼎鼎之人，但她们对电影艺术的主要贡献是在30年代，一个轰轰烈烈的3O年代，且听下回分解 第03章　如痴如醉少女天造银幕恋　如梦如幻少男地设美人缘 如痴如醉少女天造银幕恋如梦如幻少男地设美人缘 且说随着30年代初武侠神怪片热潮的消退，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3O年代电影从题材的选择、表现方法、导演艺术、演员表演到摄影、音乐，全方位地展示了新的风姿，它宣告了中国电影正在走向成熟。 以《姊妹花》、《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等片为代表，一批充满着时代气息，洋溢着爱国热忱，蕴含着人生哲理，贴近社会生活的影片涌现出来，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佳作纷呈的高峰时期。 在题材选择上，3O年代电影不再局限于家庭恩怨的小圈子内，不再热衷于不着边际的武侠打斗、神怪显灵，而是将影片的触角伸向了现实社会，从而使电影得以展现广阔的社会场景：青年学生理想幻灭，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下层人民痛苦呻吟。所有这些，均在银幕上—一呈现出来。 在影片拍摄制作方面，3O年代电影也透露出成熟的气息：2O年代电影以郑正秋为代表的叙事清楚明白、通俗流畅、民族气息浓郁的导演风格为30年代导演所继承。 随着曾在西方系统地学习过戏剧、电影理论和艺术的导演的成长，随着外国影片特别是苏联影片在中国的放映，外国电影理论及流派在中国的介绍和流传，中国电影界新一代的导演日益注重电影特性的发挥，比较自觉地利用电影思维。 而有声电影技术的日趋成熟，又赋予了电影以新的面貌，对白、插曲、音响的成功运用，使音画水乳交融，渲染出各种不同的气氛，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摄影已不满足于记录一个故事，光影效果、画面层次、镜头的调度以及组接的新颖合理成为摄影师孜孜以求的目标。 所有这些都使30年代电影具备了比20年代电影更高的表现力，显示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造型威力。 30年代影坛还是杰出的电影人材辈出的时期。以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为代表的左翼编导崭露头角；以郑正秋、洪深、史东山为代表的从2O年代过来的编导更趋成熟；以孙瑜、蔡楚生、吴永刚为代表的新编导也出手不凡，后来居上。 30年代电影明星更是光辉夺目：金焰、袁牧之、赵丹、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陈波儿、黎莉莉等人将电影表演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深得观众喜爱。 在群星闪烁的30年代影坛，有两颗分外耀眼的女明星让人刮目相看，那就是胡蝶和阮玲玉。 却说1908年初的一个微风吹拂的日子，在上海提篮桥恰和码头附近的一幢普通的民房里，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一个小生灵降生人世。 初为人父的胡少贡和妻子一起为孩子取个乳名叫宝娟。他们怎么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生逢乱世的胡宝娟日后竟成了风华绝代的电影皇后。 就在宝娟出生的这一年，大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有人推论，这些年来，列强环伺于外，革命党蜂起于内，清廷腐败无能，这大清王朝恐怕气数已尽。 果然，3年后的1911年1O月1O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到此已算寿终正寝。 面对如此不安的局势，胡少贡夫妇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宝娟。父亲开朗宽厚富有幽默感，母亲慈爱温柔但又不失严格。于是，宝娟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了自己幸福的童年。 胡少贡原籍广东鹤山，祖上并无特别显赫的人物。到胡少贡这一辈，他的姐姐嫁给了日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弟弟，他们住在上海时，把胡少贡一家也接来了上海，所以宝娟便在上海出生。 有一年，胡少贡得到姐夫的提携和推荐，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有了较为丰厚的薪金。但胡少贡长年奔波在京奉铁路上，时而北京，时而上海，时而广州，搬家便也成了宝娟童年难忘的回忆。 八岁那年，全家搬到天津。这一年，父亲将宝娟和堂妹胡珊送入天主教的圣公学堂读书，在当时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能上学读书，更不用说去上教会学校了。 其间的学习生活虽然如同天主教一样呆板而乏味，但毕竟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她日后很容易地理解各种角色的内涵并把握角色的心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时，宝娟改名胡瑞华。 宝娟的母亲自生下宝娟后，就再也没怀上孩子。母亲是个守旧的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为胡家添个男丁，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为人妻的责任。 在天津住下后，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要丈夫纳妾生子之事，在母亲的坚持下，胡少贡纳了妾。宝娟的庶母是个旗人，本份老实，妻妾相处，倒也和谐。庶母过门后，一连生下四子一女，胡家人丁兴旺了。 宝娟和庶母以及弟妹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庶母和弟妹们也喜欢宝娟。值得一提的是，宝娟自从影后，总是庶母跟随她左右，照料她的生活起居。宝娟还从庶母那里学来了一日道地的京白，为日后从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瑞华（即宝娟的学名）已经9岁了。这一年，胡少贡辞去了京奉铁路总稽查的职务，带着全家迁回祖籍广东，在广州安家。 瑞华自幼性格开朗，喜好新鲜事物，对传统的表演艺术很是入迷，因此在广州居住期间，她特别盼望节日的到来。每逢传统节日，那种充满着乡土气息的民间娱乐庆祝活动，充斥着大街小巷，她常常跟着这些走街串巷的民间表演团体，走出很远很远。 父亲对瑞华是宠爱惯了的，因而逢年过节，只要附近什么地方有戏剧演出，他总是带着瑞华穿行于大街小巷，不会放过任何一场演出。 瑞华尤其钟情于灯影戏，灯光透过皮影产生的效果，几分夸张，几分虚幻，比起实实在在的真人和木偶来，瑞华觉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看着布幕上一个个活动的剪影，瑞华在她那小小的脑海里，为他们添上了生动的眉眼口鼻，真是趣味无穷。 光荫茬冉，转眼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中国电影已经如火如荼，又有多家电影公司从事拍片活动，电影也由过去的短片渐渐走向长片。1922年，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开始上映，中国电影已开始走向成熟。 一天，胡少贡突然萌生要带女儿瑞华去看一次电影，其目的也不过是满足一下孩子的好奇心，让她体会一下电影银幕上的那份惊奇；或是觉得自己长年奔波在外，给予孩子的大少，借此弥补一下这份情感上的内疚。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胡少贡绝未意识到孩子会和电影有什么联系。 然而瑞华一生和电影注定要结下不解之缘，并如痴如醉地爱着电影，正是父亲这第一次带她走入电影院而使她步入了另外一片新的天地，她的一生似乎注定要献给那块不太大的银幕。 1922年的一天，14岁的瑞华和父亲坐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内，急切地等着影片的开映。影院内灯光渐渐隐灭，银幕上亮出了两个大字：《海誓》。这是由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一部国产故事片。 随着银幕上故事情节的展开，瑞华的心被影片抓住了： 年轻英俊但家境贫寒的画家周选青与美丽的妙龄少女福珠相爱了，他们互相盟誓，永远相爱，如有负心者，必蹈海自杀。但福珠却没有能经得住富有的表哥的诱惑，竟毁前约，允诺了表哥的求婚。当她与表哥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时，忽然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逃离教堂，复投奔画家。画家正伤心不已，见福珠前来，遂痛斥其见异思迁，拒而不纳。福珠想起所立誓言，掉头奔向海边，欲蹈海自尽以谢画家。画家在福珠离去后猛然惊醒，急追至海边，救起福珠，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时的瑞华已是泪流满面，紧张的心情随剧情变化而起伏，待到影片中圆满的结局，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手轻轻拭去脸上的泪水，看着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 其实，《海誓》这部影片情节很落俗套，风格又很西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但将文明戏中的场景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对14岁的少女来说，仍感到有说不出的新奇。 特别令瑞华羡慕的是影片中的女主角殷明珠。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进入演艺界是要有一番勇气的，而殷明珠摆脱了世俗的约束，勇敢地走上银幕。《海誓》使殷明珠声名远扬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明星。尽管有人对她嗤之以鼻，但她的成功为后来的胡蝶（即瑞华）这样的人开辟了道路。 1924年初，瑞华的全家又从广州迁回上海，胡瑞华进入了务本女中读书。此时电影在上海已如雨后之春笋，蓬勃发展，无可非议地成了中国电影最主要的基地。 胡瑞华除了上学读书外，一有机会便去看电影，这令她的父母大伤脑筋。母亲开始迁怒于丈夫胡少贡，说他当初要是不带她去看电影，瑞华便不至于如此痴迷不悟。父亲却是另一番想法，他认为只要瑞华不要因为看电影废荒了学业就行了。 而瑞华也并非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女孩子，她从来没有因为看电影而耽误过功课。况且随着接触的影片渐渐多了，她对影片便有了选择性。这年年初，胡瑞华看了一部名叫《孤儿救记记》的电影，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使胡瑞华萌发了要当电影女明星的朦胧愿望。 这部影片由王汉伦主演。王汉伦的身世坎坷曲折，如果说是影片打动了瑞华的心，倒不如说是王汉伦的坎坷经历打动了她。看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王汉伦，其成功不觉让她心动。王汉伦能成功，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时机终于降临了。 1924年，胡瑞华已是16岁的亭亭少女，这天，百无聊赖的胡瑞华静静地坐在学校门外的台阶上，微风吹起，掠起几缕头发，斜斜地横在她的脸上，她用手顺了顺头发，抬起头望着天空一丝丝白云淡淡地抹在蓝色的背景上，悠闲自在。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随手用小木棍在地上胡乱地画着。 “瑞华，在想什么心思了？” 突然，一声招呼打乱了胡瑞华的思绪，她回头一看，是她最要好的同学徐筠倩。 “哎，天已经快黑了，还坐在这儿发愣，看你回去你老爸不打你的屁股。”徐筠倩说着把胡瑞华拉了起来，两人说笑着向家中走去。 走到一根电线杆前，一张广告吸引了两人的视线，凑前一看，是一张招生启事： 兹有中华电影学校首期招生事宜。 中华电影学校乃由上海大戏院经理曹焕堂先生投资创建，设于爱多亚路，现已聘请留洋归国之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等人主持，旨在培训电影演员，提高电影演员之素质。本校本着发掘人才、培养人才之宗旨，凡有志于电影业者，不分性别年龄，均可报名应试。本校毕业生均可得以推荐，在电影之中展露才华。云云。 胡瑞华看完招生启事后，突然拥抱徐筠倩，悄悄说：“咱们去报考电影学校，如何？” “行吗？” “有什么不行！” “就怕父母们不愿意。” “那我们先不要告诉他们，”胡瑞华胸有成竹地说，“如果我们考不上，权当什么也没发生。如果考上了，再做打算。” “这主意好！” 徐筠倩对电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听瑞华这么一说，便爽快地同意了。 两人开始筹划此事。 忽然，胡瑞华想起来，她说：“你看，要想不让父母知道，那就不能用真名字，如果电影学校把报名的人全部公布出来，父母们看到，那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那你改名吧。”徐筠倩回道。 “你呢？” “我就不改了，反正我爸爸是留过洋的，开放得很呢，即使我考电影学校让他知道了，也无所谓。”徐筠倩说道。 “那好吧，可我改什么名字呢？”胡瑞华在一旁犯了愁。 “叫胡琴怎么样？”徐筠倩提议道。 “听起来不错，只是叫了这名之后，你整天就会被人拉过来、拉过去，拉过来、拉过去……” “那叫什么名字呢？” 瑞华没有答理徐筠倩，双手托腮，看着绿草随风一起一伏，如波浪一般。远处几簇花丛星星点点，朵朵各种颜色的花随风飘舞。忽然几只蝴蝶翩翩飞来，围着花丛上下翻飞，悠闲、雅致。 “蝴蝶……嘿！”瑞华突然猛一拍手，把徐筠倩吓了一跳，“我叫胡蝶怎么样？蝴蝶的‘蝴’去虫字旁正好是我的姓。” 于是，瑞华就以“胡蝶”为名，报考了中华电影学校。从此，这个艺名与她一生相随，从未变更，这美好响亮的艺名和她日后的奋斗、挫折和荣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应试的日子终于到了。 这一天，胡蝶起得特别早，坐在镜前，细细地梳理打扮了一番。16岁的年纪似不够成熟，于是她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美丽的少妇：长坠耳环，长裙圆角短袄，再在左襟戴上一朵花。她望着镜中的自己，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展现在明媚的阳光里，不由得心中一阵喜悦。她暗暗祈祷：一定要马到成功。 胡蝶走进考场，主考台前，一字排开坐着几位主考官，居中而坐的是洪深，在他两旁，还有陈寿荫、陆澹盥、汪煦昌、徐琥等人，这几位都是当时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物。 洪深是著名的戏剧家，他参与了中华电影学校的创建，并主持该校的教学工作。陈寿荫是1924年初创建的大中华影片公司的导演，该公司的第一部影片《人心》就是他和顾肯夫联合导演的。陆澹盒是鸳蝴派文人，此时，鸳蝴派文人已介入电影创作。汪煦昌和徐琥则是两位曾在法国专攻电影摄影，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俩在稍后创建的神州影片公司曾名噪一时。胡蝶徐徐走上考场中央，向几位主考官鞠躬行礼，心中虽十分紧张，脸上却露出甜甜的微笑。修长的身材、优雅的气质、姣美的容貌，给主考官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当时电影尚处在默片时代，演员靠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来展现剧情，观众的欣赏水平也不高，对女演员而言，首先要的是漂亮的外表，然后才能谈到表演才能。 胡蝶天生丽质，按要求做的一组表现喜怒哀乐的表情和动作也恰到好处，特别是微微一笑，双眼透出喜悦，脸上漾起一对酒涡，左颊的酒涡是深深的，右颊的酒涡则若隐若现，一张俏脸显得特别生动。 “真是可造之材！”几位主考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胡蝶被顺利地录取了，从而迈开了步入影坛的第一步。 那天，徐筠倩也被录取，两位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如两只放飞的鸽子自由地飞翔。她们一路说呀，笑呀，仿佛人生所有的美事现在都集中在她们身上。 她们觉得蓝天是那样的可爱，阳光是那样的温暖，连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也似乎都对她们露出了微笑，那往日震耳欲聋的电车声今天也似乎格外的悦耳。 听到女儿报考电影学校并被录取的消息，胡蝶父母的脸上都显出诧异的神色。电影演员虽可四处扬名，但毕竟仍属“戏子”之列，一般体面人家的孩子，心中羡慕电影明星的生活或许多半有之，但要自己真正下银海，那是没有勇气的，家庭、社会的压力，早已使她们望而却步。 胡蝶见父母那吃惊的样子，赶紧解释：“今年我已经16岁了，家中人口太多，我不想看到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年迈的父母身上。身为长女，我应该为父分忧，不能光图自己享乐。再说，对电影我已是一往情深，并不是一时兴趣所至。” 听了女儿的一番话，胡少贡夫妇心中一阵激动：女儿，你长大了，懂得为父母分忧了，就凭这一点，作父母的没有白疼你。但目前，家境尚可，还无需女儿操心，你还是继续读中学为好。 但此时胡蝶主意已定，一向由着女儿的父亲便不再阻拦了。他叮嘱道： “孩子，你还小，演艺业的种种艰辛你还不能懂得。你能有机会磨练一下也好。但记住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轻信，也不可任性。一旦感到电影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勉强，要及早抽身，适合你的职业多着呢，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父亲的话中分明带着一种沧桑。胡蝶望着已不再年轻的父母，心中涌起一种无限的感激。她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学出名堂报效父母，就这样，胡蝶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步入了中华电影学校。 中华电影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电影演员培训学校，创办人曾焕堂。学校条件尽管很简陋，但有着著名的戏剧家和一群好学上进的学生。尤其让胡蝶感到幸运的是，洪深先生是中国电影界的先行者，也是屈指可数的电影艺术家。胡蝶成名后，曾主演过多部洪深编剧的作品。 在学校中，胡蝶尤其喜欢表演课程，她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演员。在当时的默片时代，演员主要靠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来展现剧情，所以演员的一颦一笑，一个眼神要表现一种心境，既不能过火，也不能过淡。而这些表演对胡蝶来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除了学习表演外，胡蝶还学会一些电影演员必须会的看家本领，比如骑马、开汽车等。当时，上海已有专门教授骑马的场所，胡蝶凭着非凡的勇气，百折不挠，硬是学会了骑马。 至于学开汽车，比学骑马多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汽车驾驶学校。但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胡蝶，她和同窗好友徐筠情商量，拦出租车，付双倍价钱，让司机在郊外教开车。经过司机的—一指点，她俩几天下来，总算马马虎虎地掌握了开车技术。 电影学校的纪律十分严明，如每晚七时至十时的上课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如无故旷课三次以上，学校会毫不客气地勒令退学。 这样严格的要求对于电影演员十分必要，拍电影是许多人的合作，而拍摄的时间又不能固定，有时是凌晨，有时则会是深夜。电影演员成名之后，应酬多了，架子大了，往往不能守时，令导演和同行们大为头疼。 而胡蝶成名后，却未染上这个明星的“通病”，这与她初入道时即有严师督促而养成守时的好习惯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与她自小所受的家庭教育而养成尽职尽责的品格也不无关系。 中华电影学校只办了一届，就因人事、经费各种原因而结束了。但这个学校成了胡蝶成为电影明星的摇蓝。的确，从此时开始，胡蝶的命运就和中国电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毕业的日子到了。这是1924年底。 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离别的氛围中。冬日的阳光和煦地照在校园里的每一间房子上，时有时无的朔风不断吹起丝丝的尘上，洒落在窗户上，细细的。校园里空无一人，静静地，似乎听到冬日之光的叹息。 忽然从一间教室里飞出了学生们的歌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深情而又有点凄凉。 在教室里，讲台上边挂着一条横幅：“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所有的学生面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表情庄重地继续唱着：“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当胡蝶于1924年底走出中华电影学校之时，中国电影正进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繁荣期。 刚刚走出校门的胡蝶，急切地希望早日在水银灯下一显身手，于是，数日来，她奔波在上海的数家电影公司。但每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家门时，她的眼神已告诉父母这一天的奔波是徒劳的。 为了尽快地走上银幕，胡蝶找到了她在中华电影学校时的老师陈寿荫，陈老师此时正受聘于大中华影片公司，创办人是江苏常熟人冯镇欧。陈寿荫为该公司的编导。 陈寿荫听完胡蝶的一番情况后，便说：“胡小姐，你们的毕业作业我都看过，很不错的。现在我们这儿正好有一部戏，你肯不肯去试着演一个小角色？” “能问这部影片名字是什么吗？” “哦，叫《战功》。” “主演是谁？” “张织云。” “就是那个悲剧圣手？” “是的！” “那我愿意，愿意。”胡蝶忙不迭地答应，能和悲剧圣手同台演戏，那是胡蝶莫大的荣幸。 胡蝶第一次走进摄影场，一切都感到新奇。只见摄影场内，分别搭着几个场景，有实物，也有画在画布上的。在一面墙上贴着“幕表”，也就是电影剧本，写着各个场景主要情节和演员表演的要领。当时的电影剧本更像是文明戏的剧本，非常简单。 开拍前，导演把演员召集在幕表前，交待这场戏每个人该如何如何演，并做些简单的示范。演员明白了，也就可开拍了。 因为是默片，演员也不必背台词，对语言能力就更无要求了。开拍前，演员可根据剧情，随口编些什么说说，甚至可说些跟剧情毫不相干的话，只要嘴唇在动表明在讲话就可以了，至于讲的内容则用字带来表示，这是后期制作的事了。 胡蝶走进了化妆室。这化妆，令胡蝶大开眼界。只见张织云将一张俏脸抹得雪白，再描上黑黑的眉，涂上红红的唇膏，仿佛戴了面具一般。接着，又将脖子、手臂和双手以及裸露出来的皮肤也涂上白色。 张织云望着满脸惊讶的胡蝶，笑着告诉她：非这样化妆不可，不然的话，拍出电影来就成黑人了。原来，当时的电影胶片感光度低，拍出来的人物景色都偏黑，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必须化得白一些才行。 刚开始时，只知将脸涂白，拍出来一看，脸倒是白了，可脖子、手臂等裸露部分仍是黑的，十分别扭，后来就一概涂白了。胡蝶明白了，也开始往脸上、脖子上涂白粉。 胡蝶转头再一看《战功》男主角王元龙的化妆，又吓了一跳，只见王元龙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从绷带里渗出来的血却是灰黑色的！王元龙告诉她影片是黑白的，涂什么颜色的血迹，拍出来都差不多，灰黑色的倒更像呢。胡蝶将信将疑。 化完妆就开拍了，头几个镜头没有胡蝶的戏，她在旁静静地看。接着就要拍胡蝶的镜头了。导演告诉她，这场戏是她走过去耐心地安慰正在哭泣的张织云，并为张轻轻地拭去眼泪。胡蝶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开麦拉！” 导演一声令下，摄影师摇动起了摄影机（当时的摄影机都是手摇的），胡蝶向张织云走去，一边暗暗告诫自己：要镇定！可步子迈得仍有些僵硬。 胡蝶走到张织云身旁，轻轻地抱着张织云的肩以示安慰，她看到两行清泪正自戴着眼镜的张织云的眼中流出，为避免反光，眼镜上并无镜片，只是个空镜架而已。胡蝶掏出手绢为张拭泪，一紧张，竟从空的镜框中擦了进去。 “NG（nogood）！”导演大叫道。 胡蝶一愣，猛然醒悟到，应该先抬起眼镜再试眼泪。于是只好重拍。 《战功》很快拍竣并公映了。映后很快受到观众的欢迎，王元龙和张织云也因此成为观众喜欢的电影明星了。他俩后来在银幕上大显身手，分别成了中国最早的“影帝”和“影后”。 胡蝶因在《战功》中露面不多，表演也很幼稚，并未引起观众多大注意。但毕竟是她步入银海的起点，从此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银海生涯。 拍完《战功》后的一个多月，胡蝶呆在家中无事可做，她常常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之中。她觉得她必须去做点什么从中解脱出来，她必须再去寻找合适的角色，在银幕上忘记现实的生活。 机会来了。 1925年秋的一天，胡蝶的同窗好友徐筠倩前来探访。 “胡蝶小姐都成了大明星了，连招呼也不打，真是气死我了。”衣着华丽、打扮入时的徐筠倩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胡府。 “啊，是筠倩！”胡蝶惊呼道，“瞧你这身打扮，不气死我才怪呢，快请坐下，这毕业之后就没见你的踪影，到哪儿去了？” “我加盟了友联影片公司。” “拍什么片子？” “正在筹拍一部片子，拟定我为一女主角。”原来徐筠倩加盟“友联”后，与这家公司的老板陈铿然正在热恋之中。 “羡慕死了。”胡蝶脸上露出妒忌的样子。 “你现在接什么片子了？”徐筠倩问道。 “哪儿有片子啊。”胡蝶愁眉苦脸地说，“我正急呢，想去找一家电影公司。” “正好，我来找你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到我们友联公司去，我们正在拍一部叫《秋扇怨》的片子，里面有两个女主角，一个我来演，另一个我向导演推荐了你。” “哎呀，爱死你了。”胡蝶听后立即搂住徐筠倩跳了起来。 “你知道这部戏的男主角是谁吗？是一个叫林雪怀的演员。” 徐筠倩顿了顿，满神秘地说：“他还说认识你呢，他直夸你，说你‘绰约多姿，妩媚天然’，一听我向导演提起你来，就一个劲地劝导演把你要过来。你们在哪儿认识的呀？” 胡蝶脸上掠过一片红晕，嘴上随便答道：“有一次在张织云家聚会认识的。” 在拍《战功》中，张织云搞了个家庭聚会，邀请了胡蝶、林雪怀、徐导演。此时的张织云和卜万苍的婚姻正处在危机当中，因为张织云认识另外一个人：茶商唐季珊。 张织云的家。 张织云在给卜万苍斟酒，卜万苍用手臂揽着她。 张织云站了起来，拉着胡蝶的手，指着林雪怀问道：“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不是演《最后之良心》的林先生吗？”原来胡蝶从一进门便认出他了。 林雪怀长胡蝶几岁，很早就步入影坛，并且还颇擅长照相。1924年，上海百合影片公司成立，所开拍的第一部影片《采茶女》的男主角即由林雪怀担任。影片是根据同名鸳蝴派小说改编，讲的是才子佳人饱受磨难，苦尽甘来，终成眷属的故事。 拍完此片后，林雪怀又参加了明星公司郑正秋执导的《最后之良心》的拍摄，这是部嘲讽封建婚姻习俗的喜剧片，林雪怀在片中演一个入赘的女婿，最终也不得与心上人结合。 林雪怀缺乏表演才能，演技平平，没有什么上佳的表现，由于他演的均为爱情故事，倒也引起了小小的波动，但终究知者甚少，远不及当时的男星女星们。 林雪怀听完张织云和胡蝶的对话后，忽然不好意思起来。从她刚进门的时候，便注意起胡蝶，看到胡蝶姣美的面庞，他的心中莫名其妙地泛起了一阵激动。 “你叫什么名字？”林雪怀主动地问道。 “我叫胡蝶。古月胡，蝴蝶的蝶。” “名字真好，跟你的长相一样姣美，过目不忘。”林雪怀由衷地赞道。 胡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便走到窗前向外眺望。 “胡小姐，有兴趣在这里参观一下吗？”林雪怀走近胡蝶，非常绅士地邀请道。 胡蝶点点头，林雪怀带着胡蝶走出阳台，来到花园里，当看到花园里盛开的鲜花时，不由说道：“这儿可真美。” “再加上胡小姐往这里一站，真就有点‘仙境’的意思了。”当林雪怀说完话，忽然想起什么：“我何不把照相机取来，替你拍几张相片呢？”林雪怀说着跑回了屋。 林雪怀不一会儿从屋里取出相机替胡蝶拍了起来，他边拍边说：“织云小姐的好多相片也是我拍的。” 这时，张织云、卜万苍、徐导演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们了，原来是躲在这儿拍相片啊！雪怀，你可要拍好呀，胡小姐要不了几年肯定会大红大紫起来。”张织云边走边向林雪怀说道。 “这我早就看出了。”林雪怀答道。 林雪怀自此走入胡蝶的世界。 自从胡蝶第一次看见林雪怀，胡蝶17岁的心如平静的湖水投入一粒石子泛起阵阵涟漪。她常常想起他关切的眼神和那充满温情的微笑。他很洒脱似乎又有些拘谨，她能读懂他的眼神，其中的意味常令她怦然心动。 她总在想，如果有一天他向她表白她会如何反应？胡蝶不觉脸色泛红，感觉有些发烫。她无事时，总拿起林雪怀为她拍的照片，仔细端详起自己，温柔、端庄，姣美略带调皮。每看到这些照片，不由不想起长相英俊洒脱的林雪怀。 所以当徐筠倩问她什么时候认识林雪怀时，胡蝶脸带红晕。但徐并未发现这些，只是约好胡蝶准时来见导演，去试镜头。 送走徐筠倩，胡蝶兴奋得彻夜难眠，一是因为自己即将当上女主角，主演《秋扇怨》了。二是脑子里又幻出林雪怀那清秀的面容。当她想到将要和林雪怀一起拍戏，内心涌出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第二天一早，胡蝶充满信心地去“友联”应试。相见之后，老板陈铿然、导演徐琥、周克都感到满意，于是当场决定，《秋扇怨》的女主角由胡蝶来担任。 “恭喜你，瑞华。”徐筠倩站在一旁笑着向胡蝶伸出手去。 “谢谢你，筠倩。”胡蝶上前紧紧握住徐的手，发自内心地说。 “恭喜你，胡小姐。”西装革履的林雪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她的面前。 “谢谢你！”胡蝶深情地看了林雪怀一眼。 由于刚接一部影片的主演，胡蝶也顾不上再多想其他，一门心思都用在拍片上。胡蝶日后忆起拍《秋扇怨》第一次主演一部影片的心情时说： 我那时虽无当一个红星的抱负，但我生就的性格是要认认真真地做事，期望自己的表演能引起观众的共鸣。……那些日子，我几乎日日夜夜沉浸在剧情的特殊环境里。在摄影棚里，我完全服从于导演的指挥，回到家里则熟读剧本，揣摸人物的性格。母亲说我如痴如醉，常常自己门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有时哭有时笑。 胡蝶虽说是第一次演女主角，但凭着刻苦精神，十分投入的态度和良好的悟性，加上导演、摄影师和同事们的悉心指导帮助，演得落落大方，颇为称职。 片成公映后，观众记住了这位端庄娴静的女主角的形象，胡蝶也正是因为在《秋扇怨》中的表演而被资本颇为雄厚的天一影片公司看中，后聘胡蝶为“天一”的基本演员。 胡蝶日后自己认为，《战功》一片只能算是出了电影学校以后，体验了一下水银灯下的生活而已，而主演《秋扇怨》才算是“正式从事电影工作的开始”。 应该说，在拍摄《秋扇怨》的过程中，胡蝶还得到了林雪怀的诸多指点帮助。由于林雪怀早于胡蝶步入影坛，也主演过几部影片，因此，在诸多方面的经验都比胡蝶多，也就有了指点和帮助胡蝶的资本。 林雪怀是第一位走进胡蝶生活的异性青年，在拍片过程中，林雪怀对胡蝶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如果说以前是胡蝶芳心 已动，那么现在可以说胡蝶已是倾心相许了。 在影片中，林雪怀、胡蝶的定位是一对深爱的情人，全身心投入拍片的胡蝶渐渐地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二为一了。 阅世甚浅的胡蝶在尚未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优秀异性之前，便糊里糊涂地爱上了林雪怀，而且爱得很执著。 通过拍片，林雪怀对胡蝶的了解也更为深入，胡蝶不仅容貌秀美，而且性格温顺，待人真诚，工作投入，他已预感到胡蝶将来必成大器。每每看到胡蝶对他流露真情，不由怦然心动， 因此，爱情也在他的心田滋长。 当《秋扇怨》片成公映之时，这对银幕上的情人在生活中也已成为形影不离的恋人了。但林雪怀总感到信心不足，他对自己多少有些自知之明：论表演，天赋有限难成气候；论出身，一介平民而已，几无资财。 而当时电影界的女影星的恋人，以上二者至少得居其一。自己除了长相颇为得意之外，其他一无所长。他深恐不远的将来必难与前途无量的胡蝶相匹。因此，从他们相恋开始，就隐伏下了危机。 《秋扇怨》片成后，胡蝶的父母当然要去影院一睹女儿的风采。胡蝶买了四张票，两张前座送给父母，两张后座留给自己和林雪怀。 随着剧情的展开，银幕上女儿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前座观众席上父母的心，他们的情绪已被银幕上的女儿所左右，女儿高兴，他们开颜；女儿伤心，他们落泪。看完影片，他们的心中已十分明白，女儿的选择是正确的，她的表演天赋不逊于任问已成名的女影星，她会成功的。 胡蝶的父母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胡少贡阅历甚广，原本就比较开通，并不视演艺业为洪水猛兽，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女儿是否具备演电影的资质。此刻，他们的疑虑已一扫而光，因此，更加支持胡蝶全身心地投入到拍片中去。 在后座观众席中，胡蝶和林雪怀正手拉着手，紧挨着坐在一起。 银幕上，林雪怀扮演的男主角在为胡蝶扮演的女主角擦眼泪，女主角一把抓住男主角的手，将它贴在自己脸上。银幕下，胡蝶不由自主地抓住林雪怀的手，放入自己温暖的怀里。而林雪怀则一阵激动，手在胡蝶怀中不断地摸搓着。 电影还没放完，两人从影院中走出，他们激动得不能自制，在一片树荫下，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互相狂吻着，直到电影散场，两人才从梦一般的境界中回到现实。 对于胡蝶爱上林雪怀，已是过来之人的父母，虽然也觉得顺理成章，但总感到女儿似乎太草率了一些。他们觉得世道险恶，人心难测，对林雪怀的品德、性格、为人未有多深了解即爱得发疯，总觉欠妥，但又说不出实实在在的理由加以反对，只得告诫女儿不可操之过急。 但热恋中的女人哪能如此理智。胡蝶对林雪怀一往情深，把自己全部感情都倾注到电影和林雪怀身上。她开心极了，在此次拍片中，事业、爱情双丰收。 林雪怀也深深地爱着胡蝶，他常常一动不动地看着胡蝶，生怕她真像一只蝴蝶那样飞走，他有时忽然希望胡蝶永远是第一次拍戏时的胡蝶，温柔、漂亮，像小鸟一样需要一个男人保护。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他意识到胡蝶在今后的电影业中一定会出人头地时，自己的自卑感便强烈起来，他知道不远的将来自己无法与胡蝶相匹敌，想到这，林雪怀对前途怅然茫然。 但胡蝶对林雪怀的想法全然不知，她的心中充满着爱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她觉得自己一定会像张织云那样成为世人瞩目的女明星。 1926年是胡蝶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里程碑。因为在这一年，她作为一个演员已走向成熟。拍完《秋扇怨》之后，胡蝶与友联公司的合同也就结束了，但同时，《秋扇怨》的成功为胡蝶步入天一影片公司奠定了基础。 对于天一影片公司，胡蝶是有所了解的。 天一公司由浙江宁波人邵醉翁创办。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由于财运不亨通，遂联络他的三个弟弟，于1925年6月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公司设于上海闸北横滨桥。 天一公司成立的当年，便完成了《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和《忠孝节义》等三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天一”把作品定位在市民观众喜闻乐见的弱女侠士、忠孝节义的故事，其价值取向则是宣扬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传统道德，以迎合遍存于市民观众头脑中的陈旧意识。 “天一”在其广告中，大肆宣扬“发聩振聋，有功世道人心”，“集中国数千年来遗传之美德”，并公开标榜其宗旨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 曾接受过西式教育的胡蝶，对于“天一”的创作路线并不完全赞同。但对于一个只主演过一部影片的胡蝶来说，“天一”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如果能聘她为演员，那真是天大的好事。此时胡蝶不敢作此非份之想。 但好事偏偏降临在胡蝶的头上。 一天，胡蝶正在家中闲坐，一边漫无目的地翻看着报纸，一边在想：哪天到明星影片公司去试试，看能不能应聘，但“明星”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公司，要进入“明星”谈何容易。那么，“天一”也不错，但怎样进得去呢？ 正在她胡思乱想之时，保姆来报：有两个自称是天一影片公司的人想见你。 胡蝶一听愣住了，他们来干什么？转而一想，难道是聘我拍电影，立即请来人进来。来人果然是“天一”老板邵醉翁和名编剧高梨痕，胡蝶一看这两位重要人物来访，知道一定是好运气来了。 果然，邵醉翁坐下后便开口了：“胡小姐的《秋扇怨》我们都看过了，对胡小姐的形象、气质以及演技我们都非常欣赏。” “谢谢！”胡蝶谦虚地答道。 高梨痕接着说：“我们也看得出胡小姐是个很有前途的演员，今天来就是想请胡小姐到我们‘天一’，不知道胡小姐肯不肯屈尊俯就？” 胡蝶心中一陈激动，但她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平静地说：“不知是演什么电影？” 邵醉翁点着一根烟，然后说道：“不只是请胡小姐去演一两部戏，而是想请胡小姐做我们公司的基本演员。” 胡蝶颇感意外，迟疑道：“我……做基本演员？”做基本演员对胡蝶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做基本演员不但可以拿到拍片的佣金，还可以有每月固定的薪金。 再者，能被“天一”这样的在影坛上已有一定地位的公司聘为基本演员，除了考虑到受聘后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外，还能有机会经常拍片。当时胡蝶的想法是：要成名，就得拍片，至于为哪家公司拍，拍什么样的内容，成名之前，恐怕容不得你挑挑拣拣。 其实，胡蝶的考虑不无道理。在20年代中期的电影界，就其艺术氛围来说，即使不用“乌烟瘴气”来形容，说其趣味不高并不为过。电影在观众眼中，仍是个娱乐消遣的玩意儿，电影公司的老板们经营电影这一特殊商品的最终目的总是离不开赚钱，要赚钱就得有观众，吸引观众的办法就是迎合。所以不管哪家公司的方针如何、宗旨如何，但最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邵醉翁看到胡蝶迟疑的样子，忙问道：“难道胡小姐不愿意做基本演员吗？” “愿意。”此时的胡蝶虽不完全赞成天一公司的拍片方针，但对于这样一个诱人的机会却是不肯放过的。 邵醉翁听到胡蝶一口答应，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公司正需要像胡小姐这样年轻而有作为的人啊。” “年轻是不错的，有作为的话就不敢当了。”胡蝶幽默地一笑说道。 “胡小姐不必客气。” 双方略坐一会，邵醉翁站起来说道：“胡小姐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没有，清明天到公司来办手续吧！” 其实此时的胡蝶正在想心思呢，她想到林雪怀，他也好长时间没有拍片了，如果两人一起进“天一”的话，岂不是拍戏、恋爱两不误。想到此处，她试探地说道：“贵公司需不需要男演员？” 邵醉翁听此一说，连忙问道：“胡小姐说出来看看。” “就是《秋扇怨》中的男主角林雪怀。” 邵醉翁和高梨痕相视一笑，他们知道林雪怀跟胡蝶正在热恋之中，应该说，如果林雪怀的演技稍微好点的话，他们可以把两人一起聘来，但林的演技实在平平，这是任何一个导演都能看出来的，但对于胡蝶的问话又不好直言拒绝，只得说：“胡小姐，实话告诉你，本公司目前的经费有些困难，待到公司有进一步业绩的话，我们一定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胡蝶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不再说什么，但内心有些遗憾。 “天一”的人刚走，林雪怀抱着一包东西气喘吁吁地走过来。 “刚才走的人是谁呀？” “是‘天一’公司的人。” “什么，他们找你？” “是的，他们聘我做基本演员。” “恭喜你！”林雪怀贺道，“他们要不要男演员？” “这个……”胡蝶支吾起来，她不想让林知道邵醉翁的意思。 “难道说我不够格？其实，我并没有把天一公司看在眼里。” 胡蝶知道林雪怀在赌气，忙挽着林的胳臂，笑着说：“是啊，除了天一公司还有别的公司呢，明天，我陪你去找找去。” “用不着！” “干吗发那么大的火！”胡蝶也生气起来。 林雪怀一看胡蝶脸上晴转多云，连忙笑道：“我本来就没有安心要做一辈子演员，男人嘛，务实业才是做人之本……” “你想干什么？” “我想开个茶楼。” “茶楼？” “是啊，我自己也想过了，瑞华，我不是演戏的料，我觉得做生意对我更合适。”说着，林雪怀有些黯然神伤。 胡蝶看到男友这个样子，深情地说：“雪怀，你做什么我都喜欢，你知道我真的爱你。” “瑞华，谢谢你，只要你支持我，我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热恋中的人第一次矛盾冲突终于得到缓解，但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缓解，更大的矛盾一步步向他们走来 第04章　古装片武侠片奇女独占鳌头　情场关赌场关俊男两败俱伤 古装片武侠片奇女独占鳌头情场关赌场关俊男两败俱伤 且说1926年，天一影片公司和胡蝶签定了长期合同，聘胡蝶为公司的基本演员，月薪8O元。与其说胡蝶是“天一”的基本演员，不如说是台柱。邵醉翁慧眼识才，招来胡蝶，即大胆启用。 在这一年中，“天一”共出品了八部影片，胡蝶则马不停蹄地主演了其中的7部。除了《夫妻之秘密》和《电影女明星》两部外，其余五部均为古装片。 这些古装片为邵醉翁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觉得自己年初提出的“大拍古装片”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中国老百姓有种复古的心理，他们想看一看他们在戏台上熟悉的人物在银幕上会是什么样子。一方面，邵醉翁抓住了人们的心理，迎合了观众的口味，另一方面，胡蝶对剧中人物的演绎，诸如白娘子、孟姜女等，也确实真挚感人，令人泪下。 胡蝶做事确实够认真的，自从被“天一”公司聘为基本演员后，她几乎天天在水银灯下度过，常常是眼睛红肿着回家，但她从未埋怨过谁，更无一丝怨言。她认为只有多拍片，拍好片，才能出名，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由于拍片繁忙，她与林雪怀在一起的机会减少了，有时甚至一个月只匆匆见过两次面，虽然每次见面，林雪怀牢骚满腹，但胡蝶痴心不改，从未计较过他的过失。 林雪怀知道自己不是演戏的料，只好激流勇退，弃影从商，开了一家叫做“晨餐大王”的点心店。初涉商界的林雪怀，仗着从前演过电影的一些虚名，开始人们往往慕名而来，经营还算顺利。然而半年过去了，林雪怀的餐馆不仅没有起色，反而露出没落的色彩。 此时的胡蝶哪里顾得着林雪怀餐馆的兴衰，演电影已使她忙得喘不过气来，一有机会还要和林雪怀花前月下。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时候，林雪怀也从未向她吐露过餐馆的情况，因此，她对此一无所知。 一日，胡蝶拍完戏，时间尚早，她喘了一口气，心想：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和林雪怀约会了，今天到他的餐馆里去看看经营情况，顺便和林雪怀亲热亲热，不然，雪怀又会说我为了演戏忘了他了。 胡蝶戴着墨镜，打了一辆车来到“晨餐大王”门前，她走了进去，只见一个伙计在忙着，便问道：“你们林老板呢？” 伙计忙招呼道：“小姐，你请坐，你吃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吃，我找你们林老板。” “找林老板做什么？” 胡蝶微微一笑，摘掉墨镜，露出两个甜甜的酒涡，伙计这才认出是胡蝶：“哎呀呀，是胡小姐，今天你一戴墨镜，我还真的没认出来。” “你们林老板不在店里吗？”胡蝶冲伙计笑了一笑。 “林老板呀……”伙计说话有些吞吞吐吐。 “怎么，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胡蝶有些奇怪。 “胡小姐，别见气。其实对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只是我们林老板再三嘱咐我，不要我跟别人讲。”伙计抓了抓脑袋，嘿嘿一笑。 “我也是‘别人’吗？” “不是，不是！胡小姐，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林老板讲是我告诉你的呀！”伙计压低了声音。 “行了，说吧。” “林老板向别人借钱去了……” “借钱做什么？”胡蝶吃惊地问。 “胡小姐你整天演戏，对这里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这个餐馆除了开张几天有些生意，以后一直冷淡得很。现在店里卖出的钱，还不够当初林老板借贷的利息。你想，林老板若是不去借钱的话，那银行的人又要来催款了。”伙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再说，店里都搞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卖掉。”胡蝶好像自言自语，又像在询问伙计。 胡蝶的心里突然如倒了五味瓶一般，怎么也不是滋味。她有些内疚，怎么净忙着拍戏，竟没顾得上关心关心雪怀的店。她又有些埋怨，雪怀的嘴也封得够紧的，就是没时间和我说，和我父母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 但她知道此时不是埋怨发牢骚的时候，应该尽力帮雪怀一把。她默默地打开自己的皮包，从中取出钱递给伙计，说道：“你先拿这笔钱替林老板把这个月的利息交了，以后有这样的事你一定要告诉我呀。” 伙计摇摇头说：“胡小姐，实话告诉你，林老板一再嘱托，不要让你知道这事，我一拿你的钱，这不露馅了？” “为什么不让告诉我？” “这我就不知道了。”伙计又抓了抓脑袋。 胡蝶问完话忽然觉得自己问的是多余的，雪怀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他不会轻易把自己的难处说给别人，不然，就会觉得自己没本事。 胡蝶想了想，对伙计说：“这样吧，我这钱你先拿着把利息交了，如果他不要这钱，你就说算我借给他的，等他经营好一些，要付双倍的利息。” “那也不行呀。” “怎么不行？先交利息，不要拖欠。今晚我在家等雪怀，你告诉他。”胡蝶说完，扔下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胡蝶回到家中把雪怀开餐馆欠利息之事对父母说了之后，惹得父母跟着叹息。胡少贡坐在女儿对面说道：“一开始我就说雪怀选的餐馆的地点不好，居民又少，地方偏僻，赚不了钱的。可他就是不听！” “爸爸，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您就不要再说这些话打击他了，您还能不晓得，雪怀是个好脸面的人……”胡蝶劝道。 “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赶紧把店盘出去，做点别的买卖，否则时间拖得越长，钱赔得越多。” “雪怀把那家店看得很重，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胡少贡叹了一口气说道：“以后他会明白我说得没错。” “爸爸，今晚雪怀要来咱家，你可别刺激他呀。” “放心吧，女儿。也真可怜我女儿的这一片痴心，但愿雪怀能理解。”胡少贡虽颇有微词，但一看女儿那样子，也只好无话可说了。 晚上，林雪怀走进胡蝶的家门，和二老打过招呼之后，便进了胡蝶的闺房。林默默地握住胡的手说道：“瑞华，谢谢你替我交了这个月的利息，你放心，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我不是孬种。” “别说了。”胡蝶倚在林雪怀的怀里暗暗抹起了眼泪。 以后的日子里，即使有胡蝶的时常接济，林雪怀的餐馆仍是每况愈下。但与林雪怀的惨淡经营相比，胡蝶在电影界的成就却如日中天。胡蝶的古装倩影为天一公司带来了极好的利润，其他电影公司纷纷效仿，改弦易辙，抛掉“社会片”、“伦理片”、“言情片”等题材，捡起传统的话本小说，大拍起古装片来。一时间电影界形成了古装片热潮，而热潮中的弄潮儿应属胡蝶。 1927年初，古装片的热潮已变成了一种“怪潮”。各家影片公司，不分大小，几乎尽数卷入，更有些惟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匆匆上阵，临时拼凑一班人马，大拍古装片。粗制滥造的风气愈演愈烈，整个上海电影界恨不得每个人都在拍古装片。 “古装片”的先行者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放眼上海以外乃至国外市场，把目光“放”到了南洋，在那里，有着广大的华侨同胞。“天一”的古装片运至南洋，大受欢迎。 1927年，“天一”进与南洋影片商人陈华霖投资开设了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连公司名字也改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演员与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胡蝶遂成了“天一青年”旗下的头号女影星，从而在新、马及印尼等地的华侨中也拥有了许多影迷。 与此同时，“天一”丝毫也不放松对古装片的拍摄。这些影片的拍摄，仍然承袭上一年的老套子，胡蝶渐渐失去了刚进“天一”时的那种兴奋，但仍然一部部认真地演下去。 对电影的执著使她和林雪怀在一起的机会渐渐减少，然而她从未对自己的爱情有过动摇和怀疑。每当从摄影棚里出来，浑身疲惫的她一想起林雪怀便充满了温情。 然而林雪怀却未有如此单纯，对于胡蝶的迅速成名，他虽有所预料，但却未料到来得这样快，随着胡蝶的名声斐然，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再加上“晨餐大王”的不景气，更削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他似乎看到，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正在极力将他俩分开。 一天晚上，胡蝶拍完戏来到林雪怀的“晨餐大王”店里。一进里面，只见林雪怀一手握着半瓶酒，一手耷拉在桌上，身子躺在桌上，嘴里喷着酒气，脸上还残留着泪滴。 胡蝶无限辛酸，鼻子一酸，眼泪便禁不住流了下来。她走过去，掰开林雪怀握住瓶子的手，把酒瓶搁在一边，然后拖着林雪怀靠在沙发上。林雪怀闭着眼，口里喃喃说道：“瑞华，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胡蝶何尝不知林雪怀的忧虑，她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怕她离他而去，但她觉得自己是真心对待林雪怀，他又有什么不放心呢？ 被拖扶到沙发上的林雪怀此时酒已醒了一半，他知道胡蝶在凝视他，忽然后悔自己喝酒太多，两颊太阳穴如锤击般疼痛，他索性闭上眼睛。胡蝶则紧紧拥抱着林雪怀，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说： “雪怀，我爱你，我们结婚吧。” 林雪怀怔怔地，双手慢慢抱紧胡蝶，眼睛盯住她的脸，缓缓地说： “瑞华，你说的是真的吗？” 胡蝶松开林雪怀，眼睛深情地望着他，点点头。林雪怀动情了，但忽然又摇摇头。胡蝶急切地问道： “难道你不想娶我吗？” 林雪怀深情地说道： “我怎么不想娶你呢？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你做我的妻子。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凭什么娶你，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做我的妻子？” “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瑞华，等我赚了大把的钞票，那时我再来娶你，好吗？你相信我能做到是不是？”林雪怀一阵激动。 胡蝶点点头，泪光莹莹。她一下子觉得她是那么爱林雪怀，虽然林现在是如此落魄，但她相信这是暂时的，将来林雪怀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胡蝶当即决定与林雪怀订婚。 订婚也就是签订婚约，按中国传统，其重要性仅次于结婚，没有正当理由而解除婚约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之一。而且，民国时期的民法对婚约（订婚）也是给予保护的。 于是，胡蝶顿了一顿说；“就算我们现在不结婚，我们订婚吧。” 林雪怀看着胡蝶，觉得她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他的一颗心早已被胡蝶融化，分解成点点滴滴滋润着身体上的每一根血管。他慢慢抬起手来，捧住胡蝶的脸，将自己滚热的双唇去吻胡蝶湿润的双唇。胡蝶的面庞如春风般红润，她微微闭上眼睛，眼角还残留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19岁的胡蝶义无反顾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林雪怀则大喜过望。订婚将使他们由恋人而“跃进”到未婚夫妻，两人的关系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胡蝶已是名花有主，不是谁可以轻易地从他身边把她夺走的了。 1927年3月22日，月宫跳舞场。胡蝶和林雪怀将在这新落成的跳舞场举行订婚仪式。 月宫跳舞场高朋满座，除了胡蝶的父母之外，社会各界和胡蝶、林雪怀熟识的名流云集其中，共同庆贺。胡蝶和林雪怀穿梭其中，不时地和各位寒暄。胡蝶曾经任职和目前任职的“友联”、“天一”公司的同仁几乎全部出动，前来捧场。 徐筠倩、陈铿然、邵醉翁三兄弟，高梨痕及同仁—一来到。忽然司仪高声喊道：“明星公司张石川先生、郑正秋先生、周剑云先生和卜万苍先生前来祝贺！” 话音未落，满堂的人都向门口注视，只见明星公司的四巨头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胡蝶又惊又喜，连忙拉着林雪怀迎了上去。 明星电影公司，乃当时上海滩最大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他们的出现为胡蝶的订婚仪式掀起了高潮，亦增加了一些神秘感。难道明星回巨头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庆贺胡蝶的订婚仪式。 明星四巨头的出现，给邵醉翁带来了疑虑，他向身边的高梨痕问道：“据我所知，胡蝶和明星公司并无来往，今天怎么全部出动了？” 高梨痕也无从所知，连忙说：“不晓得，不晓得，看样子有来头，我们得提防着点。”不过，他沉思了一会儿，忽而又说：“也许是林雪怀的原因吧，他在明星公司拍过片子。” 邵醉翁不以为然地说道：“单单凭个林雪怀，不说他转行开了茶楼，就算他现在还在演戏，恐怕也搬不动明星四巨头的大驾。” 明星公司四巨头的到来，使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到惊讶，胡蝶的同窗好友徐筠情更加迷惑不解，她把胡蝶拉到一边，问道：“你们向明星公司发了请柬？” “是的。” “还是你有面子。”徐筠倩咂着嘴说道。 “其实我们只是发了一张请柬而已。雪怀毕竟在那里呆过，但我绝没想到明星四巨头会亲自前来。”胡蝶实话实说。 此次明星公司四巨头率众前来祝贺捧场，使胡蝶正式结识了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前辈。而明星公司此次如此兴师动众，也暗示了“明星”对胡蝶的器重。 一帮人高声谈笑，议论纷纷。这时，司仪宣布，胡蝶小姐和林雪怀先生的订婚仪式现在开始。 顿时，音乐大作，掌声不断，镁光灯闪烁不停。身着深色西装、白衬衣上打着黑领结的林雪怀容光焕发，脸上挂着抹不去的微笑；胡蝶穿一身红色旗袍依偎在林雪怀的身边，如小鸟依人一般。 在司仪的主持下，林雪怀满怀深情地将一枚乌金戒指戴在胡蝶的手指上，来客一起举怀祝贺。从此，林雪怀和胡蝶作为未婚夫妻的关系正式公之于众。 此时的林雪怀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生活，他充满了柔情，对胡蝶一往情深。如果说以前他怀疑过胡蝶对他的感情，那么现在，林雪怀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踏实得很。他对胡蝶百般体贴，每逢胡蝶拍戏很晚，林雪怀便常常等候在摄影棚外，接她一起回家。 面对林雪怀的温情，胡蝶有时觉得自己对林雪怀的感激甚至大于对他的爱。她觉得她应该好好爱他，虽然他有时脾气不大好，而且有些狭隘、多疑。但这一切都是一个爱她的男人因为爱她而表现出来的偏执。 但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两人还是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有一次林雪怀冒着倾盆大雨去接胡蝶，而她却乘老板的车子先走一步，弄得林雪怀妒心大发。两人就这样磕磕绊绊在爱情的路上摸索着。 以后胡蝶片约不断。与林雪怀厮守的日子越来越短。而林雪怀对她繁忙的拍片工作似乎渐渐习惯，也不常常去接她了。胡蝶有时想想，忽觉有一种失落感。究竟失落些什么，她也不十分清楚。 林雪怀惨淡经营，生意做得冷冷清清，忽有一日，林雪怀竟要重新装修“晨餐大王”，胡蝶的父亲听后大加反对，但林雪怀执意孤行，胡蝶也只好由他了。 装饰店面首先需要一大笔资金，钱从哪里来，胡蝶自知林雪怀无筹钱的本事，只得默默地送去一张存折。林雪怀接过存折，显得十分尴尬，便用开玩笑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又要向你贷款，可是先要讲好，这笔钱我将来得付双倍的利息。” 林雪怀把餐馆装饰好后，生意并没有起色，餐馆仍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胡蝶爱莫能助，只是常常资助他一些钱，希冀他能够经营好起来。 胡蝶早出晚归奔波于“天一”和林雪怀之间。“天一”使胡蝶成名，使她从一个没有名气的演员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装美人”。但胡蝶越来越感觉到“天一”的粗制滥造之风使她难成大器。 正在此时，明星电影公司通过人告诉胡蝶欢迎他加入“明星”。“明星”的邀请充满着巨大的诱惑，走入“明星”，无疑就是走上了一条成为一流影星的希望之路。其实，胡蝶何曾不想跨入“明星”，但她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天一”待她不薄，一旦她离开，“天一”势必受到影响。 就在此时，即1927年底至1928年初发生的两件事使胡蝶彻底和“天一”脱钩，从而顺利加盟“明星”。 1927年底，邵醉翁捧起了另外一位女影星陈玉梅。陈玉梅原名费梦敏，很早就步入影坛，但一直没有多大名气，加盟“天一”后，一连主演了《三笑》、《夜光珠》、《双珠凤》等影片，此后即与邵醉翁双双坠入爱河，不久，她就嫁给了邵醉翁。 此时上海一家刊物发起评选影后的活动，邵醉翁为讨陈玉梅的欢心，不惜花费金钱，购买选票，然后填上陈玉梅的名字，使陈玉梅继张织云之后顺利登上了“电影皇后”的宝座，尽管她的演技并不十分出众。邵醉翁的心思全都用到了陈玉梅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天一”与南洋青年影片公司的合作宣告结束。1928年初，“天一影片公司”的牌子又重新挂在公司的大门旁。而此时胡蝶是和“天一青年”签约的，既然公司改组，原有的合约就自动失效。 胡蝶因这两件事顺利地退出“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虽有心挽留，但他自知此庙已容不下人，因此很爽快地答应了。 1928年春，胡蝶告别“天一”步入“明星”的大门，从此成为“明星”的正式成员，这一年，胡蝶刚满二十岁。 此时，“明星”正准备拍摄陈冷血的小说《白云塔》。小说讲的是三个矿主因利害关系，积怨颇深，而他们的儿女之间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演出了一场悲欢离合的香艳故事。 不久，张石川、郑正秋正式通知胡蝶，将启用她领衔主演《白云塔》上下集，影片将由张、郑联合执导。 听到这一消息，对刚入“明星”的胡蝶来说，感到特别意外，她进明星已做好了演配角的准备。自己虽然也在“天一”演过十几部片子，但毕竟初来乍到，没想到一来就能当上主演，兴奋之余，未免心中惴惴。 当她得知阮玲玉也和自己同演《白云塔》的正反面主角时，心中异常兴奋。早在胡蝶举行订婚仪式上，胡蝶便认识了阮玲玉。 开拍的这天，胡蝶早早地就来到摄影场，不一会儿，阮玲玉也走了进来，两人互致问候后，便说起了笑话。这时，张石川走了进来，阮玲玉便耳语道：“准备拜佛吧。” “拜佛？”胡蝶不知其意。 张石川看看人都来齐了，就率众人来到摄影棚一角布置的神龛前，对着所供着的佛像恭恭敬敬地作揖上香，然后跪下拜了几拜，口中还念念有词，满脸虔诚。 公司的成员都立在张石川的身旁，气氛非常肃穆。胡蝶屏声敛气，都不敢太重地呼吸，但又总觉得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不明白，以新派著称的明星公司怎么还烧香拜佛。后来她才知道，张石川其实非常迷信，每开拍一部电影，都要供奉神佛，其用意当然是要求神保佑，大大发财。 拜完佛，放完鞭炮，张石川又郑重向大家介绍了胡蝶。接着他向大家宣布了角色的分配。正派女角凤子由胡蝶饰演，反派女角绿姬由阮玲玉饰演，男主角是朱飞，另外，郑少春、龚劳伯、王吉献等人也都在片中担任角色。 《白云塔》终于拍摄完毕，然而投放市场，却反应平平，很快就成过眼烟云被人遗忘了。明星公司着力推出的《白云塔》并未给公司带来很好的效益，而此时各家小公司粗制滥造的古装片却强烈地冲击着“明星”的市场，张石川等人决心重振公司。 张石川看中了地方戏剧《洛阳桥》。故事说的是古代一个乐善好施的状元与才貌出众的大家闺秀喜结良缘。张石川认为凭他的精湛的拍摄技巧和故事的曲折动人必定能赚取观众的一把眼泪。 但事与愿违，《洛阳桥》一经推出，便如石沉大海，未泛起一点涟漪。而且主演此片的阮玲玉被恶习不改的朱飞牵连，阮玲玉含泪离开“明星”，朱飞也被张石川愤愤地逐出“明星”。 “明星”一度士气低落。 但不久，张石川对《江湖奇快传》兴趣颇浓。其作者是平江不肖生，湖南人，曾东渡日本留洋。他对中国武术历史掌故知之甚多，此书情节离奇，其中对武艺的描绘令人匪夷所思。张石川一下子相中此书，正是看到了这让人想入非非的描写。 出于拯救公司经济滑坡的燃眉之急，郑正秋承担下了改编的任务，他很快就根据原小说的部分章节改写出剧本，并定名为《火烧红莲寺》。 张石川看完剧本后，极为满意，决定立即开拍，亲自执导。但剧中女主角昆仑侠甘联珠由谁扮演，张石川颇为踌躇。此时，张织云退出影坛，阮玲玉也离开，胡蝶的名气虽大，但张石川总觉得她只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宜演才子佳人戏，不擅演舞枪弄棍戏。最后，一位新人被张石川相中，她就是夏燕燕。 张石川孤注一掷，决心使这部影片以最析颖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他要求影片表现出那些匪夷所思的武功，诸如飞檐走壁，御风而行等。 这样的特技，电影界没有先例，摄影师董克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查阅了能见到的中外各种资料，终干将剑光斗法，腾云驾雾等令观众膛目结舌的神奇场面第一次逼真地呈现于银幕上。 果然，《火烧红莲寺》一经放映，便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轰动，拷贝卖到南京、北平等地，同样是观者如潮。满大街贴的都是骑在马上的英姿飒爽的由夏燕燕扮演的女侠。 张石川大喜过望，准备立即着手开拍续集，这次，他没有麻烦郑正秋，索性自己一人连编带导，一集一集地拍下去。 这天，“明星”的演员都到齐了，张石川满面春风的说道：“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的《火烧红莲寺》烧得很火，现在我们就借着这把火往下烧。在这一集中，我们决定增加一位侠女红姑，这个角色由胡蝶扮演。” 张石川接着向大家叙说故事情节。 张石川天生就会讲故事，他平时涉猎甚广，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无一不通，所以，编写续集故事虽脱离现实生活但却引人入胜，再加上已有“匪夷所思”的《江湖奇侠传》为蓝本，《火烧红莲寺》续集的故事仍称得上出乎意料之外，但细想一想，倒也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张石川在续集中增加一位侠女红姑让胡蝶饰演呢，《火烧红莲寺》第一集的成功使他意识到影坛新潮流将因之而起，一时不会有其他类型的影片能盖过武侠片，必须起用胡蝶。于是，胡蝶披上战袍，加盟到侠客的行列中来了。 从《火烧红莲寺》第二集开始，故事情节已远离村民械斗，而在诸派武术头领之间展开，着意描写他们之间的比武斗法。各派高手把银幕搅得腥风血雨天翻地覆，各人所显的武功更是脱俗超凡，难以置信，直令观众惊心动魄如醉如痴。 胡蝶初入《火烧红莲寺》剧组，先是感到新奇好玩，对摄影师董克毅的才能佩服不已。但胡蝶进入角色没多久，新奇感就被恐惧感取而代之。 影片中，红姑轻功卓绝，能够御风徐徐而行。摄影棚里，胡蝶是飞不起来的，红姑之所以能飞行靠的是特技。这特技说来也简单实用，而且电影界一用至今，就是用一根铁丝拴在演员腰上，棚顶装只滑轮，铁丝穿轮而过，下面人用力一拉，演员就升空了。 胡蝶就是这样身着戏装、腰挂铁丝悬在空中，在巨型电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衣袂飘飘，摄影机关再加层薄纱，朦朦胧胧，尽管心中怕得要命，脸上却作微笑状，衬之以名山大川的背景，真是如神似仙，向观众飞来，观众哪有不为之拍手叫好的。 一日，拍摄红姑的一场戏。胡蝶和饰演总督保镖柳迟的郑超凡一同被悬至半空，猛听得“喀”的一声，铁丝断了，顿时，胡蝶吓得魂飞魄散，一把揪住郑超凡，郑也死命揪住胡蝶。导演一看，急得对操作滑车的工人大声喊道：“快往下放！快往下放！” 两人徐徐落地。胡蝶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费力地对郑超凡说： “今天多亏你救了我一命。” 郑超凡喘息甫定，忙对胡蝶抱拳作揖： “是你救了我！” “我救了你？”胡蝶纳闷道，“不是我的钢丝断了吗？” “不是。”郑超凡指指自己腰间的断钢丝说：“是我腰间的钢丝断了。” 胡蝶忙看看自己的钢丝，完好无损，这才明白是郑超凡的钢丝断了，同时又惊讶自己在紧急关头，竟有如此大的力气，犹如侠客一般救了郑超凡一命。 1928年下半年，明星公司接连推出了《火烧红莲寺》的二、三两集，观众仍是如潮水般地涌向电影院。胡蝶所饰演的红姑，数月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海外南洋，胡蝶成了观众深深喜爱的女明星。 胡蝶对工作的投入，便张石川颇为感慨：“如果演员人人都像胡蝶一样，有着狂热的敬业精神，那么我们明星公司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明星公司《火烧红莲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各电影公司，他们纷纷抛弃古装片，大拍起武侠神怪片来。一时间，电影界到处起火，有寺必烧，如《火烧红莲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白莲庵》、《火烧灵隐寺》、《火烧九龙心》……不一而足。 除了“火烧片”外，其他的武侠神怪片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关东大侠》、《乱世英雄》、《江湖二十四侠》、《唐皇游地府》等等不胜枚举。 武侠神怪片是继古装片之后又一个电影题材的大热门，据估计，1928年—1931年间，上海共约有50家电影公司，共出品影片近400部，其中竟有250部左右是武侠神怪片。这在电影业尚被当作投机者一显身手的好场所的20年代后期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艺术家的良心终于被滚滚而来的银元吞没了。 1928年，“明星”亏损的局面已不复再现，是年盈余达47393．59元。1929年，利润仍达25505．94元。1930年盈余与上年持平，1931年，《火烧红莲寺》也拍到了尾声，共拍了18集，公司仍盈余19986．83元。 “明星”在拍摄武侠片时，制作还是比较认真的，但到了后来，为了赶时间，编剧越来越马虎。《火烧红莲寺》拍到后边，完全由张石川凭着自己的胡思乱想，随心所欲地做下去。有时拍了上半集，下半集是什么连张石川自己也不知道。“明星”尚且如何，那其他小公司就可以想象了。 在武侠片热潮的初始阶段，胡蝶是欣喜和自豪的，随着热潮的泛滥乃至成灾，潮流中的胡蝶感到迷惘了。 如果说胡蝶是迷惘的，那么郑正秋先生是清醒的，在编剧第一集时，他是为拯公司的燃眉之急，但到第二集编剧时，他坚决不干，因为他觉得与自己的艺术主张背道而驰。 1928年，上海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阔家小姐黄慧如与包车工陆根荣日久生情，黄兄视为家丑，遂纠集流氓将陆殴打致死。这是一出现成的涉及爱情、家庭、社会平等问题的现实悲剧。郑正秋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电影素材，遂着手改编，并起名为《黄陆之爱》。 故事到了郑正秋的手里，当然戏剧化了，除了男女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未改，其他方面，郑正秋均经过了艺术再创造。最后此故事的结果是陆根荣被黄兄诬陷下狱，而黄慧如则削发为尼，与青灯古佛长伴，了却一生。 剧本编好后，由于张石川还在“火”片中不亦乐乎，不能分身，郑正秋请程步高做他的导演伙伴，龚稼龙饰演车夫陆根荣，而女主角黄慧如则非胡蝶莫属。 郑正秋认为这黄小姐简直就是专门为胡蝶准备的，这种端庄漂亮、沉静娴淑、识书知礼的大家闺秀才正对胡蝶的戏路。 胡蝶看完剧本后，早已是泪流满面，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位为了真正的爱情而不顾忌世俗偏见的黄小姐。胡蝶向来钦佩郑正秋的学识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她从内心深处觉得郑正秋先生的电影才是有意义的艺术片。 于是，胡蝶奔波于两个摄影棚之间，往往是这边红姑尚未放下刀剑，那边的车夫陆根荣已等候多时了。 《黄陆之爱》为求得真实效果，特在黄家门口实景开拍，但黄家执意不允，郑正秋于是派出布景师将黄家大宅画成图样，在摄影棚再造一个黄家宅院。 《黄陆之爱》片成后，改名为《血泪黄花》，因其取材于真实的故事，歌颂了纯真的爱情，抨击了门第观念，因此颇受观众欢迎。接着，郑正秋又编导了《桃花湖》、《碎琴楼》、《红影泪》三部精雕细琢的文艺片。 这些影片的题材虽局限在婚姻家庭等问题上，但制作精细认真，在情节结构、导演技巧等方面，较之郑正秋前期的创作都有明显的提高。而且这三部片子均由胡蝶主演，其艳丽丰姿，压倒群星，迷疯了万千影迷。 与此同时，胡蝶还主演了程步高导演的《离婚》、《富人的生活》、《爱人的血》、《爸爸爱妈妈》等片，与其配戏的男主角主要是龚稼龙。 纵观1928—1930年“明星”出品的影片中，胡蝶主演的影片占据了一半之多，张石川力捧胡蝶的计划获得了成功，上海各大报纸的电影消息及影院门口的巨幅广告上，胡蝶已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 胡蝶终于盖过了影坛所有的影星，其名声如日中天。至此，说胡蝶成了明星公司的半壁江山已丝毫不过份。随着胡蝶的名气一天大于一天，她在“明星”的待遇也越来越优厚。胡蝶的月薪涨至2000元，这一近乎天文数字的高额。 当时，稍有名气的电影演员月薪尚不足百元，更不用说那些无名小辈了。公司还为胡蝶配备了专车。此时，在上海税务部门供职的胡蝶的父亲胡少贡的月薪也仅6O元，已无法与胡蝶相提并论了。胡蝶一家老小连同仆役共10余人其实已全靠胡蝶一人供养。 胡蝶欣喜异常，她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美好，远处的楼房都如同镀上了一层玫瑰色。胡蝶忽然停住了脚步，不知不觉地竟走到了林雪怀的“晨餐大王”门口。 此时的“晨餐大王”已显出破败相，由于生意清淡，入不敷出，林雪怀已是债务缠身，胡蝶及父亲已好几次要林雪怀将店面盘掉，但林雪怀均置若罔闻，只在苟延残喘。所以，胡蝶马上决定，不进去，以免碰到的又是林雪怀那张疲惫的有些绝望的脸。 回到家中，胡蝶把自己加薪的事告诉了父母，并劝说父亲胡少贡辞去公职，赋闲在家颐养天年。但胡少贡闲得无聊，静而思动，于是由胡蝶出资，以胡少贡的名义，在上海四川路上开了一家商贸公司，取名”胡蝶公司”，但胡蝶并不过问公司事务。 林雪怀顿时感到无限的空虚，因为胡蝶把钱用于办公司，这就意味着他很难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地从胡蝶手里借到钱。不久，“晨餐大王”因为资金问题即告倒闭。 林雪怀站在寒风之中，紧紧地裹了裹大衣，神情默然地看着那块“晨餐大王”的招牌被工人拆下，林雪怀痛苦地闭上眼睛。他想：本来胡蝶是可以帮他留下那块牌子的，可是…… 林雪怀整日陷于患得患失的痛苦之中，神思恍惚。胡蝶则整日忙于拍片，常常是夜以继日，加之推不掉的应酬，与林雪怀虽说同居上海，但渐渐地已是聚少散多。 胡蝶连自己也纳闷：即使常常见不到林雪怀，心中竟也没有初恋时的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有时抽出时间和林雪怀约会，虽然林雪怀强颜欢笑，胡蝶却分明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烦闷和不满，但她无法感知林雪怀心中有如此的痛苦。 胡蝶心里颇感内疚，觉得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和林雪怀花前月下，细诉真情。因此她便常常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虽然自己在生活上颇为节俭，但只要林雪怀开口，胡蝶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她觉得这样也算是弥补自己不能常常陪伴在他身旁的缺撼。 此后，林雪怀在胡蝶的劝说下加入了“胡蝶公司”，和胡少贡一起主持公司的业务。但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整日闷闷不乐。胡少贡见他成天打不起精神，从心中不觉厌恶起来，但碍于女儿的面子，又不好说些什么，只是公司的许多业务不和他商量了。 林雪怀更感无聊，整日胡思乱想。他常常夜不能寐地想：胡蝶如此厚爱自己是出于真情还是虚假情义？自己一事无成，何德何能蒙受胡蝶的垂青？或许她在可怜自己，但自己一个堂堂男人，受人可怜是什么滋味？况且，在影坛上，比他林雪怀优秀的男人何止数人，谁能保证胡蝶对他的感情能够天长地久？ 林雪怀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感情的深渊，他对胡蝶由爱到恨，演绎出后来的故事。欲知故事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05章　银慕有声　红牡丹挽救明星公司　影坛无情　上海滩火爆离婚大案 银慕有声红牡丹挽救明星公司影坛无情上海滩火爆离婚大案 且说明星公司靠着《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片的熊熊大火和《血泪黄花》等写实片的浓情厚意，1928—1930年间，公司财源茂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胡蝶在这两类影片中均有上乘表现，与公司财源广进大有关系，深得老板爱戴，成了众星捧月的角儿。 当时间进入1930年夏，胡蝶发现，那久违了的忧虑又重新回到“明星”老板的脸上。原来武侠神怪片盛极转衰，营业受到影响，而沪上一家新的电影公司的崛起，更使“明星”感到无形的压力，这家公司便是罗佑明主待下的“联华”。 “联华”创办伊始，即提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世”的口号。“联华”最初拍摄的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已公映，由孙瑜导演。 孙瑜在导演这两部影片时，采用了象征、对比、叠印、序幕等在当时十分新颖的手法，并启用了加人“联华”的阮玲玉饰演女主角，阮玲玉至此才遇伯乐。 孙瑜对程式化的表演方法的摒弃和对演员体验角色心理的启示，使阮玲玉领略到了电影表演艺术的另一番天地；她的表演才能始被激发。特别在《野花闲草》一片中，她将所饰演的卖花姑娘的聪慧活泼、纯洁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 “联华”初试锋芒，即一鸣惊人，接着又推出了一批制作精良的影片。到1931年时，“联华”已以其创造的新的电影形象和它发出的“复兴国片”的号召，赢得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大批观众。那些对武侠神怪片已厌倦了的一般市民观众，也乐意接受“联华”的作品。 “联华”在广大观众眼中，成了新崛起的一派，而“明星”和“天一”则被视为“旧派”。“联华”与“明星”、“天一”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 “联华”的迅速崛起对“明星”构成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张石川，在把影坛引入歧途的同时，也将一大批欣赏趣味较高的知识界观众拱手让给了“联华”。郑正秋虽洁身自爱，但由于他自身的局限以及他无法说服张石川，只能听之任之。 “联华”的得势使“明星”的老板们惊醒，是该到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但以什么办法来抗衡“联华”那咄咄逼人之势呢？有人提出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抗衡，但这是“明星”的短处，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恐不明智。有人提出在技术上创新，“明星”的老板们觉得这才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在技术上创新，这是“明星”的长处，当年《火烧红莲寺》正是用新颖的特技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于是，“明星”的老板们把目光转向了刚刚问世的有声电影。 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2O年代中期，一直是默片——有影而无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片技术终被发明。 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电影，是年8月26日，有声片首次与观众见面，12月，上海的新中央大戏院和百新大戏院利用美国机器放映了美国有声短片若干种。 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率先改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2月4日首次公映有声片，半年内，上海各首轮影院均改装了设备，所映影片，皆来自好莱坞。 张石川听到有人在技术上创新的提议后欣然赞同，他急切地说道：“那我们可以搞他个有声电影嘛！” “可是有声电影目前国内还没有人搞”，周剑云迟疑道，“只怕我们搞起来会有不少困难。” “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搞。据我所知，‘联华’对有声片不甚积极，因为它们的发行网均是默片设备。而‘天一’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在有声技术上先走一步。因此，现在无论是谁，只要能在有声片上早走一步，谁就有可能成为‘三足鼎立’中的第一！领先一步，将领先一个时代。”张石川侃侃而谈。 在一旁抽着鸦片的郑正秋也觉得张石川的话不无道理，便说道：“有声片可以做，但剧本的内容一定不能是低层次的。” “剧本的事情当然还要依靠郑老夫子和洪深先生了。”张石川也觉得自己以前的“火烧片”太有些低级趣味了。 郑正秋看着洪深说道：“洪先生那儿还真有一个好故事呢。” “这部片子我跟郑先生商量了一下名字，叫《歌女红牡丹》。”洪深笑了笑说。 “这个名字好。”张石川应道。 193O年秋，“明星”开拍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公司投入了全部精力、财力，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 《歌女红牡丹》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 歌女红牡丹在舞台上十分走红，名噪一时，但不幸嫁了无赖丈夫，一个狂赌嗜酒之徒。她名声极盛时，收入颇丰，但收入都被丈夫尽数挥霍干净。而且稍不顺心，便毒打红牡丹。 红牡丹饱受刺激，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好不容易病愈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已经失润，名声乃一落千丈，沦为三四等配角。这下收入断绝，更遭丈夫虐待，红牡丹仍忍气吞声。堕落的丈夫没有了钱挥霍，竟狠心将女儿卖掉。 当他把卖掉女儿的钱赌光后，忽然良心发现，后侮不及。在这种恶劣的心情之下，与别人发生争执，失手将对方打死，被捕入狱。 一位一直追求红牡丹的富商曾多次在她危难时出手相助，这次又为她赎回了女儿，使母女团聚。红牡丹心怀感激，但却不肯移情，对丈夫竟既往不咎。在即将赴外地演出的前夜，仍前往狱中探视，并设法营救。 有人见后不解，问富商道：“我真不懂，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男的这样待她，她还是这个样子。”富商慨叹一声，说道：“真是拿她没办法，——只怪她没有受过教育，老戏唱得太多了。” 全片至此结束。 剧中女主角红牡丹理所当然地由胡蝶来饰演，一来胡蝶最具号召力，拥有众多影迷；二来她的国语甚佳，正是演有声片的最佳对象。而男主角则由王献斋和龚劳伯来担任。 自《歌女红牡丹》开拍后，摄影棚里的气氛比起平日来要紧张得多，公司为拍有声片，投下巨资，奋力一搏，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张石川照例在烧香拜佛，鞭炮驱邪后，宣布了严明的纪律。 公司上下，也都知此片对公司的前途关系甚大，不敢懈怠。作为第一女主角的胡蝶向以守时著称，拍摄此片期间，每天总是一早到摄影场，化好妆，换好戏装等导演。 这样一来，胡蝶和林雪怀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林雪怀渐渐觉得自己形同虚设，一种孤独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 一天晚上，夏夜的微风轻轻拂来，但林雪怀的心绪却烦乱得很。他看着路旁一对对情侣相拥而过，一派情意浓浓的样子，他叹了一口长气：想我林雪怀堂堂男子，竟这样一事无成，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漠然相待，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林雪怀信步走着，一抬头已到了一家夜总会的门前，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推门进去。林雪怀刚走进去，马上有几位打扮得妖艳的女子走到他身边。 一位女子细气细声地说道：“先生，宽宽衣服再喝杯酒吧。” 由于林雪怀的心绪烦乱，现在有小姐在一旁抚慰，林觉得心清好多了。心想：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去处，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于是，林雪怀任由小姐在一旁柔声柔气，自己享受着另一番情趣。 此后，林雪怀便经常来这里喝酒，开始，他还有些内疚、自责，但不久，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林雪怀堕落了，他经常穿行于舞场赌场，沉迷于声色犬马，将胡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随意挥霍，完全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 他渐渐忘却了自己的痛苦，在这里，有酒，有色。心情不愉快，用酒来陪伴，心情爽朗，和女人在床上调情。此时的林雪怀不再因为见不着胡蝶而内心烦恼，他有时竟然想不起胡蝶，惟有当女人把他的口袋掏得净光时，他这才记起胡蝶，他的未婚妻。 日夜奔忙于摄影棚里的胡蝶，此时正赶着完成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她从内心里感到对林雪怀的一丝歉意，因为为了这部片子，她又有很长时间没有陪陪林雪怀了。为了使林雪怀高兴，她于1930年8月出资白银38O两，特地为林雪怀购置了一辆小轿车，供他个人专用。 开上了轿车的林雪怀不但没有感激胡蝶，反而心里更不平衡。他越想胡蝶如此出手大方，越觉得自己无能，心头一种无名之火压抑不住。此时的林雪怀的心理竟如枯井一样黑暗，充满着报复的心理。 他觉得只有挥霍胡蝶的钱，才能换来他片刻的心理平衡。他要游戏人生，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他认为除此之外，其余全是假的。 于是，他开始下酒馆、进舞场、宿女人、嗜赌博。他把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消耗到酒色财气上了。 一次，林雪怀带着胡蝶上个月给他的钱进了赌场。上了赌盘，他的血液激荡着全身，他的生命才真正的流动，那一份刺激是他在其它场合从未感受到的。 林雪怀将筹码放在六点上，只见轮盘转动，那骰子叮当乱动，轮盘停下来时，那骰子恰好在六点上面，林雪怀大喜过望，自己面前的筹码渐渐多了起来，林雪怀开怀大笑，暗思道：“早知道我有这份手气，又何必要开那个‘晨餐大王’呢？” 好像好运气总是跟着林雪怀似的，一上午他在赌场赢的钱够他以前拍电影所赚得的佣金总和。中午时分，林雪怀上了楼，开了一个房间定了两个妖艳女子，便游戏人生去了。 傍晚时分，林雪怀接着再战。可这时的坏运气盯上了他，不但上午赢的钱不剩分毫，连自己的老本输进去不算，还倒欠赌场600元钱，这下可怎么办？ 他四处筹钱，可有哪个人愿意将钱借给一个赌鬼。借钱给他的赌场老板一反赌钱时的常态，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限明日下午之前将钱还上，不然，后果自负。 林雪怀知道赌场老板话中的厉害，他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便到了“明星”的摄影棚。 一个镜头拍好后，胡蝶下来补妆，她从镜子里看到了林雪怀，她感动了。心想：自己很多时间都是在摄影棚中度过的，多么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夫这些天在忙什么。现在，他百忙之中还抽空到摄影棚中探望，他还是有情意的！ “雪怀，”胡蝶走到林雪怀跟前，温柔地说道，“你今天怎么有空？” 林雪怀将胡蝶带到摄影棚一角，皱着眉头低声说：“瑞华，你现在手上能马上拿出60O块钱吗？” “6O0块？” “我有一笔买卖……算是你借给我的就是了，等我赚回来肯定会加倍还你的！”林雪怀扯谎从来不用打腹稿。 “可我现在……手边没有这么多……”胡蝶犹豫着，可看见林雪怀露出明显不悦的神情，忙又说道：“明天好吗？明天我替你准备好……” “今天和明天有什么区别！这笔钱我急用啊。”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你总要让我想办法替你凑一凑啊。” 现在林雪怀早就不把胡蝶放在心上了，对他来说，胡蝶就是他的银行，钱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以前林雪怀是从心上爱恋着胡蝶的话，那么现在他贪图的仅仅是她的钱了。但为了钱，林雪怀不得不装作温柔可亲的样子。 林雪怀见胡蝶的眼睛通红，忙说道：“看你忙成什么样子，要注意休息，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 单纯的胡蝶并不知道林雪怀已经混迹于赌场妓院，她一直觉得自己忙于拍片，有愧于林雪怀，当她见到林雪怀这般温情后，不禁被感动了。 “这样吧，你等一会儿。”胡蝶说着站了起来，往经理室走去。不一会儿，胡蝶手里拿着一叠钱出来，看看林雪怀，什么也没说，将钱递给林雪怀。林从胡蝶手里接过钱，转身就要走。 “雪怀……” “什么事？” “这些钱是我从公司替你借的，将来我还得辛辛苦苦用拍戏的钱来偿还，你千万拿着它仔细点，不要上了坏人的当……”胡蝶犹豫着说道。 “我知道了，不就是60O块钱吗？我从来就讨厌别人教训我！”林雪怀不耐烦了。 胡蝶不觉一愣。 “没别的事了吧，那我就走了！” 望着匆匆离去的林雪怀的背影，胡蝶眼睛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古语道：纸里包不住火。林雪怀的行为早传到胡蝶的父亲胡少贡那里。这不，胡少贡在家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瑞华！” “你先不要发火，什么事情总要先弄弄清楚嘛……”胡母多么希望自己未来的女婿的传闻是没有根据的。 “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会乱讲吗？” 听了胡少贡这番话，胡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商量着说道：“等瑞华把这部片子拍完再把事情真象告诉她吧，可怜我那女儿整天在摄影棚里忙碌。” “我吞不下这口气！”胡少贡的嗓门特别大。 胡蝶正好走回家门口，听到父母的争论，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里嘀咕：林雪怀难道堕落到如此地步，这也许是外面的传言吧，在上海滩，被闲话“淹”死的人还少吗？因此，她决定不动声色。 看到胡蝶回家，胡母立即把话头转开，胡蝶漫不经心地问道：“雪怀还在公司吗？” 胡少贡压不住火：“鬼晓得他整天开着车在哪转悠呢！” “你怎么了，雪怀惹你生气了？” “就你死老头子乱说，还不进去睡觉去！”胡母连忙把胡父推到房间中去，生怕他说漏了嘴，让女儿担惊受怕。 胡母从胡父那里回来的时候，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说给胡蝶为好，于是低声对胡蝶说道：“听你爸说，雪怀近来一直在悄悄地挪用公司里的款项……” “真的？他挪用款项干什么去？”胡蝶听后大惊，因为近几个月来，她每月均是给足了林雪怀的生活费和日常开销钱，有时甚至多给了几倍。 “哪个晓得哟。”胡母慢慢说道。 《歌女红牡丹》终于完成了在摄影棚的工作，录音工作只有等些日子到著名的唱片公司“百代”去录制完成了。这天下午，胡蝶便早早地离开公司，到街上买点东西，准备晚上和林雪怀一起吃顿晚饭，然后轻松轻松。当她采购完东西时，已是傍晚了。 晚上大街上已是很少行人了，但路旁夜总会、舞场、妓院的生意倒是热闹非凡，那楼上的霓虹灯如星星一般，点缀着这个城市。胡蝶深深地吸了口气，望着天空中的星星，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忽然她看见一家舞场门口停着一辆轿车，这不是我给雪怀买的轿车吗？胡蝶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好，但她始终不相信雪怀会干这样的事。 胡蝶错了！她真希望是自己的眼睛看错了，只见林雪怀正醉薰薰地扶着两个舞女出来，言语不详地和两个舞女说些什么，显得很亲密。林雪怀摇摇晃晃地跨进汽车，两个舞女嗲声嗲气地招呼道：“明晚还来呀！” 林雪怀笑了笑，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随手塞进舞女旗袍的里面，顺势在舞女的乳房处捏了两把。那舞女哎哟一声，淫声说道：“在床上，你还没玩够呀！明晚再来，我一定让你摸个够。” 林雪怀看着两个舞女已离开汽车，便转悠着开走。站在一旁观看的胡蝶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双眼。 她忽然意识到，这种场景自己也经历过，但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在《歌女红牡丹》的影片中，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真是被丈夫榨干了的红牡丹。 站立良久，胡蝶抛下手中的东西，擦干眼泪，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林雪怀住处，她要和林雪怀理论清楚。 叫开了林雪怀住处的门，只见他衣冠不整地躺在床上，当他看到是胡蝶进屋时，酒已醒了一半。 “你今天上哪里去了？”胡蝶大声问道。 “没上哪去，刚谈完生意回来。”林雪怀哪里知道胡蝶已看到他所做的一切。 “在哪里谈的生意？”胡蝶紧追不放。 “在公司。” “在公司？林雪怀，你还要骗我吗？让我来告诉你，你是在妓女的床上谈的生意吧！你再狡赖呀，你以为你的一切都没有人知道吗？别人说你整天穿行舞场、赌场、妓院，我还不信，可你，可你真的是在那些地方！”胡蝶的话中分明带了哭声。 林雪怀手足无措，他哪里料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部让胡蝶看到了。 “你向我借钱，说你做生意，原来你的生意都做到舞场、赌场妓院里去了。你向我借钱还不算，还挪用我父亲公司里的钱，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胡蝶已忍不住痛苦，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其实，我不过……是太……寂寞……都是……逢场作戏……”林雪怀知道自己这次是赖不过去了，理亏地小声说道。 “逢场作戏？对，你说得很对！你对我难道不是逢场作戏吗？” 林雪怀一咕辘从床上跳下地来，跪在胡蝶面前，发誓道：“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过，如果离开你，我会……瑞华，你别哭了，我知道错了，我改，我一定改还不行吗？请你一定给我一个机会……” 胡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审视地看着林雪怀。林雪怀连忙躲过胡蝶的目光，低着头说道： “瑞华，你放心，我会痛改前非的，我会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生意中去，把胡蝶公司的生意做好，你可不能对我失去信心呀！再说，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一旦分手，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胡蝶此时的心已软了下来，看到林雪怀如此狼狈的样子，她认为是林雪怀一时糊涂而走了错路。她认真地说道： “但愿你能珍重我们俩人的前程，悔过自新。” 林雪怀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两手抓住胡蝶的肩膀，有信心地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会努力的。” 胡蝶点点头，接着说道：“雪怀，从今以后，我要把经济一项，严加监督，这样对你对我也许都有好处。” 此后，林雪怀如冬眠一般闷在家里，数日足不出户，实在闷极了，就到桂兰寓所的妓女那里去，但到半夜又被撵了出来，因为他现在已没有足够的钱让妓女捂热。每想到此，他还真留恋起胡蝶了，因为他现在已一无所有，离开胡蝶还真寸步难行。 林雪怀现在觉得有满腔怨愤无处发泄，胡蝶每次给他的钱只够在家喝酒，更不用说去赌场、舞场了。他只有天天拎一酒瓶，把怨愤全部发泄到酒上，日日喝得酪配大醉，在混沌中度日。 《歌女红牡丹》已到了录音阶段，胡蝶无暇顾及林雪怀，她想等完成这部有声片后，好好和雪怀谈谈，这时她想起父亲对她说过的话：“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啊！”。可胡蝶还是不忍心和林雪怀一刀两断，她觉得，雪怀如此浪荡行为，肯定是寂寞所致，等以后和他在一起的机会多了，他也许就不会如此了。 面对林雪怀的不检点行为，尽管父亲和同事们再三叮嘱不要再和他交往了，但她还是在心里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林雪怀就此改过自新，重归于好。 但事情并不如胡蝶想象的那样发展…… 林雪怀闲着无聊，只得把市面上的各种大报小报买回来消遣。一日，他忽然看到上海一家名为《大报》的花边新闻： “胡蝶女士与XXX共下舞场！” 在这则花边新闻里，又叙述了胡蝶和影界某些同仁关系暧昧云云。甚至有记者“目睹”胡蝶和XXX在XX旅馆共开房间。 其实，此类小报原以捕风捉影乃至肆意捏造所谓名人隐私为能事，目的只在招徕读者，以赚昧心钱，所刊内容多不足信，一般人也懒得与他们计较，往往一笑或一怒即了之。 然而，此时的林雪怀原本就对胡蝶心存疑虑，加之这几天心情恶劣，读了小报上的内容后，犹如火上浇油，勃然大怒。他竟以为自己抓住了胡蝶行为失检的铁证，便跑到明星公司当面斥责胡蝶。 当林雪怀把报纸举到胡蝶面前时，胡蝶又气又急：“你怎么能相信这种报纸？这明明是肆意捏造以招徕读者。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要是都去相信它，那天底下真是没有可相信的事了。” 但林雪怀对小报上的内容居然坚信不疑：“无风不起浪嘛 “雪怀，你这是什么意思？” “需要解释吗？小心越抹越黑。胡小姐，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林雪怀拉开车门，钻了进去。随之扬起一阵尘土，落在胡蝶的衣裙上。 此后，胡蝶曾两次去找过林雪怀，向他耐心解释，但林雪怀却不予谅解，耿耿于怀，两人不欢而散，从此中断了约会，时间为1930年11月15日。 影片《红牡丹》在录音过程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演员们以前演的都是默片，从未受过台词的训练，第一次拍有声片为影片配音，虽然事前已将对白背熟，并请人专门教授国语，尽可能做到字正腔圆，但到真正录音时，所有的演员都不免十分紧张，结果，不是念错，就是念得太快或者太慢了，和银幕上的口型对不上。如此试验了四五次，才最后成功。 影片《红牡丹》中还穿插了红牡丹演出《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和《拿高登》四出京剧的片断，这是整部影片的精彩部分，此前电影中的戏剧片断为无声所限，多是表现做功的武戏，此次则是首次在银幕上展现唱功，配音时，直接从梅兰芳的原唱片中转录。公映时，观众不知此内幕，以为是胡蝶亲唱，对胡蝶又多了几份敬佩。 却说这一天，胡蝶等人正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这时有人进来通报： “胡小姐，有人找你。” 话未说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已走了进来，他先递过 名片，说道： “你好，胡小姐，林雪怀先生已委托我和倪征澳为他的律师，我是鄂森。” “律师？”胡蝶一愣。 “是的！今天，我受林先生之托，给您送一封信。”鄂森说着将一封信递了过来。 胡蝶满腹疑虑地接过信，打开来看。胡蝶读罢，悲愤交集，涕泪长流。原来这是封解除婚约的信，信中引用了社会小报上所载胡蝶的种种风流韵事，直斥胡蝶“行止不检，声名狼藉”，并言明从此“恩绝义断”，并聘请鄂、倪两位律师商洽解除婚约。 “明星”诸多同仁，大多知晓胡、林情缘的由来，也了解胡蝶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小报所载，纯属谣言。见林雪怀如此执迷不悟，如此糊涂任性，都很气愤，纷纷劝说胡蝶当断则断，不然，苦果更多。 胡蝶回到家中，将林雪怀欲解除婚约之事告知父母，父亲胡少贡气得来回在地上踱步，母亲在一旁唉声叹气：“这是怎么了，雪怀为什么这样对待瑞华？” “那个人我算是看穿了，天天不务正业，舞楼酒楼赌场进进出出，行为不检。他一定是觉得瑞华不像过去那样由着他了，他才想出这个办法来要挟瑞华，为了瑞华以后老老实实供他花天酒地，却再也不管他！”胡少贡咬着牙恨恨地说道。 “他这不是讹诈吗？”母亲又说道。 “他正是看中了我们这些人重名声的心理，不肯轻易闹出解除婚约的新闻，所以才敢倒打一耙，先发制人！” “那应该怎么办？”听完胡少贡的一席话，母亲有些发怵了。 “怎么办？按我说，当断则断，跟他解除婚约就是了。”胡少贡斩钉截铁地说道。 “瑞华，你说应该怎么办？”母亲又征求起胡蝶的意见。 胡蝶擦擦眼泪，抬起头，看着桌上的信幽幽地说道： “我想，……这也许并不是雪怀深思熟虑考虑周详后的结果，可能只是一时的冲动，我想……我想给他写封信，也许他现在已经回心转意了……” 胡蝶心中虽气恼万分，但仍不能痛下决心，结束这段曾使她感到幸福的情缘。看着女儿如此痛苦，胡少贡摇摇头，长叹一声： “唉，也好。你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于是，胡蝶给林雪怀写了一封信，试着询问解约的条件，看看林雪怀是否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很快她就收到了林雪怀的第二封来信，对胡蝶的试探根本不予理睬，而再次以断然的口气“声言思断义绝”，“惟坚决要求解约”。 至此，胡蝶才最终明白，她与林雪怀的这段令她难忘的情缘已无法也无必要予以挽回，乃痛下决心，斩断情思。 主意一旦确定，胡蝶顿感一种解脱后的平静。回想起三年前与林雪怀订婚时那卿卿我我笑语殷殷情意绵绵的场面虽然不无伤感，但三年来恩恩怨怨，自己待林雪怀一片真诚问心无愧，特别是近半年来，林雪怀已迹近无赖，自己如此委屈求全忍气吞声，真可谓已仁至义尽了。 现在，自己若再不悬崖勒马，那等待着自己的恐怕真的要是红牡丹般的悲惨命运了。念及此，跳出感情漩涡的胡蝶深感后怕。 为了顺利解约，胡蝶聘请了上海的著名律师詹纪凤为她办理解约事宜。詹律师在向胡蝶及其家人详细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后，向胡蝶建议：先向林雪怀提出解约条件，主要是索回林雪怀所欠胡蝶的欠款，以尽可能地挽回经济上的损失。 然而，对于胡蝶提出索回欠款的条件林雪怀根本不予置理。于是，詹律师对胡蝶说道： “现在既然他对这种私下调解不予理睬，恐怕……你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胡小姐，现在只能由你上诉法院，控告林雪怀无故解除婚约！” “上诉法院？”胡蝶从未想到这一层。 “是的，这叫先下手为强。只有这样，才可能挽回胡小姐作为一位女明星的面子！” 胡蝶有些犹豫了，她并不想将事情弄得太大，她抬头看了看父亲。父亲点点头道： “事到如今，恐怕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了。” 1930年，胡蝶将一纸诉状递到上海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又将控案移转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胡蝶从此陷入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婚约诉讼。 1931年初，特区地方法院正式受理胡蝶的诉案，并于2月上旬发布公告：本院已排定审理日期为2月28日，审案地点为本院第九民庭。接着，又向原、被告双方发出传案，吩咐听候审理。 上海新闻界马上闻风而动，对于林雪怀读者观众可能不大了解，但对于红影星胡蝶，市民们无不家喻户晓。她成名之后始终是新闻界特别是一些小报关注的对象。平日有点小事都要大肆张扬一番，有时甚至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此番要与订婚几近三年的未婚夫对簿公堂，岂有不借此大做文章之理。 一时间，上海各家大小报纸充斥了胡蝶情史风波的文字，法院尚未开庭，小报记者们已把此案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报纸的销量一时洛阳纸贵，报社的老板们也都面露欣喜之色，派出得力记者去采访胡蝶状告未婚夫无故解约之事宜，以便为市民茶余饭后送来上好的谈资。大家都在等待着开庭之日的到来。 2月28日终于到来了。 上午8时许，特区地方法庭的第九民庭内已座无虚席，人满为患了，庭外的长廊也已被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而后来者仍然络绎不绝。突然，“哗啦”一声，几块玻璃被众人挤掉在地，摔得粉碎。 眼前之情景可急坏了主审该案的周达仁推事。此案原系公开审理，不能禁止旁听，但现在旁听者甚众，又不能将他们一逐了之，怎么办？周达仁急中生智，想起该院第三刑庭比较大，可容千余人旁听，平日难得坐满，即使有轰动上海滩的刑事大案审理时，也不过坐个七八成满，今日恐怕只有借此庭来审理了。 匆忙之中，也顾不得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周达仁忙赶到第三庭商议后决定，将胡蝶诉讼案移至第三庭审理。 更换庭址的消息公布之后，“专欲旁听之男女人士，竟如潮水由第九庭泛滥至第三庭，霎时间，此宽宏之第三庭，顿成人海，项背相望，踵趾相接，直突破特院成立以来旁听之新纪录。” 看着这汹汹人潮，法官周达仁心清变得沉重起来，看来这区区解约小案，倒要弄成今年上海滩第一民事大案了，这审理之时，可要格外小心才是。 9点钟，胡蝶在其父胡少贡和律师詹纪凤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小轿车抵达法庭。他们刚下汽车，即被等候已久的一大帮摄影记者所包围。 记者们手捧相机，争相摄取，一时“咔嚓”咔嚓”的按快门之声响成一片。胡蝶急欲躲避，但茫茫人海无处藏身，只得坦然以对。她目不斜视地向前走着，对众记者的追问不予理睬，她知道这些记者的用心。 为保待良好形象，胡蝶在出门前就特意将自己打扮了一下，但见她雍容典雅，落落大方，神态安然。身穿黄色直线浅蓝条子长袍，外罩虎黄色皮大衣，脚蹬黑皮鞋，肉色丝袜。她牵着父亲胡少贡的衣角，随着詹律师从容地步入第三庭。 顿时，千余人的视线一下集中在胡蝶身上，庭内空气也紧张了许多。胡蝶平生第一次作为当事人步入法庭，虽料到有人观看，但如此“壮观”的场面却始料不及，不由暗自心凉。胡蝶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她一脸镇静，目不斜视，偕同父亲径直走向法庭左首的原告席。 此时的胡蝶，对自己贸然同意诉诸法院已有些悔意，她知道，上海明天的各家报纸又不知道将今天之事渲染成什么样子，可是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还是沉着应付罢了。 但詹纪凤律师看到庭上人头攒动记者林立的场景，倒是暗自得意，心想这场必赢的官司不失为扩大名声的大好时机。想到“必赢”二字，似乎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须知被告的律师在上海也是久负盛名的，自己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詹律师想到此，便转身向胡蝶附耳叮嘱：今日庭审，听者甚多，千万不要紧张冲动，要沉着冷静，对法官的讯问，要想清楚了再回答，说话要注意分寸，凡有不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本律师的脸色行事。胡蝶听言，微微点头答应。 半个小时后，林雪怀和他的律师鄂森和倪征澳也驱车抵达法院。只见林雪怀身着黑色西服，打着领结，穿过人群，坐到了被告席上。林虽极力保持镇静，但略显苍白的脸上仍透着惊慌和懊丧。 林雪怀之所以提出要解除婚约，一来是出于一时冲动，二来是出于要挟。他深知胡蝶是极要面子之人，料想她决不敢闹出被“休”掉的丑闻，那么，她只好委屈求全，从此后，钞票照样供他花，而想再来干涉他那是休想。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被胡蝶毅然诉至法庭而打得粉碎。按照民法，解除婚约时，有过失一方须向对方赔偿损失。小报的谣言不足以证明胡蝶有何过失，而胡蝶控他无故解约，却是铁证如山，他那率先挑起争端的两封信如今成了对他最为不利的证据。 因此，当林雪怀接到胡蝶起诉副本时，马上就与律师商量，均认为一点胜诉的把握也没有。干是，林雪怀通过律师与胡蝶的律师相商和解。但胡蝶此时其意已决，且所提条件决不退让。无可奈何之下，林雪怀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法庭。 大约十一时许，法官周达仁及书记官步入法庭，于是正式开庭。周达仁循例讯问了原、被告的基本情况后，切入正题： “原告，你为什么要起诉林雪怀？” 胡蝶答道： “因林雪怀无故要求解除婚约，本人要求追还各项借款、贷款，计有：代购汽车、代借现款及欠胡蝶公司贷款等项，总共3O00余元。另外，因被告要求解约，使我名誉受损，精神痛苦，应令被告赔偿损失费1O00元。” 法官接着问道： “损失费1O00元这个数字有什么依据？” 胡蝶从容应答： “我和林雪怀订婚至今3年，被告倘欲解约何不早提？如今岁月流失，他又忽然变心，这对于我的损失实在难以计算。现在我所要求的区区1O00元，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多了恐怕他也付不起。” 场内的旁听者们听到这里，忍不住地哄笑起来，坐在被告席上的林雪怀尴尬至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讯问完胡蝶，法官转而讯问被告林雪怀： “被告，你是否与原告订有婚约？” 心情紧张的林雪怀答非所问： “原告控告，实有其他用意。” 林雪怀的回答引起了旁听席上一阵嘲笑。 法官只得将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你是否与原告订有婚约？” 林雪怀只得答道： “确有婚约，是三年前的3月22日订立的。” “是不是你主动要求解除婚约的？” 法官终于问出了令林雪怀最为担心和头疼的问题，好在此问题已在意料之中，出庭前早已与律师商量好了答案，倒也能从容应答： “我对解约一事感到非常抱歉。胡女士的名誉虽然不是太好，但她身为一个电影演员，应酬交际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希望和胡女士恢复以前的感情，现在不愿意解约了。” 此言一出，旁听席上传出惊讶之声，原以为林雪怀会大抖胡蝶的隐私，可谁也没有想到他一上来就表示改变初衷。 法官接着问道： “当初你又为何坚持解约？” 林雪怀答道： “因受胡女士压迫过甚，一时冲动而为，今已深自懊悔，况且当时处于恶劣环境，报纸上又有不名誉的记载。” 胡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惊讶林雪怀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她正要反驳，法官问道： “原告，你说被告无故解约，有什么证据吗？” “有。”胡蝶当场出示了林雪怀的两封来信。 律师呈上书信，法官看完之后，又向林雪怀问道： “被告无故解除婚约，已是事实。那么被告，原告所控你欠的各项款项是否属实？” “不，非但我不欠胡女士的钱，相反，我在胡蝶公司工作的薪水至今还未给我算清。”林雪怀矢口否认。接着说道：“如果原告能提出证据，证明我确实欠她的钱，那么我自然会承认。可是现在，我真是觉得莫名其妙。” 胡蝶的律师詹纪凤应声而起，呈上一打支票簿的存根，逐一指出林雪怀所支各项。 林雪怀的律师鄂森马上反驳： “既然上述款项，都是被告从原告手中获得的，那么请胡女士出示被告的借条。” “因为林雪怀是我的未婚夫，所以借钱从未让他打过借条，但是方才所说的各个款项绝对没有一笔虚假。”听完律师的发问，胡蝶微微一怔，只得如实说道。 但鄂森在一旁说道： “法律上的事情恐怕只能以证据为准。” 法官又讯及购车一事，胡蝶指出：“去年8月间，曾为林雪怀购小轿车一辆，购车款为白银380两，已由胡蝶公司出具支票分三期付清，有支票存根为证。” “被告，购车之事是否属实？” “购车是真，但那笔钱是我自己出的！”林雪怀坚决否认。 借款一事颇为复杂，双方各持一词，法官只得暂时搁置，转而审理胡蝶关于赔偿的要求，法官询问林雪怀对此有何意见，林雪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现在不愿解约，希望维持原来状态。现纵然解约，已是胡女士为主动一方了，况且解约以后，胡女士仍可为电影演员，他人仍可以向她求婚，她有什么损失呢？” 这一番强词夺理的话一经说出，又引起了旁听席上的哄堂大笑。 法官见林雪怀一再声明要收回解约的要求，于是建议胡蝶和解为善。但胡蝶对林雪怀已彻底失望，离异之心已决，便郑重说道：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彼此感情既已决裂，焉能偕老白头，我决不愿再与被告恢复关系。” 于是，法官宣布： “本案将于3月2O日上午9时再讯。此前本案最好在外试行和解，如有可能性，即由双方律师从中斡旋，否则本院依法裁判，现在退庭。” 这一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不管是对胡蝶还是对林雪怀来说，都是一种折磨，看到潮水般涌出法庭的人们，胡蝶心中很不是滋味。 原来认定必赢的詹律师此时也隐隐感到不安，因为林雪怀的律师为林设计的辩护路子实是拙中藏巧。首先，主动认错，并迫切要求言归于好，这样，“无故解约”就不存在了；其次，对于林雪怀的所借款项，由于没有字据，不好作赔；第三，由于林雪怀已不愿解约，那胡蝶所谓身心痛苦赔偿费无处赔偿。詹律师估计，这个案子不会速战速决，很可能要拖延一段时日。 胡蝶听詹律师这么一说，心中叫苦不迭，早知如此艰难，真不该来打这场很可能会旷日持久备受煎熬的官司。此时的胡蝶，只求迅速解约，至于其它已不多求，但詹律师不同意，胡蝶无奈，只得听从律师的安排。 却说第一次庭审使以为必败无疑的林雪怀看到了一线生机。他知道和解的可能性极少，但要做出一点姿态来，以博得舆论的同情。3月10日，林雪怀致函胡蝶，再次表达诚恳忏悔前非，信中语气极为谦和恭顺。 胡蝶接信后十分气愤，她早已看穿了林雪怀的伎俩，他决不是什么真心忏悔，目的完全在于逃避还款和赔偿。3月14日，胡蝶给林雪怀回了一封信，信中列林雪怀人格、品格和行为诸方面的种种劣迹。 3月2O日，第二次庭讯的日子。这天早晨，大雾迷漫，十几步开外竟不见人影，即使如此交通不便之天气，也丝毫没能阻挡众多的旁听者涌来法院。 这天，胡蝶穿一件米色法兰绒大氅，戴着白色手套，卷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左手携一钱袋，仍是和父亲及律师同车而至。汽车驶进法院，胡蝶刚要下汽车，忽见“呼啦”一声围上一大堆人，汽车周围顿时水泄不通，这些旁听者都想一睹红影星的风采。 胡蝶见此情形，只得坐在车内等候救驾了。不一会儿，法警闻讯赶来，硬是在人海中打开一条通道，胡蝶等人这才得以跨出车门，进入律师休息室。不久，林雪怀与他的两位律师也抵达法院。 十时许，在法警的开道引导下，胡蝶和林雪怀及双方律师进入法院第一庭。该庭门口，有数位法警严密把守，在放进约三百余人后，即把其余数百名旁听者阻隔在门外。 十一时许，法官周达仁率书记官等步入法庭，第二次庭讯就此开始。 法官开始讯问： “经过第一次庭讯之后，不知道你们双方有没有私下调解？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胡蝶首先答道： “鉴于被告人品质上的极端恶劣，实在不能和解，请求庭长从速判决。” 林雪怀见胡蝶急于了结此案的心情溢于言表，正中下怀，表面却不露声色，以哀怨的语调，反复强调自己悔过及和解的诚意。 法官再次问胡蝶是否和解，胡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只求解除婚约。” 法官转而询问林雪怀： “现在原告已不愿维持婚约，关于解约，你意如何？” 林雪怀答道： “解约之事，我知道大半非胡女士本意，所以我仍不愿解约。” 没想到此话激怒了胡蝶，她厉声反问林雪怀： “你何以知道不是我的意思？我已当庭亲口说过，你何能勉强我，不要说你不能勉强，任谁也不能干涉。” 法官见和解已不可能了，便再问胡蝶： “那么，是否可以无条件解约？” 胡蝶向詹律师望去，只见詹微微摇头，此时胡蝶也恨林雪怀的得寸进尺，觉得自己要是同意无条件解约势必会引起对方的趁机进逼，自己也不能贸然行事，于是她仍按和詹律师商量的方案答道： “我仍然坚持原来的解约条件，被告应如数偿还我的借款、贷款；另外，被告应当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这比起我所受到的伤害，那区区赔偿是我应得的。” 法官转向林雪怀： “被告，你的意见呢？” 林雪怀深悔刚才过于贪心，放过了也许能无条件解约的时机，现胡蝶又把他最害怕的条件提出来，他只得答道： “我总觉得无解约的理由。” 林雪怀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微微地摇头。 詹律师抓住机会，大声说道： “被告早已坚决表示要解除婚约，到庭后却不欲解约，其目的实际上在于不愿负担解约名义，为何不愿负此名义？实为不愿还款和赔偿原告损失！” 詹律师的话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林雪怀被当面撕下伪装，神情极是尴尬。 接着，法官开始审理借款和购车之事。借款之事十分棘手，胡蝶和詹律师研究后，决定略去较小的款项，而在大数目上入手。所以当法官问道： “原告，你们讲被告借了你们许多款项，可有什么证据？” 詹纪凤举着一张支票，说道： “略去小数额先不提，这600元现金是胡女士向明星公司替被告代借的。”接着他又指着支票的背后，说道：“被告拿着支票去银行取款的时候，在支票后面盖上自己的名章。” 法官接过此支票，问林雪怀。林雪怀辨白道：“此票是我代原告向银行取款，取得现款后即已交付原告，这并不能证明票上之款，即借为我用。” 林雪怀以为如此回答滴水不漏，正暗自得意，猛然詹律师问道： “有无交款证据？” 林雪怀一愣，顿时脸上变色。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第一次庭审正是被告向原告索要借款凭证，今番却是原告向被告索要交款凭证了。仓促之中，未及多想，只得用了胡蝶上次回答提问时的现成答案： “因我与原告系未婚夫妻，且不知有今日之事，并未取得证据。” 林雪怀彻底地落入詹律师和胡蝶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套中。若承认未婚夫妻间不留字据有理；那胡蝶第一次庭讯所控林雪怀各项借款即当成立，若认为只有留有字据才能认可，那林雪怀所说600元已交胡蝶，则口说无凭，不能成立。 法官接着审理购车事。 胡蝶说道： “购车用的380两银子都是由胡蝶公司支票分三次支付的，这里有支票簿为证。” 林雪怀看到那些支票，知道抵赖不得，只得狡辩道： “不错，买车的时候是由胡蝶公司用支票付的，但没过几天我就将买车的钱全部还给了他们。” “有凭证吗？”詹律师问道。 “这个……” 法官又开始审理贷款一事，审理结果是林雪怀欠胡蝶公司贷款若干。 此时，已近中午12时，法官周达仁宣布： “本案尚需调查证据，俟调查确定后，再行定期审理。退庭。” 第二次庭讯至此结束。 此次庭讯，虽未能结案，但胡蝶和詹律师都较满意，由于事前的精心准备，此番庭讯，已大占上风，即使不说胜券在握，离胜诉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 林雪怀和两位代理律师则颇觉懊恼，这并非律师无能，实在是证据对林雪怀极为不利，看来败诉的苦果在劫难逃 第06章　斩断初恋　大明星法庭示众　再沐爱河　小商人舞会投机 斩断初恋大明星法庭示众再沐爱河小商人舞会投机 却说在第二次庭讯中，林雪怀的处境更加艰难，他收回解约已是不可能的事，唯有逃避借款和贷款是他最后的希望。但购车、贷款之事证据确凿，想抵赖也没有办法，林雪怀已陷入深渊。 但林雪怀并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机会，当法官最后审理借款事时，林雪怀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引起旁听席上观众的哄笑。 胡蝶在诉状中要求被告归还的借款有大洋1385元和白银191两两项。法官问这两项借款是否属实，林雪怀矢口否认。胡蝶此时已不肯再追“穷寇”，便说道： “被告所借之钱，均是我用劳动换来的，由于我俩是未婚夫妻原因，借与被告使用，并未立下字据。今天料到他不肯承认此事，也就不想再要了。” 林雪怀听了这番话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嘴上并不饶人，他面带讥笑，连说： “真乃笑话，笑话！” 在一旁的詹律师看不过去了，他想，胡蝶此时已很够义气了，不要你还借款了，你不但不领情，反而大说“笑话”，看样子，不激你两下你不知好歹，于是便发问道： “诚如被告所言，既不欠胡蝶公司贷款，也不欠原告个人借款，且银行被告名下所存款项皆为被告本人所原有，购买汽车亦是被告自己掏钱？” 林雪怀随口答道： “那是自然。” 詹律师立即发问： “那么请问，被告从事何种职业得以有如此之多的薪金收入？” 这一问，可把林雪怀问得目瞪目呆，旁听席上观众哄笑又起。林雪怀此时才知道，詹律师是设计好了笼子让他钻。正在林雪怀不知怎样答对之时，他的律师帮了他大忙，声称“薪金乃个人隐私，不得讯问”，但詹律师问讯的目的已达到。 第二次庭讯结束后，胡蝶又埋头于她的拍片事业。1931年3月15日，耗资12万、历时半年方成的《歌女红牡丹》公映于上海新光大戏院，“明星”又一次让影坛为之轰动，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也备受欢迎，还引来南洋片商以高出默片1O倍的价格买下在南洋的放映权。 《歌女红牡丹》标志着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尽管默片时代与有声时代的交接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甚至真正意义上的默片精品正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但有声电影作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方向，正是从此开始的。胡蝶继掀起古装片热潮、武侠神怪片热潮之后，又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声电影的女主角。 离第二次庭讯又是匆匆3个月过去了。3个月中，胡蝶虽埋头拍片，但解约诉讼总令她牵肠挂肚，好不容易等来了法院通知，第三次庭讯定于7月3日进行。 此次，胡蝶与詹律师经过认真谋划，决定请出“明星”巨头周剑云出庭作证，意在一举击败林雪怀。 此时的上海已届盛夏。这日，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但旁听者的热情更高。此案已被新闻界炒作数月，早已是社会新闻的热点，当第三次开庭日期公布后，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7月3日上午九时，胡蝶在其父和律师的陪同下准时到达法庭。十时许，林雪怀及其律师还未到庭，法官周达仁决定不再等候，立即开庭。正当旁听者扫兴，胡蝶和詹律师惊诧之时，林雪怀和两位律师急步走入法庭，原来他们未能正点赶到。 法庭内异常闷热，林雪怀仍着一身法兰绒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以显示自己镇定自若。胡蝶却穿白底红花华尔纱衣衫，很是随意。两人咫尺相对，却如陌路人一般。 此次庭讯，不再审理是否解约之事，因为解约已是势在必然，主要审理借款之事。所以一开庭，法官就拿出从银行调来的支票存根，让胡蝶指出林雪怀所借用的款项。 看到胡蝶审视银行的支票存根，林雪怀开始不停地擦汗。当法官将胡蝶划出林雪怀所借用的款项计算出来时，便问道： “被告，这里有你借出的大洋199．2元，银73两，你都承认吗？” 林雪怀见到支票存根，知道抵赖已经无用，只得认可，但他说： “这些钱是我借的，但我已全部还给原告了，包括买车的钱。” 法官转向胡蝶，问道： “原告，可有辩解？” 詹律师立即按原定方案施行： “我们有证人可以出庭作证。” 法官遂传周剑云出庭作证。周剑云应声而出，在陈述了职业、年龄、籍贯等基本情况，并保证所作证词绝对真实以后，将他所了解的胡、林由相恋、订婚到反目之过程娓娓道来，他的证言长达二十分钟之久。 周剑云的长篇证言明白无误地证明三点，第一，胡、林失和源起于林雪怀挥霍胡蝶钱财，行为失点，且听信谣言，无端生疑；胡蝶虽不满林的不求上进，但从未生解约之意；无端解约的责任只能由林雪怀承担。 第二，胡蝶确曾代林雪怀向明星公司借款。第三，林雪怀的轿车确由胡蝶出资购买。 经过两次庭讯之后，此三点已构成该案的关键所在，以周剑云的身份地位，且他一开始就说明与林、胡皆有友谊，识林还在识胡前，他的证词当是不偏不倚，据实直陈，很容易令人信服。而周剑云的这些证词对林雪怀却是极为不利。 至此，法庭所要调查的事实均已基本清楚，法官令双方再做最后辩论。 詹纪凤律师首先起立发言： “第一，关于解除婚约之事，起因皆在于被告的挥霍，当原告加以规劝，被告便恼羞成怒，致函原告，主张解约。也就是说，解约责任系在被告方。依据民法，被告要赔偿相当损失，以资慰藉原告所受精神之苦。 “第二，关于赔偿债务部分。原告已将所追各款之理由和证据逐一申述，计被告所欠贷款185元，银191两，借款1385元，代向明星公司借款600元，购汽车款380两，请一并判令偿还，并自起诉日起至执行终了之日之法定利息及诉讼费，亦责令被告负担。” 詹律师话音刚落，场下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詹律师满面得意之色，坐下静待被告律师的答辩。 鄂森眉头紧皱，庭审至此，他已知必败无疑，但他不能就此失却自己作为律师的风度。于是他从容不迫，起立发言。 鄂律师在答辩中首先声明林雪怀并不是无职业之人，而是系已倒闭的“晨餐大王”的店主，但他不便说明林店主当年的收益，这样的辩解，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接着，鄂律师又说道： “原告对于本案，仅可主张解约及解约损失与向明星公司所借600元等3种，其余欠款部分，则该款系胡蝶公司之资，应由公司老板即胡蝶之父控案，而本案原告未得其父合法委托，遽行控告，应依法驳回。” 鄂森见官司要输，不得不避重就轻，将委托人林雪怀最害怕的还款问题推至另案，以救眼前燃眉之急。最后，鄂律师又就他所承认的属本案范围的三项内容进行辩解： “被告提议解除婚约之函，目的并非真要解约，旨在要挟，既未经原告当时同意，则该函之效力已经丧失，自不用负任何责任；至于原告要求之损失赔偿，既未证明，而60O之借款之证据也不能成立，请一并驳回。” 鄂森之辩解已有些强词夺理，旁听席上，嘘声四起。鄂律师颇为狼狈，颓然坐下，脸色铁青。林雪怀见状，知道必败无疑。 法官周达仁见所辩之事均已清楚，于是宣布：庭审至此结束。将于7月11日上午8时进行宣判。 7月11日上午，特区法院的法官周达仁等准时开庭。由于这天不再进行庭讯和辩论，胡蝶又有拍片任务，故未到庭，只是让詹律师一人出席。林雪怀和两位代理律师均到庭听候宣判。 宣判结果如下： 准予解除婚约，被告林雪怀须偿还原告胡蝶已被证明的欠款及贷款计银388两，洋760．2元，原告要求的精神赔偿法庭不予支持。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三分之二，被告承担三分之一。 判决书的内容并没有出乎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预料。但被告林雪怀明知推翻成案几无希望，仍表示要上诉。胡蝶和詹律师商量后也决定，要对一审驳回的精神赔偿要求一并上诉。 1O月19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林雪怀及胡蝶上诉案，旁听者仍不下千人。这天，胡蝶已随“明星”外景队赴北平，而林雪怀也因故未到庭，双方皆由律师代理。下午2时许，法官胡治谷宣布庭审开始。 庭审结果不外乎老生常谈，林雪怀未提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胡蝶方则是得理不让人，步步紧逼。最后，胡庭长宣布：本案延期，候调查证据再行审理。 11月25日，胡蝶已从外景地北平返回上海，江苏高院续审林、胡上诉案。这日，参加旁听的又逾千人，该庭已人满为患，而后至者仍络绎不绝。 2时许，胡庭长准时升座，却见庭内拥挤不堪，人声嘈杂，无法审案，当即决定移往第一庭审理，并令法警严格把门，旁听者一律不得入内，审理才得以正常进行。此次审理，旁听席上只有30余人，成了开庭以来人数最少，最为安静的一次。 双方进行一番辩论，其招数仍不外乎前几次庭审中所用，因此，林雪怀一方仍始终逃脱不了劣势地方。俟辩论结束，庭长宣布，将于12月2日下午宣判。 12月2日下午，林雪怀及其两位律师均未到庭，既知结果不好，也就不再去丢人现眼了；胡蝶也未到庭，已知胜券在握，也就不必再抛头露面了。因此，只有詹纪凤律师一人去享受既知的审判结果。 法庭判决如下： 林雪怀之上诉及胡蝶之附带上诉，均予驳回，上述费用，各自负担。 至此，历时一年之久且为各报炒得满城风雨的“林雪怀、胡蝶解约案”总算落下了帷幕。 1931年对于胡蝶来说真可谓多事之秋，与林雪怀解除婚约一事闹得满城风雨，胡蝶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解约风波且成为万众注目的焦点人物。 为解约之事，胡蝶固然出于无奈，但她自己还是有责任的。首先是交友不慎，又仓促定婚，将婚姻这关系到终身幸福与否的大事处理得过于草率。 其次，在发现林雪怀堕落且不听劝阻而毅然斩断情思，这无可指责，但选择的方法对于胡蝶而言并不是最好的。在林雪怀最初解约之时，胡蝶本来是可以不必通过诉讼而顺利解约的，无非是不能出心头之气，不能追回债务，还得担一个被“休”的恶名。 这三者中，胡蝶最着重的是名誉，其实，通过报刊或其他途径澄清事情原委也不是做不到，林雪怀毕竟劣迹昭彰，胡蝶则一直洁身自好，朋友熟人自有公论，并不怕名誉有何受损。 至于为了追回债务，胡蝶更不值得打这场官司，长达一年的诉讼，费时费力，精神备受折磨，还得向律师付一笔可观的费用，所换来的也就是1O00余元的债权，尚不到胡蝶一个月的薪金，且林雪怀一时无钱可还，何日能够追回，不得而知。 吃一堑，长一智，这场婚约官司除了让胡蝶挣脱了婚约枷锁和明确了债权之外，胡蝶还是有很大收获的。收获有二：一是对社会、舆论，为人之道等方面的认识又深了一个层次；二是结识了新的男友潘有声。 那还是胡蝶正在为解约之事牵肠挂肚之时，一日，胡蝶的堂妹胡姗忽然来胡蝶家探望堂姐。此时的胡姗在电影界已是稍有名气的明星了，她拉起闷闷不乐的堂姐，说道： “走吧，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聚会。” “什么聚会？你看我现在有这个心情吗？”胡蝶烦躁地说道。 “正是因为你心情不好，我才来拉你去散散心呢！”胡姗说道。 “我不去！”胡蝶苦闷异常。 在一旁的母亲劝说道： “去吧，也许参加聚会对你有好处，让你忘掉眼前的烦恼。再说人家姗姗今天特来请你，你可不能不给姗姗面子。” “婶婶说得对，你可不能不给我面子啊。”胡姗乘机说道。 “好啦，对你还要讲什么面子、里子的。说吧，参加什么聚会？”胡蝶松了口。 胡姗神秘地对胡蝶说： “这个聚会可是你的同窗好友徐筠倩举办的啊！人家这个酒会可一半就是为你而开的呀，而且你可以看到许多熟识的朋友。对了，阮玲玉、卜万苍都去了。” 胡蝶知道今晚是不去不行了，只好随着堂妹前往徐筠倩家二 徐筠倩家此时已是热闹非凡，许多电影界的名流都聚集于此，诸如阮玲玉、郑少春、龚劳伯、夏燕燕、卜万苍等人。 胡蝶和诸位朋友打过招呼后，准备到后边的桌子旁休息一会，被徐筠倩拦住，她说： “瑞华，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然后她指着身旁一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说，“这位是潘有声先生，潘先生在礼和洋行供职。” 胡蝶将手伸出去，看着潘有声，微笑地说道： “潘先生好。” 潘有声略微腼腆地握了握胡蝶的手，说： “幸会胡女士。” 胡蝶略微诧异，她开始以为潘有声是位大学生，想不到他是个商人，但从他身上胡蝶看不出一点她所讨厌的商人习气。 原来这位潘有声是福建莆田人，但却生就一副北方人那样欣长伟岸的身材，虽说不上多么英俊倜傥，但气质颇佳，浓浓的眉下，一双眼炯炯有神，挺直的鼻梁流露出几分坚毅，稍厚的嘴唇却现出几分憨厚，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胡蝶坐下喝茶，阮玲玉已坐了过来，两个姐妹同病相怜，谈得很是投机。原来阮玲玉此时也遇到了麻烦，她和原来的丈夫张达民分居后，张又几番恐吓、勒索她。 这时乐曲声响起，阮玲玉拉着胡蝶说道： “不谈这些伤心事了，我们还是跳舞去！” 胡蝶正要推辞，却见潘有声正向自己这边走了过来。 “胡女士，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胡蝶对潘有声笑笑，点点头，他们一起走下舞池，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起来。 “潘先生和电影界的人很熟吗？” “哪里，我本来就是个影迷，尤其是您胡女士的影迷。” 潘有声已克服了刚才的紧张，显得轻松自然。 “谢谢潘先生，你跟筠倩是老朋友吧？” “半年前我是随一个朋友偶尔到徐女士这里与徐女士夫妇认识的。徐女士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女主人。” “是啊，筠倩从来都是这样的。” 乐曲结束后，潘有声陪胡蝶在桌前坐下，胡蝶端起一杯茶呷了一口，说道： “好香的茶，这是什么茶叶？” 潘有声也端起自己的茶喝了口，笑着说道： “嗯，味道不错，这是上好的碧螺春。” “潘先生对品茗很有研究吗？”胡蝶很感兴趣地问道。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潘有声调皮地问道。 “哦，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筠倩只说你在礼和洋行工作。” “是的，我是在礼和洋行做茶叶买卖的。” “怪不得你对茶叶这么有研究呢，原来我遇到这方面的专家了。”胡蝶此时心情非常好，便开了一个玩笑。 “胡女士过奖了。” 正在应酬客人的徐筠倩无意中看到胡蝶和潘有声在一起有说有笑，情不自禁地对胡珊悄声说道： “看见没有，可好些时候没有看见瑞华那么高兴了。” 这一晚，胡蝶和潘有声从职业、爱好谈起，他们在一起聊了许多，很是投机，分手时，竟有些依依不舍了。 这一切，都被胡珊看在眼里，看到数月来忧愁烦闷的胡蝶终于露出了欢颜，她心中十分高兴，她知道，堂姐今天的愉快都是因为潘有声的缘故。 但胡姗也知道，胡蝶经历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唯恐再次受到伤害，再也不敢向一个纵然是一见倾心的男人轻易敞开情怀主动示爱。因为，那场解约风波的教训刻骨铭心，她生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胡蝶对此肯定裹足不前。 而在潘有声，自忖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洋行职员，既无社会地位，又无多少钱财，虽然与胡蝶十分谈得来，心中对她也十分倾慕，但压根不敢奢望会得到胡蝶的爱情。 此番情形，胡姗完全能够理解，暗想，这牵线搭桥的月下老人我得一做到底了。于是，她找到徐筠倩，把自己的这番意思一说，高兴得徐筠倩直跳，她们便把这方案拟订一番，开始实施了。 一天，在胡珊的安排下，徐筠倩带着潘有声，在7月3日林、胡解约第三次庭审之前来到胡蝶家。 “啊呀呀，是筠倩来了！”胡母惊喜地说道。 “伯父、伯母，这是我们的朋友潘有声。” 潘有声向胡蝶的父母问好。 “喏，潘先生那里新进了一些茶叶，铁观音，正经的好茶叶。我说给伯父送些过来。瑞华呢？”徐筠倩往屋子四周望了望。 “在楼上。这些天总喊着睡不好觉……”胡母皱着眉头说道。 “有什么睡不好？跟我们出去玩一玩一准就好！”徐筠情大声地说道。 “谁一来就这样大嗓门！”胡蝶从自己的屋子里走出来，一见潘有声，忙道：“哎呀潘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潘有声笑了笑说道： “胡女士好。” 胡蝶下意识地拢了拢头发走过来，说道： “快请坐！” 徐筠倩坐下后问道： “大白天睡什么觉？” “哎，你不知道，这几晚翻来覆去总是睡不好，这不，离第三次庭审只有两天了，我想赶快睡一睡，省得到庭上还迷迷糊糊的。”胡蝶疲惫地说。 徐筠倩宽慰道： “其实对你的那件事情，现在人人心里都雪亮雪亮的。只要这次能有个结果，这一切也就算过去了。” 胡蝶有些黯然神伤，打不起精神地说： “这场官司无论怎样赢，想起来总觉得后悔，实际上本可以不经过法庭的，刚开始林雪怀要解除婚约，我同意了也就结了。这下一来，本是自己的私事，闹得满城风雨，成了人人嘴里议论的题目。” 徐筠倩觉得胡蝶说得不无道理，便附合道： “也是。” 这时，潘有声在一旁插话道： “我倒并不这样看，胡女士与林先生解约一事，如果当时没有闹得法庭上，最后也未必就不被新闻界炒起来。如果那样的话，不了解内情的人没有机会了解胡女士的委屈，也没有机会了解林先生的为人了，那岂不是更要为人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现在这种情形，虽然胡女士不得不再三抛头露面，但正所谓‘是非不辩不明’，大伙经历了这么一番过程，至少不会有人认为是你胡女士的过错。得到这种最广泛的社会同情的力量比什么来得不划算呢？” 潘有声的一番话说得胡蝶和徐筠倩频频点头。徐高兴地说道： “还是有声分析得全面。” 胡蝶也感激地看看潘有声，说： “潘先生真会替人宽心。” 在堂妹胡珊、好友徐筠倩等人的鼓励下，胡蝶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了和潘有声的经常交往，对潘有声的了解也就更多更深入。 潘有声虽然也像林雪怀那样，是个没有多高社会地位和没有多少家财资产的普通人，但他和林雪怀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胡蝶从自己和他接触中深有体会，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 譬如他做茶叶生意，对茶叶就很有讲究，一包茶叶，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说出它的产地、等级、名称以及它的背景故事。一杯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以分辨出陈香、绿香以及存放了多长时间。 事业心正是胡蝶心目中理想男友的首要条件，而潘有声除了有一颗执著的事业心之外，还是一位温柔体贴、谦和豁达、善解人意的好男人。 其实，在胡蝶的周围，即使在与林雪怀关系破裂之前，也不乏一有机会就大献殷勤的阔家子弟、公子哥儿乃至社会名流，但他们总不能让胡蝶感到安全可靠，况且有林雪怀在，她更是心无旁骛。 解约风波之后，胡蝶对异性则又增加了份戒备心理。但在结识，尤其是了解了潘有声人品和为人之后，不由得心动了。胡蝶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可以将终身相托之人。 随着交往的增多，潘有声对胡蝶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他惊异地发现胡蝶与当时的许多女影星的作派完全不同。 活有声知道，在电影圈内，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在出名之后，往往以脸蛋和名气作为资本，待价而沽，以期获得某位达官贵人的垂青。运气好的，可让其明媒正娶，名正言顺地当上阔太太；运气不济的，能当个如夫人乃至没有任何名份的外室，被藏娇于金屋，也就以为满足。 当然，潘有声也明白，她们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亦是外在环境使然。电影女演员，大多吃的是青春饭，大多数观众喜欢她们主要是因为她们的青春美丽，而演技的高下则是次要的。 比如张织云，“明星”名导演张石川就曾认为她的资质极为一般，但她却被观众捧上“影星”的宝座。然而，一旦青春逝去，或者又有更年轻艳丽的新人涌现，观众也就再也不买你的帐，再也不捧你的场。 而电影公司的老板大多是被观众牵着鼻子走的，观众不再要看你了，也就是老板要跟你说“拜拜”的时候了。因此，女影星们大多有一种危机感。那些家底并不殷实富裕者，更是如此，趁着尚未“人老珠黄”，赶紧找个为官或为商者嫁了，以为一生就有了依靠。 潘有声也知道，促使这些女影星们走上这条未见得就能通往幸福的路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她们自已经受不起金钱和物质的诱惑。电影演员应酬繁多，出入于高档的消费场所乃是家常便饭，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使她们变得贪图享受，并唯恐有朝一日会失去这种生活。 张织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就是在名声极盛之时抛却事业，甘愿被茶商唐季珊金屋藏娇，但最终唐季珊仍是抛弃了她，又把黑手伸向了阮玲玉。 杨耐梅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她看不起那些将自己待价而沽变相出卖的影星，要自己创业。为了组建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欣然接受军阀张宗昌的邀请，冒险作济南行，半个月后携得张资助的巨款返沪，宣布成立耐梅影片公司，并开拍《奇女子》，映后很是卖座。 但杨耐梅在赚了一笔之后，生活越发放纵，出入赌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曾创下一夜输掉8万银元的纪录，又染上鸦片毒瘾，数十万元资财很快告罄。 放浪不羁的生活毁掉了她的事业，耐梅公司以资产告尽而被迫关闭。杨耐梅最终仍未能逃脱得了嫁个名人托付终身的命运，嫁给了国民党元老陈少白之子陈君景。 胡蝶却不是这样。首先，胡蝶成名后，对事业仍有执著的追求，她对于电影表演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成名后更是勤于思考，勇于探求，加之对艺术悟性颇高，演技日趋成熟，故而深得“明星”的老板及编导的赏识和重用。 其次，胡蝶为人比较谦和，人缘很好，从不摆明星的架子；拍片时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与导演、摄影及其他演员都能默契配合；又从不迟到早退，在明星公司素有“乖小囡”之称，这对于公司的头牌红影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再次，胡蝶比较注意洁身自爱，独善其身，而较少虚荣心。她对于拿感情做交易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声色犬马的交际场所也从不留恋，她选择了母亲为她指引的“认认真真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的道路。 应该说，在当时电影圈内，像胡蝶这样高额薪金的人是凤毛鳞角的，但她的高额薪金中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补贴父母开支、一家十几口人的家用上，她个人除了做些必要的高档服装外，总的说来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这一点，在“明星”朋友圈内也很有口碑。 胡蝶身上的这些优点，摆在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身上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电影圈内，尤其是在成名的女影星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和她媲美。当潘有声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这一切后，心中对胡蝶的爱慕又增添了几分。 促使潘有声投身爱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随着“雪蝶解约案”的进展，胡蝶要求解约的原因已真相大白，责任完全在林雪怀的浪荡和狭隘，并不是胡蝶名气大了、收入多了而看不起林雪怀。恰恰相反，胡蝶对林雪怀的感情直到林挑起事端都一直是专一的。这就使潘有声打消了人微位卑与胡蝶这样大明星不相般配的顾虑。 胡蝶与潘有声终于由相识相知到相慕相恋。胡蝶在结束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后，在23岁这年，她又重沐爱河，爱之神终于向这位女影星射出爱之箭。 两人虽然坠入情网，但胡蝶的头脑是很清醒的，这一次胡蝶再也不肯轻易放弃“自由身”的身份。在她和潘有声相恋的头两年中，只谈恋爱，不议嫁婚。他俩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双双露过面，更不像当初与林雪怀那样大肆张扬地缔结婚约了。 不管怎么说，1931年对于胡蝶来说，既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解约诉讼和与潘有声的相爱可以说是胡蝶在这一年中生活的大事。但作为一位电影明星，她并未因此而耽搁了拍电影，拍电影在她总是第一位的。 自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年3月上映后，“电影界的竞争更加激烈。陈控然的友联公司于5月24日推出了蜡盘发音有声片《虞美人》。7月1日，顾无为的“大华”和黄槐生的“暨南”两公司合股，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 诸位，有人看到这，也许会问，有声片怎么会分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这是怎么回事啊？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番。 电影自19世纪末诞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是默片，即有影而无声，剧中必要的对话均由字幕来表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片技术终被发明，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电影，是年8月26日，有声片首次与观众见面。12月，上海的新中央大戏院和百新大戏院利用美国机器放映了若干种美国有声短片。1929年，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率先改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半年内，上海各影院均改装了设备，但播映的影片，都出自好莱坞。 当时的有声片，可分为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其实就是给影片配上特制同步唱机，将片中的对话及背景声音录制在蜡盘唱片上，放映影片时与唱片一起放，此种方法制作设备较简单，费用也低，缺点是音画容易脱节。 而后者则是利用声光转换原理，将音频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印在电影胶片右边一行声带上，这也是今天的电影普通采用的方法，但技术复杂，设备昂贵。 却说摄制有声片的激烈竞争以及《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促使明星公司更加认定技术乃是艺术的基础，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在技术上压倒对手，于是决定：投巨资购买拍摄片上发音有声片的设备。 1931年7月，洪深受命赴美国考察有声电影状况，并洽购美国有声电影器材和聘请美国技师。8月，洪深回国，带回了新购买的两架“四达通”录音机，一部有色摄影机，以及聘用的两名美国技师。 在更新设备的同时，郑正秋又提出通过拍摄巨额投资，制作认真、质量高、品味好的影片来重振“明星”雄风的建议，这是针对“联华”而提出的。 “联华”并未涉足有声片的拍摄，但“联华”以新派面目出现，正是以制作精良、手法新颖、品味较高争取到了大量的较高层次的观众。 当时的电影市场，仍以默片为主，“明星”并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大市场，因此，“明星”将以新的设备、新的思路在声片和默片两方面均要拿出大制作来。 “明星”巨头们经过认真磋商，一致同意开拍《自由之花》，并将该片列为公司1931年的重头片，以期使该片成为“明星”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影片水准的总体表现，进而恢复“明星”在影坛日趋衰落的领导地位，重新以良好的声誉称霸影坛。 《自由之花》和“明星”以前拍的影片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在题材选择上，越出了家庭、伦理、婚姻、道德等所谓“社会片”的范畴，更不同于随意编造的武侠神怪片。 这部影片取材于1915年冬，也就是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恢复帝制并自己称帝之时，蔡锷设计逃出北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的这段真实的历史。 剧本由郑正秋编写。此次他锐意求新，选择了护国战争史的题材，片中虽然渲染了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故事，但通过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求荣，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灭亡中国的描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通过对小凤仙深明大义，蔡锷高举义旗的描写，激励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 《自由之花》的故事发生在1915年北京，如果仍按老办法在摄影棚里拍摄，其真实感显然就要受到大的影响。导演郑正秋提出赴北平实地拍摄外景，张石川和周剑云却不敢马上拍板，因为这样，制作费用会增加许多。 郑正秋决不相让，他指出： “要拍出高质量的片子，就得花大本钱。诸位深知，现在能否拍一部好的影片，对于‘明星’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要放胆一搏，拍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张石川和周剑云也明白郑正秋一番话的含义，他们商量后决定，派外景队北上。为了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他们又同时决定，在拍《自由之花》的同时，再拍两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影片，以减少制作费用。这两部影片即是张恨水的两部小说：《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 接着他们把影片的导演和演员作了分配。决定《自由之花》由郑正秋导演，《落霞孤鹜》由程步高导演，《啼笑姻缘》由张石川导演。《自由之花》中的男女主角蔡锷和小凤仙分别由龚稼龙和胡蝶饰演。另两部影片的演员除前片中的主要演员外，还有王献斋等人。 三部影片的女主角均由胡蝶一人担任。胡蝶作为这三部影片的领衔主演，任务相当繁重，但心情却十分兴奋。 《自由之花》作为公司的重头戏，主演该片胡蝶自然当仁不让，而《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是当时甚为流行的两部小说，胡蝶也正是这两部小说的热心读者，主演两片；胡蝶当然欣然从命。 三部影片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拍完内景后，9月中旬即由张石川亲自带队赴北平拍摄外景。这是明星公司历史上首次派出庞大的外景队远赴外地拍片。郑正秋因身体病弱，不能随队北上，他把任务托付给了张石川。 外景队未出发之前，胡蝶在家中赶紧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胡蝶的母亲把一件又一件衣服塞进了旅行袋内，并说：“北京比上海要冷得多，要多带些，省得临时还得借衣服穿。” 胡父走了过来，问道： “瑞华，对北京还有印象吗？你小的时候在那里可待了不少时间呀。” 胡蝶想了想，说道： “还真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我知道香山的红叶，还有怪味道的豆汁。” “对，对……” 外面传来敲门声，母亲忙去开门，一会儿潘有声走了进来，他的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热情和惜别之意。 母亲说道： “潘先生是专门来为你送行的。” “多谢！快请坐。”胡蝶也是柔情似水。 母亲将一杯茶递到潘有声的手里：“潘先生请喝茶。” “多谢伯母！你们以后叫我有声好了。”潘有声有些腼腆。他把茶放在桌上，拿起自己随身带来的包说： “瑞华，我给你带来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胡蝶兴趣十足。 “北京那地方很凉，听说有的时候不到11月份就开始下雪了。这一件皮衣是我专为你到北平买的，你可注意保暖呀。”潘有声说着把皮衣送到胡蝶的手里。 “哎呀，有声，我妈妈给我塞了一大包衣服，你想把我累死呀！” “瑞华，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有声的这一件皮衣能抵你妈那一大包衣服呀。”胡父说着朝胡蝶眨眨眼。 “哎哟，爸，你可真坏！”胡蝶抱住爸爸撒起娇来。 “好，好，爸爸坏，不说了，看看有声给你送的第二件礼物是什么？”胡父松开胡蝶。 潘有声听到胡蝶父女俩开的玩笑，心里甜蜜蜜的，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蝴蝶造型式的陶制手炉，递给胡蝶道： “这个手炉好看吗？” 胡蝶接过来，边看边说： “真好看！从来没看见过这样造型的。” 胡蝶的父亲一旁说道： “这恐怕是订做的吧。” “是。”潘有声说，“北京要比上海寒冷得多，有了这个带在身边也许会更暖和一些。这样子吗，是我让工匠订做的，听说他为这只手炉花了一个星期。” 胡蝶深深地看了一眼潘有声，说： “谢谢你。” 潘有声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左右环顾了一下，发现胡父、胡母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他知道这是给他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便从内心感激他们。 胡蝶也发现了这一切，便问道： “有声，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我来之前准备了许多话，可一见到你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潘有声说道。 “怎么啦？怕我呀，难道我是老虎呀。” “不是，不是。你怎么这样想。” 听潘有声这么一急，胡蝶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看你，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瑞华，其实，我想陪你去北京拍外景，对你又可以照顾，对我也是一次游玩的好机会，但你曾说过，不让我俩的关系公开于众，更不能双双同时出现在社交场合，我也只有作罢。”潘有声露出一脸真诚。 “怎么，我那两个条件你现在后悔啦？”胡蝶又故意激他一次。 “倒不是后悔，只是你离开这段日子，我会很想你的。”潘有声低着头说。 胡蝶被感动了，她眼睛里露出妩媚：“有声，我从北京回来后，会抽出更多时间陪你的。” 次日早晨，胡蝶随明星公司外景队，在张石川的率领下登车启程。郑正秋等“明星”同仁，一起到车站为外景队送行。胡蝶的父母也来为女儿送行，同来的还有徐筠倩和潘有声，不过，潘有声为了避嫌，始终没跟胡蝶说上一句话，这是胡蝶第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地启动了，车上的人纷纷从窗口探出头来，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胡蝶向父母、徐筠倩，更向潘有声挥手致意，她从心里喊道： “多保重，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当载着胡蝶和“明星”外景队的列车向着天津开行之时，在中国东北，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坐待国际联盟出面主持公道，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十余万东北军面对万余名日军的进攻，不战而溃。次日，东北大片领土迅速沦于敌手。 当胡蝶和“明星”外景队乘坐的列车抵达天津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了，大批的东北军涌入天津，同时带来了沈阳失守的消息。 外景队的成员们心情很是沉重，望着大批的军队往南走，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对当时的政局，政府的对日方针都不甚了解，心里尽管有种种疑问，也不能说出来。 因战事发生，交通陷入混乱，外景队几经周折，总算平安到达北京。由于洪深等人提前到北平进行宣传，所以，当外景队抵北平之日，一大批影迷前来车站欢迎，胡蝶和“明星”的演员们，倍受感动。 在外景队抵达北平后的五天内，张石川等人匆匆走遍了三部影片中所规定的北京的场景，初步定下了拍摄的景地，并决定，为了节约开支，三部影片同时开拍。 场景定好后，张石川告诉胡蝶，准备清张恨水先生来作客，并要胡蝶准备就自己扮演的角色向张老先生求教。 胡蝶早已仔细读过《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这两部小说。在影片《啼笑姻缘》中，胡蝶一人要饰演名门闺秀何丽娜和卖艺姑娘沈凤喜两个角色，自感难度不小，因而怎肯放过向小说原作者当面讨教的机会。 胡蝶的认真精神使张恨水这位文坛宿将很是感动，他耐心地向胡蝶说明了她所扮演的人物的生活环境、思想、出身、兴趣爱好等，胡蝶因而就更容易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为塑造成功的舞台人物创造了条件。 和张恨水先生的初次见面，胡蝶自感收益颇多，而张恨水对于胡蝶来饰演他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也很是满意，同时对胡蝶为人处世的练达老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后张恨水曾有一段描绘胡蝶的文字，颇为传神： “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与客周旋，言语不着边际，海上社会，奇幻百出……胡蝶精明练达之人哉，然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和张恨水会面的第二天，拍摄工作正式开始了。第一场戏的拍摄地点是中山公园，这里正是当年张恨水创作的地方。那是1929年5月的一天，一身春装的张恨水来到了春光明媚的中山公园，面对满园春色，张触景生情。 于是，张恨水趁着自己兴致很好的时候，脑子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他边想边用铅笔往纸上记。那一天，张恨水在公园里“大想奇想”，然后“大书特书”直至将一部书的梗概写完。这就是日后成书的《啼笑姻缘》。 秋日的北京天高气爽，中山公园内古柏参天，花径小道，亭树楼阁，景致宜人。导演、演员们来到这里，不禁为之叫好。但为了更好地拍摄影片，他们顾不得细细欣赏这里的景色，架机布景。 现场准备齐全，演员进入状态，只等导演一声令下即可开机。但问题来了，原来中山公园在拍电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附近的人都纷纷涌来，将拍摄场地团团围住，静谧的中山公园一下子变得人声嘈杂。 这下可急坏了张石川、摄影师和录音师。因为人多声杂不但影响了演员的情绪，录音的质量，而且还会影响到摄影的质量，万一不慎将这么多人摄了进去，岂不“穿帮”了。实在没有办法，最后请出警察来维持秩序，把旁观者赶到一定的距离之外，拍摄工作才得以正常进行。 第一个镜头是《自由之花》中小凤仙和蔡锷在中山公园互诉衷肠的镜头： 小凤仙： “我小凤仙虽是风尘中的弱女子，但却没有忘记做人的道理。” 蔡锷：（握着小凤仙的手，深情地） “人生难得一知己，蔡锷的心愿已然足矣。” “OK，NG！”张石川竖起大拇指，“胡蝶，准备《啼笑姻缘》中的何丽娜和樊家树（两人均是《啼》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公园里约会的镜头。 演完小凤仙的胡蝶急急脱下服装，换上何丽娜的服装。此时男主人翁的饰演者郑少春已早早穿好服装等着和“何丽娜”约会呢。 拍完《啼笑姻缘》中山公园的镜头，导演程步高已准备好了《落霞孤鹜》中的布景，等着胡蝶去和男主人公共同畅想明天呢。 作为三片主演的胡蝶就这样忙得团团转，光服装就换了好几次，令围观的观众直看得眼花缭乱。 接下来的几天，外景队辗转于北海公园和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北京城市景色最为秀丽之地，湖面微波荡漾，波光粼粼，白塔高耸，倒映于水，异常秀美，更兼有九曲桥、九龙壁等景点和仿膳的名点美食，令人流连忘返，于如此仙境拍戏，虽然辛苦也不觉苦了。 相比之下，位于西郊的颐和园则显得冷清了许多，虽然园内昆明湖、万寿山的景色也很美好，但那些亭台楼阁画栋雕梁因年久失修，不免显出一些落寞凄凉的意味。 在拍完了市内景点的外景戏之后，外景地移师京郊西山，在此一拍就是一个多月。 深秋的香山，漫山红叶，蔚为壮观，叫人流连，人入其中，就如入画中，秋天的香山，把它的金色和紫色掺杂在依然鲜明的最后剩余的绿色里，仿佛是日光融成了点滴从天上落到了茂密的西山树丛里。 胡蝶走在这如诗的西山中，不禁想起小的时候，爸爸曾带她来过这里，采摘着那润新的枫叶。如今往事如烟，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红叶，她忽然觉得应该采摘一片红叶给有声，让他也感受到香山的美丽和自己真挚而又浓浓的感情。 看到这如此美丽的景色，导演张石川也非常欣喜，洪深买来的有色摄影机可派上了用场，于是决定，《啼笑姻缘》中的很多场景用有色摄影机进行拍摄。 其实，所谓有色影片，也是单一色的，可以是红色，可以是黄色，但各种颜色不能同时出现，所以并不是彩色影片，不过用红色来拍香山外景，较之黑白片，仍然增色不少。 在外景拍摄过程中，张石川又临时决定将《啼笑姻缘》由默片改拍为部分有声片，且由原定的上中下三集扩大为六集，每一集均有部分有色片和有声片，从而使该片“有声有色”。 此外，既已投下血本来北平拍外景，张石川也就尽可能地将北平著名景点——摄入片中，如西山八大处等等，这样，观众在看故事的同时，也欣赏到了北平的风貌景色。 “明星”外景队在北京拍摄了将近两个月，外景拍摄已近尾声之时，从上海传来了令张石川震惊的坏消息，气得张石川懊恼不已。也就在外景地回到上海后，又一个消息使胡蝶成为上海的报刊新闻人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07章　红颜无辜　张学良雪上加霜　黑帮有道　杜月笙锦上添花 红颜无辜张学良雪上加霜黑帮有道杜月笙锦上添花 且说就在“明星”外景队在北京拍摄已近尾声之时，从上海传来坏消息：《啼笑姻缘》闹出了“双包案”。也就是除了“明星”正在拍摄该片外。另有一家公司也在同时拍摄此片。 双包案在中国电影史上并不十分稀奇，在古装片热潮中，两家公司拍片撞车，同拍一个故事的事就曾发生过。但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特别是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各公司所拍影片须呈该会和内政部检查核准颁发执照后方可拍摄上映，双包案也就绝迹了。 “明星”作为中国影坛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平日就十分注意搞好与电检会的关系，电检会也不断地得到明星公司的好处，所以对“明星”也就另眼相看，大开方便之门，允许“明星”一边送审剧本，一边即可动手拍片，而不必等候拿到执照。 “明星”开拍《啼笑姻缘》本是仓促间决定的，为了要赶上《自由之花》的进度，一起赴北平拍外景，自然来不及等执照到手后再拍。他们仍沿用老办法，一边申办，一边拍摄，而且越拍摊子铺得越大，原来是作为《自由之花》的副产品，到后来则喧宾夺主了。谁知这一回精明过人的张石川竟然让人钻了空子。 钻空子之人就是演艺娱乐界小有名气的顾无为，他依恃上海黑社会帮会头目黄金荣，经营着一家大华电影公司，他曾和“暨南”老板黄槐生联合摄制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但该片是租用日本公司的设备场地且在日本拍摄完成的，公映时曾因此受到舆论的抨击，明星公司也参与发起抵制该片的活动，因此和顾无为结下怨仇。 当顾无为探知“明星”开拍《啼笑姻缘》却尚未领到执照，于是借助黄金荣的关系，迅速地从内政部长赵戴文手中弄到了拍摄该片的许可执照，并组织人马，做出开拍的样子，同时在报纸上大肆刊登预告。 留在上海的郑正秋和周剑云得悉此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通知在北平拍外景的张石川，张石川闻后不啻晴天霹雳，不由大为焦急，但好在外景戏的拍摄已近尾声，于是他决定，立即结束外景拍摄，分批返回上海。 就在外景队准备离开的头天晚上，张石川等人接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邀请，梅先生系演艺界知名人士，张石川等人对他都很敬重，于是决定欣然赴会。 张石川携夫人、胡蝶、洪深等20余人来到了梅先生家中赴宴。晚宴后，梅兰芳谈笑风生，兴趣极高，他谈起自己20年代拍电影的经过。胡蝶将此次与梅先生的见面相识称为平生一大幸事。聚会至深夜方散。 1931年11月中旬，张石川率“明星”外景队匆匆自北平赶回上海，准备处理《啼笑姻缘》双包案。哪知外景队刚抵上海，劈面而来的却是另一场明星公司，特别是胡蝶十分难堪的风波。 前来接站的周剑云一脸沉重，当张石川下车后，便和他谈起双包案一事。 “怎么回事？我们‘明星’先拍片后办执照也不是头一次，从来没有哪个公司敢跟‘明星’叫板，他顾无为难道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张石川生气地说道。 “石川，你要知道，顾无为是在报复‘明星’呀，因为我们曾抵制过他的《雨过天青》。”周剑云回答道。 “顾无为是吃了熊心了吗……” “石川，可别这样说，他这次可是上海滩头号流氓黄金荣在给他撑腰啊。” “那么怎么办？” “再想想办法吧。” 这时，胡蝶从后面赶了上来，叫了声： “周先生。” 周剑云看到胡蝶突然一愣，上上下下地看了胡蝶一眼，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可真行啊。” 胡蝶一愣，不知周剑云说的什么意思，正思忖间，张石川对众人说道： “大家各自回家休息吧。” 胡蝶顾不上思忖周剑云的话，她归心似箭，喊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家门。 胡蝶走后，张石川问道： “剑云，你刚才为什么那样对胡蝶，你话里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晓得吗？”周剑云没有好脸色。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东北失守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丢失了东三省的张学良到了北京，你们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 “张学良，怎么回事？” “胡蝶竟然在这个时候跟张学良在元国饭店跳舞！” “跳舞？”张石川真的莫名其妙了。 却说胡蝶一进家门，便觉气氛不对。母亲坐在椅子上，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刚哭过，看见胡蝶，忙起身迎道： “瑞华，你回来啦。” 胡蝶把行李搁在地上，问道： “爸爸呢？我给你们买了很多东西。” “你还有时间给我们买东西！”父亲在里屋恶声恶气地说道。 “怎么啦？” 母亲在一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爸生气也难免，好好的你跟谁跳舞不行，什么时候跳舞不好？偏偏要找个‘九·一八’的晚上，偏偏要跟那个丢掉了东三省的张学良跳舞，你说你怎么那么糊涂。” 胡蝶诧异地瞪大眼睛，说道： “你讲什么呀，我跟谁跳舞了？” 胡少贡把一叠报纸摔在胡蝶面前，恨恨地说道： “你以为你在北京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 胡蝶拿起一张报纸，只见报纸头版上斗大的黑体字：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看到这个题目，胡蝶十分诧异，心想：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呀，但当她看了下文之后，便大吃一惊：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女士欢歌共舞于北平元国饭店……” 胡蝶再翻其它报纸，都是这样题目的大标题： 《红颜祸国！》 《不爱江山爱美人！》 《东三省就是这样被丢掉的！》 …… 胡蝶又气又急，她大声嚷道： “这根本不是事实！这是造谣，全是造谣！” 说罢，便大声痛哭起来。在一旁的母亲见胡蝶伤心不已，也着急地说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此时，距“九·一八”已有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大举推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除了锦州、哈尔滨等少数城市外，东三省几乎尽沧敌手。 日寇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而10余万东北军竟然不战而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乡沦丧，自己的亲人受辱，更使国人气愤。推根及源，东北军不事抵抗的原因肯定在于其统帅张学良。 而张学良之所以不予抵抗，主要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不同意，失去中央政府的支持，若要抵抗，东北军必定陷入孤军作战，实力将会消耗殆尽，因而，张学良的退却也含有保存实力的考虑。 当“不抵抗将军”的“头衔”牢牢地被国人加在张学良身上之时，张学良已懊悔不已。但苦于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身份，无法向国人说明真相，好在军队还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学良渴望有朝一日能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 日本在兵占中国东三省大部地区之后，为瓦解张学良及其所部的斗志，也曾拉拢过张学良，被张学良严词拒绝。对于张学良的存在，日本侵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为了彻底搞垮张学良，同时为了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日本特务们设计了暗箭伤人、造谣中伤的毒计。 用什么方法可最快地搞臭张学良呢？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特务也知道，在中国要使一个名人的名誉扫地，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其私生活入手，私生活中又以男女关系最易得手。所谓自古红颜祸水，说的就是每个失败的男人特别是政要的身后，必定有至少一位美丽妖艳却心地歹毒的女子。 具体到张学良身上，就是要“造”出这样一股“祸水”，使人相信，张学良乃是受其蛊惑，而“不爱江山爱美人”，这样就能售其奸，使张学良背上这个黑锅从此抬不起头来，也使得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转移到对张学良这位不抵抗将军的怨恨上来，这是一个十分恶毒的一箭双雕之计。 因时间紧迫，要把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归结到某位红颜身上，倒是得找到一位大众熟悉且公认的漂亮女人才行，要是交际场中的名女人则更好。 此时，正值“明星”外景队开赴当时张学良疗病所在的城市——北京，那外景队中当红影星的胡蝶就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于是，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迅社煽风点火，四处散布，“九·一八”之夜，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欢歌共舞于北京元国饭店的传闻不胫而走。接着，传闻越发具体，有些报纸还“披露”出胡蝶与张学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识，进而过从甚密，张赠胡以巨款等细节。 尽管“九·一八”之夜，“明星”外景队尚在天津，但一般人早就怨恨张学良的不抵抗，在听到这些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后，谁又会去仔细考证真伪，大多信以为真，即使有所怀疑，但亦至少会认为或许有其事，无风不起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可就苦了无辜的胡蝶，这一次胡蝶是在毫不知情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被卷入风波的中心。她在北平时尚蒙在鼓中，不知如此可怕的谣言在流传，当她随外景队返回上海，骤然听到关于自己的如此恶毒的谣言，惊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 连胡蝶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更不要提她母亲了。所以当胡蝶大喊是造谣时，她母亲急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潘有声走进门来，和胡蝶父母打过招呼之后，走过去站在胡蝶身边说道： “瑞华，我知道你绝不会做那种粗涂的事的，这肯定是有人在造谣。” 胡蝶感激地看着潘有声，一时说不出话来。 此时，张石川、洪深、郑正秋、周剑云等敲门进来。胡蝶擦干眼泪问道： “张先生、洪先生、郑先生、周先生，你们怎么来了？” 周剑云走上前去，扶住胡蝶的肩说道： “对不起，我在车站错怪了你。我是回去听石川兄说出真情，才知你是无辜的。” 原来张石川和洪深回到公司，便听到有人议论胡蝶，一问周剑云和郑正秋，才知此事。张石川当时便愤怒地说道： “纯粹是谣言！纯粹是谣言！‘九·一八’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呢，胡蝶怎么可能在元国饭店。” 周剑云等人这才如梦方醒。 郑正秋想了一下，说道： “双包案之事我们先放一放，我们赶快到胡蝶家去一趟，一是向胡蝶父母解释一下真实情况，二是防止胡蝶遇到这样的事想不开，闹出大麻烦。” 胡蝶父母听完张石川的解释，一时间也目瞪口呆。胡父连连说道： “这是从何说起？他们为什么不顾事实竟胡乱造谣呢？” 潘有声舒了一口气，站起来说道： “我早预料到瑞华是不会干这种糊涂事的，但他们为什么要败坏瑞华的名声呢？” “恐怕这样苦心经营出这样一番故事并不是针对胡蝶的。”周剑云若有所思地说。 “剑云说得是，我看这事一定与张学良将军有关，他们可能把矛头对准张学良将军的。”郑正秋接着说道。 但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张学良，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他们毕竟离政治太远，不知道张将军的不抵抗与中央政府有关，更想不到这事是日本特务所为。 几人谈了一番后先后离去，潘有声留下来陪胡蝶。胡母由于知道女儿并没有干这糊涂事，宽了心，便去准备饭菜，胡父也走回卧室，独自去思考这桩事件的来龙去脉。 胡蝶含情脉脉地望着潘有声，说道： “有声，你真的相信我吗？” “瑞华，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我跟你交往的时间也不短了，我还不知道你的为人，你不要多虑。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此种捕风捉影之事要不了多久自然会水落石出，雨过天晴的。”潘有声坐在胡蝶身边，剥着一个桔子，坚定地说道。 胡蝶望着潘有声，觉得有这样一个恋人真是自己的幸福，她多想在他温暖的怀中躺下，她多想抱住潘有声，说一句我好爱你。但此时的情况已容不得胡蝶对他流露出太多的柔情，她必须面对的是国人的议论。 胡蝶想了想说道： “有声，也许我应当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把事情真相告诉国人。” “登报声明也是一个办法，但我怕事情会越描越黑。”潘有声接着说道。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依我之见，不如静观事态发展，不到必要的时候，无须去分辩。” 胡蝶听完潘有声的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心清安定下来。 然而，事情并非像潘、胡想像的那样会慢慢水落石出。日本特务见其计成功，更加变本加厉，不仅将胡蝶的照片和张学良的照片并列报端，而且还造出张学良馈赠胡蝶十万之巨款的谣言，于是新闻界议论纷纷，义愤中的国人难免轻信，舆论对胡蝶的指责不绝于耳。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广西大学马君武有感于此而作的打油诗二首： 马君武感时近作 哀沈阳二首 赵国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家，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续地渲染，胡蝶和“明星”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觉得再也不能如此沉默下去了。 胡蝶流着泪对同事和朋友们说： “我婚姻上的不顺利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事，可这回却要担当贻误国家的千古骂名！我被无辜地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中去，我必须站出来说话，我必须站出来说话！” 11月22日，胡蝶在《申报》上发表了题为《胡蝶辟谣》的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仁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贷，并规定罚款，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外出游戏及酬酵，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试舞场，不日公毕回申。……日本新闻……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民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鸣呼！暴日欲遂其吞并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坏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自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在此声明中可谓一语道破日本侵略者的天机，她的声明义正辞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新闻媒体造谣生事的险恶用心，最后奉劝国人切莫上当。此声明可谓是言词犀利的讨伐书。 胡蝶作为“明星”的台柱，其声誉与公司的声誉息息相关，张石川等也决不容许玷污胡蝶声誉的谣言肆意蔓延，就在胡蝶发表声明的同日，张石川率外景队主要成员也在《申报》以《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的形式发表声明：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仁此次赴平……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见得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的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个行动无不尽知。同仁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言，同仁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劳伯、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胡蝶和张石川等的声明对遏止沸沸扬扬的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谣言总是有市场的，很多人对“跳舞事件”都是将信将疑，这个谣言跟随着胡蝶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跳舞风波”给胡蝶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是她生命史上最感悲愤的一页，但她并未被这巨大的压力压垮，相反，风波使她比以往成熟了许多。 自北平回到上海后，胡蝶又一头扎入摄影棚，为《自由之花》和《落霞孤骛》补拍一些内景戏。在补拍过程中，郑正秋觉得片中的高潮戏小凤仙与蔡愕依依惜别的悲治之情光用对白不足以充分表达凄凉之景，于是临时决定加上一段插曲。由郑正秋作词，严工上作曲的《良辰美景》的插曲很快写了出来。 为了实拍时唱好这首歌，胡蝶每天清晨赶到摄影场，由郑、严亲自指导教唱，经过数日的练唱，胡蝶终于可以唱得和谐了。胡蝶因此亦成为在片上发音有声片中第一位亲自演唱插曲的电影演员。 胡蝶在补拍景头的同时，一直在关注着《啼笑姻缘》双包案的进展情况，可以说她对这六集影片的希望之大以及盼其能早日公映的心情之迫切一点也不亚于张石川。 在这部影片中，胡蝶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为塑造好这两个角色，她作了精心准备，两个角色，绝不相混，动作表情，无不恰到好处。如果说，在以往所拍各片中，胡蝶多少还以漂亮的外貌取胜的话，那么，在《啼笑姻缘》中则真正展现了她的表演实力。 因此胡蝶料定，这部影片，必将为她赢得空前的声誉，然而好事多磨，一番辛苦拍出来的影片，却不能上映，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一位演员心焦的呢？ 张石川在处理完胡蝶的“跳舞事件”后，即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啼笑姻缘》的拍摄权的交涉。张石川请出了上海七位第一流的大律师，再加上“明星”的两位常年法律顾问，造成九大律师联成一气为“明星”和顾无为打官司的气氛，志在必得。 但顾无为有黄金荣作后台，又已取得合法的拍摄执照，有恃无恐，并没有被张石川吓倒。张石川和九大律师商量后知道打官司赢面极小，亦知顾无为并非要拍摄此片，无非以此为要挟，报“明星”当年一箭之仇。 要私了，首先得找到有相当面子的人出面斡旋才行。顾无为的靠山是黄金荣，要顾让步，必须先得让黄金荣点头。这样，“明星”就必须抬出一位比黄金荣更光棍的靠山来，张石川于是想到黑帮头领杜月笙。 他们通过黑帮朋友吴麟趾的引见，见到了杜月笙，在吴麟趾暗中示意下，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不情愿地拜了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看到大名鼎鼎的“明星”三巨头一齐拜在自家门下，很是荣光，便答应调解纠纷之事。但有个附加条件：要见胡蝶一面。 张石川等人颇感惭愧，他们都知道杜月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若把胡蝶送进杜公馆，无疑是送货上门。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由公司操办胡蝶的生日晚会，把杜月笙请到晚会上与胡蝶相见。 这是一次盛大的生日晚宴，“明星”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动了，还有不少嘉宾、记者。胡蝶心情紧张地招呼客人，她也不知道今天的晚宴将如何结束，幸好张石川等人早已给她交了底，她那忐忑不安之心才安稳些。 不一会儿，杜月笙的车队开到门前，张石川等人忙迎了上去，热情招呼道： “社先生，请请请。” 胡蝶此时竭力告诫自己，要镇静从容地演好这场戏，但这可是真实的“戏”呀。 胡蝶走了过来，周剑云满脸含笑地介绍道： “胡女士就不用我介绍了。这位是杜月笙杜先生。” “久仰，杜先生。”胡蝶伸出手去。 杜月笙一把便握住胡蝶的手，用双手抚摸着，说道： “胡女士果然是光彩照人呀！” 胡蝶忙把手抽回来作了个请的姿式： “杜先生请——” 杜月笙色迷迷地望着胡蝶，胡蝶心中十分厌恶，但还得装出笑容，一曲还没跳完，她已经出汗了，她觉得杜月笙的手在自己的腰间总是不老实，她此时只想时间赶快过去，赶快结束这一切。 “胡女士跳舞怎么也心不在焉呢？”杜月笙笑道。 “怎么会呢……我不过是有些紧张罢了……” “你跟我跳舞紧张吗？”杜月笙越发把胡蝶搂得紧紧的。 “是啊，杜先生可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人物，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人物了，这才会越想照顾得周到反倒越不周到了。” 杜月笙闻言哈哈大笑起来。 一曲舞终了，胡蝶和杜月笙一起坐了下来，杜月笙很绅士地递给胡蝶一杯饮料。 胡蝶接过，说了声：“谢谢。” “不用客气，”杜月笙说道：“今天算是认识了，以后我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一定还多着呢。” “是啊，”胡蝶笑了笑说道“明星公司的事麻烦杜先生了。” “一句闲话。” 胡蝶不禁默然。 杜月笙忽然问道： “像胡女士这样出色的人物，想来一定有不少追求者吧？” 胡蝶知道杜月笙心里在想什么勾当，但为了“明星”，她只得应忖道： “出色的话倒是不敢当，、像我这样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戏子’，社会地位低得很，追求者哪敢追我们呀！” “胡女士过谦了，我就从来不这样看。像胡女士这样的，无论如何都应当有一个好结局。要是胡女士不嫌的话，我倒是愿意替胡女士作一回月下老人……” 胡蝶一惊，但面色坦然，从容地说道： “不必了！多谢杜先生美意。胡蝶的婚事已经有父母作主了，哪里敢再来讨扰杜先生。” 杜月笙不相信地说道： “胡女士是在托辞吧？”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胡蝶哪里敢戏言。”胡蝶郑重地说。 “噢？那么……谁是那个幸运的人呢？” “这个……过一阵子杜先生自然就会晓得了。”胡蝶不愿意过早地把事情揭出来。 “你只悄悄地告诉我，我替你保密就是了。”杜月笙把头伸向前去。 “这个嘛……”胡蝶有些紧张了，不说吧，逼得太紧；说吧，她怕潘有声会出麻烦，凭着杜月笙这种黑社会上的人物，上海滩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正在这时，胡蝶忽然听到有人在她背后叫她：“瑞华——”她回头一看，潘有声正手持鲜花站在她身边，胡蝶惊喜地叫了声：“有声！”顿觉心中的所有紧张害怕一扫而光。 潘有声将花送到胡蝶怀抱，温柔地说： “瑞华，祝你生日快乐。你不会怪我在这个场合出现吧？” 胡蝶摇摇头，深情地看着潘有声。 杜月笙注意着两人的一颦一笑，知道这个男人与胡蝶的关系不一般，便问道： “这位是……” “鄙人姓潘，潘有声。” 胡蝶忙替潘有声介绍： “这位是杜月笙先生。” “久仰。”潘有声向杜月笙鞠躬道。 “潘先生，请坐。”杜月笙指着座位说道。 潘有声坐下后，从口袋里掏出药片递给胡蝶： “早上你忘了吃药，我怕你晚上再发烧，便把药给你带来了。”胡蝶接过药片吞进嘴里，又端起水喝了两口。 这一切亲密而又自然。杜月笙看着两人，颇有兴趣地说道： “胡女士，这位潘先生莫不就是你刚才不愿说的那个人？” 胡蝶亲呢地看了潘有声一眼，点点头。 “恭喜恭喜，不晓得潘先生在哪里高就？” “礼和洋行。” “潘先生好福气，不晓得准备什么时候与胡女士订婚呀？” 潘有声笑着说道： “若讲订婚，两边家里的老人倒是很同意，只是瑞华另有一些考虑，所以至今没有公开举行过订婚仪式。” 胡蝶笑着看着潘有声，那神态让杜月笙妒火中烧，但他毕竟是上海滩黑道老大，面不改色，仍笑嘻嘻地问道： “既然今天潘先生来了，又是个好日子，我看倒不如今天就宣布一下，让我也做个现成的媒人？” 胡蝶沉吟一下，潘有声已从后面揽住了胡蝶的肩头： “还犹豫什么呢？杜先生，今天真的多谢你的成全！” “胡女士愿意不愿意？我虽有成人之美，可也不愿意让胡女士受委屈啊！” 胡蝶心里怎么会不知杜月笙的心思，心想事已至此，今天宣布了倒是一件好事，便说道： “既然杜先生肯给这个面子，胡蝶又怎么会不愿意呢？” 听到此话，潘有声俯身在胡蝶的脸上吻了一下，胡蝶没反应过来，脸一下子红了，但却带着幸福的微笑。 “哈哈哈，”杜月笙大声地笑起来，许多人已经围了过来，张石川等人也松了口气露出了笑容，“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杜月笙今天就算是随缘，替胡女士做个证婚人巴！”· 满座热烈鼓掌，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整个宴会在一片热烈的祝贺声中掀起了高潮。 晚会结束后，胡蝶和潘有声坐在车子里，胡蝶双目含情，微笑着说： “亏你想得出来，去药店买一片维它命，还说怕我晚上再发烧，我什么时候发烧过？” “我得知你要招待杜月笙，所以就想不了那么多，只想让他知道我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你就不怕他迁怒于你？” “我不怕，想那杜月笙也是上海滩有头面的人物，总得顾及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我倒是怕你怪罪我。” “我怪罪你什么？” “订婚呀。” 胡蝶假装认真地说： “我怪罪你恐怕这会也晚了。” 潘有声一下子涨红了脸，嗫嚅道： “不会，我不会乘人之危，大不了过几天你登报声明一下……我不会不识相的……” 看着潘有声着急而又憨厚的样子，胡蝶把手放在潘有声摊 在膝头的手掌里，柔声地说道： “我可不想再一个退婚的名声。” 潘有声抬头看看胡蝶，情不自禁，伸手将胡胡蝶揽入怀中，胡蝶幸福地闭上了眼睛。此时她真想汽车就这样永远开下去，不要停，潘有声的臂膀是一湾结实而温柔的港湾。 却说杜月笙原想胡蝶的好事，但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他如果想怪罪潘有声，那他只要“一句闲话”就可以了，但正如潘有声说的那样，他毕竟要顾及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于是也就作罢了。 杜月笙既然答应了“明星”的请求，也就马上见诸行动了。杜月笙设下盛宴，请来黄金荣，同时请出吴铁城、虞洽卿、闻兰亭、袁履登等上海闻人出面。 席间，杜月笙当面恳请黄金荣，请他说一句闲话，让顾无为把《啼笑姻缘》让给“明星”，“大华”的一切费用也是一句闲话，让“明星”担负。 黄金荣知道顾无为要的也就是“一句闲话”，今天杜月笙给足了面子，徒弟又满足了要求，何乐而不为？遂当场答应，杜、黄哈哈一笑，一场官司宣告和解。 但明星公司的代价是立即往杜府送上10万元钱，一切听凭杜月笙作主。从此，“明星”对杜月笙敞开了大门，杜被聘为公司的名誉董事，一年到头送不完的孝敬。 “明星”之所以与“大华”周旋到底，不惜巨资，还出于营业上的考虑，试想，两家公司为争拍摄权闹得不可开交，又是请律师，又是请名人，报纸杂志岂能放过这个市民关注的热点，报刊的炒作不失为最好的广告，张石川最知道这一点。 因此，一旦两家公司和解，拍摄权在握，“明星”立即趁热打铁，加紧补拍和后期制作，很快就陆续推出《啼笑姻缘》各集，至1932年底，六集《啼笑姻缘》全部推出公映。 但是，“明星”老板们期待的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啼笑姻缘》之所以在营业上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在于电影公映之时曾令小说轰动的环境已时过境迁，其次，影片公映之时，国难日益深重，深刻的民族危机令国人惊醒，而此刻公映的公子多情、佳人薄命、人生无常的情调则显得太不合时宜。 虽然电影《啼笑姻缘》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效应，但是，胡蝶因在这部影片中淋漓尽致的表演却确立了她在影坛至高无上的地位。 1933年元旦，一份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为了招徐徕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明星日报》此举引起了广大影迷的浓厚兴趣，投票很是踊跃，活动开展近两个月，收到选票数万张。 2月28日，选举揭晓，胡蝶以21334票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列第二、三名的是陈玉梅和阮玲玉。 当胡蝶荣膺“影后”桂冠的时候，中国电影界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左翼文艺工作者大量地介入影坛，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许多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及技术人员都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场电影运动，当然也包括胡蝶。 胡蝶身处这场电影运动的中心，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这场变革的欢迎和希望。继《战地历险记》之后，胡蝶又一连主演了《狂流》、《脂粉市场》、《春水情波》、《满江红》、《盐潮》、《姊妹花》等体现左冀联盟意图的影片。1934年，胡蝶又完成了《女八经》、《白山黑水美人心》、《再生花》、《空谷兰》等影片的拍摄。 1935年，胡蝶主演《夜来香》拍摄到一半的时候，中国电影界接到了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邀请，国际电影展将首次正式邀请中国参加此次活动。 中国电影界立即组团，周剑云、胡蝶等七人入选，胡蝶是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在莫斯科，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受到了苏联电影界的热情赞扬。 这时，一个来自国内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几乎将胡蝶击倒：阮玲玉自杀身亡。胡蝶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感慨道：为什么好人总是无端受欺侮。 此后，胡蝶带着沉重的心情随周剑云夫妇踏上了出访西欧的行程，他们游历了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所到之处，胡蝶以及所主演的影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称她为“中国的葛利泰·嘉宝”。 1935年7月5日，胡蝶一行搭乘“麦金兰总统”号，由香港驶往上海。上海的码头上，明星公司组成了强大的欢迎阵容，欢迎胡蝶一行回国。潘有声也列入其中。 胡蝶下船后，和潘有声紧紧拥抱在一起，但胡蝶并没有沉缅于儿女私情之中，一回国就投入到《夜来香》的拍摄中。《夜来香》快要完成的时候，郑正秋团体弱多病再加上操劳过度，终因心脏衰竭而告不治，时年47岁，胡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祸不单行，胡蝶的父亲此时也是病魔缠身，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癌。胡蝶一家人一时手足无措。 回到家中，胡母说道： “你爸爸呀，对自己的病大约也是心里有数，只是怕我们难过，所以不肯问也不肯讲罢了，但我知道，他有一桩心事没完，那就是趁着自己还精神的时候，由他带着你进教堂，将你交给有声，他也就可以放心了……” 胡蝶一下子惊醒了，是呀，自己一直忙于拍片，为什么把此桩事没放在心上呢？为了爸爸，为了有声，更为了自己，也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了。听完妈妈的话，胡蝶流着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潘有声四年来一直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他乍听到胡蝶提议结婚，真有点喜出望外，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欣慰之情。 胡、潘两家随即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开始了胡蝶与潘有声的婚礼筹备。结婚的吉日定在11月23日，婚礼将采取中西合壁的方式，即中午在教堂由牧师证婚，晚间在酒楼举办喜宴。 “明星”得此消息后，立即讨论研究，决定由公司出面大大地操办一番，并派出专门的摄影师将婚礼的盛况拍成纪录片，要让胡蝶风风光光地嫁给潘有声。 此时，洪深和田汉正在南京，当他们得到胡蝶要结婚的消息后，立即联名给胡蝶拍发了一封诗体电报： 昨夜飞来红帖子， 一时举国欢无比。 煮酒都开玳瑁筵， 罗丝着绣鸳鸯字。 所惜今日事急矣， 严霜将已大风起。 也应三日下厨房， 莫把生涯关在厨房里。 电文表达了对胡蝶的祝福，他们同时也隐约知道，胡蝶有退隐之意，婉劝胡蝶在国运危急的时候，仍要继续有所作为，不要一味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 洪深、田汉的猜测没有错，就在拍摄《劫后桃花》的时候，胡蝶感觉到自己该退出影坛了。 在《劫后桃花》中，胡蝶饰演女主角瑞芬，自我感觉尚属良好。不过电影新秀舒绣文此时刚满二十岁，但在影片中饰演胡蝶的母亲，至影片结束时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但她很准确地刻画了祝太太的性格，将一位老太太的练达世故、精明能干却又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悲哀与无奈表现得清清楚楚，展现了她非凡的表演才华。 舒绣文的出色演技，使胡蝶明显地感觉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可逆转。 此时的胡蝶已届二十七岁，虽风姿依旧，但人却明显地胖了。胡蝶从影以来，拍过数十部电影，饰演过数十个不同的角色，但无论角色如何变化，都是美丽的少女，而现在再饰演少女，难免矫揉造作，谈何突破。 胡蝶觉得，在尚未被观众厌弃时即与观众惜别，未尝不是一条明智的路。退出影坛后，即与有声结婚。况且结婚之后，进可继续拍片，退也可息影。 再说11月23日这天，上海九江路圣三一教堂，人头攒动，各路影迷，奔走相告，纷至沓来，小小教堂早已被围个水泄不通，巡捕房只得派出大批巡捕来维持秩序。 上午11时，婚礼准时开始。 庄严肃穆的教堂里，一抹灿烂的冬日阳光从铁圆窗口投映进来，教堂里一片光华似锦，从入口处铺起的一张大红地毯一直铺向教堂深处。在欢快高亢的《婚礼进行曲》中，一行人向着牧师主婚的礼台前走去。 一些法定的程序过后，新郎、新娘开始互换戒指，观礼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乐师的伴奏下，“明星”的演员们齐声唱起专为胡蝶婚礼而作的《胡蝶新婚歌》： 胡蝶，你可实现了你全部的希望， 胡蝶——幸福将紧跟着你咧。 假使你遭遇到不顺心的事， 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 平静而美丽。 ——胡蝶，光明伟大的前程， 胡蝶。 在歌声中，胡蝶泪眼婆娑，心潮激荡，她被这盛况空前的喜庆场景深深地打动了。 1935年底，胡蝶和“明星”的合同即将期满，胡蝶就此提出了退出影坛不再续订合同的请求，张石川等人如何肯答应，便苦苦挽留。胡蝶碍于情面，只得答应仍留在“明星”，但每年以拍一部影片为限。张石川等人知道胡蝶能答允每年一片已是不易，只好同意了。 为了给婚后继续从影的胡蝶打气鼓励，为了批评影星结婚影响其地位的观点，《明星半月刊》刊文： 胡蝶女士是地位很高的电影女明星，因此她的结婚（这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就引起了广大的影迷的注意，或者说是兴趣。——这不稀奇，因为电影明星的行动，本来就是极引人注目的。 可是我们听到许多人的意见，说是电影明星结婚，要影响到她的地位的。 为什么电影明星的结婚会影响到她的地位呢？假如她的地位原是用自己的修养和努力换来的话。这是我们所不懂的。因为私生活的关系吗？电影演员的艺术修养，当然和他们的私生活有关，但结婚并非就是生活的堕落…… 胡蝶女士是结婚了，我们除祝颂她的私生活幸福以外，还希望她在艺术上有更多的努力，更好的贡献。对于那样不合理的谬见，我们期待着事实的有力反证。 胡蝶的确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有力的反证”，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接连拍摄了《女权》和《永远的微笑》。在拍完《永远的微笑》后，胡蝶渐渐地淡出影坛。 1937年春季来临之时，胡蝶终于摆脱了繁忙的拍片生活。胡蝶之淡出影坛，收入当然要减少，潘有声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早有赴香港发展的计划，潘有声和胡蝶开始作移居香港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1月12日，上海失守。“明星”总厂厂址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 “明星”即亡，胡蝶与它的一年一片的协议当然也就一笔勾销了。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他的事业，胡蝶便同家人在抗战爆发后避居香港。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暂时还未存在战争的威胁，因此，胡蝶赴港后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平静的日子。胡蝶除了持家和社交之外，出于职业习惯，关心起香港的电影业来。 1938年春季的一天，胡蝶忍不住影坛的诱惑，终于重下银海。此后，胡蝶主演了《胭脂泪》、《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影片。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25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此时的胡蝶，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受到深深伤害的屈辱。 一天，衣冠楚楚的诸熟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和久田幸助跨进了胡蝶的寓所。胡蝶知道他曾威胁利诱当时也在香港的梅兰芳，梅兰芳则蓄须言志，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在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登台演戏。胡蝶对梅兰芳不畏强暴坚持民族气节的行为深为敬佩。 和久田幸助跨进胡蝶的家，客气一番，在沙发上坐下，他开口说道： “此次‘大东亚圣战’，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非常希望能和胡蝶女士交朋友。” “不敢当。”胡蝶冷冷地答道。 “胡女士能在战时留在香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胡蝶女士能出来为‘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做些事。胡女士可以继续拍一些电影。” “这……”胡蝶不知如何回答。 “请胡女士不要有什么顾虑。对待像胡女士这样的名人，我们拟定了三项政策：第一，如果你仍愿意留在香港，我们会妥善保护你们的生命和财产。第二，我们会尊重你们的个人自由，如果你们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之类的地方的话，我们会无条件地放行。第三，我们从来都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我的话，胡女士和潘先生都听明白了吗？” “……”胡蝶、潘有声未置可否。 和久田幸助告辞。 送走和久田幸助，直觉告诉胡蝶，此事决不会就此结束，恐伯是麻烦才开了头。至于和久田幸助的三项保证，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果然，不久后和久回再次登门，依然是彬彬有礼，笑容满面，但他的话却让胡蝶胆战心惊： “我们想请胡女士到东京作客，游览东京的风景名胜，顺便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合作，拍部风景片。片名我们也想好了，就叫做《胡蝶游东京》吧，保证毫无政治内容。” 胡蝶陷入了沉思，所谓毫无政治内容只是自欺欺人，在这种时候去东京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但又不能硬顶下去，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无疑是以卵击石，得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和久田见胡蝶沉默不言，以为她动心了，正要继续开导，胡蝶开言了： “谢谢和久田君的盛情，几年前我游历欧洲，曾大开了眼界，现有机会去东京当然也不错。只是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是否等分娩以后再说？” 和久田盯着胡蝶看了一会，似未见有怀孕的迹象，但胡蝶的表情镇定，也不大像说谎，和久田将信将疑，为了保持“亲善”的姿态，而且还要指望胡蝶合作，终究不能勉强。想想你区区一个女演员，总逃不脱我的手掌心，于是就答应了胡蝶，待她生下孩子后再去东京。 其实，胡蝶并未怀孕，她是一时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个借口以争取准备出逃的时间。自和久因此次登门后，胡蝶和潘有声都明白，无论多么艰难危险，该是逃出香港的日子了。 他们开始为逃亡作积极的准备，将所有的财物装箱成箱。潘有声设法通过秘密渠道与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联络，请求他们的帮助，并安排好逃亡的路线及方法。游击队曾帮助过许多名人成功地逃离香港到达大后方。 胡蝶为了迷惑监视她的日本人，平时很少上街的她，也开始在街头频频露面，或购物，或访友，作出一副要在香港长住的样子。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和游击队接头的日子又到了，胡、潘等人在家急切地等待着游击队联络员的到来。 这天晚上，胡蝶的家门被敲响了，一开门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那姑娘向胡蝶深鞠一躬，甜甜地叫道： “胡女士，我是来接你的人。” 胡蝶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很面熟，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惠敏呀。胡女士可能不认识我，可我早就是你的影迷了。” “杨惠敏？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童子军战地慰问团的杨惠敏？” “是呀，你怎么也认识我？” “原来是你，我早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照片，怪不得面熟得很呢。”胡蝶这才释然。 杨惠敏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孩，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猛攻上海，代表童子团和上海市人民，把旗帜亲手交给谢晋之团长的就是她。当时上海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杨惠敏的事迹和照片。胡蝶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她。 两人热心地交谈了一会儿，接着，杨惠敏代表游击队将出逃路线又一次重新安排了一下，并要胡蝶和家人这几天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游击队将会在近日派人来接。 胡蝶望着小小年纪的杨惠敏，感慨地说道： “小妹妹，你真了不起，当年你在苏州河献旗之举，已被老百姓所称道，没想到如今，你又能为我们这些滞留在香港的人出力，真是有胆有识。” 杨惠敏淡淡一笑，说： “这没什么，我们已经营救了三批人，你是我营救的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了。现在，日本人已有所警觉，所以营救有一定的困难，但你们尽管放心，我们会把你们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的。” 胡蝶如绝处逢生一般，紧紧握住杨惠敏的手说： “谢谢你，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 杨惠敏微微一笑，说道： “不要说谢，同是为国出力。记住我的话，你们近几天什么地方也不要去，静等佳音吧。” 欲知胡蝶一家人能否逃出香港，且听下回分解 第08章　千金散尽　胡蝶虎口脱身　计谋用足　戴笠金屋藏桥 千金散尽胡蝶虎口脱身计谋用足戴笠金屋藏桥 且说1942年8月27日，天刚蒙蒙亮，胡蝶一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由杨惠敏和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胡蝶的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其余的人则步行。 临行前，胡蝶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各种纪念品装成30大箱。由于目标太大，杨惠敏主张由她另行相机运回国内。所以，当一行人到达广东惠阳时，胡蝶和杨惠敏分手了。胡蝶一家在这里乘柴油车到曲江，而杨惠敏则回去偷运胡蝶3O多箱贵重物品。 在惠阳和游击队分手时，胡蝶激动地说： “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任务。你们的那30多箱财产，杨女士会尽快派人托运过去的，请胡女士放心。”游击队队员回答道。 这时，潘有声拿出300O元钱，递给游击队李队长，并说道： “李先生，这点钱不成敬意，就算你们大家一路护送我们的费用吧。” “潘先生讲哪里话，能帮助像胡女士这样的爱国知名人士逃离日本人的虎口，这是我们的光荣，这钱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收。”李队长推辞道。 潘有声抓住李队长的手，把钱硬往他手里塞，说： “你们一定得收下。” “绝对不可以。” “李队长，你不要推辞了。你听我说，要说护送的费用呢，我们是付不起的，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出生入死，这份情谊不是钱能买得来的。这点钱，权当作是我们对抗日事业的一点心意，请李队长不要拒绝。”胡蝶见双方推来推去，只得把心窝里的话掏了出来。 李队长听胡蝶这么一说，非常感动，他接过钱，郑重地收好，然后对胡蝶和潘有声说： “既然胡女士这么讲，我就收下这钱，请你们赶快上路吧。” 却说就在胡蝶逃离香港的当天中午，胡蝶在港寓所客厅的电话铃声大作，电话是和久田幸助打来的。为了监视胡蝶的动向，他经常打电话或派人来侦察，看看胡蝶及其家人是否有异动。 由于胡蝶的逃亡准备均在暗中小心翼翼地进行，一直未被日本人所觉察。电话铃响了许久，和久田感到不妙，忙派人前来查看，他终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胡蝶一家老小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成功地逃脱了！ 和久田向日军本部作了汇报，并查找了所有线索，均未发现胡蝶及其家人的踪影，他知道，胡蝶已不在香港了，为此，他受到了上司的责罚。若干年后，在战后的日本，胡蝶又见到了和久田，他把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胡蝶，胡蝶开心地笑了。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胡蝶一家在逃离香港5天后到达曲江。曲江即今韶关市，当时不过是一个小镇，位于广东省北部，是广东省政府的临时驻地，因庞大的省府机关迁来此处，小镇的人口剧增，成为粤北的一个重镇。 “影后”胡蝶抵达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人们敬佩一个弱女子不畏日寇的威逼利诱，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的勇敢行为，许多新闻记者前来采访，于是，胡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会上，有记者问她为什么要不畏生命危险逃离香港，胡蝶慷慨陈词： “我向全世界表示，也特别是向日本侵略军表示，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但在民族大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所应选择的道路。” 第二天，不仅中文报纸，连外文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胡蝶逃离香港回到内地的消息，轰动一时。胡蝶为关键时刻自己的勇敢抉择深感骄傲。 胡蝶一家初到曲江，曲江早已人满为患，一时无法找到房子安家，一家人只得暂住船上。不久，得到电信局长李大超的帮助，找块空地盖起了一幢简易房屋，取名为“蝶声小筑”，选的是胡蝶和潘有声两人名字中的各一字，颇有诗意，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了。 这时，广东省政府李汉魂将军和夫人吴菊芳女士代表国民政府给胡蝶送来了2万法币的救济金，以表示政府对胡蝶深明大义的嘉许，并帮助她度过眼前的艰难时日。 胡蝶婉言谢绝了这2万元钱，2万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胡蝶之所以不受，主要因为在逃亡路上，她见到了许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难民，恻隐之心顿生，她请李汉魂将军将这笔钱转给需要救济的穷苦难民。胡蝶觉得凭着自己的积蓄足以应付今后的生活开支。 李汉魂将军感动地说： “胡女士真是个爱国仁义之人啊！” 胡蝶抵曲江后，对杨惠敏护送的那批行李望眼欲穿，但始终没有等到，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但随着战火逐渐逼近曲江，胡蝶和潘有声只得决定，离开曲江赴重庆。 因去重庆的交通很是不便，只得走一程算一程，1943年10月抵达广西桂林。这里离战火比较远了，胡蝶当即改变了去重庆的计划，打算先在桂林住一段时日再说。将一家老小安顿好后，为了免得坐吃山空，潘有声与几位朋友合组了公司，经营药品和生活用品以补贴家用。 一天，胡蝶漫步桂林街头，猛然发现一家拍卖行内挂着一件银狐皮大衣分外眼熟，忙走近一看，两眼不由直了，这件大衣正是自己的。接着，她又发现了自己的戏装。这些衣物可是装了箱托付给杨惠敏了呀，怎么会出现在桂林街头的拍卖行中？ 胡蝶急忙向店主询问这些服装的来历，店主答道这是从香港购回的。胡蝶马上意识到，她的行车出了问题，顿时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赶回家里。 潘有声得知这一情况后，看着失魂落魄的胡蝶，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他知道，30余个箱子里装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几乎所有的积蓄。胡蝶一贯节俭，才置起这些家当。 情况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和潘有声部心存侥幸，希望丢失的只是3O余箱中的一小部分。潘有声通过各种渠道很快查明，交由杨惠敏运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丢失。这个消息对于胡蝶不啻是晴天霹雳，令她痛心疾首。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重庆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多为胡蝶惋惜和鸣不平。此时已先期抵达重庆的杨惠敏感到名誉攸关，事态严重，乃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港八次，营救了二百多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 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究竟是劫是骗，因无对证，终究无法说清，胡蝶对此不能不心存疑虑。 战火不断向桂林逼近，潘有声的公司已经陷于停顿，经失箱之事打击后的胡蝶又大病一场，于是，胡蝶一家不得不告别桂林，前往重庆。 1943年底，胡蝶一家来到暗都重庆。胡蝶的到来，轰动了新闻界。刚下飞机，便被各报社、电台的记者团团围住。重庆新闻界为此很是忙乎了几天。但丢失财物一事总让胡蝶耿耿于怀，心情糟透了。 胡蝶哪里知道，刚离开战火的恶魔，又投入到了情场的黑窝。 在重庆，胡蝶一家借住于原上海警备司令现居重庆的杨虎家中。原来杨虎的夫人林芷茗从小和胡蝶一起长大，上中学时又是同学。她俩在一起无所不谈，曾发誓结为姐妹，胡蝶稍幼，便称芷茗为姊。 林芷茗聪颖漂亮，曾为校花，后来胡蝶进入影坛，芷茗继续读书，两人仍经常走动。正当胡蝶在影坛蒸蒸日上，红遍上海的时候，林芷茗却嫁给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做起了官太太。 胡蝶受林芷茗和杨虎的邀请，也曾数次去杨虎家作客，但她一直不喜欢和政界人物交往，于是和林芷茗的关系慢慢淡了下来。但要说曾结为姐妹的人，林芷茗是唯一的一个。 林芷茗挽留胡蝶居住，倒也没有什么深意，只是觉得胡蝶贵为影后，红遍中国，此时正在落魄之时，何不帮她一把，于己于胡蝶均有好处。 况且这林芷茗又是个好交际的人，但电影界的人物她是结交不上的，此次借胡蝶大可风光一下。于是林芷茗和丈夫杨虎一商量，杨虎马上同意，把大名鼎鼎的影后接入家中，岂不是件美事。 胡蝶和潘有声此时确实如无家可归者，潦倒落魄，三十几箱财物的丢失几乎令胡蝶在经济上前功尽弃，加之潘有声也没有固定收入，在这种时候，林芷茗邀请挽留，无疑是帮了胡蝶一家的大忙。于是，一家人暂住在杨公馆内。 这日，杨虎夫妇准备为胡蝶召开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众多军界、政界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来参加晚会，其中也不乏名媛闺秀、京剧名角。 杨公馆的花厅灯火辉煌笑语喧天不绝于耳。 胡蝶对这类宴会兴趣不大，但宴会是为自己举办的，不便拂了杨虎夫妇的一片心意，只得强颜欢笑，和众位要人、名媛点头寒暄。这个宴会，一点儿也不比大上海的豪华晚宴逊色，相反，则气派了许多。 一曲舞跳完，胡蝶独自坐在沙发上沉思。忽然，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端着一杯酒走了过来，看见胡蝶，笑着说： “这位是胡蝶女士吧！” 胡蝶不认识此人，正手无足措时，林芷茗过来解了围： “瑞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吴导演。如果你想拍戏可去找他。” “久仰吴先生大名。”胡蝶伸出手去。 “哪里，哪里，胡女士的爱国义举真令人钦佩，不知道胡女士近来有没有拍戏的打算？” “嗨，这个时候，大家各自连命都顾不上，哪有心思去看电影？”胡蝶笑道。 “其实，胡女士的话不无道理，但那要看什么电影，那些无病呻吟、脱离实际的电影，观众是不爱看，但是如果是鼓舞民心，宣传抗日的影片，我想大家还是爱看的。” 胡蝶听吴导演这么一说，顿时来了兴趣： “吴先生有这样的剧本吗？” “当然有，否则我就不会讲这些话了。” “是吗？”胡蝶有些半信半疑。 吴导演看出胡蝶的心思，微笑着说： “胡女士可先看看剧本，再决定。” 胡蝶正要答话，忽然有人大声通报： “戴局长到——” 霎时间，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热烈地鼓起掌来。只见戴笠身着中山装走了进来。 胡蝶悄声地问身边的林芷茗： “这位就是有名的军统首脑吗？” 林芷茗回道： “是呀！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呀，待会儿我把他介绍给你。” “别……别这样，我并不想认识太多的人。”胡蝶连忙劝阻道。 这时，戴笠走到大厅中央，故作谦恭地向四座拱手答礼，说道： “幸会，幸会！今晚杨虎司令在宫邸里设家宴，为远道来陪都的电影明星胡蝶女士接风洗尘，雨农（戴笠的字）有幸来此，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戴笠也边鼓掌边说： “请大家继续跳舞，不要拘束。” 舞曲再次响了起来。 林芷茗领着戴笠来到胡蝶的沙发前，正要开口介绍，只见戴笠开了口：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便是胡蝶女士吧！” 胡蝶连忙站起。 林芷茗拉着胡蝶的手，甜腻腻地说： “我来介绍，这位是戴笠戴局长，这位是刚从桂林到重庆的胡蝶女士。” 胡蝶微微一笑说道： “戴局长久仰了。” 当戴笠仔细端祥面前的这个女人时，顿时被胡蝶那端庄妩媚的容貌、晶莹迷人的眼睛以及两颊那若隐若现的梨花酒涡深深地吸引住了。戴笠平生玩过无数女人，其中不乏女伶、电影明星之类，但此时此刻，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使他心魂荡漾。 “胡女士是中国唯一被公认的电影皇后，想当年，我还投过胡女士一票呢。今天，胡女士不受日本人收买，毅然返回内地，支持蒋委员长的抗战之举，实在使雨农振奋不已。今晚无论如何也要请胡女士跳上一曲，请你一定要赏光。”戴笠边说边作出邀请的姿式。 “这……”胡蝶犹豫了，她实在是不想和政界人物特别是特务头子跳舞。 林芷茗见此情况，拉起胡蝶，说道： “瑞华，跳一曲吧！你在戴老板面前还端什么架子呢？也是，瑞华这两天心清不好，不过看在我的面子上，也总要和戴老板跳呀。” 这时华尔兹舞曲的旋律又在大厅里回荡，胡蝶只好将手臂拉住戴笠，跳起舞来。戴笠紧紧盯着胡蝶，胡蝶看了戴笠一眼，不十分热情，也不十分冷淡。 那戴笠越看胡蝶，越想把她紧紧地搂在怀中，但看到胡蝶那不热不冷的样子，心中愤恨起来，心想：没有哪个女人我想占有而捞不到手的，总有一天，我让你乖乖地跪在我的脚下。想到此，戴笠一只手紧紧地搂住胡蝶的腰，一双眼睛色迷迷地盯住胡蝶。 一曲舞总算跳完了，胡蝶马上离开戴笠径自在桌前坐下。戴笠有些怅然，他痴痴地盯着胡蝶的背影，失去了往日那阴森的杀人魔王的神情。 戴笠平生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俏丽女人，但那些千娇百媚的美人丽女，不过都是被他玩过便随手丢掉，大多如过往烟云一般，昙花一现。今晚看到胡蝶，他不觉怦然心动，那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令戴笠有些自惭形秽，他从心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爱上这个女人了。 戴笠走到杨虎面前，说道： “咱们到楼上谈谈如何？” 杨虎本是上海警备司令，但自从来了重庆以后，竟然失宠，在家赋闲。他竭力巴结戴笠，想让他在蒋介石面前美言几句，使 自己重新入主警备司令部。当他听到戴笠的话后，知道戴有事让他去做，便上楼去了。 晚会散后，客人各自回去。杨虎脱去外套坐在沙发上对妻 子林芷茗说： “戴雨农今晚看上一个人。” “谁？” “还不是你的姐妹胡蝶。” “他想干什么？” “想让我们从中牵线搭桥，成全他俩的好事。” “这怎么行！瑞华毕竟是我的结拜姐妹，况且人家已名花有主了，我们哪能做出对不起姐妹的事。” 杨虎不满地看了妻子一眼，说道： “你懂什么！结拜姐妹又怎么样，戴雨农玩女人是出了名的，只要他看上的，哪个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林芷茗正要说些什么，杨虎挥挥手，阻止道： “芷茗，我们可不能为胡蝶得罪戴雨农呀，你懂我的意思吗？” 林芷茗无奈地点点头。 转眼几天过去了，潘有声在重庆与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的生意。胡蝶呢，虽然觉得林芷茗和杨虎一家人对自己非常热心，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总不能坐吃山空，便接受了吴导演的邀请，拍一部叫《建国之路》的电影。 《建国之路》，描写的是筑路工人修建黔贵铁路的事，修路当然是抗战。胡蝶在片中饰演女主角。吴导演一向以拍电影认真细腻著称，为求影片真实，他决定到广西前线去拍摄外景。 潘有声听说要到广西前线拍外景，担心妻子会遇到危险，便阻拦不让去。胡蝶便将此次拍片的意义说了出来，潘有声才十分不情愿地让胡蝶随外景队去了。 谁知刚到外景地不久，胡蝶一行就遇上日本侵略军大规模猛烈攻击湘桂公路，即重庆称之为空前悲惨的湘桂大撤退，外景队丢盔弃甲，器材尽失，演员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苦不堪言。胡蝶逃到贵阳后，受到贵州省主席杨森的接待，被转送到重庆。 这天，她衣衫褴褛，又黑又脏，回到杨公馆，林芷茗和胡母几乎认她不出来了，两个孩子躲在胡母背后，呆呆地看着胡蝶。胡蝶这才想起走进房内洗了洗脸，换了身衣服，然后回过头来问母亲： “有声呢？有声这两天公司的生意怎么样？” 母亲未说话，先流下了眼泪，她哽咽地说： “有声……他前几天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你说什么？”胡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知道哪个人在有声的公司藏了枪支，前几天，去了一车的警察，把他们几个全部抓走了。” 胡蝶闻言，忽然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晕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胡蝶悠悠醒转过来，只见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正在给她敷冰，母亲和林芷茗在一旁急得不成样子，两个孩子哭着喊着，叫着“妈妈”。胡蝶一把抱住两个孩子，失声痛哭起来。 在一旁伤心的林芷茗忽然惭愧起来，她知道此事完全是戴笠派人干的。她知道凡是戴笠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厄运的，想到此，林芷茗浑身发冷。不过她又一想，戴笠此次看上胡蝶是真爱上了她，听杨虎说，自从晚会那天起，戴笠声称再也不碰别的女人，只要能得到胡蝶，上刀山下火海他在所不辞。由此看来，戴笠是要娶胡蝶为妻的，保不准胡蝶嫁过去，会一生一世享不尽荣华富贵，远比眼前强。想到此，林芷茗心里又释然了。 胡蝶此时虽然肝肠欲断，但没忘了想办法救丈夫出来。林芷茗见胡蝶求自己想办法，她没说话先呜咽起来： “瑞华，不是我不帮你，你说我一个女流之辈有什么办法呀？再说杨虎又正好外出公务，不在重庆，你说怎么这么巧呢？要么，等杨虎回来再说怎么样？杨虎下个月就回来了。” 等杨虎回来那岂不是晚了？胡蝶只得打起精神，自己出去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一天，杨公馆内，一位地方官员走了进来，声称找胡蝶有事。 胡蝶出去相迎，一看原来是来送救济款给胡蝶的刘长官。他一进门便拱手说道： “这次重庆地方政府决定要帮助一批有爱国之举且生活拮据的人士，适逢戴局长过问此事，所以特批给胡女士一家新法币10万元。” 胡蝶迟疑了一下，说道： “刘长官，救济款大可不必，你可以拿去帮助流离失所的人。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请胡女士放心，我一定会去办的。” “我丈夫潘有声……” 话未说完，刘长官便打断了： “胡女士，此事我是爱莫能助，听说他们是私藏弹药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杀头的呀！再说，逮捕潘先生的，并不是我们地方警察局，而是军统方面的人。” “什么，私通共匪？他怎么会私通共匪呢？”胡蝶吃惊地问道。 “具体情况我也不很清楚。不过，你去戴局长那里问问，他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潘先生恢复自由的。” “可我跟他并不是很熟呀，只不过跳了一次舞而已。” “不会吧，胡女士，你知道你的救济款为什么是10万元，比别人多出一倍吗？就是戴局长特别关照的，他可能还不知道他手下抓了潘先生，要不然早放人了。”刘长官说得唾沫星四溅。 “这……”胡蝶迟疑了。 刘长官等人走后，胡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想到要去求戴笠，她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因为从那天杨家宴会上和戴的初次见面，她就敏感到这位军统局长对自己别有一番用心。早年在上海时，她就耳闻戴笠不但生性好色，而且心狠手辣，杀人如踩死蚂蚁一般。但现在，胡蝶已是万般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求戴笠了。 却说位于批把山南麓的一座别墅里，戴笠正独自欣赏着胡蝶所主演过的电影。银幕上一个女人正“美目倩兮，巧笑盼兮”地扭动腰肢哼唱着一支歌曲，那是胡蝶，她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奕奕有神，仿佛在凝望着下面看得发痴的戴笠。 “报告局长，有人求见！”一个副官在门外大声报告。 “不见！” “她是胡蝶女士。” “谁来都不……什么，你说谁？” “胡蝶女士。” 戴笠一怔，随即便露出开心的笑容，说道： “哦，快请她到办公室里去。” ““皇后’大驾光临，雨农有失远迎。”戴笠一进办公室，便兴奋地迎了上去。 此时的胡蝶因有事相求，不得不堆出笑脸，略带腼腆： “戴局长真会说笑，恐怕已不记得我了吧。” 戴笠满面春风，端正地坐在胡蝶对面，说道： “哪里的话，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最崇拜的电影皇后呢？胡女士今日至此，不知有何指教？” “戴局长，今日胡蝶来，确有事相求。前些日子我在外地拍片，我丈夫和几个朋友被不明不白地抓了起来……” “哦，有这等事！什么人这么大胆？”戴笠故作惊讶道。 “是戴局长手下的人。” “是吗？你先生做了什么？” “听说是私藏枪支。” “私藏枪支？执行公务的人现场见到枪支了吗？” “可那些枪肯定不是他的，他从来就没有碰过枪支。” “好了，我明白了。” 戴笠向胡蝶摆摆手，他看着胡蝶那小鸟依人的样子，爱意又涌了上来，恨不得一把抱过来，任他恣意怜爱。但他知道胡蝶非一般水性扬花的女人，也正是这一点才使戴笠敬重起胡蝶来。所以，他告诫自己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伤了胡蝶的心。 戴笠看了看胡蝶，低头想了一想，然后语气郑重地说： “嗯，这样吧，只要你先生在我这里，我马上叫他们放人。不要说没有什么事，就是真有什么事，胡女士求到我戴雨农这里，我岂能怠慢。” “真的？”胡蝶一阵惊喜。 戴笠伸手接了一下桌上的电铃，军法处王处长走了进来。 “报告！”王处长立正敬礼。 “听说你们前几天查抄了一家公司，抓了一批私藏枪支暗通共匪的嫌疑犯？” “是的，局长。”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潘有声的人？” “报告局长，的确有一个人叫潘有声。” “把他放掉！” “可是……” “执行我的命令！”戴笠头都没抬地说道。 胡蝶觉得如做梦一般，她未想到戴笠居然会如此干脆地把人放了。她本以为他会要挟什么，为了丈夫，也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她惊喜地望着戴笠，向他露出了真诚的感激的笑容，一对梨花酒涡灿烂地现在她脸上，更是妖媚多姿。 戴笠不觉看呆了，他觉得此事没白干，就冲着胡蝶对他这真诚的一笑，就足以令他赴汤蹈火，他心里暗暗想，不拥有这个女人，自己算是枉活一世。 胡蝶谢过戴笠，走出戴公馆，回到杨公馆，刚进门，一辆军用吉普车也随之停在门口，头发杂乱的潘有声从车上跳了下来，夫妻俩一把搂抱起来。 经历了一系列的逃亡、丧财和潘有声的牢狱之灾，胡蝶不太坚强的身子好似到了崩溃的边缘。潘有声的被抓，使她陡生出勇气来，负担家庭和营救潘有声。她凭着一种非凡的毅力支撑着，现在潘有声回家了，她高度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她再也支持不住了。 潘有声出狱的第二天，胡蝶便一病不起，连续高烧，茶饭不思，几近虚脱，急得潘有声天天请医送药。但由于囊中羞涩，也请不起名医。林芷茗见此，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时时拿出钱财接济。 不久，杨虎回到云南，接到戴笠的“圣旨”，想办法将胡蝶迁出杨公馆，移入戴笠的曾家岩公馆。林芷茗怎能不知戴笠的用心，但为了丈夫的前途，只好出卖朋友。 这日，胡蝶精神稍好些，潘有声出去为她煎药。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只听林芷茗人未到，话先传了过来： “瑞华，你看谁来了？” 话音未落，紧跟在林芷茗身后，杨虎和戴笠也走了进来。胡蝶万万没想到戴笠会来看她，她不想让外人看到她这副病恹恹的样子，虽然她有些讨厌戴笠，但感到戴笠有救命之恩，便强打起精神，从榻上坐起来，和戴笠等人打了招呼。 “瑞华，你看，人家戴老板可是大忙人呀，听说你患了重病，特意抽出时间来看你！”林芷茗一面说，一面将戴笠带来的各色水果放在胡蝶的床头。 胡蝶脸色憔悴，神情默然，并没有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潘有声见如此，急忙上前插话道： “戴局长，我潘某感谢你的相救之恩，日后定当相报！瑞华心情不好，请海涵。” 面对胡蝶的冷淡，戴笠并未在意，反而表现出理解的样子，他说道：· “胡女士现在是病人，谁有病，心情都不会好的。现在重庆各界都在关注胡女士的病情，我自当派名医来为胡女士诊断。” “多谢戴局长的关心。”潘有声急忙接下话头。 过了一会，戴笠向潘有声问道： “潘先生，我有一事不明，胡女士贵为影后，名噪全国，你潘先生也经营有方，何以落得如此落魄？上次我指示有关人员给胡女士送来救济金，但胡女士执意不肯收，但没想到潘先生一家竟如此拮据……” “哦，戴老板有所不知，瑞华从香港逃回内地时，曾将自己的财产打成三十余箱，交由杨惠敏带回，没想到那财物全部失窃。”林芷茗插话道。 “你们丢失行李的报道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那竟然是你们的全部家产。” “你戴老板家资万贯，当然不在意几个行李。可是最可恨的还是那个杨惠敏，不然，瑞华一家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林芷茗越说越带劲。 戴笠听了，啼嘘感叹，他忽然觉得这是向胡蝶献殷勤的最好时机，便说道： “用杨惠敏如何和胡女士有关？胡女士的财物究竟被谁所劫？” 杨虎回道： “胡女士是在香港遇到杨惠敏的，认为她是个好心肠的姑娘，就将箱子托她代运，不料人心隔肚皮。谁能保证不是杨惠敏见财起意，假借土匪之名，实则自己私吞？” “岂有此理！”戴笠一听，激愤得热血直冲脑门，“私吞胡女士的钱财，莫非在国难时期，就没有王法了吗？” “我看算了，也许杨惠敏真的遇到土匪了。”潘有声在一旁说道。 “怎么叫算了，任何事都得追究责任。”戴笠郑重地说，“不过，我想胡女士的财物，凭我的能力，全部替胡女士追回来的话不敢讲，但追回来十分之五六我想应当没有问题。” 躺在床上的胡蝶听了戴笠一番话，精神一振，好像黑暗中陡然见到一丝亮光。不必说十分之五六，就是追回十分之二三，她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她说道： “戴局长，你如此重义气，我胡蝶自是十分感激，不过千万别难为了杨惠敏。” 戴笠听此一言，叹道： “胡女士真是菩萨心肠！” 杨虎在一旁也帮着说： “这事还是雨农兄费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戴笠拍着胸脯说道，他看了看房子四周，又说道： “杨兄，你这个公馆实在太糟透了，对病人很不适合。而且胡女士一大家挤在这儿，也不是事儿啊！” 杨虎面露愧色，内疚的说道： “雨农指责的是，可是我现在是虎落平川，又加上上海逃难来的一大帮亲戚，找也是爱莫能助，只好委屈胡女士了。” “这怎么能行？”戴笠皱眉道。 “哎，戴老板，你在重庆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空房子，何不借一处给瑞华住。我看你那个曾家岩公馆就不错，那儿离医院较近，叫个护士也方便，再说你不在那里住，空着白空着。”林芷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戴笠一听，心中甚喜，他假装思索一下，然后爽快地答应道： “如果胡女士不嫌弃的话，那就请你们搬去住吧！那里倒真是个养病的好去处。” 胡蝶有心谢绝，但又考虑到自己一家子人口多，挤在一起确实不方便，再说也不能拂了戴先生的一片好意。于是，胡蝶一家入住戴笠的曾家岩公馆。 曾家岩确是一个养病休息的好地方，它傍山而建，前有庭院花圃，后有两栋小青楼，左右各为院子，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院中修竹翠绿，绿荫遍地，不时传来鸟鸣，显得更加幽深恬静。 看着这安静、宁谧的院子，胡蝶的心境一下子清爽起来，双颊上不禁泛起了兴奋的红晕。 小洋楼的台阶前，早已迎候了几位佣人，戴笠在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说道： “不瞒胡女士说，这儿的环境应属重庆一流的，胡女士在此养病，是最好不过的。” 胡蝶微微一笑，并不作答。 随着戴笠的指引，胡蝶等走进了幽深的小洋楼。他们穿过铺有红色地毯的廊道，沿着楼梯登上了二楼，屋里陈设豪华，应有尽有。虽说胡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但还是被豪华的陈设吸引住了。 “胡女士，我不是说大话吧，这里最适应养病。”戴笠站在胡蝶身边说道。 胡蝶露出感激的笑容。 看到胡蝶如此满意的样子，戴笠的心里如同沐浴在温馨的阳光里，但他知道，要使胡蝶就擒，躺在自己的怀抱，不能太着急，要见好就收，于是，他向胡蝶一鞠躬，说道： “胡女士请歇息着吧，我还有些事要办，咱们告辞了。” 从此，戴笠每日必派人送一束鲜花给胡蝶，只要他来，他必带一大花篮的各式名贵水果，有刚从新疆空运过来的哈蜜瓜，有从香港送来的海鲜，凡是胡蝶爱吃的，他都不惜一切代价。 如今，戴笠的第一步走出了，但第二步棋怎么走，他有些踌躇了，他的第二步棋就是要让潘有声从胡蝶身边走开，将拦路石除了，自己才能实现最后的愿望。 但用什么方法将潘有声除掉呢？ 暗杀？不行！制造一起车祸，也不行！如果这样，胡蝶肯定会怀疑到自己头上。即便这样可以得到胡蝶，那也不过是一具无情的女人的躯壳，他便无法得到一个女人的心，更得不到她的柔情。与其这样，倒不如找另外容易上钩的女人发泄去。 用女色呢？用女色，许多政界人士都被他用美色拉下过水。但用在潘有声身上不行，因为守在他身边的便是一位再不会有其他女人比她更美丽的女人！况且，潘有声是个老实人，也不 会做出这等荒唐事。 戴笠绞尽脑汁在想办法，突然，他眼前一亮，潘有声不是个商人吗？商人最喜欢的是钱，如果给他找到发大财的差使，料他不会不干的。况且，潘有声和胡蝶两人均没有经济来源，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 想到此，戴笠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但转念一想，自己如果提出此问题，恐怕胡蝶疑心，看样子，此事只有找杨虎夫妇帮忙了。 四月的一天，阳光灿烂，胡蝶起来便坐在梳妆台前，任乌云般的头发瀑布般的泻落下来，镜中的人儿，面色状如芙蓉的容颜依然清丽，一对梨花酒涡若隐若现。胡蝶从未如此欣赏过自己，因为她过去几乎没有时间去欣赏自己。 门外传来脚步声，胡蝶将头伸向窗前一看，是林芷茗来看望她了，忙站了起来，迎出门外。 “啊，瑞华，你可真是个大美人，看你那娇慵妩媚的样子，真是“天生丽质’呀，我若是男人，恐怕也要爱上你了。”林芷茗握住胡蝶的手赞叹道。 “少拿我取笑，”胡蝶嗔怪地打了一下林芷茗，“今天何风把你吹来了？” “我来难道要风吹。瑞华，今天是三月三，咱们去逛山王庙的庙会去，让你开开心。”林芷茗说道。 正巧，胡蝶在家里憋闷久了，早想找个地方去散散心，听林芷茗如此一说，忙不迭地答应了。 一行人来到山王庙，喝豆花，吃麻花，看戏法，听大戏，乐此不彼。胡蝶很久没有置身于这样热闹的场面了，心清格外舒畅。 中午时分，胡蝶、潘有声、林芷茗才回到曾家岩公馆。佣人摆菜上饭，三人围着桌子边吃边谈。 “芷茗，实话不瞒你，现在我住在这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真是不好意思再住下去。”胡蝶掏出了心里话。 “是呀，要有自己的一幢房子就好了。”潘有声也深有同感。 “看你们说的，戴老板有的是钱，别不好意思。”林芷茗说道。 “哎，我一个大男人，也该做些事了，可是重庆的生意竟如此难做，林女士，能否请杨司令为我谋一职位？”潘有声忽然说道。 听活有声如此一说，正中林芷茗的下怀，于是她笑道： “潘先生的话不无道理，但杨司令在重庆无权无职，我看此事最好找戴老板。”林芷茗顺着腾摸瓜。 “可我们已经麻烦了戴局长，怎能再就谋职一事麻烦他？”胡蝶心下犹豫道。 “麻烦什么，瑞华你从香港回到重庆，完全是爱国之举，他帮助你们是政府当局的义务，何必客气，你们如果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你们说。”林芷茗终于找到突破口了。 正在这时，只听“嘀、嘀”两声，一辆派克车开进曾家岩公馆。林芷茗往楼下一看，说道： “真巧了，说曹操，曹操到，戴局长来了。” 不一会儿，戴笠带着满面笑容走上楼来，一进门，便问道：“你们今天上午到哪里去了，我派人送花来，说你们不在家。” 林芷茗忙接过话头： “逛庙会去了。” “逛庙会？你们可好福气呀，我每天就是杂事多，不是你们这般闲适，真是羡慕你们呀！” “戴老板，可别这么说，说到闲适，我们的潘先生可是闲得难受啊，戴老板能否为他谋个职位？”林芷茗把位子挪到戴笠面前。 “谋什么职呀，你们只管住在这里，有我戴雨农在，还愁什么生计问题。”戴笠装做不以为然的样子。 “戴老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虽然讲义气让人家住在这里，人家怎么想，这不是寄人篱下吗？如果你真心想帮助他们，倒不如为潘先生谋一好职位。”林芷茗边唱腔边拿调。 “谋一好职位，重庆可不好找呀。”戴笠装作有些为难了。 潘有声见此，连忙答道： “也不一定要局限在重庆啊。” “如此说来，昆明最好，那边正缺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现在战势紧张，缅甸那边有大批的军用物资，每日不断地从缅甸经由昆明进来。”戴笠说完，往胡蝶看了看。 没等胡蝶答话，林芷茗插上了： “哎呀，这真是个肥缺，又体面又赚钱，这么好的差事哪里去找！” 胡蝶不以为然，心想：昆明离重庆千里迢迢，潘有声此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夫妻分居两地，长此下去也不是好事呀。 但潘有声心里已动了：这运输专员的确是个好差事，既有名又有利，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步入政界。想到此，潘有声起身说道： “好吧，我去昆明！” 胡蝶有心劝阻，但看到潘有声决心已定，而且戴笠又是一副真诚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就默默地点了点头。 自潘有声去昆明任职后，戴笠来得比以前勤了。一天，戴笠带着一大套瓷器来到胡蝶的房中，胡蝶一看戴笠手中的器皿，果然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便欢喜地说道： “谢谢戴局长。” 看着胡蝶那楚楚动人的样子，戴笠心里一动，忍不住放下手中的茶具，一把抓住胡蝶的手，含情脉脉地说： “胡女士，你知道吗？一个47岁的男人，遇到了一个自己从心底里喜欢的女人，他该怎么办吗？” “戴局长，您这是开玩笑吧。” “不，我戴雨农从不开玩笑。我的内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虽然她很贤慧，也守妇道，但我从未有爱过的感觉。想我戎马生涯几十年，也见过许多女人，但从未有过一个人让我像看到你的时候那样心跳。”戴笠仍紧紧握住胡蝶的手。 “戴局长，你不能这样！” 戴笠放开她的手，很真诚地说： “别紧张，我一点儿恶意也没有。只是说出我的心里话，你放心，谁也不会伤害你，因为你是我心目中高贵的女神。”戴笠说完，默默地走了。 胡蝶伏到梳妆台上，失声痛哭起来。 过了几日，胡蝶出来散步，不经意地看到草丛中有一张报纸，好像是游人垫东西用的，胡蝶走到跟前，拿起报纸看了起来。她看了看日期，是前几日才出版的，于是，她坐在地上，看起内容来，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呈现在她的眼前： “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逮捕” 再往下看，只见报上写道： “据可靠人士透露，数月前，从香港经曲江、桂林来渝的著名影星胡蝶女士，仅在公共场合匆匆露面，便已销声匿迹了。据传，胡蝶女士已经息影，转移到当局某大员的公馆中……而当年向抗日战士献旗的杨惠敏，因受胡蝶之托，代运衣物，中途丢失，而被军统人员秘密逮捕，囚禁在白灰市稽查处之监狱中……” 胡蝶看完差点晕了过去，她瞒珊地回到寓所，见戴笠已坐在沙发上，便说道： “你把杨惠敏放了吧。我不相信那些东西被她私吞了。” 戴笠心里一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 “那杨惠敏不仅私吞你的财物，而且通匪，咱们别提她了。哦，对了，我已帮你找回来一些财物。” “真的？”胡蝶惊讶道。 “真的，晚上我给你带来。” 晚上，戴笠从汽车上搬下几只箱子，他打开其中一个箱子，从里面抓出一大把精致的首饰、古玩。胡蝶初时还以为戴笠真的替她找回了部分财物，但当她定眼看时，这些都不是她的东西。 戴笠拿起一只盒子，打开来，递给胡蝶说： “喏，这是你的钻戒。” 胡蝶接过来，看了看，交给戴笠，说： “真的很像。” “你的东西嘛。”戴笠笑着说。 “不，这些东西哪一样都比我原先的那些贵重。” 戴笠一下子跪在胡蝶面前，抓住她的两只手说： “瑞华，你说得对，这些东西是我让人专门替你预备的。我知道找回你那些财物已经不可能，但我不愿让你伤心。瑞华 说着，戴笠忽然激动起来，流出了眼泪： “你是唯一让我爱的人，我想让你幸福，想让你快乐。瑞华，我爱你，我戴雨农平生只爱你这样的女人，我对你的一切可都是真心真情呀！” 胡蝶怔怔地听着，忽然趴在桌上大声地哭起来，戴笠站起来，百般安慰。哭了一会儿，胡蝶停止了哭泣，她走到酒橱前，取出酒，慢慢倒上一杯葡萄酒，一扬脖子喝了下去。她一杯一杯地喝着，她觉得此时只有酒才能安慰她那受伤的心灵。 看到胡蝶如此行为，戴笠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口里直说： “瑞华，你不要喝了，喝多了会伤身子的。” 但胡蝶好像没听见似的，仍一杯一杯地喝着，戴笠上前抢她的杯子，胡蝶站起来护着，没想到，一个趔趄，天旋地转倒在地上。 黎明时，胡蝶睁开惺松的睡眼，忽然看到身边竟然躺着赤身裸体的戴笠，顿时觉得万箭穿心，掩面哭泣起来。戴笠坐起来，慢慢将她揽人怀中，轻轻说道： “别哭了瑞华，我保证对你一辈子好，我给你幸福，给你需要的一切，即使你现在让我去死，我都心甘情愿。我一定要娶你，瑞华，相信我，你是我的一切！” 泪眼朦陇中，胡蝶渐渐不再哭泣，戴笠真诚的话语似乎打动了她的心。 此后，胡蝶搬进了歌乐山下的杨家山公馆，这是中美合作所地盘。此时的胡蝶已经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 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把一切置之度外。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受用，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一幢花园洋房。 不久，戴笠知道胡蝶不喜欢此楼，忙找建筑专家设计别墅。一日，戴笠兴冲冲地推开胡蝶的房门，将一张洋房图纸在她面前摊开，说： “你瞧，这就是我为你修建的新洋楼的图样，内部结构完全是按照你的意思设计的，连抽水马桶都考虑进去了，这边是花园，这边是亭台……” 胡蝶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戴笠急了： “瑞华，你看合适不合适？你点一下头，我马上命人破土动工，怎么样？瑞华！” 胡蝶无奈，笑着点了一下头。 戴笠一见胡蝶笑了，喜得心花怒放。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胡蝶迁进了新居。 新居位于神仙洞旁边，神仙洞里有一温泉，戴笠不时带胡蝶到这里来洗温泉浴。自胡蝶来后，戴笠再也不准别人来此洗浴了。 胡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时时有一种罪恶感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在堕落，自己想不通何以屈从于戴笠，那戴笠纵然对她千般好，万般爱，但她仍是有夫之妇啊，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忘掉潘有声，她就觉得害怕。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到南京有事，乘飞机欲降落时，因天降大雨，飞机一头栽在江宁板桥镇南的戴山山腰上，戴笠亡命。 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摆脱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恶梦般的生活，终于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此年，胡蝶和潘有声携一双儿女来到香港。此时胡母留在上海，不久便去世了。 潘有声和胡蝶一起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频繁地来往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洽谈和各种商业应酬。在公司的大幅宣传广告上，胡蝶的玉照为各种造型的“蝴蝶牌”热水瓶所环绕。 胡蝶在忙生意的同时，也未忘了拍电影，她忙里偷闲，为“大中华”主演了《某夫人》和《春之梦》两片。 这日，潘有声忽然觉得肚子痛，胡蝶急忙将丈夫送往医院，经检查，医生沉痛地告诉她，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 胡蝶想用爱创造奇迹，留住潘有声，然而死神终于将潘有声带走了。胡蝶握住潘有声的手，手渐渐凉了下来，她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木的，孩子们扶着她走出病房，她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涌出，她觉得她的心在流血。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再也无心继续经商，开始一心一意地操持起家务来，然而她摆脱不了孤独和悲哀，又想起她的电影来。她觉得这一生她只爱两个，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于是在1959年，她加盟了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 1966年，胡蝶息影。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爸爸妈妈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深深怀念。 1984年，胡蝶的弟弟胡业尧要随香港旅游团赴北京、无锡等地参观，胡蝶请他带给国内老同事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她想念祖国、思念家乡之情，她最后说，因年岁关系，力不从心，不适作长途旅行，她亲切地向老同事和她的老观众们问好。 1986年，胡蝶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8月底，她终于完成了长达2O余万字的回忆录的撰写并交付出版，年底，《胡蝶回忆录》率先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出版界也迅速地作出反应，1987年8月，新华出版社即在大陆出版了该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3月23日，胡蝶外出途中不慎跌倒引起中风，在此后的一个月中，胡蝶静卧于病榻，与病魔苦苦搏斗。4月23日下午，胡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安详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蝴蝶要飞走了！” 第09章　大影星主外同居　名导演男女受气 大影星主外同居名导演男女受气 且说在群星闪烁的3O年代影坛，有两颗分外耀眼的女明星，那就是胡蝶和阮玲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胡蝶，再说阮玲玉。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1910年4月26日，上海。 这一天，春意已浓，而在上海朱家木桥样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却不见阳光，很少暖意。一名浦东亚细亚火油找的、年近40的中年男工阮用荣，正请了假在家中忙里忙外。阮用荣的妻子何阿英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呻吟着，喊叫着，正为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苦苦挣扎。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家的头一个女孩才只有二、三岁呢。 孩子终于降生了。 善良的母亲、辛劳的父亲，并不为过早降临的第二个孩子高兴，他们只是盼望着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因此，当接生婆报告他家得了一个女孩时，阮用荣愁苦的脸上眉心皱得更紧了。 老实巴结的父亲没有多瞧这女孩一眼，长长地叹口气就把接生婆送走了。失望伤心的母亲，勉强睁开眼望了望身边的婴儿，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 穷工人家的孩子，求人取了个文静的名字：凤根。 转眼已是10月底，天渐渐转凉了。下班后的阮用荣照例抱起了女儿凤根，他觉得凤根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烫，就问妻子： “凤根是不是病了？” “是的，”妻子答道，“早上起来她就发烧，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伤风了，大概不碍事的。” 阮用荣仔细往凤根脸上一瞧，只见她左脸颊上出现了数个暗红色的丘疹，他的心猛地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是天花？”当“天花”二字在阮用荣的口中说出，妻子颓然地坐在床前，她真希望丈夫的猜测是错误的，可是丈夫所料并不错，凤根所患的确是令每个父母都胆战心惊的天花。 “天花”这两个无论是读起来和写出来都很漂亮的字眼，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让人为之恐怖和厌恶的急性传染病，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而且还在于对人容貌的毁损。当时大凡出过天花的人，都难逃满脸麻子的厄运。凤根的父母面对患此疾病的女儿、怎能不忧心忡忡。 但疾病既来了也别无他法，只求老天保佑，何阿英更是虔诚地拜倒在观音像前。不知是阮用荣夫妇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还是凤根的生命力特别强，经过日夜担忧的几天之后，凤根奇迹般地痊愈了，仅仅是在左颊留下了几点浅浅的疤痕，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 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阮用荣夫妇刚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后，他们那一直病弱的长女不幸夭折了。阮用荣夫妇对着长女渐冷的身体，伤心至极。 现在，他们只剩下凤根这唯一的女儿了，他们对她更加怜爱有加。这一年，两岁的凤根一下子竟跨过了两个时代——从清皇朝到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国号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男人脑后少了根辫子。 凤根慢慢地长大了。从记事起，她常常在黄昏时，一边在门前捡菜剥豆，一边等候父亲回家。当她亲热地唤声“爸爸”并起身奔向父亲，他常常疲惫无力地找把破椅子靠墙坐了下来。偶尔，父亲领到了工钱，喝了两盅，有了点精神，也会抱着她，给她讲猪八戒招亲的故事。她是多么快乐啊！穷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一次，父亲买了张靠舞台边的便宜的歌剧票，带凤根去看戏，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员的唱做动作，使小小的凤根惊呆了。回到家中，站在床上，拿着被单、母亲的围巾，像演员那样装扮起来，唱起来，扭起来。 凤根小小年纪，已有自己的保留节目，每每亲朋来访，她唱做起来，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那时，她不太胖，晶莹可爱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幸福和快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毕竟是短暂的，像受至一场巨大的雷击似的，她父亲一病不起。阮用荣一病倒，工作也就丢了，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这可愁坏了阮用荣夫妻俩，要治病，要吃饭，还要付房租，哪来的钱呢？ 无可奈何之下，何阿英只好丢下重病的丈夫和幼小的凤根外出帮佣，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尚且不够，哪里还能有钱给丈夫治病呢？于是，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慢慢地都进了当铺。 面对病中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何阿英是欲哭无泪，她跪倒在观音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度过这一劫难。然而，菩萨并未显灵，在这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阮用荣终于撒手西归。 这年，凤根才6岁。 何阿英更孤苦了，在黝暗的油灯下，她几乎老了10岁。凤根望着母亲在为她缝补旧衣，禁不住懂事的说： “妈，油灯暗了，让我替你穿针线吧。” 母亲抬起疲倦无神的眼睛望了望她，摇摇头，又低头去穿针线缝衣了。 灯火愈来愈暗，夜愈来愈静，自幼聪明过人，求知欲极强的凤根，像大人似地发问： “妈，我们为什么要做穷人？” “你爸爸没有本事。” 母亲的回答不能满足她的疑问，小凤根又追问了一句，“那么怪爸爸吗？” 母亲没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久久盘旋在孩子心头的疑问，赶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凤根把小凳子靠近母亲的身边，抬头又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厂里做工？” “我们是女人嘛。”母亲叹了口气说。 “女人就不能做事吗？”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女子低人一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社会是不允许的。”母亲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说：“睡吧，别瞎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命吧。” 夜更深了，寒风从不严实的门窗里钻了进来，把靠在母亲腿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凤根冻醒了。她感到身上多了件旧毛衣，睁开眼睛望望仍在不停地缝衣、身子微微颤抖的母亲，禁不住说： “妈，你太冷啦！怎么把绒线衫都给了我？” 母亲慈爱地说： “你穿着吧。小孩子冻不起的。要不上床睡吧。” “妈，我不冷，也不困，陪你做活吧。你还只穿件单褂呢！” 实际上，才6岁的凤根真是又冷又困，她终于在母亲的抚爱和督促下，爬上了又硬又冷的床铺。 在童年的梦里，她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穷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凤根随着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小丫头，小小的年纪就学着打杂、洗衣、给老爷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爷。唯有相依为命的母亲心疼她，夏天，看到她累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冬日，瞧见她双手起了冻疮，肿得很高，瞅着主人家出门的时候，让她放下手上的活计，悄悄去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她总是很快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从校门的缝隙里偷望男女孩子们上课的景象。有时，凑巧孩子们放学了，她就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嬉闹、打架。他们都穿得很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有的孩子的父母，还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们。 这，给凤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使一个难以管束的想法在她头脑里转了又转。隔了好一阵子，她看到母亲忙完了活心绪较好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妈，让我上学吧。” 妈妈听到她的要求，像被针扎了一样皱了一下眉心，半天没有说话。而当她拉着母亲的手，一再恳求：“妈，让我上学吧。”母亲的心动了，轻轻叹了口气：“难哪。” 母亲是这样一个老实，听命，苦苦挣扎的妇女。她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因为，她明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学费、杂费、书本费、衣着这一连串的费用，对当女佣的她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再说，女儿上了学，还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吗？她找不到答案。 母亲的心在那次风根的恳求后，确确实实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记。凤根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啊，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丈夫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几乎葬送了一条小生命。 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张老爷经商很有些手段，发了大财，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张老爷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计十七人之多。张太太管不住丈夫纳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致发生动摇，她绝不允许丈夫把这些女人弄回家来，也绝不承认老爷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张家的后代。 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凤根在后院佣人住房住下，她处处留心，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张府的大院共有三进，每进房子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天井相隔，前两进房子是上房，下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后院才是下人们住的。 这位张太太共有四个公子，即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儿子达民。这兄弟四人日后和当时的上海影坛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也都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名气最大。 张慧冲生于1898年，那年19岁，正在上海的航海专科学校读书，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漂洋过海，发一笔洋财，后来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从航专毕业后，即东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对航海失去了兴趣，而迷上了东洋魔术，加上他自己勤奋钻研，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套东方魔术玩得堪称炉火纯青。 20年代初归国，很快又迷上了电影，加盟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洒脱的造型，颇受影迷喜欢。 1923年春，有个叫尼古拉的德国人来到上海进行魔术表演，为招徕观众，他自封为“德国魔术大师”，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张慧冲很不服气，待观看了这个德国人的表演后，他更是胸有成竹，他马上和尼古拉唱起了对台戏，也准备了一套魔术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这套魔术不仅包含了尼古拉的所有节目，而且还多了一个他独创的巨型魔术“水遁”。此事一下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报纸则称之为“国际魔术大竞赛”，盛赞张慧冲“比尼古拉多一手”。 尼古拉还算识相，见比试不过，遂偃旗息鼓，溜之大吉。此后，张慧冲又在电影界和魔术界大显身手，曾大红大紫过。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张达民的“成名”却不是因为有何业绩，而是因为他后来与阮玲玉（即凤根）的特殊关系。张达民生于1904年，长凤根6岁。凤根8岁入张府时，张达民还是个14岁的孩子。 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成为典型的公子少爷。张太太是个麻将迷，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沉迷在牌桌上，张达民从小跟着母亲，牌艺也是十分精通，且赌瘾极大，由此埋下了日后赌尽数十万家产的祸根。 凤根上了学后改名为阮玉英。玉英随母亲进入张府后，更加劳累了。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要不，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这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 年幼多病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开化，也变得自信了，坚强了。 清晨，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 黄昏，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听命吧！”“不，我定要做个自主的女子！”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 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进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谁不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要干活。她不觉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玉英渐渐长大了，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她开始借来许多小说之类的书来读。 小说是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而她从中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也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培育了艺术的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莫大的影响。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玉英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她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为爱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肯自传》，刚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描写吸引住了，于是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美国舞蹈家邓肯为舞蹈事业终身奋斗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玉英，在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邓肯像森林女神一样薄纱轻衫赤足起舞的形象；而邓肯向往自由，不畏权贵，坚持信念，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更赢得了玉英由衷的敬佩。 掩卷深思，玉英沉入了对艺术追求的遐想之中。《邓肯自传》无疑又为她开启了一扇探视艺术殿堂的窗户，激起了她心中对表演艺术的憧憬。 1922年初的一个周末，玉英的同学好友谭瑞珍、梁碧如兴奋地告诉玉英，她们已搞到三张《海誓》的电影票，准备一起到夏令配克看电影。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海誓》无疑是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但它却令玉英和她的两位伙伴既觉新鲜又受感动。要知道，《海誓》可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制作也比较认真，尤为称道的是该片的女主角殷明珠。 如果说《海誓》曾使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阮玉英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1924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则使已成为初中生的阮玉英对电影有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女主角王汉伦的杰出表演使玉英萌发了演电影的最初愿望。 应该说，殷明珠和王汉伦的成功，为阮玉英、胡蝶等这些比她们年轻了几岁的后来者，冲破世俗偏见，顺利地走上银幕，开辟了一条道路。 1925年，阮玉英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了。自从升入初中后，玉英便搬出张家，开始住校了。阮玉英到张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了，但闲暇时，她还是偷偷溜到后院去看望母亲。她的偶而露面，引起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的注意。 张达民这年已22岁了，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际场所和生意场上也可谓见多识广了。但当他第一次留心注目已是中学生的阮玉英时，仍为她身上所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带有一丝哀怨的漂亮面容所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料到当年瘦瘦小小的黄毛丫头，现今居然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不由得怦然心动。 于是，他想办法接近阮玉英，当他得知玉英喜欢到昆山公园散步时，心中不由一喜。 秋日的昆山公园，正是一年中景致最为迷人的季节，秋风吹走了夏日的闷热，黄叶落满林中小径，夕阳的余辉穿过簌簌作响的林叶洒落下来，草坪上布满了跳跃的光影。傍晚的花园是那般的温馨。 这时，花园的小径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影，一袭白衣，长长的黑裙，晚霞映衬着她俏丽的脸庞，她就是阮玉英。在另一条小径上，又闪出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高高的身材，一身笔挺的西装，英俊而白皙的方脸上架着一副阔边眼镜，倜傥之外又显出几分文气，他就是张达民。 两人“无意”间相遇。 “四少爷，你也到花园里散步啊？” “这不是凤根吗，你可是越长越漂亮了，走在大街上我恐怕是不敢认了呢。” 阮玉英和张达民一直是认识的，只是这些年来不常见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日里，张达民傍晚时分经常来昆山花园散步，于是也就常与阮玉英相逢。这位丝毫不摆主人架子的四少爷逐步赢得了涉世未深的阮玉英的好感，而青年人之间总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渐渐地，两个年轻人的心靠近了。 自从父亲去世这十年来，特别是进入崇德女校以来，阮玉英一直生活在单一的女性世界之中，16岁的她情窦已开，所读过的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缠绵徘恻的爱情故事，也曾使她向往过梦中的白马王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哪个异性青年真正走进过她的情感世界，张达民则是第一个闯入者。张达民虽不如小说中的男主角那般可爱，但对自己也可算得殷勤备至体贴入微，且他不计较出身门第与自己相爱，她还是挺受感动的。 不管怎么说，阮玉英在她16岁那年的秋天开始了她的初恋。初恋是甜蜜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挽起恋人的臂膀，徜徉在秋日花园的小径上，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甜蜜中却带有一丝苦涩，那是对未来的忧患，这个明显带有“主仆之恋”色彩的恋情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吗？ 从昆山花园相见到恋爱，两人是闪电似的；从恋爱到同居，”两人也是闪电似的。由于张家不同意张达民和阮玉英之间的关系，而两人想用同居造成婚姻的既成事实。 在这“闪电”似的同居背后，玉英也曾痛苦彷徨过。有时她暗自思忖：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自己内心的向往自然是先念书，后工作，做一个自立的人。 可每每将这一想法向母亲倾吐时，总在母亲脸上看到一副痛苦、内疚的神情，接着是一声声的哀叹。阮玉英知道，这是母亲怪自己这么大的人，好不晓事理，与张达民结婚，难道不是一条好的出路吗？ 封建意识、缺少文化使母亲目光短浅。在一个终生作女佣人的眼光里，能过上主人家的那种穿绸着缎、吃用不愁的生活，就是人上人、福中福了。 而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已陷在热恋漩涡里的阮玉英也不能自拔。她想到：自与张达民认识以来，特别是和他在昆山花园见面之后，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也从不摆少爷架子，对母亲也尚称和蔼可亲……是呀，难道还有比结婚更好的路吗？ 母亲感到女儿能嫁张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样一来，自己今后的终身有了依靠，地位也改变了，再也不用替别人家帮佣了。因而自始至终热心地促成、劝说女儿应允这件事。玉英年轻幼稚，恋火已把她烧得无所适从，由于母亲的怂恿，她就这样轻易地、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位张少爷结合在一起了。 说是结婚，并无正式的婚姻仪式和手续；说是恋爱，又无真正一致的理想和爱情。这是买卖婚姻的一种新变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婚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就阮玉英的身世、环境而言不为浪蜂游蝶所惹，定为富贾商人所攫，似乎是定命所关，安能免此。 生活的磨难，使玉英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成熟了；生活的磨难，却又使玉英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也是她悲惨生涯的结局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是在阮玲玉短促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而且，从16岁到25岁的近10年中，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地追随着她，宠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 阮玉英初嫁时芳龄十六，完全是个青年少女，而那种流传了千百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牢牢占据了她的心灵。要是这位张家四少爷稍有上进之心，至少能够安分守己，阮玉英就将终身相随，忠贞到头了。而他却像旧社会中的纨绔子弟一样，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却说阮玉英与张达民同居之初，曾有过一段比较甜蜜的日子。张达民仍然保持着恋爱时所体现出的绅士风度，显得温柔体贴，平日常逛的歌场赌馆很少涉足，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也足够支付三个人的开支。 玉英对张达民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与自己结合，则心存一份感激之情。辍学以后，她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由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一个贤慧的妻子。何阿英则不再出外帮佣，守着小俩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张达民岂是甘于过平静生活之人，燕尔新婚的缠绵过去之后，他就感到了同居生活的单调乏味，尤其是家庭的日常开支，虽然阮玉英母女俩非常节俭，但仍要花去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的大部分，而他的父母却不再多给一个子儿。于是，他的公子哥儿的本性开始暴露，对玉英母女俩时不时恶语相向。 起初，张达民看到玉英伤心落泪，他还有些不忍，会转而安慰一番。渐渐地就熟视无睹了，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不高兴掉头就走，把仅有的几个钱送进赌场，输光了则几天不露面，偶然赢了，一高兴也许会想起玉英，于是再转而登门。 面对这种情形，阮玉英方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有些过于草率，但她不愿把张达民想得太坏，总以为他最近的变化是因他的婚姻得不到父母的赞同而引起的。她既然这样想，也就只能一味地委曲求全。 就在他俩同居几个月后，张达民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了。对于父亲的去世，张达民固然悲痛，但一想到马上能分得遗产，摆脱经济上困窘的日子，又有些宽慰。 几天之后，张老爷的棺木下土安葬完毕，张太太即开始清理老爷留下的遗产帐目。老爷身后留下了几十万元的家产，张太太自己留下一份足以养老的钱财之后，其余的尽数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理清了账目，张太太将四个儿子招到面前，按照长幼顺序一一将财产交割，轮到张达民时，张太太说道： “达民，你既未成家，又未立业，这笔钱我暂时不能给你，若给了你，没个正当用途，你定会很快挥霍掉的。先给你一万元，你想办法干点实事，其余钱由我为你代管，保证一分钱也不会少了你的。” 拿了一万块钱的张达民回到自己的小家庭后，便把遗产分配的情形向阮玉英概述了一遍，玉英问道： “你准备干点什么实事呀？比如可以开个公司。” “这倒没想好，但区区一万元又能办个什么气派点的公司，像我这样的人总不能去开家杂货铺吧。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要紧的是咱们现在总算有点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段日子。” 玉英听后非常失望，她知道此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要不了多久就会坐吃山空的，如果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那将是很不牢靠的。她提醒自己，为了奉养母亲，也为了自己的前途，首先在经济上必须自立。她因此开始慎重地考虑走出小家庭，到社会上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阮玉英于是开始留心报纸上登载的各种招聘广告，然而，几天下来却未见到有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正在她感到有些泄气的时候，《新闻报》上的一则广告燃起了她的希望： 明星影片公司即将开拍新片《挂名夫妻》，公开招聘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欢迎年轻漂亮有表演天赋且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女士前来明星公司应试。 阮玉英一直爱好表演艺术，当她还是崇德女校的学生时，就曾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20年代初期国产电影兴盛起来以后，她又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早期的女影星很是佩服，也曾有过将来当一位像殷明珠、王汉伦一样的女影星的朦胧愿望。 她是真心愿意走上电影演员之路的，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步入银海的机缘，现在机会终于在她面前展现，可她却有些犹豫了，她暗自思忖：“明星”这么个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会看中我吗？ 阮玉英没敢应试。但就在第二天，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突然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屋里说： “弟妹，想不想拍电影？” 这意外的询问，使阮玉英大吃一惊，心想难道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其实，阮玉英早在学校时就登台演过戏，张慧冲就是从看她的演出中，发现了她的演出才能的。在她贫苦的少女时代，演戏曾是她极大的感情寄托和人生的愉快。 张慧冲瞧她呆呆地发怔，怕她还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进一步具体地说： “上海有家明星影片公司，那是家老牌的公司了，你该是听说过的吧？如今，公司正在招考电影演员，要是你愿意试试，我可以介绍你去。” 张慧冲还怕她要面子，又补了两句： “考不取也没关系，反正是试试嘛。” 阮玉英正愁找不着门路而苦恼呢，现在张慧冲主动介绍她去试镜，她哪里还有不愿意的，便说道： “我……能行吗？” “我看能行！你很有表演天赋。” “那，……那就请大哥介绍试一试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她生活在这个和电影关系密切的家庭里，张达民也没提什么反对意见，再说这又是一条挣钱的出路，母亲当然更是唯张家之命是从，也赞成女儿去碰碰运气。 1926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张慧冲偕同玉英和阮母来到明星公司，让她参加《挂名夫妻》这部电影女主角的应试。慧冲是电影界的老人了，人头很熟，只和看门的打个招呼，就领着玉英和阮母直接去找电影导演卜万苍了。 不巧的是，卜万苍不在，只见到了公司里的一名姓林的广东人，姓林的很买张慧冲的面子，又见玉英面容秀美，神态动人，答允向颇有名声的卜万苍导演推荐。 第二日，在明星公司的导演办公室，卜万苍正和他的助手汤杰一边研究着即将由他执导的《挂名夫妻》的剧本，一边等候着前来应试者。卜万苍虽然从姓林的口中得知对昨天前来应试的阮玉英的印象，但毕竟没有亲自见过。 卜万苍的眉头紧皱着，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好，招聘演员的广告登出来后，应聘者虽然来了不少人，但来者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看来，女主角找得到找不到，还很难说。 卜万苍和已被确定在片中担任角色的两位男演员龚稼农和黄君甫交谈着。窗外的庭院里，几株桃树花开正浓，粉红色的花朵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灿烂，散发出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 此时，玉英一行人来到明星公司，卜万苍细细端祥，便感到这名年轻女子虽不是什么绝色美人、姿容超凡，却有一股清秀气、书卷气。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那种上海摩登女郎的洋味和俗气，卜万苍立即答应让她参加《挂名夫妻》女主角的试戏。卜万苍对她热情地说： “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吧。” 这意外的顺利，便玉英又喜又愁，喜的是受到了一位令她敬畏的电影导演的青睐，愁的是她真能演好这个角色吗？ 当她怀着这种复杂不安的心绪回到家里时，她哪里想到，在明星电影公司，正为她的女主角问题争得面红脖子粗呢。有人说：一个初出茅庐的毛丫头，没有号召力；又有人说：模样儿、演戏的本领都不出众。多数的意见是否定的，有人主张重选。 卜万苍力排众议，独执己见。他的确还没有试过她的表演才能，尤其不了解她会不会拍电影，只是从接触中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是个可以造就之才，外貌虽不惊人，却有一股隐含内在的力量。为了郑重起见，卜万苍答允试一试她的戏，再作定夺。 阮玉英一夜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寐，好不容易入睡了，又不觉作起梦来，梦里一会儿被录取了，她从此成了演员；一会儿有人凶神似地训斥她：“毛丫头，凭你的模样和本事，还想当明星？”她模模糊糊地被赶了出来。 夜，竟像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漫长，当她在天微亮醒来时，头沉沉的，心中感到一阵阵不舒服。 在母亲的催促下，她打起了精神，认真地梳妆了一番。以比当年走进学校更紧张万分的心情，走进了这家赫赫有名的电影公司。 在场看她试戏的有公司的决策人物张石川等人，气氛十分严肃。 卜导演和蔼地向她讲解了剧中的人物要求，以及怎样演好这名可怜的女子。她眼睛盯得直直的，脸色也红了起来，而导演的话却似懂非懂、似听非听。临到卜导演让她试着走几段戏时，她几乎手足无措，连步子都不会迈了。 一个天性聪慧，酷爱演戏，又有过舞台经验的女子，竟在万分惶恐不安的心情中把一切都弄糟了。糟得连她自己也不能相信，自然更使张石川和卜导演大大地失望了。 当试戏停下来的时候，玉英忍不住要哭出来，心里难过极了。审看的人们纷纷离去。卜万苍情绪也从开朗转向阴沉，默默无言，他为自己的莽撞十分后悔，这样糟糕的成绩让自己怎样再去向同事们张口呢？这真是太贻笑大方了。 他望着这个满脸乌云的女子，轻声地，有气无力地对她说： “好吧，密司阮，够辛苦的了，你回去吧。” 玉英从他的话音里，听到的是深深的失望，也自感到“拍电影”的大门从此对她关上了。咬了咬牙，打起了精神，走向陪伴她来的母亲，转身准备离去。 当母女俩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出试戏场时，突然，从她们的身后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声音： “等一等。” 随着话音，卜万苍快步走了过来，向已回身过来的阮玉英说： “明早再来试一趟吧！” 听到这一话语，阮玉英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又是一个难眠的夜。她把自己要演的那个被封建婚姻包办的少女的身世，反复想了又想，琢磨了又琢磨。片中的少女不是自己，但不是又有自己的影子吗？自己虽说不完全是挂名夫妻，但自己的婚姻是自由、幸福的吗？她隐隐感到，和这个要扮演的不幸女子，有相似之处。在她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信心。希望和力量。她在不知不觉中，激发出一定能演好的愿望。 当她由母亲陪同，再次走进明星电影公司大门和试演场时，心不再剧烈地狂跳，神态也从容自如得多了。卜万苍不去理睬阮母的恳求和哀告，以鼓励的眼神对着玉英说： “这没什么，就像你在生活中照相一样。” 玉英此刻已忘了是在试戏，也不去多想“当明星”的事情，一心沉到了人物之中。她的步履、神情，都在刹那间成了少女妙文。妙文本与青年王定章相恋，而家庭包办了她的婚姻，让她嫁给一名痴呆的富家子弟方少琏。她，为这忍受着感情的痛苦。 这样的故事、人物，并不新鲜，也无太多的特色，但由于阮玉英是用心、用真情实感去演的，演起来楚楚动人，表情贴切，使在场的人都怔住了。 卜万苍愈看愈喜悦，脸色由肃穆转向赞赏。当试演告一段落时，他连连向阮玉英说： “好，很好。我决定让你来演！” 阮玉英从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流。当她从人物的情景中完全清醒过来时，意识到电影的大门已为她打开了。 她终于成了《挂名夫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而且改艺名为阮玲玉。她，终于跨出了第一步，这是多么艰难的第一步啊！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也有卜导演的信任。 在阮玲玉短短的艺术生活中，从未忘怀卜万苍的知遇之恩；卜万苍也以一个艺术界的长者身份关怀着阮玲玉的成长。后来，在1932年由他执导的《三个摩登女性》中，最后决定由她担任女主角淑贞。该片放映与观众见面后，阮玲玉的表演又获新的成功。 卜万苍兴致盎然地著文说： “我认识阮玲玉，还是在她未演电影之前，所以我和她的关系是比较深切的。记得那时候的她，天天做着明星的梦，但是总没有去实现的勇气，又没有入门的机会。后来被我发现了，尤其在短时间的谈话中，我很肯定地向她说：‘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吧。’后来我就请她担任《挂名夫妻》片中的女主角。片成之后，……一时获得不少佳誉。再仗着她的天才和不断的努力，现在已成了中国女星队中的最明亮的一个了。她的性格很好，待人接物俱甚和蔼。尤其对我，从她演电影起一直到现在都是忘不了我们的友谊，这是值得赞颂她的。” 阮玲玉对卜万苍在艺术上更为敬重，始终事以师礼，对卜之指点，无不唯命是从。后来，当她成为举国瞩目的大明星时，依然不改本色，联华公司因为她名气大，要调整她的薪水时，阮玲玉回答说： “卜先生每月拿300元的薪水，我也拿300元，要加我的薪 水，请先加他……” 当然，这些均是后话，暂且不提。 《挂名夫妻》一片把阮玲玉带进了影坛，该片开拍后，阮玲玉即被“明星”聘为基本演员。“明星”给她的薪水是每月50元，拍片另外还有津贴，这在当时已是个满不错的收入了。 第一个月的薪水拿到手，阮玲玉如数交给了母亲，接过女儿给的钱，母亲心中感慨万分，当年带着女儿到张家帮佣，绕在膝前幼小的女儿许下的长大“必报恩育”的诺言开始实现了。 拍完《挂名夫妻》之后，阮玲玉投入了新片《血泪碑》的拍摄，这是一部由郑正秋编导的家庭伦理片，讲述的是梁似宝、梁似珍这一对姐妹的爱情悲剧故事。 阮玲玉在拍完《血泪碑》后，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杨小真》一片的拍摄，该片仍是由郑正秋编导的，描写的是一名知识女性出身的交际花与一位有为青年相爱，历尽苦难终成眷属的故事。在该片中与阮玲玉合作的则是有风流艳星之称的杨耐梅。 就在《杨小真》拍摄中的一个晚上，阮玲玉下班回家，看到母亲从街上捡来一个小女孩。看到女孩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时，阮玲玉心中的爱意油然而生，遂收养她为自己的女儿，并取名为小玉。 《血泪碑》和《杨小真》公映之时，阮玲玉已步入影坛一年有余，虽然她的知名度远不能与老牌明星殷明珠、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等人相比，甚至也不如因拍古装片而走红的胡蝶、陈玉梅，但她毕竟已在影坛站稳了脚跟。 由阮玲玉主演的《血泪碑》和《杨小真》均是1927年“明星”的重点作品，由郑正秋亲自挂帅执导，“算得上是制作认真、阵容整齐、故事动人”的影片。但放映后上座率却皆不尽人意，“明星”没能赚到钱，阮玲玉也未能因此而走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古装片热潮的泛滥所致。 阮玲玉进入影坛时间尚不算长，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的修养毕竟还很有限，她与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把自己能否走红更多地寄托在机会和运气上。 阮玲玉入“明星”后所演的三部影片皆为时装片，在古装片走红的当时，很难为大多数观众所注目，也就未能有多大的影响，她的“星运”可谓不佳。但一个普通演员是很难决定自己演哪部电影或不演哪部电影的，只有耐心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终于来了。 “明星”准备启用阮玲玉出演古装片《洛阳桥》中的女主角，而且公司很看重这部影片，不仅由张石川亲任编导，还为该片配备了颇强的演员阵容。与阮玲玉演对手戏的是“明星”的看家小生朱飞。 朱飞在影坛的名气很大，他已有六七年的从影经历，他于1903年生于上海一富人之家，曾就学于远东商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20年代初，他被英美烟草公司电影部罗致为主要演员。1925年，张石川将他挖到“明星”，当年即令其在《空谷兰》中饰演主角，该片卖座空前，朱飞一举成名。 成名后，朱飞逐渐放浪形骸，在脂粉阵中尽显所长，博得美人欢心。自恃一流明星，公司台柱，目中开始无人，连张石川、郑正秋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公司人人头疼，但看在他对观众确有号召力的份上，只好能忍则忍…… 到《洛阳桥》开拍时，朱飞散漫的毛病更加变本加厉，除了开拍的第一天准时到场以外，几乎天天迟到。张石川经常因朱飞的不守规矩和马虎表演而大发其火，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不免要迁怒于其他演员，这下可苦了阮玲玉。她第一次尝到了作一个演员的艰难。 1928年初，《洛阳桥》终于和观众见面了，然而这部让阮玲玉和“明星”上下均抱希望的影片投入市场后却波澜不兴，最终还是以让大家失望的营业额而收场。 古装片在红火了两年之后，观众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而众多的小公司一轰而上，大量粗制滥造的古装片流入电影市场，更让观众看倒了胃口，因此，《洛阳桥》的失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8年春，在张石川的布置下，胡蝶从“天一”被挖到“明星”。阮玲玉早在步入影坛之前就闻知胡蝶的大名，但与胡蝶的见面还是第一次。在与胡蝶见面不久，阮玲玉即与胡蝶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银幕上的合作，这就是拍摄故事片《白云塔》。 该片是继《洛阳桥》后明星公司的又一部重点影片。 影片描写的是凤子、绿姬两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与青年石斌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 凤子因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成为孤女，富裕的矿山主家庭出身的石斌不嫌其家贫，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善良的凤子。清明时节，另一位矿山主的女儿绿姬伴随母亲去白云塔畔扫墓，路遇风子和石斌，见石斌才貌俱佳，不由怦然心动，即想横刀夺爱，于是坚邀两人到府上作客。 绿姬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石斌，并蓄意低毁凤子，石斌果然中其圈套，渐渐疏远了凤子。凤子很是痛苦，却不明其中原因，只得给石斌写信表明心迹。绿姬又买通石家的家仆人，藏匿了凤子给石斌的书信，凤子和石斌间就此断了音讯。 绿姬下决心要除掉凤子，乃模仿石斌笔迹，假造石斌给凤子的绝交信。凤子不辨真伪，痛不欲生，欲跳白云塔自尽，被塔中怪老人风伯救起。凤子听从了风怕老人的劝告，远行暂避，日后再图报复。绿姬以为其计得售，凤子已不在人世，很是得意。她告诉石斌，凤子已与人私奔，途中遇难而死。石斌闻言，信以为真，十分悲痛。 不久，石家的矿山毁于天灾，石斌不得已，求助于绿姬，绿姬则乘人之危，提出石斌须娶她为妻的条件，石斌无可奈何之下勉强答应。就在这时，有富商红叶公子自海外归国，经叶公子年轻富有，风流倜傥，令爱慕虚荣的绿姬一见倾心，当即一脚踢开石斌，转而趋附红叶公子。 石斌指责红叶公子夺人所爱，却遭绿姬奚落，他万念俱灰，欲登白云塔自尽，却与红叶公子不期而遇。红叶公子摘下帽子，露出了满头青丝，石斌惊喜地发现，红叶公子原来是女扮男装的凤子，激动万分。这一幕被跟着红叶公子足迹前来的绿姬看在眼里，她无地自容，坠塔自杀。凤子和石斌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着，张石川分配片中的角色：正派女主角凤子由胡蝶扮演，反派女主角绿姬由阮玲玉饰演，而男主角石斌仍由风流小生朱飞饰演，此外“明星”的诸多明星均在该片中担任角色。如此演员阵容，在当时说来是相当整齐的。 对于角色分配，最满意的当数胡蝶，一来初来乍到就饰演第一女主角，二来凤子一角正对她的戏路，最适合自己的形象。而对角色最不满意的当数阮玲玉了，她要饰演的绿姬，风流妖娆，心地歹毒，是那种最让观众憎恨的女子，这实在不对阮玲玉的戏路。 《白云塔》正式开拍了，而对阮玲玉的折磨也就开始了。胡蝶在事隔60年后撰写回忆录时，对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在部片子里，我是演正派女角，玲玉演反派女角。玲玉进“明星”也有二、二年了，但不知为什么在“明星”总不得志。玲玉其实是擅长演正角悲剧的，她对这个反派女角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记得张石川在导演时要玲玉“脸上要有虚伪的假笑，心里要十分恶毒”，可是玲玉总演不好，连我在一旁都十分同情她，因为她生性善良，这实在是难为她。 在拍摄《白云塔》时，阮玲玉自己也记不得挨了张石川多少训斥了。张石川脾气暴躁在“明星”是有名的，很少有演员在拍摄他导演的影片时不受他的训斥，有时他急起来还会骂粗话。 阮玲玉固然演绿姬这样的坏女人不太到位，但她受张石川责难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朱飞。朱飞饰演石斌其实颇对他的戏路，外貌英俊，举止优雅，与他“银幕情人”的雅号很是相配，可他那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毛病已根深蒂固。 摄影棚内，他故态复萌，实拍与阮玲玉的对手戏时，仍是满嘴的胡言乱语，使得本来对绿姬就不理解的阮玲玉就更难贯彻导演的意图，于是不免常常招来张石川的破口大骂，心中那份委屈就不用提了。 如果说阮玲玉拍摄《白云塔》一片还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与胡蝶交上了朋友。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上是这样说的： “我进入明星公司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与阮玲玉合作主演的《白云塔》，我们也由此建立友谊。这是一部令我毕生难忘的片子，倒不是因力这部片子本身，而是每当想起这部片子，就想起阮玲玉其人其事，感慨万千。” 阮玲玉在拍摄该片时的遭遇，引起了胡蝶的同情，一有机会，她常与阮玲玉在一起聊天，借以排泄她心中的忧闷。她俩的身世虽然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都是广东同乡，年龄也相仿，共同语言也就多一些。通过交谈，阮玲玉和胡蝶对双方的身世、生活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张石川对胡蝶十分器重，她甫入“明星”，即让她担纲主演《白云塔》。他曾挖掘过多位电影人才，但他一生津津乐道的还是从天一公司手头把初露头角的胡蝶挖进明星公司的大门。 尽管胡蝶之进入“明星”使张石川更不可能重视阮玲玉，阮玲玉仍对善解人意的胡蝶怀有好感。而事实上，即使没有胡蝶的加盟，张石川也不可能重视阮玲玉，张石川一生沉迷于才子佳人的戏，这样的角色并不适合阮玲玉，甚至连郑正秋也不能发现阮玲玉的才华，这也是明星公司后来无法与新崛起的联华公司在艺术上相抗衡的原因之所在，这不能不说是明星公司的可悲之处。 《白云塔》的拍摄使阮玲玉再次品尝到身为电影演员的艰难，然而，她在明星公司的更为难堪的遭际还在后头。欲知“明星”怎样对待阮玲玉，且听下口分解 第10章　红男无赖到底走背道　绿女自杀未遂交好运 红男无赖到底走背道绿女自杀未遂交好运 且说在《白云塔》拍摄中，阮玲玉对自己能因此片而在影坛走红已不抱一丝希望了。一则因为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陷入深深地失望之中，绿姬从形象到性格与现实中的阮玲玉的距离太大了。像绿姬这样风流妖娆的坏女人，本是影星杨耐梅的拿手好戏，但杨耐梅已离开“明星”自创一家影片公司，过老板瘾去了。阮玲玉怎么也想不到张石川竟要自己步杨耐梅的后尘，成为一个风骚演员，心中老大不快。 二则是因为朱飞的关系。在脂粉阵中尽显其长的朱飞，自恃一流明星，拍片经常迟到早退，还以摄影场外，美女苦候于车中而炫耀。再加上在和阮玲玉演对手戏时，嘴中胡言乱语，搅得阮玲玉入不得戏（当时是默片，演员讲什么话，导演并不在意，只要口型大致对了就行）。 凡此种种情况，使张石川大为头疼，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痛骂朱飞。当在痛骂来飞的同时，免不了要殃及阮玲玉。朱飞是被骂惯了，自然不在乎，而对阮玲玉来说可就惨了，她曾偷偷地痛哭过好多次。 果然不出阮玲玉所料，《白云塔》拍成后，尽管张石川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并亲率主创人员到各地举行首映式，但《白云塔》在各地的放映均未激起多大反响。这当然也就不可能给阮玲玉带来什么声誉。 《白云塔》在制作、演员阵容、导演力度均不在当时各片之下，为什么没有引起轰动反应呢？这主要是因为《白云塔》的放映，正值电影市场在经历了古装片的繁荣之后的一段低迷时期。明星公司连续亏损的局面自然不会得到多大扭转，为此，张石川等“明星”的重要人物们心中十分焦急。 1928年，张石川又着手执导新片《梅林缘》，这部影片描写的仍是张石川所热衷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为了节省拍摄费用，降低成本，该片主要在摄影棚内搭景拍摄。张石川将片中的男女主角分派给了阮玲玉和朱飞。 阮玲玉接到参加新片拍摄的通知，心中当然还是高兴的，因为只要拍片就意味着可能走红。可当她得知饰演男主角的又是朱飞，不由得头皮发麻，她不知朱飞在拍摄过程中又会耍出什么坏把戏。 尽管阮玲玉已作好应付朱飞的思想准备，影片开拍后也的确处处小心，尽可能地与朱飞配好戏，但朱飞非但不予体谅，相反更为越轨，其散漫言行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张石川实在难忍。 因此，每天的拍片几乎都伴随着张石川的训斥之声，纵然阮玲玉再怎么小心，也不能不受到朱飞的连累，只要拍戏出了差错，张石川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连阮玲玉一块儿训。朱飞对张石川依然满不在乎，阮玲玉心中却气苦万分。 灾难并没有完。 一天，朱飞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在赌场赢了很多钱，来到公司后特别兴奋，拍片时的随心所欲和胡言乱语到了令在场的众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一连拍废了十多条胶片后，终于彻底激怒了张石川。张石川迎头给朱飞一阵痛骂，话语之难听连老脸皮厚的朱飞也挂不住了。这一天，大家不欢而散。 阮玲玉闷闷不乐地走进家中，养女小玉已睡着了，而张达民成日泡在赌场，已有好几天未见到他的影子了。阮玲玉独自走进卧室静静地躺下，她真希望有一个能理解她、爱护她、为她分忧的丈夫。可张达民实在不够格，她的心中充满孤独感。 阮玲玉细细地回想起今天摄影棚里之事，她预感到此事恐怕不会就此了结，朱飞岂是个善罢甘休的人？这以后，又不知他会玩出哪些花样，令大家都不痛快。 阮玲玉的预感果然得到应验。第二天，阮玲玉准时来到公司上班，刚进摄影棚，只见朱飞着一身浅色西装，头戴礼帽，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这使阮玲玉大感意外，心想：朱飞今天竟然能按时上班，真是太阳要西升了。 朱飞见阮玲玉进来，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一边摘下礼帽，十分夸张地向阮玲玉鞠躬，一边说道： “阮小姐早！” 陡然间，阮玲玉好像看到了一个怪物，脸上尽是惊异和不解的表情：她看到摘下礼帽后的朱飞那一头总是精心梳理得纹丝不乱的漂亮头发不见了，露出了一根头发也不剩的光光的脑袋！ 原来，朱飞昨天遭张石川痛骂后心中很不服气，回家后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回太丢面子了，得想个办法回敬一下张石川。他想，你张石川不是嫌我浪费你的时间吗，我就要叫你这部《梅林缘》一两个月内休想再拍。于是一气之下跑到理发店，剃光了所有的头发，当然，也“剃光”了自己所有的希望。 当朱飞从阮玲玉的脸上读到了惊讶的表情后，得意地大笑起来，并表白道： “阮小姐，我这只脑袋还是挺有份量的吧！” 阮玲玉却笑不起来，她暗自思忖：朱飞，你这玩笑开得也太过火了，张导演来了不把你骂得狗血喷头才怪呢！但我们大伙儿恐怕又要跟在你的后面吃苦头了。 就在朱飞与阮玲玉讲话的这一刻，张石川脚步匆匆地走进摄影棚，人声嘈杂的摄影棚顿时鸦雀无声。张石川抬头四处一打量，朱飞那颗光头一下子映入眼帘，他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一股怒气直冲脑门。 大家一看张石川愤怒的样子，都以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纷纷后退，只有朱飞，仍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神气，心想：你张石川这下发火吧，反正你这部影片得往后拖，等我头发长出来再拍。 张石川沉默半晌，脸上的怒气渐渐平息，竟心平气和地说出了一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吃惊的话来： “朱飞，朱先生，看来你是不想把这部片子拍完了，那好，我就成全你，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什么《梅林缘》了，这部片子不拍了。至于你朱先生，从明天起，你爱干什么就于什么去吧，你是不用再来上班了。” 张石川的话无异于告诉朱飞，你被公司开除了。其实，张石川早有开除朱飞之意，只是总也下不了决心，朱飞毕竟深得观众亲睐。而朱飞也是拿准了公司舍不得开除他，才变得越来越放肆。想不到张石川竟然会牺牲一部拍了一半的片子而痛下决心，将他开除。 朱飞也不在乎，这几年，其他电影公司纷纷通过关系来挖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二话没说，掉转脸来，扬长而去。 但朱飞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原本他在影坛的名声就不好，再加上被开除，当年前来挖角的公司，都心生怯意：既然连“明星”这样的大公司和张石川这样的资深导演都约束不了他的胡来，那还有哪家公司、哪位导演能治得住他呢？ 于是，当朱飞主动上门去找这些曾热忱欢迎他加盟的公司谋职时，竟没有一家大公司肯长期聘用他。此时的朱飞，只落得在一些没有名气的小公司客串一两部影片的地步，心情自然极不舒畅。他后悔自己在“明星”的所作所为，只是此时已晚了。 朱飞已是穷途末路，早在“明星”时染上的鸦片瘾更加严重，生活逐渐变得潦倒不堪，在30年代后期，朱飞终因吸毒过量而惨死。当然这些均是后话。 张石川革除朱飞后，心中毕竟有些心疼，倒不是心疼朱飞的离去，而心疼那停拍的《梅林缘》所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这终究使他心头之气难平。 于是，这股怒气便发到《梅林缘》的另一位主角阮玲玉身上。阮玲玉虽没遭到开降的厄运，却由此受到冷遇——从1928年夏季开始，张石川不再让她在公司的任何一部影片上担任任何角色，这是一个演员最难接受的冷遇。 阮玲玉的处境极为难堪。 就在阮玲玉在“明星”遭受冷遇时，张石川终干挖掘出了一个令观众和制片商们都兴奋不已的新的电影题材——《火烧红莲寺》。然而，这个新题材的出现，对于处境己很艰难的阮玲玉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郑正秋承担了改编的任务，剧本出来后，张石川极为满意。 在用谁来饰演女主角昆仑派女侠甘联珠的问题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公司现有的演员中，阮玲玉首先被他排除在外，一来他对阮玲玉的无名火尚未消退；二来在他眼中，阮玲玉只能演风流女性，一点也不具备侠女秉性。至于胡蝶，在张石川看来，她只具大家阎秀风范，而舞枪弄棍对她也不合适。于是他看中了夏佩珍，夏佩珍果然将一个英姿飒爽的黑衣女侠演得活灵活现。 1928年5月，《火烧红莲寺》陆续在各地公映，上海滩为之轰动，在南京、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也同样是观者如潮，场面之火爆，竟连“明星”的老板们也始料未及。于是，张石川便一集一集地编下去、拍下去。 当《火烧红莲寺》“烧”遍大江南北各大影院之时，上海滩上的各家电影公司和众多电影投机商们也闻风而动，1928年仲夏之影坛，古装片已成昨日黄花，而武侠片则潮浪初涌，席卷影坛的一个新热潮已经到来。 然而，影坛武侠片越热，阮玲玉的心却越冷，她只能赋闲在家，每月只能领到月薪。从暮春到初秋，几个月下来，阮玲玉本来以为张石川的怒气平息之后还会再用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她料想，张石川是水远也不会原谅她了，尽管她并没做什么错事。 阮玲玉知道，“明星”是呆不下去了，等待着她的将是合同期满后的解约，这当然是她不愿看到的后果。与其被辞退，不如趁早另寻出路。决心既定，阮玲玉开始留心沪上众多的电影公司。 此时恰逢大中华百合公司登报招聘演员，引起了阮玲玉的兴趣。 大中华百合公司在上海影坛虽然无法与“明星”、“天一”的实力相比，但也是一家有着多年历史的老牌公司了，许多影坛么时候才能回来，他们总说快了快了，可总也见不到你。直到昨天他们才告诉我准信，说北平来了电报，你们今天能到上海。你看，我今天早早地赶回来为你接风。” 阮玲玉诧异了：怎么两个月不见，又成了位多情公子。若他真能重新善待自己，倒不失为一件意料之外的好事。她一边思忖着，一边从行李中拿出从北平带回来的给母亲、女儿和张达民的礼物。 张达民对礼物看也不看一眼，就把阮玲玉拉到一旁，轻声说道： “你去北平的这些日子，我可想你啦，我已经与人合伙做生意，但资金太缺了，你能给我一些救救急吗？我已签出一张空头支票，你要是不能给我钱，我可要吃官司了，我的一生也就此完了。” 张达民的话令阮玲玉将信将疑，她把目光转向母亲，作出相询的表情，然而，她从母亲脸上读到的是不屑。 阮玲玉犹豫了，她已记不清张达民有过多少次以做生意为由问自己要钱了，可从没见过他赚回一个子儿来，每次拿到钱不久，他又都是以做生意赔了为由继续要钱“再做生意”。 由于阮玲玉经不住他的软磨硬逼，次次都能让他得逞，所以他连要钱的借口都懒得改。这次阮玲玉不在上海，他一时拿不到钱，竟然连空头支票也敢开。 阮母见此情景，轻轻叹了一口气，张达民一看阮母要坏他的好事，立即对她怒目相向，接着转过脸向阮玲玉苦苦哀求。看到他一脸的可怜相，阮玲玉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仅有的三百元钱，交到张达民手中，说道： “这是我去北平拍外景，公司发给我的津贴，我一直舍不得用，今天全部给你，望你能派上用途。” 张达民一看到钱，两眼放光，连忙接过钱，一晃就不见踪影了。 阮玲玉望着门口，怔怔地有些发愣。阮母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你怎么就信了他的话呢，他哪是跟人合伙做生意，是跟人合伙去赌。你不在时，他欠下了赌债，前些天讨债的人要找到门上来要钱。” 阮玲玉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要天天到公司去打听我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哪里是想我，分明是想我口袋里的钱。想明白这点，进门时那点幻想也就灰飞烟灭了。 回沪后稍事休息，阮玲玉又投入到了《故都春梦》内景戏的续拍之中。由于在北平等下雪．耽误了很长时间，内景的续拍显得更为紧张。超工作量的拍摄倒使得阮玲玉暂时忘却了个人生活中的烦恼。 在《故都春梦》的内景续拍中，还有一个插曲，使阮玲玉啼嘘不已、终生难忘。这就是阮玲玉的同乡好友，歌女骆慧珠之死。 欲知骆慧珠是怎样死的，且听下四分解 第11章　野花闲草　长出一流影星　故都春梦　催生未来影帝 野花闲草长出一流影星故都春梦催生未来影帝 且说在《故都春梦》中，有一个戏不多但不可缺少的角色，这就是妓女红玉。 在影片中，红玉是燕燕（阮玲玉饰演）的要好姐妹，后来深得大官的宠爱，男主角朱家杰的命运转变靠她一手促成。这个角色演得是否成功，关系到全片的可信程度。 因此，导演孙瑜希望找到一个既漂亮又具有风尘味的女子来演，但一连试了几个都不满意。眼看再定不下来就要耽误全片的进度了，导演很是着急，但又不愿降格以求。 阮玲玉看着孙瑜着急的样子，猛然想起自己的一位同乡好友歌女骆慧珠来。骆慧珠年龄与阮玲玉相仿，既有表演经验，而且歌唱得也好。阮玲玉想，也许骆慧珠能合乎孙瑜的要求。 于是，阮玲玉在拍完一天的戏后，来到骆慧珠唱歌的夜总会的后台，找到了刚唱完歌回到后台休息的骆慧珠。 看到阮玲玉，骆慧珠很是高兴，连忙问道： “是来跳舞的吗？” 阮玲玉摇摇头说道： “不是。我这两天正在赶拍一部片子，忙得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哪里还有心思跳舞。” “那你是找我玩哟。”骆慧珠和阮玲玉很要好，所以说起话来很随便。 “尽说瞎话，跳舞的功夫都没有了，还有时间找你玩？嗯，想得倒美。”阮玲玉点着她的鼻子开着玩笑说。 “说正经的，倒底找我啥事？” “我今天是特地找你做一件事。我正在拍的片子叫《故都春梦》，这部片子很有意义。现在影片中有一个角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演，导演又不愿降低要求，我一想呀，你来演准成！今天我是待地来请你的。” 骆慧珠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但又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便问道： “是什么样的角色，我真的能演吗？我可从没演过电影啊。” “到底能不能演，我们明天去试试便知。不过，我觉得你是一定能演好的。” 说完，阮玲玉又把剧情简要地讲了一遍。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这个角色我是能演的。说真的，我一直很羡慕你能当个电影演员。” “那好啊，明天我们去见导演。” 这时，骆慧珠轻轻地叹息一声，说道： “你是知道的，我和老板是签了死约的，连跳槽都不行，难道老板能让我去拍电影？” 阮玲玉知道有门，连忙说： “老板同不同意，咱们下一步再说，你明天抽空先跟我见见导演，若导演决定用你了，老板那边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尽说大话，你跟老板怎么说？” “你想呀，你若真的拍了电影，名气大了，不是能为老板赚更多的钱吗？老板能放弃这个机会吗？” 骆慧珠听完，点头称是。 第二天，阮玲玉把骆慧珠带到“民新”的摄影棚，把她介绍给孙瑜，孙瑜看了看骆慧珠，觉得她的外形和气质，的确是饰演红玉的理想人选。骆慧珠根据导演的要求，化了妆，表演了几个片断。 孙瑜在一旁看了，觉得舞台味浓了一些，但这倒也正好和红玉这个角色所应有的做作相吻合。孙瑜就此拍板，红玉一角由骆慧珠来饰演。 于是，由阮玲玉出面，和骆慧珠的老板谈了。老板听完，眼珠一转，点头同意了，但随即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不能因拍片耽误了每晚的演出； 第二，别指望就此跳槽，要跳槽也可以，但得拿钱来赎身。 骆慧珠忍气接受了老板的条件，以客串的形式加盟《故都春梦》剧组。好在她在片中的戏不多，也不必天天到“民新”来，有她的戏时，提前一天通知她，她总是准时到场。 骆慧珠很快就赢得了剧组人员的一致好评，孙瑜曾说：“骆为人很爽朗坦率，深重信义。”不久，大家便发现，每次骆拍完戏，有位挺帅的青年人总是等在门口接她回家，相询之下得知，这位小伙子姓郭，是位电车司机，两人正在热恋之中。 看着他俩亲亲热热的样子，阮玲玉心中生出了几多羡慕。其实，在拍了那么多叙述别人故事的电影之后，阮玲玉的心中仍然渴望着真挚的爱情。 3月中旬的一天，骆慧珠又来到“民新”，剧组人员诧异了，因为这天没有她的戏。只见骆慧珠淡淡地笑了笑，说道： “孙先生，我有个请求，能不能把我还剩下的十几个镜头提前拍了，因为我就要出远门了，短时间内恐怕回不来。” 听完骆慧珠的话，阮玲玉关心地问道： “是真的吗？前两天怎么没听你说过，你没有什么事吧？” “只是为我私人的事，谢谢你的关心。”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多天中，骆慧珠天天来公司拍戏，只是大家再也没有见到那位郭先生来接她。到3月28日，她拍完了在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她向剧组的所有人员—一告别，泪珠在她的眼睛里直打转，大家也都为即将分别而有些伤感。 两天后，阮玲玉决定去看看骆慧珠，问问她到底有什么事情，自己能不能帮上忙。她来到夜总会，向后台的一位歌女相询，歌女低声答道： “你再也找不到她了，她昨晚狠毒自杀了。” “什么！她自杀了？”阮玲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昨晚自杀的。” “她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上绝路呢？”泪水早已模糊了阮玲玉的双眼。 “还不是我们做歌女的命苦，她和郭先生相恋已有好几年了，可他筹不出钱来为骆小姐赎身。前些日子他俩来求老板同意他俩结婚，并答应婚后骆小姐门当歌女，但老板说若拿不出钱来趁早死了这条心，郭先生看看结婚无望，半月前已服毒自杀，骆小姐昨晚当是追郭先生而去了。” 骆慧珠的死使阮玲玉深受刺激．整整一个晚上，泪水不停地流淌。第二天她带着哭红的双眼来到公司，众人一见吓了一跳。 孙瑜关切地问： “阮小姐，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张先生又欺侮你了。” “不是，”阮玲玉摇摇头，说出骆慧珠自杀一事，言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大家听完后，对这么好的一对青年居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啼嘘不已。孙瑜沉思半晌，慢慢说道： “这么说来，骆小姐早在半个月前郭先生自杀身死后就决定要殉情而死，所以她才要求我们把她的戏提前拍完。” 骆慧珠之死在剧组成员的心上蒙上了一层挥不去的阴影，可时间不等人，戏还得接着拍，而且几乎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193O年夏，《故都春梦》终于制作完毕正式向观众推出。为了使《故都春梦》一炮走红，罗明情和黎民伟根据当时的情况，适时地打出了“复兴国片”的旗帜。 他们为《故都春梦》精心拟定了广告词在各大舆论工具上播出或刊出，其广告词为： 复兴国片之革命军， 对抗舶来品影片之先锋队， 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 我国家庭之照妖镜。 复兴国片的口号果然深入人心，加之影片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处理都显然高于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因而《故都春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很快就打破了各埠的卖座记录。 作为女主角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为行家们交口称赞，她完成了今人所谓的由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的转折，因而，《故都春梦》遂成为阮玲玉成材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故都春梦》公映所产生的巨大轰动令罗明信和黎民伟兴奋不已，他俩看到了继续合作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有广阔而诱人的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了。一方面，他们开始探讨更为紧密合作的可行方式；另一方面，一致决定加快拍摄两家公司合作的第二部影片《野花闲草》的制作进度。 《故都春梦》的成功更使其主创人员孙瑜、阮玲玉、林楚楚等人自豪。 在一次酒会上，有记者问孙瑜道： “孙先生，《故都春梦》异军突起，轰动一时，实在是你高超导演手法所致，请问，对你这个年轻导演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孙瑜笑着说： “你过奖了，并不是我有什么高超的导演手法，而是时势造英雄。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如此而已。” 记者接着问： “那是什么原因使《故都春梦》一举成名？” 孙瑜正了正领带，说道： “说实话，是目前影坛普遍低劣水平的作品映衬出该片的不同凡响。我认为，该片的主题思想、人物情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腐朽生活，该片在艺术处理上也比较认真，因而引起了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人们思想上的共鸣，受到广泛的重视。” “那么请问孙先生，阮小姐和林小姐在片中起了什么作用？”记者穷追不舍。 “这是有目共睹的。阮玲玉小姐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艺术的真谛，受到行家们的交口称赞。而林楚楚小姐的‘贤妻良母’角色谁也夺不去。” 《故都春梦》的成功使本创人员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他们马不停蹄，马上投入到《野花闲草》的拍摄中去。 《野花闲草》是一部孙瑜自己编剧并导演的影片，他很是卖力，因为他可以在片中更加清楚和明晰地诠释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主张。而阮玲玉则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演惯的“风流女子”的角色，这对她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193O年的盛夏，《野花闲草》在上海的拍摄正式开始。内景戏是在“民新”的玻璃摄影棚内进行的。室外骄阳似火，灼人的日光透过玻璃顶棚倾泻下来，加上灯光的烘烤，摄影棚内更是闷热不堪，导演、演员及剧组的成员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挥汗如雨地赶拍。 在这部片子里，阮玲玉主演了一个完全不同干燕燕的，聪明活泼、纯洁天真的少女——卖花女丽莲。 丽莲在街头卖花之时，差点被汽车轮子压死，幸亏得到了富家子弟黄云急救。他俩相识后，黄云又发现她有很好的歌喉，便教她习唱自己编的歌剧《万里寻兄》。后丽莲登台公演，受人注目。 他俩由相识至相爱，并订立了婚约。当黄云的父亲看到报纸上儿子刊登的婚约后，气愤已极。但黄云任父亲威胁利诱，坚决不为所动。于是老谋深算的姑母出马劝说。 姑母找到丽莲，劝她不要毁了黄云的前程，并说，黄云若娶了丽莲，那他本该属于的那个上流社会就再也不会接纳他，黄云就不会有什么前途而言了。 深爱着黄云的丽莲不愿意看到心上人为了自己而毁了前程，便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黄云被激怒了，他失去了理智，当众辱骂丽莲是下贱的野花闲草。心中痛苦万分的丽莲，为了爱人的前程，她宁可自已被误解、受委屈，也不愿将真情吐露。 当晚，精神几近崩溃的丽莲硬撑着上台，当她唱起《寻兄同》时，声带撕裂，昏倒在台上。黄云终于探知实情，与家庭彻底地决裂，来到丽莲身边。 这是一部中国的“茶花女”。 在此片中，孙瑜将他的全部激情都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而他在国外所学到的新的拍摄技法则使他如虎添翼，他在分镜头、镜头处理和摄影技巧上着实下了功夫，采用了象征、对比、叠印、序幕等在当时十分新颖的手法。而在演员选择上，更证明了他独具慧眼。 如果说孙瑜在执导《故都春梦》第一次和阮玲玉合作时，感到阮玲玉的表演还很幼稚、还未完全了解她的才能的话，那么，在《野花闲草》开拍不久，他对阮玲玉的表演天赋已发出了由衷地赞叹。 孙瑜说： “阮玲玉以她真挚准确的角色创造和精湛动人的表演，雄辩地证明了她不愧是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一代影星’。” 在《野花闲草》中饰演黄云的是孙瑜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金焰，他与阮玲玉的成功配合为影片增色不少。这是他俩的首次合作，后来，阮玲玉和金焰曾共同主演过多部著名影片，成为“黄金搭档”，当阮玲玉日后声震影坛之时，金焰则被誉为“电影皇帝”。 金焰原名金德麟，出生干朝鲜汉城。当医生的父亲是一位朝鲜爱国志士，因受日本特务的追捕，金焰的父亲携全家从汉城来到中国东北通化定居，并加入了中国籍．这一年金焰刚两岁。 1918隼，金焰的父亲病逝于齐齐哈尔，金焰先后投靠了在上海和天津的两位姑姑，曾就学干东方大学附中、济南的济美和天津的南开中学。 在南开读书时，大革命开始了，他读了鲁迅的《呐喊》，深为折服，并打算改名金迅，又觉不够响亮．乃更名为金焰。 1927年春，金焰南下上海，怀着找一个不要本钱的职业的愿望，经人介绍进了民新影片公司，从此涉足影坛。然而，事业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民新”仅在《木兰从军》和《热血男儿》两片中作为群众演员偶尔露了下面，靠着每天赊来的面条勉强度日。 1928年，他经卜万苍介绍，加入了南国社。在南国社，他得到了田汉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与田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金焰自荐于“明星”的郑正秋，并拍摄了由孙瑜导演的电影《风流侠客》，可惜并未出名。 1930年，金焰加入“民新”和“华北”合作的“联华”。孙瑜再度启用金焰在《野花闲草》中饰男主角，是年冬影片公映，金焰一举成名，得到观众的认可。 对于金焰在《野花闲草》中出色表演，孙瑜极为满意： 我们第二次在《野花闲草》中合作，他（指金焰）突出地创造了那种“学生型”的、活泼而淳朴的自然风度，健美均匀的体格和青春蓬勃的朝气。这一新型的男主角在国产电影里出现，立即使当时那些充斥十里洋场“浅妄极矣”的电影里“油头滑脑”、“才子加流氓”的男主角黯然失色。那一批沾着上海滩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气味的“盯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作为银幕“英雄”的男主角形象，一天一天地受到广大观众的唾弃了。 从以上不难看出这部影片也是孙瑜的得意之作。另一个令孙瑜自豪的理由是《野花闲草》虽然是一部默片，但却是中国第一部有专门作词配曲的电影插曲的影片。 该片的插曲《寻兄词》由孙瑜作词，配以俄罗斯民歌的曲调，共有四段。阮玲玉和金焰有很好的歌喉，演唱一事自然不用别人代劳，他俩主唱了这首旋律悲伦感人的插曲。这首插曲由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 193O年仲秋，《野花闲草》片成，而在此时，罗明情与黎民伟及大中华百合公司（即阮玲玉原来的公司）的联合也已成定局，一家实力雄厚的电影公司即将在上海崛起，这就是“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已在阮玲玉面前展现。 “联华”成立伊始，即视《故都春梦》为其第一部作品，并围绕着“复兴国片”的主题，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罗明信曾亲笔撰写了《宣言》： 国产片之于今日谓为衰落耶，则社会之需要方股，民众之兴趣极厚……海上诸影片公司昔如雨后之春笋者，今乃若秋后之寒蝉，不独产额锐减，抑且声名狼藉。然则国产片固可为而不可为耶？曰否。一言以蔽之，凡事漫无宗旨，舍正道而勿由者，未有不失败也。 鄙人不敏，营影业于华北者十余年矣，以艺术为前提，以益世为职志，鄙之所抱之宗旨也。不合乎此，不敢为亦不屑为也。…… 今鄙公司得国内同业团体之赞助，乃先与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合作，而开始自制影片。吾人之宗旨亦有四端。请分而析之： 一、普及社会教育也…… 二、对抗外片之垄断也…… 三、提高艺术及道德也…… 四、尊重演员人格也…… 以上四端，为鄙人历来之志愿，亦即此次自制影片所抱之宗旨也。 罗明佑的宣言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 却说《故都春梦》在各地的放映大受欢迎的成绩，使得新成立的联华公司更为自信地隆重推出了它的第二部作品《野花闲草》，这部影片同样是以“复兴国片”为主题进行宣传的，而且还被冠以“中国第一部配音有声片”的称号。 该片于193O年深秋，当萧瑟的秋风吹落了满树黄叶的时候，在上海和罗明佑手下庞大的电影发行网中与观众见面。孙瑜在上海首映该片的影院放映室里，曾一连三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银幕，每当银幕上出现阮玲玉和金焰唱歌的画面，他就立刻把电唱机的唱针放到事先标好印记的唱片上，从而使观众们第一次在观看国产影片时听到了与剧情完全吻合的且由剧中演员亲口所唱的歌声。 当然，把《野花闲草》说成是有声片未免言过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罢了。 《野花闲草》公映之时，正值明星公司推出《火烧红莲寺》第十五集、天一公司推出《火烧百花台》、友联公司推出《荒江女侠》第四集，在影坛仍是四处“起火”，烟雾笼罩、大打出手之时。 《野花闲草》恰似一阵拂面的清风，影片从选材立意、导演手法到演员的自然表演都令观众的耳目为之一新，特别受到了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的欢迎，许多因武侠片充斥影坛而发誓不再看国产片的观众重新回到影院，并为《野花闲草》大声叫好。一时间，该片的插曲《寻兄词》唱遍了大江南北。 阮玲玉在《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中更是出尽了风头。 《故都春梦》中的燕燕，和《野花闲草》中的丽莲，一个是毒如蛇蝎的荡妇，一个是聪慧活泼、纯洁天真的姑娘，阮玲玉以她精湛的角色创造和真挚的表演，将这两个角色都演得细腻准确。 默片时期的电影女演员，戏路宽广的，真可谓凤毛麟角。阮玲玉在“联华”公司的两炮，都打响了，这两部影片在公开放映时，都打破了当时国产影片的卖座纪录。同时，在这两炮中，阮玲玉也真正迈出了可塑性演技的第一步。 阮玲玉在30年初的艺术成就，是与孙瑜的导演艺术分不开的。孙瑜要求演员不矫揉造作、无端地在镜头前显示演技：他主张演员体验角色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人物的生活面貌，可又不是自然主义地从事琐碎生活的外表模拟和原物原貌。 孙瑜在进行实拍时，从不讲成篇大套的理论，只在演员表演角色性格的关键时刻指点一下。只要演员不超出他心中大的设想，就不轻易地去干涉演员。所以，在孙瑜的执导下，阮玲玉的表演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且说《野花闲草》继《故都春梦》之后再次成为轰动影坛之作，使得当时对罗明信投身制片业心存疑虑的手下人彻底打消了顾虑，罗明佑新的合伙人也信服了罗明情所确立的公司制片方针。 1930年10月25日，罗明佑在香港设立了联华公司的总管理处，12月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会，确定了何东为董事长，罗明佑为总经理兼总监制。 联华公司正式运作之后，罗明情更是抱定了“复兴国片”这一法宝，在他为公司拟定的形诸文字的“宗旨”中，开宗明义的“总纲”就是日后被“联华”奉为圭桌的四句话： 提倡艺术 宣扬文化 启发民智 挽救影业 从《故都春梦》的开拍到“联华”宣告成立这一年不到的时间，是阮玲玉从影以来最为振奋的时期。一方面，由她主演的《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对“联华”的顺利创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两部影片被顺理成章地列为“联华”的开山之作，阮玲玉也随着大中华百合公司一起，成了“联华”的一员，而且是公司的功臣。 另一方面，这也是她在表演艺术上真正显露才华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不管是在观众还是在同行的眼中，她至此方被视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影明星，从而在“联华”的演员阵容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就在《野花闲草》公映不久，又有一件事情使阮玲玉兴奋不已，那就是被她视为恩师的卜万苍加入了“联华”。 这天一大早，阮玲玉到公司上班，一个她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不是卜万苍导演吗？她趋步上前，热情地问候道： “卜先生早！” 卜万苍应声回头，见是阮玲玉，高兴地应道： “是阮小姐啊，咱们可有些日子不见了，但你拍的《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我可是都看了，真是许多年没看到过的好片子啊，‘你演得太精彩了！” “卜先生过奖了，我能有今天，还真得谢谢卜先生呢。” 阮玲玉说着，不由得想起四年前报考“明星”时的情景。她又想到“联华”自成立以来，正在到处招募人才，前些日子就听说卜万苍会加盟“联华”，不知是真是假。于是，她试探地问道： “卜先生今天来有何贵干？” “我已经正式加入‘联华’了．从今后我们又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了！” 阮玲玉显得很开心地说： “真的？那太好了！我前些天就曾听说你要来，但又不敢相信。这么说，你以后又可导演我啦？” “只要阮小姐愿意，不过你现在是大明星了，还肯演我导的片子吗？” 阮玲玉闻言有些着急： “卜先生言重了，不要说我现在还下是什么大明星，就是有朝一日我果然成了大明星，那也是卜先生栽培的结果，怎么能说到肯或是不肯呢？” 卜万苍看到阮玲玉着急的样子，哈哈一笑，随即收起笑容一满脸认真地说道： “说起我这次加入‘联华’，还真得感谢你呢。我离开明星公司后，在两家小公司拍片，很不满意，在我看到你为‘联华’主演的那两部片子之后，我想我找到了我该去的地方。” “真的？”阮玲玉没想到有如此一段因缘。 “我今天既然加入‘联华’，阮小姐，只要有适合你的角色，一定请你来演。咱们一言为定？” “好，一言为定” 果然，几天后，卜万苍找到阮玲玉，递上一个剧本说： “阮小姐，请你看看这个本子．这是由朱石麟先生编写的《恋爱与义务》，朱先生说，他是专门为你写的。” 当晚，阮玲玉细读起剧本： 两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李祖义和杨乃凡相爱了，但豪门与平民之间的鸿沟成了他俩结合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杨乃凡的父亲知晓女儿的恋情后，坚决不许她再与李祖义来往，并把她许给世家子弟黄大任。 杨乃凡慑于父亲的压力，只得和黄大任结婚，并生下一对儿女。数年后，杨乃凡又见到李祖义，他孑然一身，深深眷恋着杨乃凡。于是，他们之间重新爆发出更为炽热的情感，杨乃凡抛下儿女，跟着李祖义出走了。 出走后的杨乃凡和李祖义很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重返城市寻找工作。李祖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撇下杨乃凡和他们幼小的女儿平儿。杨乃凡不惜委屈自己，当上了女佣。 寒来暑往，平儿长大了，并和一个出身富家的青年相爱。然而，父辈的悲剧在平儿身上重演了，当青年家得知杨乃凡“不体面”的身世后，认为有辱门风，拒不认可。 杨乃凡陷入了痛苦和绝望之中，她思前想后，自己唯有一死，才能将这份强加的耻辱从女儿身上带走。她给原来的丈夫黄大任写下遗书，把女儿平儿托付给他，自己投河了。 读完剧本，已是夜深人静，不知不觉中，泪水已浸透了握在手中的手绢。阮玲玉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剧本中的故事触动了她记忆的神经，打开了她记忆的闸门，不由得回忆起幼年随母在张家帮佣的往事。 第二天，阮玲玉见到卜万苍的第一句话就是： “卜先生，朱石麟先生的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杨乃凡这个角色我演定了！卜先生对我有信心吗？” “当然有，不然，就不会把剧本拿给你看了。” “那男主角李祖义谁来演？” “金焰。” “金焰？让他演这个角色可有点委屈他了。” 卜万苍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阮玲玉笑道： “你想呀，在《野花闲草》中，他是位少爷，而我只是个贫家女，而在这部片子中，我和他的角色可是对换了，我成了阔小姐，而他成了穷书生了。这不是委屈他了。” “有道理，阮小姐真聪明。”卜万苍被她逗笑了。“那么，你对平儿的角色如何看待？” “平儿？” “对呀！” “我能体会到平儿爱与恨的心清，如果让我饰演平儿，我想只要拍摄技术上没问题，我也是能演好的。”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就这么定了，杨乃凡与平儿母女俩的角色都由你包定了。”卜万苍有些兴奋地说。 其实，此时对卜万苍来说，他极想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不同凡响之作，这毕竟是他入“联华”后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也是“联华”正式成立后开拍的第一部影片，因此，不管是对卜万苍个人，还是对联华公司而言，这都是一部必须成功的影片。 1930年，上海的冬天是寒冷的，阮玲玉却是在一片热气腾腾的摄影棚内度过的。由于公司的重视，同仁的努力，《恋爱与义务》一片的拍摄工作很是顺利。 金焰饰演的穷大学生李祖义，较之他在《野花闲草》中饰演黄云更为驾轻就熟，他个人所曾经历过的艰难岁月，远甚于剧中的李祖义，他只是没有像杨乃凡这样的一个爱人罢了。 阮玲玉则根据剧本所规定的杨乃凡特殊的人生道路，设计出每个特定时期杨乃凡特殊的表情动作，循序渐进地将杨乃凡从少女时代的富家小姐到人过中年的女佣人的近二十年间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展现于银幕。令人信眼，令人同情。 至于平儿的戏，对干阮玲玉来说没有任何难度，这几乎就是阮玲玉本人亲身经历：有一个当佣人的母亲，一个生于富贵人家的爱人．由于门不当户不对而遭受的种种屈辱……这难堪的一幕幕的再现，令阮玲玉一次次地陷入了深深地悲哀之中，演来自然是格外地真实贴切、感人肺腑。 在《恋爱与义务》这部影片中，饰演母女两个角色的阮玲玉，再一次显露出她非凡的表演才华。 《恋爱与义务》刚刚拍竣，阮玲玉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新片《一剪梅》和《桃花泣血记》的拍摄，这两部影片的执导者均是卜万苍。在《一剪梅》中，卜万苍除启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外，林楚楚、陈燕燕、刘继群、高占非等也参加了拍摄。 为了增加该片的号召力，公司不惜花费巨资，在广州和香港拍摄了部分外景，阮玲玉随外景队南下，平生第一次回到她的故乡广东。在香港，“联华”董事长英籍贵族何东爵士盛情款待外景队，作为女主角的阮玲玉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南国之行令阮玲玉非常开心。 在阮玲玉一部接一部拍摄影片的同时，作为“联华”新成员的原“民新”、“大中华百合”的编、导、演、摄人员、罗明信从“华北”带来的人员以及“联华”成立后从其他电影公司罗致的电影人才们，也都在以饱满的热情拍摄新片。 罗明信鉴于公司的制片业务主要在上海进行，便在上海设立了分管理处，统一管理公司设于上海的“联华一厂”（黎民伟的原“民新”）、“联华二厂”（吴性栽的原“大中华百合”）、“联华三厂（失石麟新办。于徐家汇）、“联华五厂”（但杜宇的原“上海影戏”）、“联华歌舞班”（黎锦晖的原“明月歌舞团”）。一时间，“联华”真可谓人才济济。 真正令影坛对“联华”刮目相看的还是它的出品。除孙瑜、 卜万苍导演，阮玲玉等主演的影片外，还有王次龙导演的《义雁情鸳》、《爱欲之争》、《自由魂》，史东山导演的《恒娘》、《银汉双星》，杨小仲导演的《心痛》，庄国钧导演的《玉堂春》等等。 由于“联华”发出的“复兴国片”的号召和它的出品，“联华”在广大观众眼中，成了新崛起的一派。这使仅仅创建一年的“联华”很快在影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使3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形成“联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局面。而在这三强之中，“联华”显然是最具活力的。 “联华”的迅速崛起不仅为阮玲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表演天地，而且使她声誉鹊起，使她真正得以脐身一流影星的行列。 就在阮玲玉事业上取得空前成功的同时，她的个人生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阮玲玉一辈子忘不了张达民那次对母亲的情景： 阮玲玉自北平拍《故都春梦》外景回到上海后，被张达民骗去了身上仅有的三百元钱，还了赌债。可是没过几天，他耐不住赌瘾又下了赌场，借下了高利贷，然而又输得两手空空。于是再次开日向阮玲玉要钱。 张达民仍是那个借口：与朋友合伙做生意需要钱。阮玲玉当然不会相信他，问道： “每次你要钱，都说去做生意，那你赚来的钱呢？” “上次亏了嘛！” “难道每次都亏了吗？” 阮玲玉见张达民无话可答，忍不住地揭穿了他的老底： “你哪里是拿钱去做生意，分明是拿出去赌，你还在外面欠下赌债，我前些日子给你的三百元钱不是被你拿去还了赌债了吗？” 张达民一听此言，知道阮母把自己的劣迹告诉了阮玲玉，不由得恼羞成怒，照着阮母的脸上就是两个耳光，嘴里恶狠狠地骂道： “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老东西在背后嚼舌头，我让你再嚼，看我打不死你这个老东西！” 阮母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间。阮玲玉看到张达民竟然敢当着她的面打她的母亲，气得用手指着张达民： “你……你……” 阮玲玉此时已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她转身向母亲的房间走去。张达民一个箭步跨了过来拦住了去路： “怎么，我说得不对吗？难道不是她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吗？” 阮玲玉此时心中气苦万分，以前和张达民一次次争吵，但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指望他有朝一日能改邪归正，从现在起，她知道自己和张达民再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 想明白这点，阮玲玉渐渐冷静下来，对着拦在面前的张达民冷冷地说道： “我母亲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张达民见抵赖不过，索性耍起了无赖： “就算是吧，大男人偶尔赌个两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轮得到她来管吗？” “你若用自己挣来的钱去赌，不要说去赌，任你干什么，我们自然不会管你。可你是用我凭血汗挣来的钱去……” “好，别说废话了，今后我不再打她了。你说到底肯不肯给钱吧。”张达民不想听阮玲玉的话，便抢过话头。 阮玲玉真想一口拒绝，但不知道这样会使张达民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见张达民答应不再打母亲，也把口气软了下来： “我仅有的三百元钱已经给了你，公司这个月的薪水没发，我哪来钱给你。” 张达民眼珠一转： “你去北平拍戏时不是买了件皮大衣吗？现在天气暖和了，反正也穿不着了，拿去当了不就是钱吗？再说，你若喜欢这件皮大衣，等你发了薪水再去赎回来就是了。” 张达民没等阮玲玉反应过来，从大柜里拿起皮大衣，转身就走了。 阮玲玉虽然知道他俩的感情再也无法弥补了，但对张达民的态度始终强硬不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她生性比较软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极不愿意使自己的私事成为报纸，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报热衷的话题。 随着她在“联华”最初几部影片的公映，她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也就越发引起这些被称为“舆论”的报纸的关注。她已经看了太多的明星是怎样被这些“舆论”损毁的，对自己名誉看得极重的她不愿意步她们的后尘。 因此，尽管她已明白她与张达民的感情无法再弥补了，但仍然只能迁就于他。就这样，他俩磕磕碰碰地又过了一年。 1931年的春天，阮玲玉已在“联华”扎下了比较深厚的根基，在影坛上的名声也与明星公司头把交椅的胡蝶并驾齐驱了。张达民看到此情况，心中不免有些发毛。 此时，阮玲玉已从张达民名下的鸿庄坊的房子搬了出来，住到了海格路大胜胡同。心虚的张达民更加紧了对阮玲玉的纠缠，有时竟到摄影棚里去闹，阮玲玉已疲于应付。 一天，阮玲玉刚下班回家，张达民又伸手要钱，阮玲玉好言相劝： “你再这样胡闹，我以后真的再不给你钱了。” 张达民间言呵呵冷笑几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说道： “你不妨先看看这条新闻再说这样的狠话也不迟。” 阮玲玉接过报纸一看，只见报纸的大幅标题赫然写着： “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 阮玲玉不禁愣住了，胡蝶与林雪怀关系破裂她也是最近才听说的，但她俩失和她是知道的，但这事闹到法庭上她真是不知晓。 阮玲玉低头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的种种难堪，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提问，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旁听者犹如看戏一般看得十分开心。更要命的是这种婚姻诉讼由于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法官很难判断。 第一天的庭审，什么结论也没能作出，法官只得宣布下次再审后闭庭。报纸预测，这场官司将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好戏还在后头。看着看着，阮玲玉不由得为好友胡蝶捏了一把汗。 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见阮玲玉脸上露出担忧之色，暗自得意，他呵呵一笑说道： “怎么样，来劲吧。还有比这个更精彩的，街头的许多小报关于胡蝶情史风波的描写那才叫绝呢。可惜，这种报纸卖得快，我晚去了一步，没能买到，不然，你就能欣赏到了。” “我不面看，你别拿回来！” “那有什么，其实胡蝶那点事远没有咱俩的精彩，要不要我把你16岁就和我上床的经过详细说给这些小报记者听听，我保证，那一准能卖个好价钱。” 阮玲玉闻言大惊失色： “你千万不要胡闹，那样可把我给毁了。” “我知道你爱面子，我不是被你逼绝了，也不想这样干。” 阮玲玉被张达民说急了，她唯恐他真的这样做，只得让步： “我逼你？真是天地良心。你要钱的事，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来想办法，好吗？” “好吧，今天就依你，给你两天时间，可我有言在先，只是两天，不然，你就等着看报纸上的好事吧！” 当晚，阮玲玉为此事愁得一夜没合眼，思来想去，只得设法为张达民谋一份体面的事情做，让他有份固定的收入，也许他能收敛些，也不会老缠着自己要钱。 此后，阮玲玉找到了罗明信，请他为张达民安排个职务。罗明信对张达民并不了解，但看在阮玲玉的面子上，不便拒绝，于是，把张达民安排到光华戏院当经理，月薪120元。 阮玲玉听后连声致谢。她想，对张达民这种一无所长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职务了，而巨月薪可谓不低，公司的一般演员每个月才几十元的薪水。 当天下班回家，阮玲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达民，张听了之后，也显得很高兴。于是，张达民当上了戏院经理，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正经工作。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是有了一段稍微平静的时日。她暗自庆幸，没有像胡蝶那样备受法庭和小报的折磨。但阮玲玉始终关注着这场被报纸称为“雪蝶解约案”的诉讼，对胡蝶能否咬紧牙关挺过来也十分担忧。两人毕竟是很要好的朋友。 阮玲玉曾专程登门去看望过胡蝶，胡蝶与她谈起这桩恼人的诉讼来颇有悔意——不是懊悔与林雪怀解约，而是悔不该采用打官司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胡蝶谈起了在法庭上的尴尬和对小报记者的怨恨，真是满腹苦水。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选择了这一方式，也只有奉陪到底了。胡蝶的韧劲儿令阮玲玉很是佩服，她真不能想象若换了自己该如何应付。当传来一审的判决结果时，阮玲玉也为胡蝶松了一口气。 1931年12月2日，历时一年之久且为各报炒得滚烫的“雪蝶解约案”算尘埃落定。胡蝶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给阮玲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视打官司为畏途的一个原因。 从1929年底到1931年底这两年时间里，阮玲玉共为“联华”主演了六部影片。就影片的思想艺术品位和她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已没有哪一位影星可以比得上她，她也由此而走向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正当阮玲玉踌躇满志，要在影坛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东三省即沦入敌手。 翌年初，“—·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战火使电影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联华”的损失尤为惨重，设于闸北的“联华四厂”完全毁于战火，营业额锐减。 此时，阮玲玉正在香港，她是与罗明佑、黎民伟、林楚楚等为避“—·二八”的战火而去香港的。张达民和女儿小玉与她同行，阮母因家中无人照看不放心而坚持留在了上海。 黎民伟夫妇盛邀阮玲玉和张达民与他们同住，他们特地把房子的整个二楼让给了阮玲玉和张达民。在林楚楚的热情陪同下，阮玲玉再次见到“联华”董事长英籍贵族何东爵士。在何东爵士的建议下，阮玲玉做了他的干女儿。 阮玲玉在香港呆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便去了澳门，在那里，她一住就是四个多月。 上海的战事稍趋平息后，阮玲玉就执意要返回上海。她人虽在港澳，上海的局势却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她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人民踊跃劳军的动人情景后，深悔自己在危难之时避走港澳，没能和同事们一起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出力，因此，她决定尽快返回上海。 但张达民对港澳生活太流连忘返了，当阮玲玉提出要回上海时，张达民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想走。” 阮玲玉思考了一会儿后说： “你既然喜欢这儿，在此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只是你若长时间不回去的话，你在光华戏院的位置可保不住了。” “何东爵士不是认你做了干女儿吗，你何不找他为我在香港找个事做？他在香港名气大得很，为我介绍个工作还不是小事一桩。” 于是，阮玲玉在向何东辞行时，婉转地提出为张达民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何东满口答应下来。不久，张达民正式辞去光华剧院经理一职，由何东出面安排，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 1932年4月，阮玲玉带着女儿小玉回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的战火已告熄灭。创建仅两年的“联华”此时已面临着重重困难。随着“联华四厂”毁于炮火，“联华”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黄漪磋首先脱离“联华”，自组了一家艺联公司。盛极一时的“联华歌舞班”宣告解散，北平分厂倒闭。 这样，“联华”举步维艰。至于今后该拍什么样的影片才能挽回颓势，罗明情和黎民伟都心中无数。 处在困境中的“联华”为了确保新开拍的影片卖座，决定拍摄当年曾为“联华”创下牌子的首部影片《故都春梦》的续集，所用的仍是原班人马，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点“革命”的内容。因此，回到“联华”后的阮玲玉立即投入《续故都春梦》的拍摄。 影片内容是： 朱家杰参加了北伐军，并与燕燕重逢。朱家杰为北伐军送情报，在遭军阀击杀之时，燕燕挺身卫护而中弹牺牲，而朱家杰则获救了。北伐胜利后，一家人重又团圆。 该片纯粹由编者面壁虚构，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公映后反响平平，远不及当年《故都春梦》放映时那样轰动。 拍什么样的题材电影才能受到观众的欢迎呢？“联华”的老板和编导们都在苦苦的寻求之中。 与“联华”一样，实力强大的“明星”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看样子只有换换新鲜血液了。1932年5月，“明星”智囊人物洪深不失时机地提出转变作风，请几位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就这样，一场在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左翼电影运动产生的条件到此就成熟了。于是，夏衍、阿英、郑伯奇进入“明星”。 就在这前后，另一位左翼作家田汉也开始了与“联华”的合作。这一年，田汉编写了堪称他代表作的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 这部影片的缘起，与联华公司和阮玲玉及金焰等都有很大的关系。据田汉本人回忆：“‘—·二八’前夕，我避居在闸北郊外一个荒废的别墅里，战争爆发，别墅烧得无影无踪，连藏在地下室的几箱书也全都被炮火给炸毁了。记得那时在金焰同志那里寄居过一段日子。金焰的家就在“联华”宿舍里，与卜万苍、吴永刚们朝夕相见，有时也去看他们拍戏。”就这样，田汉与“联华”的演职员们结下了友谊。 在193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田汉与金焰等一起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的聚会，田汉不仅见到了阮玲玉，也见到了胡蝶、胡萍以及歌舞演员梁氏姐妹。 看着阮玲玉、胡蝶这些丽人，田汉不由得联想到社会上对于摩登女性的定位：“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自甘于没落阶级的装饰品”。 当然，他不是指阮玲玉、胡蝶等人，而是指那些“花瓶”式的女性。田汉很哀怜这些头脑空虚的丽人们，也很爱惜“摩登”这个称呼，因而产生了要编写一部电影来揭示青年妇女们应该具备和争取的真正的“摩登性”、“现代性”。 虽然有了选题，但还没有大量素材。当时田汉正住在金焰那里，每当金焰出门拍电影，田汉心中便问得慌，闲下来他就看了观众给金焰的大量来信。 金焰曾回忆道： 有一个女孩写信追我，每封信都长达万把字，文字好，感情也很充沛：另外，还有一个电话女工写来的信，也是在感情上有所表示；其中还有一个是电影厂的黎灼灼，那时她还没有演过电影，后来让她参加《三个摩登女性》的演出，扮演交际花虞玉，是头一次拍电影。 金焰还回忆道： 田先生看了这些影迷们的来信非常喜欢，当时，上海正巧发生了一次接线员罢工的事件。这样，他就结合这三个人的情况，又有一定的虚构，编写了一个描写三个女性的电影剧本：一个代表浪漫，一个代表爱情，一个代表革命。剧本完成后，由“联华”第一流导演卜万苍担任导演。这三个“摩登女性”分别由阮玲玉、黎灼灼和陈燕燕饰演。 其实，金焰先生并没有回忆错，阮玲玉确实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但他没有提到，阮玲玉在拍摄前，差点没争到这个主角。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2章　左翼出山　三个摩登女性　情人上场　一位猎艳高手 左翼出山三个摩登女性情人上场一位猎艳高手 且说阮玲玉在《三个摩登女性》中，扮演了一名自食其力、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形象——淑贞。淑贞因为“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事变，护送母亲来到上海，并考入电话局为接线生。 淑贞有一位同乡、未婚夫张榆此时恰巧也在上海，并且当上了电影明星，以英俊风流的姿态获得盛名，张榆和交际花虞玉过往甚密，完全忘却了一片真情的淑贞。 淑贞看了张榆在银幕上的演出，还在电话接线中时常听到张榆和虞玉的绵绵情话，深感不安和痛苦。她不仅为自己失去一名钟情的未婚夫而难过，而且深深地为张榆的前途担忧。 在国难家破之时，张榆陷于醉生梦死之中，淑贞不顾被张榆拒绝的女性自尊心，从电话中坦诚相对，而张榆一意孤行，不接受淑贞的忠告。 后来，“—·二八”事变再起，张榆在爱国意识的促动下，断绝和交际花虞玉的情爱关系，热忱投入发动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之中。 在此期间，张榆从工作中，从接触中，深深为淑贞的真知灼见和纯洁不凡所吸引，认为她才是当代真正的摩登女性，不觉一往情深，产生前所未有的爱慕之心。 淑贞则因被张愉伤透了心，不愿接受这种感情。最后，在一次电话局罢工活动中，淑贞当众演说被坏人击伤，送入医院，张榆日夜守护在病床旁，终于重新获得了淑贞的爱情。 田汉写这个剧本是有感而发。他把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视为真正的“摩登女性”。他认为，他在电影里批判了追求官能享受的虞玉和伤感殉情的若英这样的“摩登”，歌颂了自食其力、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淑贞这样的“摩登”。 现实生活则为田汉的剧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虞玉这样的女性在上海的有闲阶级中多得很，而金焰家里不少女影迷的热情来信，便成了若英的素材。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电话公司正闹罢工风潮，女接线生的行动，就是淑贞形象的来源。 《三个摩登女性》的剧本交到了“联华”名导演卜万苍的手上，在演员的选择方面，男主角是最容易确定的，张愉自然非金焰莫属，可以说，这个角色就是田汉以金焰为模特而写就的。 女主角的人选却令卜万苍颇费踌躇。在他以往导演影片时，女主角的首选都是阮玲玉，他也是最先了解和发现阮玲玉的演戏才华的。然而这一次他却犹豫了。 影片中的第一女主角无疑是女工周淑贞，这是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而阮玲玉以前在《白云塔》、《情欲宝鉴》、《故都春梦》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些刁钻狡猾、风骚放荡的女性，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周淑贞这一朴实正直、无私无畏的青年女工的角色，阮玲玉能演得好吗？如果选择她来饰演，怕容易演成一个“骚”女工的形象。即使阮玲玉在《野草间花》中有出色表演，那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与《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卜万苍举棋不定。 若用阮玲玉来演周淑贞的话，很可能演砸了，而此时的“联华”已不允许再有失败，而且这么好的一个剧本，若因自己没能选好演员而导致失败，也太可惜了。因此，卜万苍决定该片就不请阮玲玉来主演了。 阮玲玉读完《三个摩登女性》剧本后，被剧作者全新的艺术视野和思想境界所折服。对阮玲玉而言，剧中的三个女性角色饰演虞玉难度最小，作为一个不得不经常出现在交际场所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经常能见到像虞玉这样的女子，而且她在以往的影片中，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但阮玲玉却对淑贞的形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一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刺激着阮玲玉，她的思想也在变化，她想通过自己的银幕表演为社会做点事，而淑贞的形象正好是个契机。何况，她也一直想改改戏路，拓宽自己的表演层面。 不过，卜万苍却没有像以往那样，一拿到新的剧本首先来找阮玲玉。卜万苍的态度让阮玲玉担忧，她也知道他的想法，于是，她便主动地找到卜万苍。 见到卜万苍，阮玲玉恳切地提出了要求： “卜先生，周淑贞一角定了吗？我想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我太重要了，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 卜万苍知道阮玲玉从不跟别人争角色，这次她肯定有想法，怎么办呢？卜万苍有些为难地说道： “阮小姐，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不过这个角色可能确实不适合你，再说，现在的情形和老板的态度你也是知道的，万一演砸了，收不回成本就坏了。” “卜先生，那没关系，演砸了我负责。如果不成功，我赔偿公司的损失，可以用我的家产担保。” 阮玲玉的执著感动了卜万苍，他想了想，对阮玲玉说道： “那好，我这一关你通过了，其他方面我尽力为你争取，我也相信只要你努力，你是能演好这个角色的。” 阮玲玉用自己的决心争取到了周淑贞这个角色，她不敢掉以轻心，用心揣摸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对周淑贞这个人物揉进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她也有过人生痛苦的经历，有过奋斗的历程，影片中所描写电影界的事，她又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她以充满激情而又纯朴自然的表演使周淑贞这个形象立了起来，并在银幕上大放光彩。 1933年元旦前夕，《三个摩登女性》片成公映，在1933年初即成为整个影坛为之轰动的作品。影评者在对影片给予好评的同时，对三个女演员的表演作出的评论是： 阮玲玉：“甚佳”； 黎灼灼：“甚可”； 陈燕燕：“努力但过火”。 阮玲玉通过这部影片开始确立起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她的表演得到影评界的肯定，也为一般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阮玲玉终于跳出自己原来的表演路数，以一个特具个性的劳动女性的形象。体现出了她不可多得的表演天才，从而也更增强了她在表演上的自信，为她今后进一步拓宽戏路开了个好头。 《三个摩登女性》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它以左翼电影运动的先声而被载入史册。三个月后，“明星”出品的由夏衍编剧，胡蝶主演的《狂流》公映，这是一部正面描写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影片，因而被视为左翼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也许是因为周淑贞形象的感染吧，阮玲玉拍完《三个摩登女性》后，心情也好了许多，她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我们说任何表演艺术家的成功决非偶然，阮玲玉的成就自然也不单靠天赋。 在默片时代，演员们往往较多地借用本人的性格、形象、气质来扮演角色。如当年以演悲剧擅长的女电影明星王汉伦；擅演深锁双眉、有淡淡哀怨的妇女形象的张织云；擅演贤妻良母型的林楚楚；还有擅演三种不同型的少女的王人美、黎莉莉和陈燕燕。 在二、三十年代，这些电影女明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素质、外形，自然地用在角色的创造中，取得了成功的。 阮玲玉与她同时代的电影女明星一样，也以自己的素质，外形和本人的气质上的魅力，作为创造角色的基础。只要稍为了解阮玲玉身世和遭遇的人，就会惊异地发现，她所扮演的角色，与她的经历是如此相似。 在这方面，曾与阮玲玉在数部电影片合作过，又对表演艺术理论有较深造诣的郑君里，有过精辟的论述： “我以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所获得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她所塑造的人物与她的切身社会阅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艺术创造。……如果把她所创造的几种女性形象按编年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的弱女；被阔佬损害的风尘女子；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要求和劳动人民结合的有初步觉悟的新女性。 “这些人物的思想演进过程，同她本人思想发展颇有隐然偶合之处。从横向看，她个人的阅历和感受与她所扮演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同小异的关联；从纵向看，她的生活道路也跟她所创造的人物同发展、同进步。” 郑君里的这一评语，正是从阮玲玉的艺术实践中如实地总结出来的。 如她初入影坛时在《挂名夫妻》一片中扮演少女史妙文，史先与青年王定章相恋，但在家庭包办下，嫁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富家子弟方少琏，从此隐痛终身。这一角色，和阮玲玉的遭遇相似，容易为她所理解。 影片中，阮玲玉扮演的史妙文，拒绝了王定章的爱情，默默地回到方少琏身边时，她表现出一种贤淑、善良的神态，低着头，脸上布满了愁云，生动地塑造了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子形象。 又如，在阮玲玉主演的《情欲宝鉴》、《白云塔》、《故都春梦》中，曾表现出她善作妖媚、泼辣的表演特色，这也和阮玲玉在外形资质上的一些特质有关。 她的一个同学，在回忆阮玲玉于崇德女校读书时的情况说： “她既不漂亮，又不摩登，不过脸上几点细麻麻得很俏，态度也生得风骚一些，尤其是那一双眼珠，滑溜溜的真摄人魂魄。” 1932年，当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阮玲玉也有强烈追随时代前进的心清，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又主演了要求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新的妇女形象——一《三个摩登女性》等。 但，如果认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仅仅如此，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假若如此，她是不会，或者说是不可能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就像我们现在看过她的影片后所评价的那样，说她的表演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也就是说，阮玲玉的表演，除了与她同时代的女星有着共同的特点以外，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来构成她表演艺术整体的一个部分。 后来，阮玲玉在主演《再会吧，上海》与演员何非光的一席话，道出了阮玲玉表演的奥秘：要“多看”生活，我就常观察我母亲是怎么样打牌的。 阮玲玉，作为一个演员，她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表演理论的学习，这使她不大可能依靠艺术技巧和理性分析去进入角色。从她的艺术实践来看，她更多的还是靠着观察生活来进入角色创造。 如阮玲玉在1931年主演《恋爱与义务》时，年仅21岁的阮玲玉，既要扮演女儿平儿，又要扮演老年角色平儿的母亲杨乃凡。为了演好这母女两代人的角色，在生活中她既注意观察了与片中女儿明快开朗的性格相近的姑娘，又特别注意观察与母亲性格相近的老人神态。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居然紧紧地尾随其后，仔细观察，细心模仿，直到被这位老人发觉……。 由于阮玲玉在《恋爱与义务》中表演的成功，使该片成为我国初次打入欧洲的巨片。当时除向法国卖出2个拷贝外，南美洲、加拿大等均慕名而来，纷争罗致，影响广远。 阮玲玉创造角色的特点，是一方面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气质、外形直觉地进入角色；同时，她也到生活中去攫取人物的素材，进行角色的再创造。 如果没有后者，如果她没有注意不断地从生活中吸取营养，阮玲玉是不会在《三个摩登女性》中，成功地创造了与以往角色完全不同的电话工人周淑贞，也不会在《小玩意》中塑造一个热情泼辣、勤劳朴实的手工业者叶大嫂，以及后来创造的，艺术形象更为完美的《神女》、《新女性》的角色。 阮玲玉扮演过小家碧玉、大家闺秀、村姑、老太婆、尼姑、丫头、妓女、乞丐、姨太太、卖花女、女学生、歌女、女作家等等。 如果把她的杰作汇集起来，差不多是一本中国社会大观。她在银幕中曾自杀4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忧伤、癫疯、被杀、病死等等。 如果一个演员，不能对自己的角色作性格化的创造，她是决不可能塑造好这么多类型的人物。所以，阮玲玉既是大家所俗称的本色演员，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擅演多方面性格的性格演员。 默片时期，演员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排练，有时演员根本没有剧本，只能根据导演在摄影场中临场的要求，演员需要作即兴的创造表演，例如导演要求说，“你哭，悲伤一些”，“你笑，热情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演员很容易从本色出发进行表演。 阮玲玉的整个艺术生活，是在默片创造时期度过的。面对拍摄场中即兴表演的方式，她是如何创造出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的呢？ 阮玲玉是很有表演天才的，而她的表演天才，还是在脚踏实地地准备角色，可以说她的角色不是到摄影场中完成的，而是到摄影场以前就创造成功的。 她常常为了避免干扰，躲到一个开服装公司的好友家里，将自己关在试衣房里，对着试服装的镜子练起来，动作起来，以至在与友人接触时，还口中念念有词。她解嘲地嘻笑说：“我是个疯子。”还说：“我甚至做梦都在想着如何来表演她（角色）。” 阮玲玉的表演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之后，就不需要再苦苦地缠住它，而是随时都可以进入角色。后来与阮玲玉合作的著名导演艺术家蔡楚生曾说： “在要正式拍戏时，阮却能在瞬间变换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形体动作，从容而又敏捷地进入角色，待摄影机一转动，她——或者就是一个在身心上长年遭践踏与创伤的老妇人，她以无穷的哀痛，苦泪交流地在注诉着什么……使许多内外行的参观者为之惊叹不已。” 在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5卷第7期上，曾登载过这么一段对阮玲玉表演的评语：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了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事隔20多年后，与阮玲玉合作过3部影片的著名导演孙瑜回忆说： “导演阮玲玉拍摄影片，是任何导演的最大快乐，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导演们在摄影场里，平常总致力于如何启发和帮助演员创造角色的表演，但阮却在很多时候反转过来启发和帮助了导演，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当一个导演对阮玲玉具体地规定了某些机械的、不真实的形体动作时，阮并不要在镜头前停下来，和导演面红耳赤地争论一大篇，她只消满怀信心地、真挚地把她的角色在规定情景中所应有的形体动作表演出来，便能使导演心说诚服了。作为导演之一，这就是我所可能给予任何演员的最高评价。” 这些，是阮玲玉的表演艺术真正吸引人、最可珍贵的地方。这种表演素质的技艺，不是每个演员都能达到的。 后来，在阮玲玉去世后，“联华”因为公司的台柱明星阮玲玉陨落，实力大损，演员阵线顿形软弱，大有后继无人的恐慌。 在公司已成名的演员中，或因个性与阮玲玉不同，或是因天才有限，造诣已止，都没有递补阮玲玉地位的资格。为此，“联华”只有把注意力移向新人。 恰巧“联华”女演员中，有两位新演员，一个是貂班华，一个是梅琳。貂班华在《新女性》等影片中，酷似胡蝶，联华公司让貂班华极力摹仿胡蝶，以此与明星公司抗衡。 梅琳踏进影圈，为“联华”吴邦藩所发现。他认为她的芳容正和阮玲玉十分相像，因而设法聘用，来递补阮玲玉的虚席。梅琳虽有阮玲玉的桃花脸、柳叶眉，却缺乏阮玲玉的演员素质和纯熟的表演技巧。后来，梅琳在“联华”的《无愁君子》等影片中的表演，都未达到预期效果。 其实，阮玲玉的表演，何止一个梅琳难于望其项背呢？ 阮玲玉的演员素质和纯熟的表演技巧，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多看”，而阮玲玉的“多看”，不仅是多看表演艺术的原形—一生活；同时，也要多看表演艺术的成品——电影。 过去，在她没有参加工作以前，为了拿不出一张买票的钱，她常常只得在影戏院门前望洋兴叹。如今，生活宽裕了，自己的职业又是演电影，“看电影”就成了阮玲玉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阮玲玉周围的人，只要细心一点的都会观察得出：她很少看中国影片，大多时候看的是外国影片。30年代初，葛丽泰、嘉宝是好莱坞最好的女明星，她曾以精堪的演技和迷人的风姿使世界上千百万影迷为之倾倒。 嘉宝的重要影片，都曾在我国上映，除默片外，1930年上映了嘉宝的第一部有声片《安娜·克立斯蒂》和数年后上演的《琼宫恨史》，都曾得到过我国影剧界的赞誉。 可阮玲玉最喜爱的影星，并不是嘉宝，而是1931年在世界电影中，使人震惊的德国影片《蓝天使》里的女主角玛琳黛德丽。阮玲玉酷爱这位德国的影星的缘由，并未告人。 可是，如果看过她俩所拍摄的影片，并与之相比较研究，就会使人强烈地感到：她们在形体、表演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等影片中娇姿啊娜，体态窈窕，出色地表演了一个迷惑道学先生的歌女。当时的西方电影对女电影明星的形体美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玛琳黛德丽就曾以她的大腿美著名干世。 《蓝天使》的导演冯·斯登堡，就是“用隐藏在吊袜带与黑色花边下面的大腿的扭动”来突出她的淫荡。 阮玲玉在她同时代的电影女明星中，她的银幕形象也是轻盈敏捷、啊娜多姿的。阮玲玉的艺术生活，整个是处在默片时期。默片中的演员，只能借助字幕表示人物的语言，所以默片时代演员的语言应用，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丰富，这就更多地要求演员在表演角色时，不仅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而且需要身体灵活，气质优雅，以加强整个场面的感情、艺术效果。 纵观阮玲玉所拍摄的影片，她是很能领略其中之精髓的。在生活中，她一方面爱跳舞，请人教授形体健美训练；另一方面，在饮食等生活上也甚为注意。 如1934年，阮玲玉在《香雪海》中第一次扮演了一个尼姑。她在拍戏时是吃斋的，在拍完戏后，她用饭时还吃素的。后来，她平日几乎都是素食，只是有时阮母心疼女儿辛劳，做些广东家乡的腊味饭、鸡球粥、珍肝面，这她才品尝一点。 阮玲玉虽然并不胖，但对经济渐渐富裕、生活安排甚为舒适的女演员来说，她却是很警惕的。“联华”服装工作人员都知道，阮玲玉的腰很细，市面上所出售的束腰围带，就没有像她那么小的。 与阮玲玉同时代的电影演员——谈瑛，最近在香港记者采访她时说： 提起阮玲玉，她喜欢得不得了，说那是她最喜爱的中国女演员，而且真人很美，腰只有甘三、四寸，腿又修长，羡慕死了。 阮玲玉训练、爱护自己的形体，一方面适应了默片时代演员以造型、动作为主要塑造人物手段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她在扮演各种角色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她不像当时一些体态过于丰硕的女演员，只能演富家女性，不能扮演贫家女子；只能演城市女性，不适宜扮农村妇女。还有另外一些女演员，单就她们的外形看，总使人自然将她们规划到某种类型的女性之中。阮玲玉却演一人有一种模样。 赵丹在生前曾这样称许阮玲玉说： “穿上尼姑服就成为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这不仅说明阮玲玉是一个素质很好的可塑性演员，也因为她的外形对各类妇女都具有适应性。 阮玲玉与玛琳黛德丽的演剧风格也是甚为相似的。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一举一动，每一姿态，极其真切销魂，冶艳无比。这点，集中展现在她的一双不凡的眼睛上，这双眼睛在镜头前，具有一种朦陇，好像有点“焦点不清”，透过这双朦朦胧胧的眼神，有着强烈的魁惑力。 在阮玲玉的艺术生活中，特别在她的早、中期，也有一类角色是一些妖媚娇艳的女性。如在《故都春梦》中饰演的妓女燕燕，迷惑了家中有贤妻的朱家杰，并以自己狡黠的交际手腕，为朱觅得一份要职。 阮玲玉扮演的燕燕，除用自己形体上轻盈敏捷、啊娜多姿为体现人物的手段外；也靠她那一双发虚的、“焦点不清”的眼睛的魁惑力来蛊惑人心。角色正是依赖于这种魅惑力，才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故都春梦》之后，阮玲玉塑造的角色，离这一类型的人物越来越远了。开始是温柔、善良，后来发展到扮演追求革命、要求进步的新女性。自然，塑造这些角色，是不能用以前那种人物造型和眼神去表现的，但阮玲玉在扮演那些人物时具有的那种魅惑力却没有消失。 阮玲玉只是在将“美艳”化为“温柔”，将“迷惑”换成“质朴”的同时，有着一种态度大方、仪容优雅的气度。 郑君里回忆说： 她的演技熟练、朴素而自然，丝毫没有雕凿的痕迹。每个人物都烙印着她特有的清丽而优美的表演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既使她扮演一个庸俗的“交际花”，也有一种脱俗的韵味。 却说1933年初，上海出现了一件令影迷们感兴趣的事。元旦这天，一份新的报纸在上海创刊了，这就是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 在该报的创刊号中，对开展此次评选活动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并宣布，选票印在每日《明星日报》的报端，选票的截止日期是两个月后的2月28日，其间《明星日报》将逐日公布各位明星所得的选票的票数。 《明星日报》此举的确颇合许多影迷的兴趣，投票很是踊跃，两个月内，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报社邀请了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莱社举行了揭晓仪式。 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21334票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既不是也不是最后一次选举“电影皇后”，早在20年代中期，张织云就获得过“影后”的桂冠，但是，没有哪一次评选有1933年初的这次影响大，究其原因，主要与特殊的时机和候选人有关。 在这次评选中，阮玲玉名次较胡蝶稍后，并不是阮玲玉在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不如胡蝶，而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 原因其一，是这次评选并非专家投票，最多的选票恰恰来自于非专家和非知识阶层的观众，在他们的眼中，胡蝶确实有着别人难以取代的位置。而许多喜爱阮玲玉的知识阶层的观众对这类的评选活动根本就不感兴趣，因而阮玲玉失去许多选票。 原因其二，张石川、郑正秋等名师的指点和财大气粗的“明星”的大力宣传使胡蝶具有其他演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而“联华”并没有像“明星”捧胡蝶那样刻意力捧阮玲玉。这使得胡蝶的当选非常顺利。 原因其三，胡蝶能够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也是分不开的，她所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程式化的表演足以应付。不过如果仅仅就演技而言，阮玲玉是足以与她匹敌的。 当时曾有人将阮玲玉和胡蝶作了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虽然不是科学的，甚至有些肤浅，但却代表了一般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 阮玲玉、胡蝶于电影女明星中并以美艳著称，论仪容，则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亦易为人轻视；胡之演技，滞钝呆板，但态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 阮玲玉所以未能当选“影后”，有着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既使如此，选举结果后，还是有许多观众为阮玲玉抱不平： 选举的结果令我大大地失望。我觉得一百个电影迷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人应当拥护阮玲玉。为什么呢，自从“联华”的作品问世后，阮玲玉参加的片子由《野草闲花》以至最近的《三个摩登女性》，扮荡妇像荡妇，扮乡女像乡女……她一举一动，莫不把剧中人物的个性表现得痛快淋漓。美丽固然重要，可是艺术比其他的一切条件更是重要……可惜得很，我只有唯一的感想：“何以欣赏艺术的同志这么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那么多”。 “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对曾在“明星”数年的阮玲玉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阮玲玉性格刚烈、感情奔放，在摄影场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戏来，表情自然。但她对石川这个大导演的指派并不言听计从。石川对她有些伤脑筋，因此，也就没重视培养。” 不管外人怎样议论纷纷，阮玲玉本人对“影后”评选这类活动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好友胡蝶当选，阮玲玉也为她高兴。即使胡蝶本人，对当选“影后”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称之为“游戏”。 其实，在评选“影后”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还都没有达到她们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代表她们表演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拍摄出来的。 这两年中，阮玲玉在“联华”的默片中一展其长，胡蝶则在“明星”的声片中尽显风流，她俩交相辉映，声震影坛。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有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她俩的敬业精神是影圈内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观地讲，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是言听计从的；阮玲玉则更多的独立思考，注重体验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艺术魅力。 就在“影后”的评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摄。 《城市之夜》是费穆的导演处女作。费穆早年曾辗转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为常驻地，对城市生活有独到的观察与了解。加上他早就细心钻研电影的艺术表现与技术技巧，虽第一次执导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饰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少女。与她演对手戏的仍是金焰，他饰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儿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当时有人曾在评论中写道： “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的深刻印象：贫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们无处安身，而同时对于富贵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几分春色。以显明的贫富对照、现实地表现人间的不平，强调地提出了住的问题，严肃地处理了这社会悲剧。” 左翼电影的领袖人物夏衍用黄子布的笔名与其他人合写的影评也对《城市之夜》给予了较高评价： “当我们开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之中，就可以跃现出许许多多这个‘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上的高楼、跳舞场里的客人、跑狗场里的狗……黄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桥头的可怜的非人生活的女人、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边是过着非分的享乐与迷醉中的生活，而一边是受着惨侧的欺凌与压迫下的待遇……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 而这个《城市之夜》就是这样一幅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 无疑地，对于《城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样有意义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评，夏衍等人的影评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说：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那种困苦、贫愁的经验，而是那种贫苦的人物是最现实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现，随时都有得接触的人物，所以演员的表情，容易着力。这样阮玲玉和王桂林就从容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电影上。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进家门，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是诧异： “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阮玲玉连忙否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 “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元钱，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 “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 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稀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紧，连忙问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 “赌债倒是没欠下，只是……” 紧追慢问，阮玲玉才明白，张达民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子，要不是何东先生出面，那张达民的纰漏就出大了。 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说不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去公司找我？” 张达民一听，懵了，只好问阮玲玉： “那你说该怎么办？” “在家呆几天再说吧！” 一段日子过去了，一天，阮玲玉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有关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阮玲玉想：若把张达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他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于是，阮玲玉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达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后，即与张达民商量，张达民内心当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等着他去做，考虑再三，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张达民到福建不到两个月，便三天两日写信来骚扰了，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无非两个字：要钱。为了张达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搅蛮缠，阮玲玉只得花钱消灾。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认识还是在1932底“联华”的一次聚会上。林楚楚为他俩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们‘民新’的故交，当然也是今天‘联华’的老友啦。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绍了，唐先生一定早就认出来了。” 唐季珊含笑点头，欠身向阮玲玉致意： “当然。阮小姐好，真是幸会。阮小姐主演的片子我看过不少，的确都是好片子，故事好，阮小姐演得更好。” 阮玲玉客气地回答道： “唐先生好。” 此次与唐季珊会面，并没有给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她少不了经常出席一些应酬，常会被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互相说几句交际场上的客套话，所以，阮玲玉过后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见面却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典型的上海滩的“白相人”，喜新厌旧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张织云弄到手后，带到美国转悠了一趟，就一脚踢开了。今天发现阮玲玉这一尤物，使他兴奋不已。 于是，唐季珊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联华”的片场，且总忘不了给阮玲玉带上一束鲜花。日久天长，阮玲玉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而对唐季珊从心理上没有设防。 其实，如果仅仅送送花、跳跳舞，那他俩之间也并没什么，所以唐季珊暗自祈祷老天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既能向阮玲玉大献殷勤，让她明白自己的心迹，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期待着。 老天不负有心人，唐季珊得到一个消息：《城市之夜》摄影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戏。 几天后，当阮玲玉和《城市之夜》的外景队成员到达杭州时，竟意外地发现唐季珊已等候在车站出口处。唐季珊热情地说： “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我已为各位订好了房间，接各位的车就停在车站前，大家请跟我来。” 唐季珊看着众人脸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我在几天前听说剧组要来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庄有笔业务要我亲自来洽谈。我既来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设有茶庄，当算得半个地主，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当尽地主之谊。”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很高兴。 在此后的几天里，唐季珊几乎与外景队形影不离，外景队有了他后，自然方便了许多。拍片之余，唐季珊又为外景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外景队完成任务返沪后，大家都觉得唐季珊这人挺够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对唐季珊的几分好感。 凭着在杭州拍外景时结下的友谊，唐季珊不必再常常干耗在摄影棚寻求接近阮玲玉的机会，他开始登门“拜访”了。到1933年新春来临之时，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也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了。 面对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们之中。阮玲玉和张达民走到如今，可以说他俩的爱情已荡然无存。在和张达民同居七年中，她心中那份对于爱的渴求其实始终没有消逝。但是，这七年来，她却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既爱她而又值得她去爱的人。 唐季珊可以说是第一个执著地要闯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追求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他不着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阮玲玉，他对于阮玲玉是那样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阮玲玉为之感动。 已有所心动的阮玲玉对于唐季珊的第一个思考，自然是拿他和张达民进行比较，其结论似乎十分简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唐季珊都远远胜过张达民。 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其主要标准无非是事业和感情。在事业上，张达民一事无成，还陷在了嗜赌的恶习中难以自拔；唐季珊却是一个有大成的人，说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商界骄子并不过分。 在感情上，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成一个字—一“钱”，张达民是一个既不懂得感情又丧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上当然也难以令人满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与“影后”张织云同居，用情不专，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阮玲玉身上，比之张达民，自然要胜出一筹。 至于在其他方面，唐季珊比起张达民来也毫不逊色。年近不惑的唐季珊虽比张达民大10岁，但更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魅力，他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事业成功者的得意与矜待。 张达民虽然刚届而立之年，但沉溺赌海，生计无着，早已风度尽失而迹近无赖。他更可怕的嘴脸，还表现在一个空架子少爷的嘴上，没有钱还想充大爷。 说起对于阮玲玉事业上的关心，张达民更是无法与唐季珊相比，张达民也常常“光顾”阮玲玉拍戏的片场，但去的目的只是要钱。唐季珊只要有空，定会手持鲜花出现在片场，热情地眷顾，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长长。 但阮玲玉还是有一些隐隐不安的，那就是张织云的前车之鉴使她对唐季珊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不免心存犹豫，然而她又下不了决心割舍这段对她说来颇为难得的感情。她因举棋不定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聪明的唐季珊早看出阮玲玉这段心思，因此，只要有时机，他便向阮玲玉大谈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他与张织云的往事。 他把他与张织云同居说成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结果，至于他和张织云的分手，那自然是因为张织云爱慕虚荣不懂爱情的缘故。 唐季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原本心存疑虑的阮玲玉大大地放松了对他的戒心，而他赞颂阮玲玉的甜言蜜语，对于久困于与张达民恶梦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来说，则不失为一针镇痛的吗啡。 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爱情了。 可以说，在事业上，阮玲玉不愧为一个强者，她从16岁起，由不会演戏到会演戏，又从会演戏到争取饰演不同性格的角色。可在生活中，却有女性脆弱的一面，她常常因重感情而失理智。 在唐季珊以前不久，曾有一华侨富商，向她表示爱慕，追逐热烈，为她修造洋房，高价购赁饰物，用以金屋藏娇。后因为有人识破他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劝解阮玲玉与他割断了关系。 事后，阮玲玉也十分庆幸自己未踏进这一深渊。阮对劝解她的这位友人赤诚袒露自己的心怀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而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爱恋，恰恰是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把心思不但用在阮玲玉身上，还用在阮母和阮玲玉的女儿小玉身上，打一场迁回战、包围战。 唐季珊每次到阮家常常带些小衣裙、洋囡囡，小孩子思想单纯，每当见到他，小玉就拉着他亲如家人。唐季珊对阮母，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极尽阿谀奉迎之事，“阿婆”“阿婆”地叫个不停，将上海好的衣料、点心买了送她不算，还常陪她打牌，设法将钱输给她，以博得她对自己的好感。 经过大半辈子动荡贫困的阮母，见着很有经济实力的唐季珊主动来巴结她，也时常被他哄得笑逐颜开。况且，阮玲玉离开张达民后，也需要终身依靠。 确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白花，阮玲玉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心中已对唐季珊有所心动。但是，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阮玲玉和唐季珊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件促使阮玲玉下决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新闻舆论”的某些小报干的好事。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阮玲玉和唐季珊经常双双出现在一些社交和娱乐场所，引起了那些专门探究名人隐私的小报记者们的兴趣。他们跟踪了几次，遂发现了唐季珊还经常出入于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这一隐密的记者犹如发现了一颗可以投向公众的重磅炸弹，兴奋不已。 试想，平日无事时，他们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隐私来招徐读者，现在有了这重要线索，如何肯轻易放过，于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了一番，在小报上渲染开来，大谈电影明星阮玲玉与茶界巨商唐季珊的所谓恋情，暗示他俩早已同居。 而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却正中唐季珊的心怀，欲知唐季珊将采取什么措施，且听下回分解 第13章　倾国影星　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　一代才女　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倾国影星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 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上回说到小报记者肆意渲染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恋情，并暗示两人早已同居。阮玲玉看到这样有损她名誉的报道，心中十分气愤。而唐季珊却正中下怀，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与阮玲玉同居，只是碍于面子，难以启齿，亦怕遭到拒绝弄巧成拙。 现在小报记者帮了他的大忙，将这个他不知该如何向阮玲玉提出的建议摆到桌面上来。于是，他来到阮玲玉面前，先是大骂小报记者无耻，安慰阮玲玉一番。接着，话锋一转，说与其顶着这份虚有的“罪名”，还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帮无耻记者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季珊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看阮玲玉的表情，他见阮玲玉并无明确的拒绝之意，进而大说自己对阮玲玉的一片真情，唯有对天可表。无论阮玲玉作什么样的决定，唐季珊都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和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是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3个多月。 1993年，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女儿小玉搬出了原米后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在147弄21号另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结合，在当时的观念与现在的男婚女嫁是有所不同的。旧社会对男女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为主要联姻方式，常常酿成不幸的人生悲剧。 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 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张，该契约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 阮玲玉希望唐季珊对他们的同居不必过多地张扬，因为以她当时在影坛的地位，定会遭到一些不好的舆论。 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不会贪爱唐季珊的钱财；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风流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当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张达民人在福建，信却不断地飞向上海，三天两头找阮玲玉要钱，阮玲玉也不时地寄钱接济。但为免却将来纠纷，阮玲玉找到律师伍澄宇，于1933年2月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 伍澄宇律师受任 阮玲玉女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并代表郑重声明启事 现本律师受当事人阮玲玉聘为常年法律顾问，以后凡关于阮玲玉女士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权益如有加以侵害者，本律师尽依律师法保护之责。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 此致。 声明登报一段时间内，并未听见什么动静。 就在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久的1933年4月9日，张达民突然出现在上海，他是因赴南京出差而路过上海，自然要回家看看。当他回到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由得大吃一惊。 径向邻居打听，方知阮玲玉已搬了家。根据邻居提供的地址，他很快找到了阮玲玉新的居所，此时，当他看到端坐干客厅内俨然一副主人模样的唐季珊，他知道，阮玲玉再也不是以前的阮玲玉了。 张达民此时此刻知道，阮玲玉既然走出今天这一步，那她一定是豁出去了，如再用小报记者来吓她，她虽然还是惧怕，但未见得就会回头，那样的话，他张达民除了能出心头一股恶气，其他恐怕一无所获，他要再想从阮玲玉身上榨取钱财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一想到要人财两空，张达民不由得心里发虚，看来还是设法利用这个机会从阮玲玉那里再弄一大笔钱来更为划算。于是，他暂且在中国饭店住下，开始谋划如何从阮玲玉那里榨钱的方法来了。 张达民的出现也使阮玲玉不得不考虑如何了结与他的关系问题了。她对张达民的秉性可谓了如指掌，张达民岂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想到张达民的胡搅蛮缠，阮玲玉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阮玲玉约了伍澄宇律师来办理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之事，4月14日开始的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张达民先是坚决拒绝解除关系，阮玲玉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因而提出如张达民同意解除关系，可以适当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双方就补贴的数额和期限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两人在由伍澄字拟定的约据上签字。约据全文如下： 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立脱离关系约据人阮玲玉张达民（以下简称甲乙）今双方曾一度发生恋爱同居关系，现为彼此免日后争执，订立脱离关系条件如次： （一）双方自签约后，彼此各图自立，不相干涉，所有男婚女嫁亦各任自由，并声明以前并无婚姻关系。 （二）甲因生计较乙为优，并于脱离后士。乙方生计果有困难情形，甲为念旧日之恋爱之情，仍需酌量津贴，但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期满乙不得再有任何要求。 （三）前条甲之生计若不能继续维持时，乙不得以此为要求。 （四）乙之生计如若不要甲之津贴，以友谊将实在情形商告，不得有不实之事瞎欺甲方。 （五）双方为名誉保障起见，约定对本约不为登报。 （六）乙方对甲方之津贴依照第二条，若遇困难实甚，经甲方同意，按月之给付有时超过一百元以上，则陆续给付以二千四百元为额。 （七）双方以前手续，自立约之日后为清楚，以后不得有任何项事件之主张。 （八）本约一式二纸，各执一纸为凭。 阮玲玉 张达民 伍澄宇 民国二十二年4月14日 张达民拿了这份约据就匆匆回福建去了，返回福建不久，又丢掉了饭碗。失业后的时日，他几乎每月就靠这100元的津贴过活。当然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阮玲玉自与张达民有了这样一纸协约后，心中稍有平静和安慰。可她哪里知道，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呢！ 继《城市之夜》以后，阮玲玉参加了《小玩意》一片的拍摄，这是一部由孙瑜编导的新片。孙瑜是阮玲玉的恩师，阮玲玉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便是由孙瑜执导的，可以说，是孙瑜最早将阮玲玉引上电影表演的正途，使她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导演孙瑜，自与阮玲玉合作拍摄《故》和《野》片之后，就缺少合作的机会。因为，这时阮玲玉在电影界的声誉日高，许多电影导演名家，都纷纷邀她拍片。孙瑜虽认为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最有创作活力的电影女演员，但由于自己当时的名气不是太大，也没有获得再次合作的机会。 1933年，孙瑜编导了他的救亡三部曲（《野玫瑰》、《小玩意》、《大路》）之一的《小玩意》。阮玲玉主动找到孙瑜，要求在片中担任一个角色，孙瑜欣然同意由她扮演女主角叶大嫂，还决定邀请她的养女妙容（即小玉）在片中扮演叶大嫂的女儿——珠儿（长大后由黎莉莉扮演）。 叶大嫂是一个制作“小玩意”的民间手工女艺人。影片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九·一八”、“—·二八”事变十几年中的风云变化。阮玲玉扮演的叶大嫂也随之从青年成为中年妇女。 年仅23岁的阮玲玉，从创作思想上看，已摆脱了当时一般女明星的爱美心理，她不以外形动作和形体美来吸引观众；而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创造，随着剧情的开展，一步步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 在影片中可以看出，阮玲玉不仅有表现人物的娴熟技巧，而且是很有审美追求的。叶大嫂的一生是悲苦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遭到破产、亡夫、失子的一连串打击，最后，连唯一的女儿也死于抗日的战火中。而阮玲玉没有一味去演人物的悲苦、自我怜悯，而是不卑不亢，突出了人物坚贞不屈的乐观性格。 阮玲玉在《小玩意》中，演得最出神入化的地方，还是在影片的结尾部分： 一年春节，她身遭家破人亡之后，流落在春花舞场门外的街头，猛听见爆竹一声巨响，误以为敌人杀来，精神失常，高呼：“中国要亡了……快救救中国！” 她指着一些沉醉在灯红酒绿中的男女：“我所说的是你！”“是你！”。虽然叶大嫂的语言是用字幕打出来的，可阮玲玉把她那种既疯呆，而又对侵略者怀有深仇的真情，掌握得恰到好处。 影片用几个不长的中、近景，拍摄了在人群中的叶大嫂大幅度摆动身肢和凝视失常的眼神，显示出阮玲玉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 透过她的眼神，一幕幕敌人摧残杀害中国人的惨剧在重现，透过她自己制作的小玩意——士兵、武器去冲锋陷阵的幻觉，更刻画了她的爱国激情。这使人感受到：阮玲玉既善于演一些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又能发挥出淋漓尽致的奔腾激情，并达到和谐的统一。 阮玲玉所塑造的人物大都与她的切身社会阅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艺术创造。 可是，从《三个摩登女性》中的电话接线生淑贞，到《小玩意》里的叶大嫂则不同，这些人物都和她的生活距离较远，在当时的银幕上也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人物的世界之中。这正是阮玲玉这一时期所追求的。 在她刚参加拍摄电影之初，往往把演戏、拍片看作个人的事，兴趣、挣钱、出名是她生活的动力。如今不同了，随着进步力量对电影的影响，随着当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阮玲玉渐渐明白了一个电影演员应有的责任。 一次，在拍摄外景时，因天气阴雨绵绵，不能进入拍摄。 《小玩意》一片的摄影师周克笑着对阮玲玉说： “阮小姐，你对于外界批评和拥护女明垦有什么意见？” 阮玲玉笑了笑，把身前的小玉向怀里拢了拢说： “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上天上去，我牛怕自己摔下来呀！” 言词诚恳，流露出阮玲玉对演员艺术的执著追求。在那样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旧上海里，有不少女演员稍有名气，便一味地沉醉在交际场中，和阔佬、富少、名流、记者周旋，哪里还顾得上艺术的追求？ 阮玲玉的艺术生命，来自对表演艺术的热爱，特别是她艺术创作的后期，她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索和对完美艺术的追求，从未因名声显赫和感情生活的失意而随意松懈。 《小玩意》一片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叶大嫂的女儿珠儿，由“联华”的青年演员黎莉莉饰演。黎莉莉虽然已主演过两部影片，并且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和阮玲玉这样的大牌明星配戏，还是心中无底。 黎莉莉忆及当时的心清时说： “那时阮玲玉已红遍影坛，和这样一位‘大明星’搭戏，使初出茅庐的我不能不有所害怕和顾虑。害怕的是不能和她接近，搞好合作关系，完成创作任务；顾虑的是她会不会讥笑我幼稚，使我一败涂地。在旧社会中，有所谓‘星海浮沉’的悲剧。旧人怕新人抢去‘饭碗’，新人怕旧人‘排挤’，在当时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斗争。我还不知道阮玲玉会怎样对待一个新演员。” 但到了影片开拍的那天，黎莉莉就发觉自己的害怕和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小玩意’开拍的那天，阮玲玉到达摄影现场比别人都早。我偷偷地注视她，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架子十足，一副大明星的派头。导演孙瑜忙于现场指导，来不及给我们正式介绍。我们俩只好默默地走向化妆室，我想和她谈话，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话题，感到很窘。她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情，当我们的目光偶然相遇时，她便对我笑了一笑。这笑是那么温和亲切，胜过多少句客气的俗套，使我马上平静轻快起来。我眼看她化妆得又快又细致，技术熟练。化完妆，我们再走进摄影现场，孙瑜向我们讲解所要拍的剧情，他讲到剧中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时，阮玲玉忽然拉住我的手，用不纯粹的国语说道：“珠儿，快叫我妈妈！”逗得全场大笑，我就更轻快了，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地建立了起来。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使我可以无所顾虑，问她这个那个，得益不少，而且她还主动地启发、诱导我。” 阮玲玉是怎样启发、诱导黎莉莉的呢，黎莉莉回忆道： “当时，我对角色的理解很肤浅，我想珠儿既然受了重伤，伤口必然很痛，所以我紧皱双眉，表现出异常疼痛的样子。这段戏拍了几次，导演都不满意。我国演不好戏又着急，又难过。这时阮玲玉启发我说：‘这时候你所要表现的不是如何疼痛，而是安慰母亲，不让她难过。这样才能深刻地体现出深厚的母女之情”’ 由此可见，那时才23岁的阮玲玉，对如何揭示角色的内心世界，是很有见解的。这说明：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成就，不仅在她有着娴熟、自然地表现角色的技巧；同时也具有理解角色的思想深度。唯独有理解角色的思想深度，才使她的技巧升华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小玩意》片成之时，导演孙瑜对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极为满意，认为阮玲玉在该片中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他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阮玲玉在该片中的杰出表现，仍记忆犹新： 她对叶大嫂的角色塑造，突出地精湛动人。她把一个农村劳动妇女屡遭祸变的苦难一生，对自己亲人和靠她的智慧和才能而生活的许多手工人的阶级友爱，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品质，刻划得无微不至，激情满腔。直到今天，我脑海里还闪映着《小玩意》剧终时，叶大嫂似乎神经错乱、手指观众大声疾呼，而实际上是极清醒地睁着那双眼睛，充满了焦急和恳求而又带着命令的神色，使人灵魂震颤，永志不忘。 1933年仲秋，《小玩意》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丰富的历史蕴含、独特的导演技巧、出色的演员表演赢来了一片赞誉。夏衍以书信的形式表达了对该片的称赞： 瑜兄：今天看了你的《小玩意》，我庆祝你新的成功。 上海的战火虽则已变成了另一种形态，但是更残酷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不断地准备和酝酿，我相信，在这时机制作《小玩意》这种影片，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 真的，我们需要叶大嫂那样的‘疯子’，需要不怕被人当作疯子而还是大声疾呼地向着大众警告的疯子！最后的那一场面，真的使我感动…… 柯灵在他的评论文章也赞道： “孙瑜以他丰富的想象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这些可爱的人物和故事，对观众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熟悉，因为他所表现的是诗化的人生，理想化的现实……编导者真正的描写对象，不是玩具，而是叶大嫂这个人物的悲惨遭遇。叶大嫂聪明善良，她凭着自己的巧思创造了许多新玩意，……可是人的巧手毕竟敌不过外国的机器，坎坷的世路终于使她落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这就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自然地连结起来了。” 《小玩意》的拍摄，在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长廊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1933年8月13日，阮玲玉拍完《小玩意》后，感觉疲劳，她到普陀山去休息了几天。接着，应导演费穆的邀请，在影片《人生》中担任女主角。 《人生》是费穆精心创作的作品。费穆认为“人生即是生活”，因此，费穆在影片中描写了一个女人由小到大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历程。这种描绘是根据人生的生命流程进行的，费穆的精心，并不在于编排多少戏剧化的情节，而是通过对人生的描写，阐发对生命的感悟。 他在影片的导演者言里说： “在《人生》影片里，并不能解答那些近乎玄妙的人生问题，只是摘拾一些人生的断片，素描地为人生画一个轮廓。” 影片的监制、“联华”的老板罗明佑也说： “《人生》影片，就是将有用的人生、无用的人生、空虚的人生、美的人生、丑的人生，一切的、片段地显示出来，不加以任何褒贬，只是让人们来考虑一下，决定一下。”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过于自然主义的态度，但这适合费穆的人生哲学与艺术风格，而对影片艺术上的成功，则是大家都肯定的。 《人生》女主角由阮玲玉饰演，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角色，从孤女、婢女，到女工、妓女，以至人妻，这种丰富的角色转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费穆在挑选演员时首先想到了阮玲玉，有如此难度的角色，恐怕也只有阮玲玉能演得好。阮玲玉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也正合费穆的艺术追求。 费穆说： “我拍戏是代表心里的思想，通过电影技术、电影手法来表达。凡是真正的艺术品，内里一定要有意义，表面的美和一流演技并不可以称为成功。” 阮玲玉恰恰是符合贵穆的要求的，她的演技固然高超，但她在拍戏时更注重对角色心理的理解，通过自己不着痕迹的表演，表现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她的确是费穆所说的能拍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不可多得的演员。 在《人生》这部影片中，女主角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矛盾曲折，可以造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效果，但阮玲玉没有这样做。相反，她注重于角色内心思想的表达，不用大的形体动作，而是用丰富的表情，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人生》充分发挥了阮玲玉在这方面的潜能，她的一颦一笑，牵动着观众的心，无不细腻入微地表达了女主角人生几十年的酸甜苦辣。 《人生》首演于1934年2月3日上海金城大戏院。放映后得到影评界关注，认为：“1934年带给中国电影的是压力的黑影与忧郁。但是，费穆的《人生》，的确表示了中国电影技术水准的新阶段。” 影片的成绩是与阮玲玉的表演技艺分不开的。当影片拍完后，阮玲玉曾对人说过，在她所拍过的影片中，她以为这部影片的表演是最使她满意的了。 《人生》的导演与表演风格，在随后拍摄的《香雪海》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阮玲玉与费穆的二度合作。 在经历了由1932年秋《三个摩登女性》到1934年春《香雪海》等数部优秀影片的拍摄，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正是在这时，她拍出了她的表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神女》。她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历久弥新，至今仍不失光彩。 令人惊异的是《神女》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导演吴永刚，却是一位初次执导影片的导演，该片是他的处女作。 1925年，18岁的吴永刚来到上海，在百合公司当了一名美工练习生。吴永刚一面作美工，一面悉心钻研电影艺术和技术，观察导演拍片和观看外国影片，在大量的影片中扩大了视野，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1928年，吴永刚离开“大中华百合”，进入“天一”任布景师，1931年夏，吴永刚退出“天一”，加入“联华”。由于他与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有了较多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而萌生了要自己编导一部影片的想法，《神女》的剧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神女》剧本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他在“天一”当布景师的时候。 “从天一公司到美术专科学校（当时他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有一段路程，每天都要乘坐电车往返。在电车上，我常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街道上游荡。她们在做什么呢？开始我还不太清楚，后来看到她们抹了脂粉，强打笑脸，到处拉客的情景，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是一些为了生活被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是多么悲惨的景像啊。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我的心都十分激愤。我同情这些不幸的妇女，憎恨那个黑暗的社会。我不满，我苦闷，我要呐喊！ “但是，我当时毕竟还只是个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起来革命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就想借助自己的画笔来反映一点人民的痛苦生活。我想画一幅油画，画面都已构思好了：一盏昏暗的街灯下，站着一个抹了口红、胭脂，面带愁容的妇女……。后来这幅画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悲苦的妇女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吴永刚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这幅“画面”，构思了《神女》的故事情节： 一个城市的普通妇女，迫于要抚养她幼小的儿子，忍辱出卖肉体。结果一个流氓不仅占有了她，还要夺取她全部的“卖身钱”，她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之下，将他打死，最后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 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对于谁来演女主角，很费了一番心事。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戏大半是女主角一人的，只要女主角演好了，戏也就成功了。 显然，由阮玲玉来演女主角是最合适的。不过，吴永刚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他对能否请来阮玲玉并无把握，因而顾虑重重，既怕请不动阮玲玉，也怕拍不好影响阮玲玉的声誉。 于是，他试着请黎民伟把剧本先给阮玲玉看看，事实证明顾虑是多余的。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不仅没有拒绝邀请，反而热情地说：“没关系，让我来演好了。” 由于有了阮玲玉的参加，增加了吴永刚拍好《神女》的信心。因为，吴永刚作为“联华”的一位美工师，曾经无数次在摄影场上看见过阮玲玉在摄影机前的表演。他认为阮玲玉具有一种迅速进入角色的特殊本领，吴永刚把这种本领喻之为“感觉最快的底片”： ……她有着非常敏捷的感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在她过去的作品中，她曾经饰过多种人物，她非但能摹拟像各种人物的典型，并且能深深地抓住了剧中人的个性，她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她的表情和动作，转变的顺序节奏恰到好处，她对于工作是聪明而诚恳，待人接物使人感到像是一团和煦的春风。 其实，在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影片里，一些优秀的女演员都创造过不幸的妓女艺术形象。在众多的妓女题材的影片里，《神女》又以不同凡俗的特色，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至今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阮玲玉，她演出了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神容黯淡的下等妓女，既没有嘉宝演的《茶花女》的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又没有费雯丽于40年代演的《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那么娇美动人、脉脉含情。 她，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爱过、疼过、尝过人间温暖的下等妓女。容貌既不惊人，衣着更不华贵。她在小屋中的几步走动的姿态，她那微皱眉心的面容，以及领口都没有扣好的衣衫，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信任感。 她在摇篮里亲了亲婴儿，换上墙上挂着半新的花旗袍，……这就是一个为生活所迫，以出卖肉体为职业的妓女形象。 从她在《神女》中的第一个镜头起，阮玲玉从步态、面容、情绪、细节，都演得那么从容、自然、准确。而这又不是琐琐碎碎、断断续续的。它是这一艺术形象总体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一皱眉，一昂头，一举步，一个眼神，都是人物整体中的一枝一叶。 这种对人物整体把握和表达的能力，体现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已进入成熟的境地，已从一般表演上的真实、质朴、自然，达到了创造完整丰满的性格化表演的高峰。 在《神女》里，有三次表现神女上街卖淫的镜头： 第一次，她第一次出街，来到20年代的路灯下，从眼神、面容、步态，尤其是抽烟、吐烟圈的细节，活画出她那从事这一不幸生涯的真实形态。 于是，阮玲玉并不以这些表面的、外观的真实为满足，而在细微的瞬间，在面容的变化和紧闭一下嘴唇的表情中，显露出她内心的委屈、无奈和痛楚。 这都是在极短的镜头下完成的，反映了阮玲玉感情变化迅速、明快的特点，也使人物在具有真实可信的同时，有了深度和厚度，有了多样的色彩。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阮玲玉在步态的运用上，真是像出色的音符那样准确、传神： 如她出卖肉体挣不到钱，而在当铺门口徘徊时进退两难的步态；尤其是当寒夜已经过去，黎明初展，她拖着疲惫的步子缓慢、沉重地上楼，这一步态，既反映了她身体的劳乏，更表现出她心灵的悲切。 在画面中，阮玲玉有时是以背影出现，而却给人以胜过语言、胜过正面面部表情许多倍的感染力、想像力。 第二次，她在街上卖淫时，受到巡捕的追捕。慌忙之中，她竟误撞入那个高大肥胖的流氓房里。她如同一只小鸡似的，刚逃过豺狼的追逐，又落入饿虎的巢穴。惊魂未定，神色惶恐，她向流氓发出一丝希望的祈求，流氓掩护了她，把警察打发走了。 她神色略显安定，流氓又强迫她留下过夜：“你应当怎样来谢我？今天别走了！”她听了他的话并不声响，平易的外表隐含着内心无比的屈辱和痛苦。 此时，她在一个较长的摇镜头中，默默地向里走去，跳到桌上坐着，还用一只腿搭在木椅上，她找流氓要了一只烟，在指甲上磕了磕烟丝，既豪爽又从容地吸着。 在阮玲玉的脸上，我们没有看见她啼哭、悲切的表情，然后在她这种默默地、连续不断地形体动作中，在她那淡淡的、冷峻的目光后面，却使人感到她有比啼哭、悲切更深沉的东西。 第三次：阮玲玉只是以她的步态，向嫖客走去，镜头中是她的脚的特写。简简单单的、朴素的几步，暗示出她一次次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干着最不幸最可耻的勾当。 电影表演不可能在每个镜头中，全部显露演员的面部和肢体，但在局部镜头中，也要紧紧联系着人物整个精神状态。导演在这一小节镜头中，虽只是双脚走动的特写，可它已是有主体感觉的，有生命的，观众也完全可以想像出阮玲玉当时那似哭非哭，楚楚可人的神情。 这三次卖淫的表演处理，镜头都不算太长，阮玲玉却在有限的篇幅里，在默默无言的动作中，以及在细微变化的表情里，活现出一个道地的旧上海滩、而且是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妓女的血泪史。 她演得既有妓女卖笑的职业特点，又演得那么含蓄，毫不给人一种感官上的心理刺激；相反，还给人一种“脱俗”的味道。阮玲玉表演丑恶的生活现象，却留给人们美的艺术享受。这正反映她的美学观、艺术观日趋成熟。 阮玲玉在这之前，曾在《玉堂春》、《故都春梦》、《人生》等影片中，成功地创造过妓女的角色，唯独在《神女》中，塑造了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艺术典型。如果阮玲玉只演出她不幸屈辱的一面，那么，即使她演得再出色，再成功，终不过是个中外电影史上已经有过、常见的妓女罢了。 阮玲玉在这一角色身上所追求，所探寻的，有更为重要，更具特色的另一面，那就是她在第一场里就定下的基调：崇高的无私的母爱。正是流动于她心灵之中的这种母爱，使神女的形象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异彩。 在影片中，孩子才是神女的欢乐、安慰、希望。她的肉体虽然属于世上的任何男人，可她的灵魂却只属于她的孩子。当她一抱起孩子时，似乎在灵魂里纯洁得没有一丝污秽。 人们不能不感到惊讶：阮玲玉竟能这样天才地将最不幸、最痛苦的情感和最崇高、最丰富的母爱揉合在一起；竟能从一个最下等的妓女身上，发掘出最美、最无私、最纯洁的母爱之光；竟能从最寻常、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艺术美的境界。 我们从心底发出由衷赞叹：当20年代初，中国早期女演员的表演大都还受着文明戏，形式主义、刻板化的束缚和影响时，她却迈出了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极可宝贵的一步。 无论是从内心到外形，还是从动作到表情，她都能如此自然、和谐、清新、质朴，尤其是，它力求生活感而不流于琐碎，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注重形象的整体。与她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国的著名女星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导演吴永刚，在和阮玲玉合作拍片时，更领略到她表演技艺之精深。 一次，在拍摄她进入监狱一场戏时，正好她的广东老乡远道赶来看她拍戏。她热情亲呢地与他们交谈着，等到拍摄现场一切安排就绪时，导演吴永刚怕她马上进不了戏，可她却愉快而惬意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开始吧。” 只见她在监狱的铁栏杆前一站，定了定心，当摄影机一开动时，她早已进入了角色。愤怒时，面容分外凄苦；悲伤时，两泪即下，使参观的老乡对她的表演倍感同情。尤其使人惊奇不已的是她的眼泪来得那么自然，使参观的人忘记了是在参观而掉下了眼泪。 吴永刚深感阮玲玉卓绝的表演天才，在半个世纪后，吴永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份。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1934年12月，《神女》与观众见面了。该片得到了各方好评与观众喜爱，被称为是当年最好的国产片之一，有的影评称之为“中国影坛奇异的收获”。 随着岁月的流逝，该片的艺术成就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该片既是阮玲玉从影历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直到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仍被评为九十年来十大国产佳片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1934年初冬的一天，“联华”的一名剧务送来一张纸条： 阮小姐： 请明日到导演办公室来，有要事相商，切记，切记。 蔡楚生即日 阮玲玉接纸条后猛地一愣，心想：“他找我干什么，难道又要我拍那些我不想拍的电影？”一提到蔡楚生，阮玲玉为什么有如此想法呢？ 原来，蔡楚生是1931年加入“联华”的，他到“联华”所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的调子是低沉的，此时恰逢抗日情绪高涨，因而引来了正直舆论的批评。 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是《粉红色的梦》，影片浓厚的胭脂气与国难当头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时局更显得格格不入。由于种种原因，蔡楚生所导演的这两部影片不但票房价值不高，而且引起人们的反感。 蔡楚生这最初的两部影片都曾邀请阮玲玉主演，阮玲玉接到剧本后，发现剧本里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况且她对初出茅庐的蔡楚生的导演能力一点也不了解，担心弄不好会使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声誉毁于一旦，因而两次婉言相拒。 蔡楚生两次导演的失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最低限度应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和广大的群众接触。从此，蔡楚生开始了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不倦探索，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成了他创作的主题。 1933年，蔡楚生编导了《都会的早晨》，这是标志他思想转变的力作。该片通过对有血缘关系但生长在贫富两个不同家庭的一对兄弟，所走的绝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写，透过家庭伦理冲突，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现实。 接着，蔡楚生在第二年又编导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渔光曲》。在海边长大的蔡楚生，通过对他所熟悉的渔民的苦难生活和青年知识分子改良中国社会的梦幻破灭的描写，艺术地展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该片于1934年盛夏季节公映，观众冒着60年不遇的酷暑踊跃观看，创下了连映84天的空前纪录。 却说阮玲玉虽然有不想拍蔡楚生编导的影片的想法，但她生性就是一个随和的人。第二天，她来到蔡楚生的办公室，蔡马上招呼她坐下。 “蔡先生，你今天要我来，有什么事吗？”阮玲玉实话直问。 “阮小姐，你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的文霞之死吧。” “当然知道，别提她，一提起她我就叹息，好端端的一个影坛才女，就这样死去了。” “阮小姐，你知道吗？我想把艾霞之死搬上银幕，女主角艾霞请你扮演。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至于你愿不愿意，请看完剧本再做定夺。好吗？”蔡楚生说着把剧本递了过去。 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艾霞生于1912年，祖籍福建厦门，原名严以南。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曾就读于圣心女校。她的学生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并与大学生的表哥相恋。 然而，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她的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了。为了追求她所热烈向往的自由，她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闯进了上海。改名为艾霞，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31年，艾霞转入电影界，入天一公司。翌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在左翼文艺工作者大举进入影坛之时，她被介绍进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日恨新仇》而崭露头角。 接着，她迎来了辉煌的1933年。她在这一年创刊的《明星日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很动感情的短文，题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 她在文中说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怎样使她变成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于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整个电影进展的关键。” 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作为一位左翼影人的面貌。 艾霞在这一年中的确成了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 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她叹息道： “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 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年仅23岁的女演员服毒自杀了。 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 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描写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残害。 但《渔光曲》的拍摄使他难以分身，他遂邀请刚由戏剧界进入“联华”的孙师毅担任编剧。孙师毅慨然允诺，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放到了蔡楚生的案头。 阮玲玉读完《新女性》的剧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剧本让她感受如此巨大的震动，剧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贫困的作家，这与阮玲玉有一定的距离，但她觉得她的心与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这一角色。 她情绪激动地找到蔡楚生，说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韦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并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绝望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请相信我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首肯。 《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新女性》的剧情是： 韦明为争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生一女儿，后被遗弃。她觉悟到女人不应做男人的奴隶，而应过一种有意义的独立生活，便来到上海，担任了某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 校董王博士觊觎韦明的美貌，百般引诱，不能如愿，便串通女校长故意辞退韦明，绝其生计。韦明业余致力写作，将创作的小说送到书店出版，又遭到书店老板的剥削和黄色报刊的侮辱。 韦明生活窘迫万状，女儿恰又病危。为了抢救爱女性命，在迷惘之中，她听从了一个暗娼鸨母的摆布，答应去“做一夜的奴隶”，以肉体来换取女儿的救命钱。但她万万没有料到，要奸污她的嫖客正是厚颜无耻的王博士。她气愤之下，打了王博士的耳光，奔了回来。 失业的痛苦，女儿的垂危，闻人阔少的污辱，同学的误解，压得韦明再也直不起腰来，就在她的小说出版的时候她吞下了毒药。无耻的小报记者幸灾乐祸地写出“独家消息”，发在当天的晚报上。韦明一息尚存，满街的报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杀新闻！” 韦明被送进医院，经抢救她渐渐地醒了过来，但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时她的朋友赶来，启发韦明要勇敢地活下去与恶势力斗争，并把晚报上造谣污蔑她的所谓“新闻”给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页秽史》的标题赫然入目，韦明震怒了，并由震怒而觉醒，她用尽全身气力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她要求医生拯救她，但是为时已晚，因并发心力衰竭，她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却说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种紧凑的快节奏拍摄完成的。她的拍摄周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却倾注了剧组成员的许多心血。 作为导演的蔡楚生运用其娴熟的导演技巧，在女主角韦明身上寄予了他对被压迫被污辱的知识女性的无限同情；对于影片中恶势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报记者齐为德，则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阮玲玉为了演好韦明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郑君里曾回忆道： “在影片《新女性》里，我记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对角色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严肃，一反以前在摄影场内谈笑风生的习惯。每个镜头的排演和拍摄都准备好充沛饱满的情绪，一丝不苟，特别当她拍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是真情毕露，声泪俱下，一场戏拍下来，她的神经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这该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气力的一出戏。可她对于女作家的生活毕竟是有距离的，她虽然决意急起直追，却不能像对待熟悉的角色那样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在某些场面中，她的朴实自然的演技反而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这部影片作为阮玲玉接触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开端，她对旧的憎恨，对新的热爱的感情，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强烈而饱满。” 在《新女性》拍摄的同时，罗明佑编导的《国风》也开拍，罗明情点名要阮玲玉在《国风》中担任主角，这样，阮玲玉便同时在两部电影中拍摄。 在《国风》中与阮玲玉饰演一对姐妹的黎莉莉，也经常来看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尽管黎莉莉与阮玲玉已有过几次合作，对阮玲玉的表演才华曾多次亲眼目睹，但阮玲玉在服药自杀的那场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让她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憾。 后来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中想些什么？” 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 “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在拍摄《新女性》影片过程中，最满意地要算是导演蔡楚生了。他曾说道： “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许多好的表现，也从她的片语只言中，或通过剧情的矛盾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么，又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的这种进步而高兴；但她终究是一个太温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们又无时不为她的处境而耽无穷的忧虑。”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糜烂。 影片编得好，导得好，演得更好。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反动黑势力的疼处，所以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4章　人言可畏　一大群记者杀弱女　人心所向　三十万群众悼影星 人言可畏一大群记者杀弱女 人心所向三十万群众悼影星 且说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戏院举行献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观看，其中有一些新闻记者。当影片映及黄色小报记者种种下流无耻的情节时，在座的一些记者被戳到痛处，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观众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们却忿忿然地争门而出。 看到这些记者因气急败坏而扭歪了脸的样子，在场的联华公司老板们心中不免担忧，这些记者们手中掌握着舆论工具，若让他们兴风作浪起来，事情可就棘手了。 这帮记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急冲冲走出影院后即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开了个房间，策划起针对《新女性》的阴谋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将《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和导演蔡楚生痛骂一通之后，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这部揭露他们无耻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则今后这脸还往哪儿搁。 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抬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来与“联华”抗衡。于是，记者公会向联华公司蛮横地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二、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三、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尽情侮辱新闻记者部分截去。” 那些黄色记者们更是扬言要把蔡楚生、孙师毅“骂出上海”，但孙、蔡等人旗帜鲜明地顶了回去，并严词拒绝记者公会的蛮横条件。 记者公会碰了这个钉子后，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后，便施出绝计：以后关于联华广告，请一律拒登；如有联华宣传稿件，从此永勿刊载，以示拒不合作。 记者公会此举令“联华”的决策者深感忧虑，电影公司失去报刊的宣传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只得让步了。于是背着蔡、孙等人，请出《新闻报》汪伯奇，《申报》马荫良从中斡旋，表示将接受条件，并在各报刊登载道歉广告：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闻记者之片断引起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之不满后，蒙汪伯奇、马荫良先生允为调停，敝公司深为感歉，现将片中欠妥各节剪除，已圆满解决。” 随即向记者公会发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记者公会将该函在各报刊登，全文如下： 敬启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闻记者片断，致引起贵会之不满，敝公司深为抱歉，贵会提出二项办法，与第一条修剪有关各点及第三条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业已在前敝公司复函声明遵办外，特此谨致意，致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 经过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终于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虽然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但影片仍给人以强大的震撼，进步影评给该片以高度评价，并对某些记者及记者公会的行径予以严厉的驳斥。 诚如有的影评所言： 《新女性》中表现了某些新闻记者的卑鄙无耻而引起了一个大浪，终于删剪道歉了事。其实，这种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无论哪一种职业中，总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头脑的人，总会知道是特殊的。艺术品暴露某种职业中的败类决计不会使人怀疑整个干某种职业的人，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么以后的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无理取闹之人到处即是，我们自然更不能用“无则加免，有则改之”这种老话来要求他们，但是我们至少希望他们不要失去理性，……这样不但是中国电影界之幸，也是新闻界本身之幸，严格的检查自己的队伍吧，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吧。 影评家和观众对主演该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闻报》的影评是这样说的： “至于演员技巧的评价，我可以说，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的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黄色记者们对如此结果当然不满意，既没能将《新女性》打入冷宫，更没能将蔡楚生和孙师毅骂出上海，他们十分恼火，几天后，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进一步进攻的策略。他们想出一个绝招：柿子专捡软的捏，他们把矛头指向阮玲玉。 却说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张达民订立了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之后，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举行了婚礼。 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颤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 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徒生一种嫌恶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骂：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泪，向谁诉？向谁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亲的人——母亲。可她想到，就是对母亲倾诉心怀，也是于事无补，她见着母亲因过于辛劳的生活而造成额头的缕缕皱纹，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干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还是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阮玲玉的家中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说道： “我是张达民的表姐，他请我来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来。 来人不急不忙地说道： “当年阮女士与张先生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女士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交给本人带回。这是张先生的委托书，请阮女士过目。” 阮玲玉接过委托书一看，确是张达民的笔迹，她略一沉吟，说道： “也好，我答应他的要求，今天就将5OO元钱给他。请你转告张达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 阮玲玉听闻此言，怒从心起： “你这是血口喷人！他张达民有什么财产在我手中？真是笑话，当时不要说家中的财产，就是张达民的零用钱，也都是我给的。” 来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这家务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说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张先生的财产没有，我们可以请公众来评理。” 来人终于亮出了杀手铜。 这时，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唐季珊发话了： “我看你这位女士何不把话挑明了说呢，他张达民不就是想再从我们这里讹一笔钱吗？请开价吧。” 来人脸上一丝尴尬的神色一闪而过： “唐先生是个爽快人，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钱，来人也就不计较唐季珊的态度，“那就请唐先生如数付给吧。” “且慢，你回去叫张达民写份文书来，保证拿了这笔钱决不再以任何方式来惹是生非，胡搅蛮缠。” 来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狮子大张口，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正待开口答应，唐季珊抢先发话了： “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2000元已是过分，还想讹4000元。回去告诉张达民，2000元也不给了，他有什么办法，就冲着我唐季珊来吧！” “好，等着瞧，我们法庭上见！”来人跨出门时恶狠狠地丢下话来。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粥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季珊读完来信，冷笑道： “张达民抬出个律师来以为就能吓倒我了，他能请律师，难道我就不会请？与其让他先告我，不如我先来告他，先让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说。”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场在广庭大众之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隐私给报界来威胁纠缠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她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 2月的一天，阮玲玉结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坐下，胡蝶来了，老友相逢，当然格外高兴。 “玲玉，前几天我就来过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没能见到你，我想今天来了无论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 听胡蝶一说，她猛然想起胡蝶即将出访欧洲之事，想不到胡蝶会在临行之前又一次地登门向自己辞行，阮玲玉心中很是感动。 两人说着谈着，不觉触动了阮玲玉的心事，她的眼圈红了。胡蝶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 “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你真会劝人！”阮玲玉含泪带笑说道。 在胡蝶与阮玲玉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后，《新女性》事件发生了。小报记者们见骂不走孙师毅、蔡楚生一便把阮玲玉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天傍晚，两名小报记者找到张达民．并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菜。几人入座后，一位记者开了言： “我们今天来找张先生，一来当然是为了采访，看看张先生有什么独家新闻向我们提供；二来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张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庭虽判张先生无罪，但总是有损张先生的名声，难道你就这么忍了不成？” “唉！”张达民一声长叹。张达民原本一直想用诉讼来要挟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却先当了被告，心头这口恶气难消，但他一时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报复办法来。最好的以牙还牙的办法莫过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头并没有什么过硬材料。再说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钱已花完了，若再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他实在付不起钞票。 两位记者见此情形，会心一笑，其中一个说道： “当然，也许是我们多管闲事，不过我们当记者的就是看不得有人被欺侮。我们细细研究了上次讼案以来的所有资料，认为你完全可以起诉唐季珊和阮玲玉。” “是的。”另一位记者接着说道： “阮玲玉原是你的太太，唐季珊乘虚而入霸占了她，你可以诉唐季珊和阮玲玉妨害家庭和通奸罪；阮玲玉在跟唐季珊走时带走了你的财物，还曾私刻过你的印章，你可以诉他们侵占和伪造文书罪。” 张达民听后，很有些失望。就这破主意，我早就想到了，若阮玲玉和唐季珊真的犯有如此罪行的话，那还用你们教，我早去告他们了。我若真的到法院告了，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到头来还不得输，还不得赔钱。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 两位记者看破了张达民的心思，一位说道： “只要张先生愿意在法院起诉，不管是输是赢，所有费用全由我们包了。若打赢了，张先生得到的赔偿我们分文不取，万一打输了，张先生也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出口恶气。不知张先生意下如何？” 张达民不由得对两位记者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记者解释道： “张先生，千万不要乱猜疑，我们主要是为张先生鸣不平，另外嘛，实不相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前些日子上映的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你知道吧，她竟敢在影片中丑化我们新闻记者，我们要教训教训她。只要你把刑事诉讼的起诉书——注意，必须是刑事诉讼——交到法院，我们就会好好让她领教我们的厉害。” 张达民听完恍然大悟。 有了记者的撑腰和资助，张达民立即来了精神，第二天他就聘好了律师，竟然在特区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级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时提出诉讼。 张达民在黄色小报记者的怂恿下，以刑事罪起诉阮玲玉是有着险恶用心的。一般说来，民事诉讼，被告均可委托律师而不必亲自到庭。但刑事诉讼，被告不仅必须到庭，而且还必须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会来个“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家店铺，书面担保被告下次传讯时会准时到案。 张达民和黄色小报记者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赢这场官司最好不过，打不赢也可确保能彻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区第二法院的传票。看到有生以来第一回接到法院传自己出庭的传票，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张达民眼看讹诈不成，利用她害怕诉讼尤其是那种关系到个人隐私的诉讼来要挟她，为的就是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决不出庭。 但是，来自法院的传票是带有强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说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师经过商量，以阮玲玉生病为由不能到庭。律师们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还得由法官说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区第二法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盛况，法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已拥满了前来旁听的人。 九时许，法院开庭。阮玲玉没有到庭，并没引起法官多大的兴趣，原来，他们已将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此次开庭仅20分钟就宣告结束。 虽然，法庭上问答话不过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们都依然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的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犊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漫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 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 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种事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闻。 而对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闻天生最感兴趣的小市民们，不仅借助报纸将阮玲玉的“艳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而且对即将开庭的张达民诉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须在3月9日出庭的传票。 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准确的说是以此案为引子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一时间甚嚣尘上。阮玲玉虽然已经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来炒这个新闻，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盆盆脏水突然迎头泼来，而她却根本无处藏身。 所谓的“新闻”和“舆论”给予阮玲玉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张达民的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张达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赖手段，虽然也很伤人，却不至于致命，而报纸对阮玲玉的伤害却不是一两个无赖所能比的，它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和嘲笑。使无辜的阮玲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肤之痛。 “新闻”和“舆论”终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绝境。 “无拳无勇的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地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 蔡楚生也准确地记录了阮玲玉此时的悲凉处境： 虽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许多热爱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为人的人就都不是那样看法；但上海之大，她又何处去告诉，又到何处去鸣冤？这时，她内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处都充满着对她的鄙视、讽刺，辱骂与斥责，也到处都充满着“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们凶狠阴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样的爱借羽毛，又是那样的爱强爱好，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是可耻的荡妇？是罪不容诛的祸水？……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也经不起这种狂风骤雨的袭击！这种狺狺的“人言”，其“可畏”终于迫使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跺死的她，而于将被所谓的法院传讯前，竟下了可怕的决心，最后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的确，绝境中的阮玲玉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尽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她想之又想，最后终于选择了后者，即庭我结束生命之路。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国风》的内外景戏已基本拍完。 3月7日深夜，阮玲玉回到家中，唐季珊己酣然入睡，阮母在等着她。看到女儿回家，阮母赶紧到厨房里煮了一碗肉丝面条。阮玲玉端着面条走入二楼她和唐季珊的卧室。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安静下来了。仲春的夜晚沉寂而静溢，阮玲玉选择了这个美好的时候告别人世。 她拿出三瓶十片装的安眠药片，悉数倒入母亲为她煮的面条里，接着，她把拌了药的面条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吃完面条后，阮玲玉喝了两杯水，然后在桌前坐下，铺纸握笔，写下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点儿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情，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廿四（1935）、三月七日 晚午夜 写完遗书，阮玲玉将它折好，装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请代付各报登之，阮托”，将它放入桌子的抽屉里。 此时，她知道自己留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她最担心的是母亲和女儿今后的生活问题，她想把她们托付给唐季珊。虽然她和唐季珊之间并无多少爱情可言、但两年来的同居生活还是让她留下一些温馨的日子和美好的记忆。 在她头脑还清醒的最后时刻，她提笔给唐季珊写下一封遗书；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倍的诬害你我，但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护佑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时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不宜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完两封信，一阵阵头晕袭来，阮玲玉已感到精力不济，乃趋步走向床前，跌坐在床沿上。她推醒了熟睡中的唐季珊，朦胧中，她问道： “你真的爱我吗？” 迷迷糊糊的唐季珊随口应道： “我当然真的爱你。” 阮玲玉正要答话，但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向唐季珊的身上。唐季珊猛地坐起，看到阮玲玉的神情，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唐季珊情知不对，抬头往桌上看去，只见桌上赫赫然摆着三只空药瓶，他知阮玲玉服毒了。 唐季珊急忙起床，叫醒三楼的阮母。两人叫来汽车，将阮玲玉送到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去抢救，此时已是凌晨三时。 由于福民医院夜间不留医生值班，辗转反复，唐季珊又把她送到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该院没有好的医生和救治设备，唐示。……阮女士的一生是斗争中的一生，她从最低微的地位，挣扎到今日的地位。……她无日不在挣扎向上，但是无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时因为自己的凄凉的身世，不幸的婚姻，社会又给了这样的批评，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阮女士已经看到社会的冷酷无情，尤其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她永无翻身的一日。她觉得自己的微弱的能力，已经不能挽救她自己，已经不能改善这个社会，同时又不能挽救多少万万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服毒自尽，用她的一个尸身，摆在社会面前，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黎民伟充满深情的悼词在与会的“联华”和电影界的同人心中激起反响。接着由孙瑜讲述阮玲玉的生平事迹。 他沉痛地说道：“阮女士灿烂光荣的一生，决非数十分钟内所能讲完的．我在此只能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孙瑜历述了阮玲玉贫困的童年，勤奋学习的学生时代，重点介绍了她从影后的重要作品。 最后他说： “阮女士为人亲蔼和平，在公司中对高级人员与工人，均平等相视，对演剧尤具天才，不论正派反派，少妇或老妇，只需服装一改，便表情逼真……” 待“联华”总经理罗明佑登台时，他未曾开口，已泣不成声，他便咽地说道： 诸君，阮玲玉女士死矣！少顷大殓后，吾国唯一女艺术家，将成永诀。阮死之日，为国际妇女节。死因在遗书上可以看到，不外“以怨报德”，“人言可畏”八字归纳之。无非为妇女受压迫之最高表示。盖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报酬，在我国妇女界已少见，但犹不免被压迫而死，其他妇女之痛苦，更可想见。季珊又打电话请来了家住老靶子路的医生陈达民、陈继尧兄弟。此时天色微明，离阮玲玉服毒已有四个小时了，阮玲玉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 陈氏兄弟赶到后，立即进行救治，但由于时间过长，阮玲玉仍无生还的迹象。唐季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通知“联华”。此时黎民伟正在洗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极为震惊，慌乱中，将瓷质的牙粉罐的盖子打得粉碎。后来他将失去盖子的牙粉罐改作花瓶，置于案头，以志纪念。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走了，永远离开热爱她的人们，走了——。此时，她年仅26虚岁。当晚8时，阮玲玉的遗体被送至万国殡仪馆。 阮玲玉死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海内外之急电交驰，所致唁诔哀挽之词，不可胜迷，不可数计。市民奔走相告，咨嗟叹惜，相率赴吊。 从9日清晨开始，人们陆续前往殡仪馆，向这位他们热爱的电影明星告别。殡仪馆门前，列道十余里，市民—一鱼贯而过女士之前，致其哀悼而去。据统计，9至11日上午这两天半中前往殡仪馆凭吊阮玲玉者不下六万人，由此亦足以看到阮玲玉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3月11日，“联华”汇同阮玲玉的家人及唐季珊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大殓仪式。下午三时，大殓仪式正式开始，黎民伟首先致悼词，他沉痛的声音在肃穆无声的大厅中响起： ……阮女士有绝代的天才。经过了一个非常的身世，她的修养，她的地位，就她的生活经验，难道就肯这样轻生，兄弟今日敢说一句话，阮女士绝不是这样糊涂的一个人。她的离开这个世界，实系为解脱自己。她系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系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的无情的压迫，作一个消极的反抗的最后表阮适在妇女节牺牲，实是最堪深思。…… 阮玲玉的遗体人殓后，又举行了公祭。“联华”的祭文曰： 湛湛朝露，谁不有死？伤哉女士，年才念六。为艺苑之精英，为群众之领袖。未应死而竟死，斯哀恸而泪流。忆昔联华，复兴国片，联袂起义，揭竿奋斗。女士不顾事之成败，不问力之薄厚，于大雪纷飞之中，作联华一声之怒吼。五年以来，一贯如旧。决严寒，冒溽暑，牺牲家庭，牺牲幸福，无非为社会作先锋，为艺术作牛马。既操心而劳力，又温柔而忠厚。作艺人之楷模，应天长而地久。谁知祸害来无端，为人不长寿，死于人言可畏，死于悠悠之口。三八节日，一旦长休。呜呼哀哉！从此夜台寂寞，一去不返；幽冥永隔，欲见无由。乃为之诔曰： 粤秀之英，珠江之灵，漠漠艺海，灿烂银星。温其如玉，磨而不磷。为弱者强，为屈者伸。嗟彼巾帼，舍生成仁，衔哀作诔，式昭德音。 3月12日，又有约3万余人前往殡仪馆向阮玲玉作最后的告别。 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移往位于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上午十一时，万国殡仪馆前的草坪上，三百多位阮玲玉生前的至亲好友已肃然排好队伍。下午一时十分，由黎民伟、陆涵章、孙瑜、蔡楚生、费穆、马徐维邦、吴永刚、杨小仲、谭友六、金焰、张翼、郑君里等十二人，共同舁榇上灵车，并由灵车舁榇入墓地。 这日，前来送葬的队伍长达十里，影迷们甚至有从南京、杭州专程赶来执拂的。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有20多里路，灵车一路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达30万人。 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感动，特为报道说：“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这张报纸上还有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大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意谓：“倘中国仍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的。” 美国洛杉矶报刊上也报道了上海为阮玲玉举殡的新闻，题目是《三十万群众送中国女明星之丧》，文内云： “仰幕阮女士才华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较范伦铁诺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 阮玲玉走了，就这样永远离开热爱她的观众们、亲人们、朋友们。她再也没有回头 第15章　崇拜阮玲玉　追星族纷纷自杀　把玩李绮年　毁星族频频施备 崇拜阮玲玉追星族纷纷自杀 把玩李绮年毁星族频频施备 阮玲玉的死激起了广大观众和电影从业人员对她的深切同情。阮玲玉去世后，孙瑜坐在栩栩如生的阮玲玉遗体旁，默默地凝视着她，痛惜这位被当时社会吞噬了的艺术天才。 孙瑜在《联华画报》上发表文章说：“她的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实。阮玲玉的卓绝演技霸占了中国影坛十几年以来的第一位。”在阮玲玉去世20年后，他又写文章怀念阮玲玉，对她的表演艺术给予更高、更准确的评价：“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在孙瑜的身边，还珍藏着一本宝贵的纪念册子。在这本纪念册中，有韩兰根、殷秀岑、陈燕燕、陈娟娟、金焰的题字留念，也有郑君里、蔡楚生、聂耳、王人美、黎莉莉书写的手迹。 唯独在有一页上，贴着一小块暗红的漆布，绣了一个精巧、秀丽的“孙”字。在这个“孙”字旁，纪念册的主人，例外地写了几行字： 十几天前，我请她给我留几个字在老朋友的小册上。她说要想一点好的意思……如今是太晚了，还剩下在拍《小玩意》时她在草帽里绣的一个字……。昨天我们的玲珑美玉离开这浊世了。她去了，但是她的天才永远留在每个人的心坎深处。 1935年3月9日 阮玲玉在生前没有应孙瑜的要求，在纪念册上留下片言只语，只用她纤细灵巧的双手绣了一个“孙”字。这个“孙”字寄托了阮玲玉对自己的艺术合作者孙瑜的多少深情厚意，也留下了孙瑜多少怀念和惋惜。 阮玲玉的死，也激起了人们对社会恶势力的无比憎恨，黄色记者、张达民和唐季珊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因而那帮黄色记者和一些曾热衷于渲染阮玲玉的私生活，发表过许多极不负责任的所谓新闻报道的报纸，以及张达民和唐季珊都急于为自己开脱罪责。 黄色记者们仍试图误导舆论，把阮玲玉的自杀竟说成是受了她所主演的《新女性》一片的影响，是《新女性》“教唆”阮玲玉自杀的。对此，《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愤而写下挽文：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有亏，廉耻丧尽，良心抹煞，正义偷藏，反自鸣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罗罗皂皂，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另有一些记者则声称他们关于阮玲玉的报道是“有闻必录”，有经官的事实为依据的”，似乎阮玲玉的死和他们毫无关系。对此种论调，病中的鲁迅先生拍案而起，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指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当然，也有些报纸受到阮玲玉之死的震动，对自己曾有意无意地加入过诽谤阮玲玉的黑色大合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省，在阮玲玉去世后，发表了一些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和悼念阮玲玉的文章。 更多的报纸则热衷于讨论阮玲玉为何要自杀。于是开列出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所谓原因，有指张达民和唐季珊为凶手的，也有说是因为舆论的胁迫，也有说是虚荣心驱使的，还有说真正的刽子手，是中国不长进的影迷等等，不一而足，煞是热闹。 不能说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但这些报纸上的讨论，大多已背离了寻找造成阮玲玉悲剧根源的初衷，有些报纸压根就从未抱有过这样的初衷，因而成了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空论而已。 在阮玲玉自杀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凶手角色的张达民，在阮玲玉去世后进行了令人作呕的拙劣表演。 3月8日晚，张达民正在扬子舞厅跳舞，一位熟人走过来告诉他阮玲玉已自杀身死。张达民起初不信，当他确信此乃真事后，心中一阵发虚，因为他明白他是逃脱不了凶手的罪责的。 他急忙赶到殡仪馆，趁隙溜了进去，见到了阮玲玉的遗体。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起来，明日各报将此消息一登，自己必定立时成为万众唾骂之人，得设法为自己开脱。 回到家，张达民经过一夜苦思冥想，终于想明白一点，要人们不骂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相信他是爱着阮玲玉的，他所恨的只唐季珊一人而已。 第二天一早，张达民找到了与自己相熟的记者，拿出一块丝巾，指着上面的两块红斑说，这是他昨晚去殡仪馆见到阮玲玉的遗体时，用丝巾擦拭阮玲玉嘴边的鲜血，他要将此丝巾永久保存，以志纪念。说完，将丝巾系在了颈上。 他在见到另外一位记者时，更大言不惭地说道： “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惟一言以蔽之，愧恨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若《啼笑姻缘》中之沈凤喜与樊家树之结果，事实俱在，夫复何言，惟有由社会民众加以公评耳。” 张达民竟能说出他的“痛苦”“甚于死者百倍”这样的话，并以张恨水先生的名作《啼笑姻缘》中的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学生樊家树自比，其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故作姿态，令人作呕。 阮玲玉的死讯公布后，特别是阮玲玉的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了多方谴责。张达民读了报上所载阮玲玉遗书的全文，阮玲玉死前对他的怨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但阮玲玉在遗书中所言“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未免把张达民想得太好了一点，早已没了廉耻的他，哪里还在乎舆论的谴责。 不仅如此，当有记者问他对阮玲玉的遗书有何看法时，他竟能振振有词： “（遗书）已见报载，惟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事，决心追究，决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 当然，阮玲玉的葬礼他是不敢参加的，他声称他是不愿徒增悲痛才不去的。数日后，他又忸怩作态，来到阮玲玉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如果说此时张达民逃脱罪责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话，更可恨的是阮玲玉死后，张达民仍不放过她，还想在死人身上发财。张达民看到阮玲玉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遂游说月明影片公司，拟拍阮玲玉自杀影片，自己现身说法，并拟请何非光饰唐季珊，请淡英饰阮玲玉，片名曰《谁之过》，旨在借机发财，并为自己开脱罪责。 不料，由于月明公司和张达民在价钱上未能谈妥，张达民第一个条件是想提出如自己本人扮演片中的张达民，须以一万元为酬。此后再三商量仍谈不拢，此事方才作罢。 1938年，张达民又窜到香港世界影片公司，毛遂自荐，拍摄他与阮玲玉恋爱经过的故事片，自编自演，内容仍是低毁死者，为自己开脱罪责，片名初定《阮玲玉》，后改为《情泪》。 影片拍成后，香港、广州、南洋的影院全都拒绝放映，梦想发死人财的张达民美梦成空，仍是穷困潦倒。 当时上海的报界指斥说：“张达民在港，颇以前夫为名，向各界制片公司兜售生意，出卖死者，至为可鄙。”卑鄙无耻的张达民逼死了阮玲玉，自己也没能活多久，35岁便因病在香港一命呜呼了，真是恶人有恶报。 另一个在阮玲玉死后作充分表演的是唐季珊。他利用阮玲玉至死也没有完全识破他的本来面目这一点大作文章，首先在各报刊登“报丧”的告示，称： “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唐敬玉堂谨启。治丧处设万国殡仪馆。” 唐季珊俨然以阮玲玉的丈夫自居。 在阮玲玉入殓的仪式上，每位发言者都心清沉痛地缅怀阮玲玉的业绩和为人，独独唐季珊致词时大谈他与阮玲玉的所谓真正的爱情，痛骂张达民兴讼害死了阮玲玉，似乎阮之死与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 “举殡时，唐季珊特制法琅纪念章数千枚，贻送殡之人，上刻‘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纪念章’字样。但联华公司同人，得此章后，即予退还，亦有当即用刀将唐夫人三字镌去之者。送殡之人，亦多设法除去唐夫人三字。” 明星公司则明确表示，只要由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明星”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因唐（季珊）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玲玉）于死之导火线”。 可见，尽管唐季珊拼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热爱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人和观众都清楚唐季珊也是杀害阮玲玉的凶手之一。 阮玲玉去世后，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仍按原定时间3月9日开庭。张达民纵然脸皮再厚，此时也不敢出庭了，遂托故由其律师代到，而唐季珊则装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来到了法庭，理直气壮地站在被告席上。 此日庭审并无结果。3月17日再次开庭，这一次张达民、唐季珊及双方的律师均到庭。张达民在庭上大放厥词，说他和阮玲玉曾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玲玉是履行过结婚手续的。 唐季珊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慌不忙微笑地答辩，称他与阮玲玉正式同居之时，阮玲玉早已与张达民办理了脱离手续，并当庭出示了由张达民和阮玲玉共同签字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 此时，张达民变得面如死灰。3月22日，法庭对此案进行判决，结果是唐季珊无罪。理由是张达民无法证明他与阮玲玉有合法的夫妇关系，而在脱离关系的约据上清楚地写着是“恋爱同居”，所以张达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唐季珊在阮玲玉自杀后，曾声称“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他后来还是娶了新夫人，之后不久又爱上了一位酒吧女郎。唐季珊晚年在经营上遭到惨败，被迫卖了别墅，捧着茶叶，沿街叫卖，潦倒而逝。 阮玲玉的母亲得到了唐季珊的赡养，1962年病逝于上海。阮玲玉的养女后改名为唐珍丽，亦由唐抚养到中学毕业，后赴泰国定居。 阮玲玉之死在轰动了一时后，复归于沉寂。以阮玲玉个人的力量，纵然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仍无法与黑暗的现实相抗衡。阮玲玉既不是第一个也远不是最后一个黑暗势力的牺牲品，但是，她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至少在电影界和喜爱中国电影的人心目中是这样的。 阮玲玉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中国电影的默片时代——的结束。阮玲玉给默片时代中国银幕留下的许多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已永远地载入了中国电影的史册，任何人要谈论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就不能不谈阮玲玉。 阮玲玉个人的经历固然坎坷不幸，令人唏嘘叹息，难以忘怀，但更使人铭记的还是她的才华和艺术。 阮玲玉永远地离了这个世界，但她的众多影迷们却不信。早在阮玲玉刚去世的次日，即3月9日，上海侨光女子中学和民主女子中学的学生影迷们便来到万国殡仪馆探听虚实，当看到阮玲玉真的已死去时，便排坐在石阶上，痴痴地期待着阮玲玉的复活，连中午饭也忘了吃。 曾在阮玲玉主演的影片中当过临时演员的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到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后，竟含悲吞下鸦片自杀身死。绍兴影迷夏陈氏得到阮玲玉的死讯后将毒药和水吞服。平日仰慕阮玲玉的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为阮玲玉之死服毒自尽。 据说这一天，上海有五位少女为自己崇拜的明星死亡而自杀，外埠为其自杀者也大有其人，她们在自杀时所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即：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追星者”们虽然痴狂地崇拜她们的偶像——阮玲玉，但大都没有追出什么名堂。唯有一人例外，那便是南国影后李绮年，不只是追得死去活来，而且还赢得了“阮玲玉第二”的美誉。 李绮年原名李梦卿，生于广东，长在香港。自幼天真活泼，美丽娇媚，貌以柔弱，但柔中有刚，骨子里含着一股倔强不驯之气。 早在中小学时代，李绮年就是阮玲玉的崇拜者，凡是阮玲玉主演的电影，她都要看，有时竟会连看五六遍不出电影院。在她那精巧别致的闺房里，到处挂着阮玲玉的玉照。她经常望着这些照片发呆，梦想自己将来也能做个像阮玲玉那样的电影明星。 30年代初，仅仅为了求得阮玲玉的一张亲自签名的玉照，17岁的李绮年竟然瞒着父母，私下约了两位闺中好友，偷偷地从香港搭轮船来到了上海。李绮年是否得到了阮玲玉的签名照片，没人考证。但这次偷偷的上海之行，却使她的父亲大为光火。 父亲怕女儿着了阮玲玉的魔，一怒之下，便把她屋里贴挂的阮玲玉的照片付之以炬。李绮年见状，牛劲大发，气冲冲地冲出家门，扬长而去。 爱女此去，杏如黄鹤，这可急坏了二老爹娘。四处打听，登报寻找，一年，两年，仍不见其踪影。直到1935年香港上映粤语片《昨日之歌》时，两位老人才发现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李绮年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梦卿女儿。 失踪的姑娘怎么变成引人注目的电影明星了呢？ 那是1935年初，李绮年在澳门街头闲逛，无意中在报纸上发现了大观影片公司招考新演员的广告。为了得偿夙愿，她便回香港报名应考。 开考那天，来了20多名妙龄女郎。主考关文清和赵树桑，发现她那娇美的容颜，窈窕的身段，甜甜的嗓音，活似阮玲玉再世一般，认定她是生就的演员坯子，便不约而同地给她打了最高分。 就这样，李梦卿改名李绔年，步入了电影圈。经过短期速成训练之后，赵树桑以大观影片公司名义和她签订了一张三年期的合同。 李绮年的银幕处女作是粤语片《昨日之歌》。她演女主角，男主角由关德兴饰演。在拍摄时，导演赵树桑惊奇地发现，李绮年不只外貌酷似阮玲玉，表演风格也很像阮玲玉，确属电影演员的上驷之材。 他哪里知道，这位阮玲玉的追随者早在学生时代就潜心揣摹阮玲玉的表演艺术了。《昨日之歌》拍成公映之后，果不其然，在南中国和东南亚的华侨中，立即引起了轰动。以往痴迷阮玲玉的追星族，无不把她视为“阮玲玉第二”，一往情深地追起李绮年来。 殊不知这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之中，追星族之外，尚有毁星族。毁星勇士们一旦狂起来，其能量和效力要比追星族大得多得多。 随着《昨日之歌》的流映，李绮年的名声越传越远，在银幕上认出李绮年的毁星士也越来越多。于是，这些毁星勇士们，多数出于习性，少数出于忌妒，个别为了要挟和讹诈，一齐冲上阵来，谣言夹着事实，传闻夹着隐私，一股脑儿向李绮年扑面而来。 李绮年失踪两年间的种种隐私，逐渐被人揭秘，而且人言人殊，在港九澳岛，无胫而走，一浪高过一浪，差点儿没把李绮年这位弱女子淹死。 特别是其中有位姓庄的富商，看到李骑年成了取之不尽的摇钱树，便不思羞耻二字为何物，急忙请出律师，要求李绮年在十天之内回到澳门住宅，履行与他同居合同。 这位姓庄的大款儿，在致李绮年的亲笔信中，还把李绮年的绝密部位有颗黑痣还是红痣之类的恐吓语言都写了出来，闹得港澳一带尽人皆知。这位无赖还要挟说，若不回来履行同居合同，就要与之对簿公堂，还要将其隐私一览无余地公布于众。 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绮年负气离家出走之后，流浪到了澳门。这天，她突然看到报纸上登载阮玲玉自杀的消息，这消息无疑给这位影迷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她思虑再三，决定仿照阮玲玉，投海自尽。 当她投入海中被灌得不知东西南北之时，突然感觉到被轻轻托起，此后，她就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之时，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一陌生男子的屋里。 李绮年见此，急忙大叫起来，那男人急忙进屋，见李绮年醒来，高兴地手舞足蹈。原来，这位男子是一位渔民，他见李绮年投海自尽后，急忙将她救起，并把她安置在自己屋里。 李绮年很感激他的出手相救，便把自己的苦恼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那位年轻男子也说出自己苦衷：由于家贫，年到三十竟没娶媳妇。那一夜，李绮年成了他的媳妇。 如果两人恩恩爱爱地过下去，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但那男子不但是个赌鬼，而且还是个酒徒。和他同村同乡同年龄的，个个都置了屋，买了地，娶了媳妇，可他却是因赌，因酒，气死老娘，把家中值钱的全送到赌场和酒馆，弄得家里一贫如洗。 李绮年哪里知道此中究里，和他同居后才发现他的毛病，便天天劝，那男子开始也还听话，但到后来，赌瘾、酒瘾一起涌了上来，坚持不住。 一个晚上，男子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输掉不算，还把李绮年也搭了进去。第二天，几个流氓赌徒上门要人，李绩年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被推上汽车，拉到一陌生地方。 流氓赌徒见李绮年很有几分姿色，便一起动手，把她的上衣、内裤全脱了下来，轮奸一番之后，便把她卖到妓院。李绮年这时方醒，是那男子把自己推上了赌台。 一天，富商庄某在澳门福隆新街嫖妓时碰到了李绮年，他看李绮年青春貌美，娇态迷人，就以重金将其买回家中作妾。怎奈家中已经成群的妻妾一致反对，庄某只好另觅金屋，以藏娇娃。 庄某对待女子一贯就是逢场作戏，不愿做“黑市夫人”的李绮年怎能常忍此辱？所以，当她在报上看到大观影片公司招考新演员的广告之后，便不辞而别。 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思。好心的李绮年原以为庄某会不念鱼情念水情，不会怎样难为她。她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刚做了“阮玲玉第二”，这位庄某就急急忙忙跑出来，扮演了“张达民第二”的角色。 就在李绮年痛不欲生之际，好心的朋友给她送来喜讯：庄某恶毒要挟的无耻行径，遭到了妻妾子女的强烈反对，只好收回所谓履行同居合同的无理要求，不敢再来张扬此事了。李绮年这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李绮年又收到了一则更为令她振奋的喜讯：大观影片公司并没有因为她的隐私揭秘而动摇重用她的决心，决定派她和当时已经成为粤语片白马王子的吴楚帆联袂主演《生命线》。 这部影片于1935年推出后，再次引起轰动。李绮年成了南中国和东南亚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吴楚帆和李绮年还分别登上了“粤语影帝”和“南国影后”的宝座。 香港名导关文清看到李绮年的票房价值与日俱增，灵机一动，根据阮玲玉的生平轶事，又很快编写了一个《人言可畏》剧本，利用李绮年酷似阮玲玉的优势和人们仍在怀念阮玲玉的心理，交李绮年主演。 在拍摄过程中，李绮年设身处地地扮演自己一向摹仿和崇拜的“悲剧影后”，全身心地投入，很自然地便化入了角色。 阮玲玉的身世遭遇、感情波折，在李绮年的演饰中得到了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的体现。影片上映后卖座奇佳，观看的少女，莫不潸然泪下，在场的少男，无不啼嘘悲叹。有的评论说，李绮年的表演“活化了阮玲玉，仿佛她又还阳到了人间。” 30年代的后期，李绮年又接二连三地在香港主演了《摩登新娘》、《山东响马》、《风流小姐》、《残歌》、《夜光杯》、《太平洋风云》、《女战士》、《女中丈夫》、《女姊妹》、《弹性姑娘》、《白梳女》和《火中的上海》等片。 在香港和南洋一带粤语片流行区，李绮年大红大紫，如日中天，其声誉超过了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女士。 三年合约届满后，大观公司正准备与李绮年续约，不意上海艺华公司老板严春堂捷足先登，不惜重金，把李绮年挖到了自己的公司。 到上海后，李绮年为艺华公司主演了《女皇帝》、《梁红玉》、《风流寡妇》、《地久天长》、《现代青年》和《贼美人》等六部影片，直到上海沦陷。 仪容和表演风格酷似一代明星阮玲玉的李绮年，爱情生活也是一场悲剧。不过，她的悲剧有些不同于阮玲玉的地方，她不是从来没有过美好的爱，而是吝啬的上帝没有让她成功。 就在她与那位商人庄某有缘无情之际，在一次宴会上，李绮年结识了一位从福建来澳门采购西洋百货的青年。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名叫林修文，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中的英雄林觉民的堂侄。 李绮年曾被林觉民的《予妻书》感动得流过许多眼泪，如今见到了英雄的侄儿，怎能不爱屋及乌？林修文对李绮年也有好感，每次来澳进货，必到李绮年住处下榻。来往多了，两人互生恋情，以至海盟山誓，私订终身。李绮年离开庄某，其中也有这个因素在内。 抗战爆发后，热血沸腾的李绮年写信劝林修文弃商从军，以叔父为榜样，报效祖国和人民。林修文接到信后，果然挺身而出，上了抗日前线。 临行，林修文以诗相赠，其诗曰： 从军报国不负卿，杀敌疆场抗倭军。 旦愿凯归结连理，偕赴黄岗祭叔灵。 李绮年接诗后，感动不已。她为林修文的壮行感到自豪，同时庆幸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了人。此后，这首小诗一直珍藏在她的怀里，人不离诗，诗不离人。纯洁的爱情和美好的憧憬成了李绮年日后历尽磨难而不馁的精神支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孤岛”陷落。李绮年誓不与敌伪合作，退出了影坛，拉起了一个话剧班子，靠演话剧为生。演出并不顺利，她的生活日渐贫困潦倒。 抗战胜利前夕，她突然接到噩耗：她心爱的林修文不幸战死疆场。支柱倒了，她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从此，她被悲凉、失望和寂寞的阴影笼罩起来，衰老得相当快。 年过30之后，人老珠黄的李绮年，为了排遣难耐的寂寞，挣脱悲凉的命运，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一个名叫黎化的男人结了婚。可悲的是，她选择的这位终身伴侣竟是一个好吃懒做、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浪荡鬼。当她发现黎化的种种劣迹之后，生米已成熟饭，她只好把泪往肚里咽。 1949年，李绮年领着剧团到越南和柬埔寨一带演出，营业上遭到了出乎意料的失败。至此，本来就为失去如意郎君而消沉不已的李骑年，对自己的生活、事业和未来彻底绝望了。 在生命的终结时刻，她又一次效法了阮玲玉，在金边的一家旅馆里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长眠之前她曾悲凄地对人说： “我的一生像我崇拜的阮玲玉一样苦，就连最后嫁的丈夫也像阮玲玉的丈夫张达民。” 第16章　玄妙观尼姑私生女　上海滩影坛金嗓子 玄妙观尼姑私生女上海滩影坛金嗓子 且说1918年的一天，气候闷热，霪雨霏霏，正是江南恼人的梅雨季节。常熟县城北门以外，靠近弯弯小河坡地上有一座尼姑庵，名叫玄妙观。这座往常十分静谧、只有五六个尼姑终日苦修的玄妙观，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忽然从那阴暗的小偏房里传出了婴儿哇哇啼哭声——才来了七八个月的小尼姑生下了一个小女孩，真是亵渎神灵罪莫大焉！ 这个小尼姑刚刚二十出头，是观内最小的徒弟。她整天沉默寡言，动辄落泪，除了和大家在一起念经诵佛，便独自一人躲在小偏房里闷坐。可以说在观内除老师太之外，就没有人知道她的底细了。 原来这二十出头的小尼姑俗姓钟，原是上海滩一青楼妓女。十五岁便被卖到青楼，从事皮肉生意，十八岁时，因一年老富商看中她的姿色，便用钱将她赎了身，娶作小妾。富商的儿子也被她的姿色所迷，于是，钟姑娘辗转于父子俩床前。 这件事直到钟姑娘二十岁时才被揭穿，富商家族认为有辱门风，便把她驱逐出门。钟姑娘无处投身，幸好玄妙观老师太见她可怜，将她收留，收为弟子。 本来，尼姑生孩子这件丑事若发生在上个世纪，小尼姑不是落个“自缢”，便要遭到“焚化”。幸亏这玄妙观不同于那些威严逼人的古刹，加上庵里老师太比较开明，起初她年轻守寡，后来又死了儿子，无依无靠才剃度出家的。过来之人，颇能体察世俗人情。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她严令保密，不准泄漏出去毁坏观誉，一切由她亲自处置。 对这个刚转“阳世”的小生命，究竟怎么处置，众尼苦无良策。老师太决定，自己亲自去上海县城跑一趟，找个拜佛“求女”的施主，也好让这个小生命有个投身的去处。 老师太挪动着一双小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来到上海城霞飞路尚贤坊周家，得到女施主的应承，答应请人随老师太去常熟抱这个刚入世的小生命。 几天后，可怜的婴儿被抱进了尚贤坊周家。女主人与丈夫周某揭开襁褓一看，见熟睡中的婴儿五官端正，皮肤透红，长得健康，不禁满心欢喜。 这周某四十开外，中等身材，长得精明干练，是个地道的上海人。由于久混洋场，头脑灵活，通过朋友在英租界工部局当了名“洋径洪”翻译，手头比较宽裕。 几年后，经人牵线，一个专演二流角色的广东婆便成了周某的外室。大房得知此事曾闹过一场，但这是“时尚”，谁也干涉不了，只得分开住以求相安无事。 又几年过去了，这广东婆肚里竟没有动静。广东婆气急了，回想当年和男人调情，一不注意便怀上个野种，于是想办法打胎吃药，好不容易才把肚皮按下去。可现在，自己有了正经人家，这肚皮却不争气了。 广东婆听说离上海不远有个玄妙观的观音特灵，于是几度去烧香“求”子，一来二去，和观里的老师太便熟了。所以当孩子没有办法安置时，老师太便直奔尚贤坊广东婆家，把孩子之事办妥了。 言归正转。广东婆忙着上街张罗酒菜，准备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席间，周某与二夫人对酌，二夫人呷了一口绍兴老酒，用略带广东口音的上海话说： “你明朝就向‘那边’报喜去，讲我给你周家养了一位千金！” “那边”是指大房，大房只给周某养了儿子，独缺千金。周某摇摇头回答： “你多年不生养，哪能骗得了她。” “我拜观音信佛，三十几岁养头生有什么不可以？” 周某哈哈大笑： “好，就算你生的，反正她住在英租界，你住在法租界，谁晓得你大过肚皮没有。” 二夫人这才阴转晴，瞟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婴儿说： “你给她起个名吧！” “女孩子名贱，就叫周红吧！” 此周红就是后来活跃在影坛歌场的明星，曾经红极一时，名闻遐迩，拥有大量观众和听众的周璇。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0年过去了。周家的生活发生了不少变化。周某由于染上了鸦片瘾，早已被工部局辞退。周某也顾不上二夫人了，一个月难得来两次尚贤坊。二夫人的脾气也变得孤癖古怪起来，除了虔诚信佛，和尼姑庵师太交往外，很少和亲友来往。 周红再也不受宠爱了。尤其二夫人到了帮佣的地步，刚进学堂读书的周红再也不能读书了，只好跟着养母去帮佣。 二夫人早年在广东戏班唱戏的时候曾觉得戏子这行被人轻贱，常年过着飘泊无定的夜生活。直到闹到今天帮佣的地步，她又不这样想了，觉得干唱戏这行虽没多大出息，但总比帮佣强多了。随着小红一天天长大，二夫人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她决计把自己的养女推上自己走过的老路。 二十年代末，“欧美文明”在这块半殖民地上的影响日渐增长。话剧、电影这类“舶来艺术”在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在实践中也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 另一方面，由“欧美文明”带来的“污染”亦十分严重。当时，上海滩仿效西方方式出现的小型歌舞班为数不少。这类歌舞班的组成，多以某个家庭的成员为主体，再吸收或招考几名演员或乐队人员来补缺。一般有二十来人，其中不乏兼职，也就“五脏俱全”了。 这类歌舞班经常跑水陆码头，到处去巡回演出；留在上海则只能进进大世界或某游乐公司的小场子。演出节目五花八门，从美国檀香山传来的“草裙舞”到法国巴黎进口的“大腿舞”，从西方流行的“呼拉圈舞”、“四脱舞”到国产黄色歌曲、古彩戏法以至各类杂耍，应有尽有。 二夫人因与一些小型歌舞班子颇有来往，便想办法把小红弄到歌舞班去吃“歌舞饭”，经过屡次相求，费了不少口舌，终于勉强把小红送进了一家歌舞班。 此时，小红才十二三岁，几乎一无所长，只能到歌舞班打打杂，混碗饭吃。周某夫妇对小红进歌舞班都感满意，一来不花本钱，二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二夫人是个精明的人，但歌舞班的老板更精，他们一合计觉得留周小红太划不来：讲唱歌，嗓音太细；讲跳舞，腿太短；讲卖相，人太瘦；讲劳力，没有体力。所以，没多久，周小红便被辞退回家。 周小红回家后，周某和二夫人的脸色变得阴沉了。一天，歌舞班孙某遇到周某夫妇，几个坐下闲聊，聊到周小红的前途上来了。 孙某随便问道： “小红现在在家做些什么？” “她能做什么？”二夫人说道，“我正和我丈夫商量，准备把她卖到四马路堂子里去呢。” “什么？卖到堂子里去？” “是呀，不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可怜的小红面临着被投入火坑的危险。 事有凑巧，当时明月歌舞剧社有个名叫章锦文的钢琴师，与孙某相熟。一次，她到孙家来玩，谈起一些唱歌跳舞和招收小演员的事情。孙某向她提出，能不能把周小红介绍到明月歌舞剧社去。 章锦文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青年，当听说小红的父母准备把她卖入娼门时，大动恻隐之心，当场答应愿意帮这个忙。于是，通知周家，叫小红去剧社“应试”。 明月歌舞剧社是1931年黎锦晖创办的，这个剧社经常在东北、华北一带的城市演出。“九·一八”后，剧社从北京招了些人马匆匆南下，回到上海，又吸收了一些音乐工作者。这样，剧社就具相当规模了。 在这个剧社，拥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筋、白虹等十来个女演员，严华、谭光友等四五个男角儿。十余名乐队班子里除聂耳、黎锦光和章锦文之外，还有王人艺、严折西、张弦、张簧等人。黎锦晖自任社长兼作曲，偶尔也拨弄乐器，以凑不足。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打进上海，从此，中国沦入度日维艰的地步。 是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章锦文带着刚满14岁的周小红，来到英租界赫德路明月歌舞剧社所在地。小红怯怯生生地低着头，紧跟着胖姐姐章锦文身后走进了大门。 在这里，只听见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周小红暗自高兴，却又感到有些慌乱。这时，一位先生走了过来，问章锦文： “是她来试唱吗？” 章锦文急忙把周小红推上前来，要她试唱。周小红的歌唱得很拘谨，谈不上有才华。那位先生听完歌后，弯下腰问道： “你愿意吃苦吗？你的声音太细，不吃苦是练不出来的。” 小红的脸涨得通红，轻声地回答： “我愿意的。” 与其说那位先生相信小红的回答，不如说他是动了怜悯之心，末了终于点头同意小红留下来。 这时，章锦文连忙教小红说道： “还不快谢谢社长，谢谢黎先生。” 此后，周小红搬进了明月歌舞剧社。这里的一些哥哥姐姐，对这位新来的、腼腆而又可怜的小妹妹表示欢迎。严华答应教小红国语正音，章锦文、黎锦光则教小红识简谱，几位热心的姐姐，则说要教她跳舞。 呆在剧社里，小红感到如鱼得水。每天安排活动她都认认真真地去参加。她的一颦一笑极易受到人家的影响，看到喜剧时，她径自天真地咯咯大笑，见到难受的场面，会比担任角色的演员还要更早地“进入角色”。 不识歌谱的小红，通过听、唱、问、记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指点，开始摸着一些门径了。原来嗓音很细的小红，每天跟着大家依依呀呀地训练，加上站在合唱队里的“实践”，嗓音日渐明亮起来。 黎锦晖先生和一些行家，开始发现小红是块唱歌的“料”。她唱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音准、节奏感强，而那种“奶声奶气”的味道更是她的独特之处。 黎锦晖曾对演员讲过：一个歌唱演员离不开钢琴。那会儿小红明白黎先生的意思：要唱好歌就要学会摸钢琴。可是，怎样才能摸会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呢？ 有一回，午休刚过，台柱演员上街去了，小红满心高兴地坐到钢琴凳上，打开钢琴盖，小手才伸向一排乳白色的琴键，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吼叫，她未及回头就被一只男性的大脚踢倒在地上。 等小红从这位提琴师的斥责中明白过来，她没有感到身上的疼痛，而是为遭受了这样的欺辱而难过地号陶起来。她记得挨母亲冤枉责打的时候哭过，但远不如这次伤心。 正巧，教她国语正音的老师严华闻声走过来，看到这个情景，出于义愤他向这位提琴师表示了不满，一面又对哭泣的小红安慰了几句。 第二天剧社的委员会上，严华打抱不平地提起了这件事，得到了一些同仁的支持，批评了那位提琴师，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可是，小红却把这件事记进她的日记本里，这篇日记虽然谈不上文笔优美，字迹也是歪歪斜斜的，还有不少错字和别字，但叙述的内容却是形象而生动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直到几年之后，才由她自己主动把那个日记本公开在一个人的面前。 明月歌舞剧社的生活对于周小红来说，是丰富多彩、紧张而又愉快的。她对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心满意足：一日三餐不用愁，唱唱歌、跳跳舞还有点心吃，天热点，两场演出之间还能拿到一杯美味的冰淇淋；间或发给她一些零用钱，更使她增添了几分欢乐的情绪。 是啊，这些在母亲身旁是无法得到的。她不禁把自己的一切都与这个“明月”联系在一起了。十四五岁的少女正是既懂事又不懂事，无忧无虑而又富于幻想的时候。她没有什么金色的童年，这段虽然短暂的日子，也可算是给予她的一种补偿。 小红学习得十分认真，剧社的同仁有目共睹，老师们愿意教这个听话的女孩子。原来“神圣”的钢琴，她每天见缝插针地摸索，居然也能弹奏几首简单的曲子了。 “明月”演出的节目有两个来源：一是承袭昔日中华歌舞团的传统节目，一是新编节目。此时的小红，只能轮上一些小角色，什么小鸭、小狗、小猫、小兔，总是少不了她的。 当年颇为著名的《三蝴蝶》是一出能演一小时的歌舞剧，主角三只蝴蝶由王人美、黎莉莉、胡茄分别担任，小红则在戏里扮演拟人化的小太阳。小太阳头上戴一顶有“太阳花”的纸制帽子，戏不多，在剧中却是能呼风唤雨的角色。小红天真活泼，穿插于台上跳来跳去，时而刮风，时而下雨，生气勃勃，演来令人喜爱。 经过半年多的培训，小红在剧社里渐渐显露出才华了。一次演出《特别快车》，主角王人美没有到场，可把大家急坏了。无奈之中抓小红临时抢装，顶了上去。结果出乎意料，未经排练的小红，居然也能顺利完成这次演出，并且同样博得了掌声。 从此，小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剧社也安排她担任个别小型节目的主角了。后来这个表演唱《特别快车》就成了小红经常演出的拿手节目，遗憾的是它属于“软性”一类的东西。 好景不长，严酷的现实使得明月歌舞剧社很快支撑不下去了。 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当时新兴的有声电影日渐发展，许多专门以营利为目的的制片商，把手伸得老长，发现有才华、有号召力的歌舞演员，就设法礼聘去拍戏。 首先，天一影片公司下手，拉去王人美、黎莉莉、严华、谭光友四台柱，拍了第一部有声歌舞片《芭蕉叶上诗》，这无异于给剧社开了一个被动的头。 相继而来，联华影业公司通过关系，把王人美拉去拍《野玫瑰》。紧接着又弄走黎莉莉，去拍《火山情思》。黎锦晖心情焦灼，台柱拆走，剧社断难继续维持。 1933年春末，明月歌舞剧社决定解散，借北京戏院作告别演出。告别节目是由黎锦光等人根据同名电影剧本《野玫瑰》改编成的大型歌舞剧。 已经被“联华”拉去拍电影《野玫瑰》的主角王人美，答应为剧社的告别演出当主演，以加强阵营招徐观众，筹集解散资金。海报贴出，许多小报也竟相哄抬。《野玫瑰》的锣鼓未响，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演出时值夏天，一日三场：下午两点、五点、七点半各有一场；场场均亮“满座”霓虹，可谓盛况空前。本来颇有点凄凉的散伙演出，竟被热情涌来的观众冲掉大半。 《野玫瑰》有这样的情节：男主角投身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在这里，作者加了一首《民族之光》的歌曲。这支歌唱出了时代的声音，高呼要“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 每当演唱这支歌时，台下总有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小红是这支歌的演唱者之一，演出之中她也常受到台下观众的感染，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一次，戏散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话题谈到《民族之光》。有人说“与敌人周旋在沙场之上”这句歌词太好了。此时，恰巧周小红和几个小姐妹也来了。有人看到周小红，大声说： “周小红，你的名字太俗了，上海滩少说也能寻出几千个小红来，依我看，还不如用我们唱的歌词中的两个字。” “什么字？” “‘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中的周旋呀！” “是啊，这句歌词多有气魄。”有人附和道。 此时，正在一旁吸烟的黎锦晖也兴奋地插道： “周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过她是个上海妹子，加个斜玉旁就更漂亮了！”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周小红的名字消失了。从此，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将要震动影坛歌场的名字——周璇！ 明月歌舞剧社半个月的告别演出将要结束了，虽然场场爆满，但毕竟越来越接近于劳燕分飞的局面，使人感到有些黯然神伤。因此，最后三天的演出，从剧社到后台，都弥漫着一种令人难受的告别气氛。 进剧社未满一年的周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她沉默了，无忧无虑的神情也不复存在了，似乎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人，或者说她忽然长大了几岁。因为她留恋这一切了，要知道这一小段经历是启蒙时期，是通向未来明星之路的通道。 此时，社友们都在忙着为自己寻找出路，有的谈靠亲戚去谋个差事，有的说凭一身力气去找点零工碎活混饭吃。严华这个从北京来的“头牌小生”，虽说上海有他的落脚点，但他准备回北京寻求一条经商之路。 好心的章锦文一直为周璇担心，她信步来到二楼男宿舍，严华忙着让坐。章锦文心直口快，说了几句便倒出了自己的心思。她颇带感情地对大家说： “剧社解散，其他人都没啥大问题，最苦的是周璇，她回家弄不好就要被她爹爹卖到堂子里去。” 大家听了都大吃一惊。章锦文把自己原先了解的一些情况，统统告诉了社友们。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们，血气方刚，颇有一些正义感，亦富于同情心。尤其对周璇，许多社友都把她当作小妹妹看。 经过一场七嘴八舌的议论，山东汉子张欣若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提出为歌舞艺术、为同仁寻找出路，重新组建一个剧社的大胆想法。严华基于对周璇的好感，又是她的国语老师，便首先附和，于是，“新月歌剧社”在七拼八凑的基础上成立了。 “新月”成立不久，先去苏州、无锡一带巡回演出，回到上海，卖座不佳，在观众中没有多大号召力，眼看又难维持下去，不几个月只得步“明月”的后尘，宣告解散。 天无绝人之路，胖姐姐章锦文和严华经朋友了惊介绍，认识一个叫金佩鱼的小开，他主动拿出一笔钱交严华办歌舞团。于是，严华又出面将周璇和“新月”的大部分人马组织起来，成立“新华歌剧社”。 为了扩大影响，剧社特地以重金聘请了当时在影坛有了名气的王人美、黎明晖、袁美云等红角儿来客串演出。因为影星联袂登台，同样出现了场场爆满的场面。 此时已是十六七岁的周璇，更比以前懂得发愤苦学，每天早起练声，虚心向人求教，弹弹唱唱，从不荒废光阴。她的嗓音日渐清亮，唱歌才华初露。一次电台举行比赛，她异军突起，压倒许多歌星，被选为仅次子白虹的第二名优秀歌手。这样，周璇一跃而成为剧社的女台柱了。 周璇的收入不多，而她的养父母的眼睛又紧紧盯住她的腰包，她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于是，她通过严华，常常跑电台唱歌，挣点收入。周璇在这一时期虽然是在小电台唱歌，但在上海广大听众中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为日后周璇获得“金嗓子”的美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新华歌剧社虽在一开始非常火爆，但由于它的不良思想倾向，编演一些“软性”甚至黄色的节目，违背了时代精神，回避了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现实。1935年，未满周岁的“新华”也宣告解散。 1935年，周璇在歌坛有了些名气，常到一些民营电台唱歌，也使她小有收入。同时，由于评论界龚之方的介绍和王人美等人的帮忙，她得以在电通公司拍摄的《风云儿女》中客串一个小角色，这便是她步入影坛的起点。 “新华”的解散，不像当初“明月”和“新月”的解散那样，叫周璇感到忧戚和茫然。周璇和严华告别同仁，边谈边走，由于两家住得比较近，所以两人同路。 “这次你准备怎么办？”严华表情严肃地问周璇。 周璇理解他的问话，笑着征询说： “陈铿然先生和袁美云姐想介绍我进艺华影片公司，你说好吗？” “那当然好！” “恐怕合同不长。” “你还管它长不长，进去几个月拍两部戏再讲嘛。”严华急忙坚定她的信心。 过不多久，周璇被艺华影片公司聘为基本演员。这是周璇做梦也没想过的事，她高兴得像只小鸟，整天在家里和公司之间飞来飞去。 女大十八变，矮小干瘦的周璇变得丰满妩媚了，那宽舒的额角，弯弯的秀眉，明净的双眸，以及常挂笑容的嘴角略向右翘的神情，都给人以和善纯朴、天真可爱的印象。 电影界同行对这个衣着朴素，举止文静，有时也很活泼的少女，普遍抱有好感，都亲切地叫她璇子或者小璇子。 周某和二夫人对此也非常高兴，他们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寄希望于周漩，巴不得她一夜之间红起来，成为影坛巨星，最终变成一棵“摇钱”大树。 但当时的小璇子还仅仅是个刚步入影坛的小演员，她每月几十元钱的固定收入也只能够这个家庭的一般生活开销，如果要买一件入时点的衣裳，还得精打细算一番。 周璇进了“艺华”之后，便开始忙碌起来。1936年，她先后参加拍摄了《花烛之夜》、《化身姑娘》、《百宝图》、《喜临门》和《狂欢之夜》等影片。 其中《狂欢之夜》是当时新华影片公司拍摄的，周璇插空去扮演了一个角色。 自从周璇从影之后，她家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不久，二太太辞去帮佣工作，再不久，他家搬出尚贤坊，住进静安寺附近的一个亭子间。 1935年“新华”解散后，周璇踏入电影界，而和她以前搭档唱歌的严华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严华走进“新华”后，仍旧“跑”民营电台唱歌来维持生活。有时，百代和胜利唱片公司也请他写点曲子，灌些唱片，收入也不算差。 此时，黎锦光找到严华，提出恢复明月歌舞剧社的主张。两人由于志趣相投，加上对当年“明月”怀念至深，一拍即合。 “明月”终于恢复起来了，由黎锦光任社长，严华任副社长，设址小沙渡路。经过一番筹划，“明月”准备到南洋一带去巡回演出。 1936年春天，“明月”动身去南洋之前，严华到周璇家，把自己要到南洋的事告诉了正在练唱歌的璇子。听到这个消息，周璇眼睛瞪得圆圆的，半天说不出话。 半晌，周璇才问道： “你几时动身？” “后天晚上。” “那你后天中午来我家吃饭。”周璇轻声细语地说道。 严华正要推辞，周璇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你一定要来呀！” 严华走后，周璇把请客吃饭的事告诉了妈妈。井要求做得丰盛些。自女儿从影后，养母的态度好多了。她知道周璇的意思，她也很喜欢严华。严华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各自谋生，他是个“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一的单身汉。他常在空闲时间来看周璇，一来二去，养母和严华都很熟了，养母也很喜欢他。 第三天的上午十点钟，严华买了一盒新鲜的奶油栗子蛋糕和两瓶绿豆烧，径自往周家走去。养母见严华来了，忙招呼他上楼。严华刚踏上楼梯，便听见周璇随口哼唱歌曲的声音。他放慢脚步，似乎不愿打断这柔美的歌声。 一曲唱罢，严华已经出现在周璇的身后，周璇一回头发现了严华，咯咯笑着说： “依真坏，不声不响，吓了人家一跳。” 严华随手放下东西，用食指靠近嘴唇“嘘”了一声。原来，这是严华教周璇国语时立下的规矩：两人见面一定要说国语，若是周璇说上海话，严华就“嘘”她。这样，便于随时改正字音。 其实，周璇取得今天这样良好的成绩，当然与严华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周璇十分感恩。严华呢，他由开始同情小红，尔后通过一起唱歌演出，逐渐喜欢这个纯真可爱的姑娘了。 两人随便聊几句话后，严华注意到了，房间重新收拾过，台子上摆着一盒精美糖果，五斗柜上的花瓶里也插上新鲜的月季，玻璃板下，压着各个时期的照片，有集体照，也有个人照。看起来，周璇今天的送别饯行是十分隆重的，严华心里想道。 时近中午，周璇忙着下楼端菜。筵席就在亭子间进行，大小碗碟几乎摆得小方台没有空隙。三个人各据一方坐下来，周璇原本不会喝酒，为了助兴她往自己杯子里倒了一口啤酒，也算是陪陪客人。 大家边谈边吃，相互夹菜。不知道为什么，席间周璇的话反而不如喝了老酒的养母多。她天真的笑容不见了，只是怔怔地看着严华。严华觉察到周璇情绪的变化，忙问道： “小璇子，你在‘艺华’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周璇摇摇头： “我只是有点头疼。” 养母随口答道： “天天拍夜戏，头怎能不疼，赶快去床上躺躺，起来便好了。” 养母说完，收拾起碗筷径自下楼去了。周璇和衣躺在床上。严华走到床边劝她好好休息，谁知周璇侧身，脸朝墙，一声不吭。严华不禁有点担心，往里一看，只见周璇在默默地流眼泪。 严华一阵心慌，连忙问她是怎样不舒服。而周璇只是摇头作答。严华不知如何是好，要去喊养母来。周璇立即翻转身来，说道： “你此次到南洋，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 “唉，我要不是和‘艺华’订了合同，我一定会和明月社一起去南洋演出。” 严华无语。周璇从枕头底下抓出一个黑色薄面的日记本，递给站在床前的严华，郑重其事地对严华说： “这本日记是我写的，你拿去，等你上了船再看。” 严华不无好奇地问： “为什么要等上了船再看？” 周璇面带羞涩地说： “我写得不像样子，现在看了难为情。” “谁都知道你没有上过什么学，写得不好有啥难为情的。”严华说着就要去翻。 周璇急忙坐起制止，说如果现在看她就收回。严华看她杏眼圆睁，说得那样认真，也就尊重了她的意愿。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才匆匆告别。 入夜，开往南洋的海船驶出了吴淞口，严华躺在铺位上休息，一种不可名状的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他忽然想起中午在璇子家吃饭的情景，急忙坐起，从提包里取出那个黑色薄面的日记本，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 日记本里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迹，看起来很费劲。严华似乎预感到什么，一口气地读下去。忽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日记上。那是记载她当初因摸钢琴被一位提琴师踢倒在地上，严华打抱不平，替她讲话的事情。 读着读着，严华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啊，璇子爱上我了！”严华心头一阵热，血涌到脸上来。现在，他是多么希望这条开往南洋的巨轮，马上掉转头开回上海。 从此，严华每到一地演出总是先跑邮局，把预先写好的信投进信筒。他归心似箭，在泰国、新加坡的几个城市的演出结束之后，再也无意实现原先遍游南洋各国的计划，就收拾行装回国了。 严华回到上海，顾不得旅途劳累，仆仆风尘，匆匆直奔周家而去。两人一见面，顿时无言，周璇脸涨得红红的，羞涩得说不出话来。等严华打开了话匣子，她才慢慢适应，又恢复了自然朴实的本色，有说有笑，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他们说妥了，决定马上订婚，明天就去金铺打一对婚戒，刻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信物”互换了戴在无名指上。同时，商量着换房子搬家的事情。 不几日，严华在愚园路愚园村租了一套住房，把周家母女从静安寺接了过去。从此，严华和周璇同居了。 1937年春天，明星影片公司准备筹拍《马路天使》，这部影片的编导是个有胆识、敢于创新的青年艺术家，他叫袁牧之。影片的男主角已定好了，女主角未定。袁牧之为此苦苦寻觅。 其实，倒不是明星公司没有女明星，而是能把《马路天使》女主角演好的女明星确实不多。袁牧之搜索枯肠，纵目影坛“觅知音”。突然，他想起一个人，她就是常跑电台的周漩，歌喉圆润甜美，很有魅力。 袁牧之认识周璇，他在主演《风云儿女》时，周璇在戏中客串一个小角色。更凑巧的是小璇子的原名也叫小红，在某些方面与《马路天使》里的女主角小红有相似之处。袁牧之想到此，决心启用周璇。 但这时候问题来了，周璇并不是“明星”的基本演员，她是“艺华”的台柱子，“艺华”能放吗？袁牧之决定用“明星”的台柱演员白杨去交换。这一来果然奏效，于是周璇顺利地进了“明星”的摄影棚。 那一天，周璇穿着一件淡蓝色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平底搭绊的黑皮鞋走进摄制组。周璇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笑盈盈的，但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低着头，不敢正视在座的明星们。 这时，一些见过世面的摄制组成员，根据这些“初步印象”不禁对周璇是否能胜任这部戏的女主角表示怀疑，同时，也为袁牧之的大胆抉择感到担心。 作为一名优秀导演，袁牧之独具慧眼，他清楚地看到了：周璇的身世、年龄、经历、气质以及外貌和唱歌才能等等，对扮演小红这个角色都十分有利。 果然，在导演的启发和帮助下，戏排得非常顺利。周璇理解人物，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使现场拍戏的内行人无不惊讶，无不赞赏。后来，袁牧之初看样片时很是兴奋，认为小璇子把他所要着意塑造的小红演“活”了，演“绝”了。 由于周璇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数年的艺术实践，使她能深刻体味到小红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从而能够准确把握这个卖唱歌女的艺术形象。 《马路天使》这部影片生动地再现了三十年代都市下层的人们——小歌女、吹鼓手、妓女、报贩、失业者、剃头师傅、小贩等的悲惨生活，尖锐地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 由于影片取得很大成功，各种进步报刊竞相宣传，一片赞誉，影片的几名主要演员受到了广泛称赞，其中对周璇的评价尤为突出。 另外，影片中的两支插曲，都达到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平，经周璇的歌喉唱出，引得街头巷尾争相传唱，风靡当时的上海滩。 周璇红起来了，以前她拍的几部戏，包括她主演的片子，都没有能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而《马路天使》的一举成功，则使她在广大观众中声誉鹊起。她在这部影片取得的成绩，无疑为她日后登上影坛大明星宝座和独享歌场“金嗓子”美名，起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刚过，“八·一三事变”又起。周璇拍完《马路天使》以后，“艺华”马上把她从“明星”要了回来，继续履行合同。唯利是图的老板在抗日烽火烧到脚底下，为了钱的驱动，继续叫周璇连拍《满园春色》和《三星伴月》两部“软性”歌舞片。 “八·一三”后，周璇与严华应上海艺社社长刘达良之邀聘，参加该社去菲律宾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地，向爱国华侨讲述着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的情况，唱抗日民族歌曲，演爱国节目，演出极为成功。 夏天到来之际，周璇与严华回到“孤岛”上海。两人回来后，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北上，到严华故里北平去完婚。于是，周璇随同严华，轻装登上了北去的海船，再由天津乘火车到北平。在火车上听了严华富有感情的介绍，周璇刚跳下火车恨不得能飞步奔向天安门，奔向王府井，奔向西山，奔向颐和园，奔向…… 谁知道，刚出站口，两人愣住了，几个全副武装、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在检查旅客的行李，搜旅客的身。看到这里，周璇早已心驰神往的天坛、北海、西山等地顿时没有了情趣，她恨不得早些到严华的家里去。 严华早年丧父丧母，严华的大哥大嫂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住了几天，他们便把大喜的日子择定。 就在这时候，严华的小时同学专程从天津赶来，要严、周到天津大光明大戏院去唱歌，严、周觉得到天津挣些钱再回来结婚也不迟，于是决定跑一趟码头。 在天津，严、周的演唱，使戏院老板赚足了钱。就在两人准备离开天津时，一个神秘之客找到他们，要他们去长春“满影映画社”拍片。两人一听名字，便知是日本人办的“企业”，于是婉转拒绝：“等我们回北平办过喜事再说吧。”来访者只好怏怏而回。 返回北平，两人草草办完婚事，觉得北平不可久留，以防有人再来找麻烦，便乘上车直奔上海。 1938年的秋天，国华影片公司成立了。 一天，上海金城大戏院的L老板，急急忙忙坐车来到周璇家，告诉她说，他和二哥办了“国华”，并以“过房爷”的身份邀请周璇去当“台柱”，替他们公司“撑市面”。 提起这位“过房爷”，倒要补叙几句。那还是五年前的春天，新华歌剧社第一次在金城大戏院演出时，L老板认识了小璇子。他到后台来玩，见天真活泼的小璇子和几位女演员边化妆边谈笑，便凑趣地走上前去，弯下高高瘦瘦的身子，拍拍小璇子的肩膀，眯缝着眼睛问： “小璇子，你叫我啥？” 小璇子坐在镜台前，不假思索地回答： “叫你L老板呀！” L老板摇摇头，笑着说： “叫我‘过房爷’！” 小璇子歪着脑袋，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站在自己身边的L老板。同仁们都笑了。从此以后，“过房爷”便叫出了名。其实，这位“过房爷”只不过比“过房囡”大了个七八岁。 此时，周璇离开影坛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时间越长，她似乎对五光十色的水银灯下生活就越发产生一种怀恋之情。再加上“过房爷”三番五次地劝，周璇就认可了。而严华通过一些关系，到了“百代”做事。 一天，周璇刚踏进朋友了惊家，丁悚马上告诉她，“爵士”要请她去参加青岛电台开幕播音。周璇回答说： “‘国华’要我拍戏，不能去唱了。” 了悚不无讽意地笑着说： “你现在架子大了，老早新新公司游乐场你都肯跑来跑去嘛！” 丁悚哪里知道，周璇此时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任凭周璇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殊不知，热心的丁悚已越俎代庖，事前满有把握地答应了人家这笔生意，连播唱广告都登出来了。 周璇向来看重友情，此事真是左右为难，她心里急得要哭，回到家里直跺脚。当晚，天还没有亮，她便觉得浑身不适，不多时即“见红”，流产的预兆已经十分明显。严华急忙找来救急车，把她送进红十字会医院。 人躺在医院还未治疗，电话便跟进医院。为了顾及大家面子，也为今后考虑，周璇只好屈从。于是，她中断了治疗。 电台揭幕仪式开始了，不一会儿，轮到歌星周璇演唱。一曲刚罢，她便眼冒金星，突然晕倒在地。当场四座皆惊，相顾愕然，电台管事人立即将她送进了红十字会医院。 一进医院，医生便开始打针安胎，但已为时太晚，终于流产。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周璇出了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出院之后需休养一两个月。可是，周璇刚回到家，L老板来登门“拜访”来了，要周璇马上拍摄影片《孟姜女》。 严华急忙说： “这可不行，要拍戏也得等璇子身体复元。” L老板淡淡一笑，说： “我也是为璇子着想，今朝日脚好，只要伊露露面，出出场，参加一下开拍仪式就可以了。要不，领衔主演缺席，太煞风景啦！” 这毕竟是与“国华”的第一次合作，周璇只得答应了。 在L老板的精心安排下，周璇一跨进摄影棚，就又是“试装”又是“试镜头”，“节目”一个连一个地延续下来。一夜夜、一天天，周璇在摄影棚里度过。 就这样，周璇凭着自己年轻，拖着还未复原的身体，投入了《孟姜女》的拍摄。总共花费了一个月左右的工夫，影片完成了。 周璇拍《孟姜女》是被“过房爷”拉来仓促上阵的，连拍片合同都没签。L老板凭籍“过房”关系，利用周璇在《马路天使》和歌坛已经崭露头角的影响，使《孟姜女》赚了一大笔钱。 然而，这位“过房爷”是个出名的悭吝人，他付给周璇的报酬并没有因为是“过房”关系而优厚。虽说周璇也是挂名领衔主演，她的所得却没有陈云裳、袁美云等影星领衔主演高。 由于《孟姜女》里面安排了许多“时兴小调”插曲，周璇歌喉超群，一唱轰动，使其上座率高于其他公司出品的“古装片”。 L老板深诸行情，他十分担心同行业主把周璇“挖走”。为了不使这位年轻的“女财神”跑掉，他挖空心思说眼“过房囡”签下了长期合同，企图用这根无形的绳子把她牢牢拴在“国华”。 L老板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7章　大碗拿外遇抗拒外遇　小报用谣传对付谣传 大碗拿外遇抗拒外遇小报用谣传对付谣传 且说继《孟姜女》之后，周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着为“国华”拍了《李三娘》、《新地狱》、《七重天》和《董小宛》等几部影片。这些迎合逆流的“古装片”，为L氏兄弟公司赚足了钞票。什么“民族恨”、“国家仇”都被敛财成性的老板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此时，享有领衔主演大名的周璇，也自然地成了“国华”的一根台柱。当年“国华二周”（周璇与周曼华），在“孤岛”影坛一直被制片商们视为两棵“摇钱树”。 L氏兄弟创办影业公司虽然时间不长，但与其他历史较长的同业相比，经营手段颇“辣”，很有一套本领。 L老板，兄，人称二老板，爱躺在烟榻上出主意；其弟，人称三老板，他里外一把抓，上下兜得转。作为一个开戏馆，办影业的老板，在当时的社会里，都要有自己的“靠山”依仗，否则、别想办下去。 L氏兄弟早年各自拜了一个“老头子”，着实壮大了家族的声势。二老板拜的是陈世昌，三老板拜的是杨顺铨，都是上海滩的地头蛇、大流氓。L家除了有陈、杨两座“靠山”，还与一些“党国要员”、“社会闻人”有来往。因此，“国华”堪称有财有势的电影厂家。 为了与同业竞争，L氏老板不惜工本利用各种宣传手法，吹嘘“国华”制作的影片，把“二周”捧上了天。周璇逐渐成了上海滩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报章杂志追逐的目标，包围的对象。“金嗓子”名声日隆，甚至达到了取本名而代之的地步。 “金嗓气”名气山响，周璇却受到“国华”两年合同的制约，并没有随“过房爷”发财而增加更多的收入。 几年来，周璇的经济并不富裕。这是由于“孤岛”币值屡贬，物价飞涨，抽大烟的养父不时上门伸手，养母无日不酒，家庭开支上升。严华为了“开源”，与同学和朋友共同集资办了中国唱计厂。严华因投资有限，所得红利仅可以填补严、周的开销。 此时，周璇已从愚园路愚园村搬到姚主教路懋林新村。这一带属“法租界”，各色洋人与少数“高等华人”麋集于此。这里的条件比愚园村好得多。 在这里，一些小报记者常来登门拜访，有时候，两家报馆的记者不期而遇，竟在周家碰头“交换新闻”。对这些“无冕皇帝”，周璇一律热情接待，小心侍候，唯恐得罪了他们，说不定哪一天让你出乖露丑。 其实，周璇并不擅长这种应酬，和他们谈话也显得局促拘谨，拙于辞令。她虽然讨厌那些世俗舞台上的繁文缛节，但也总是无可奈何地扮演着自己并不想扮演的角色。 周璇原本不艳羡衣着，亦很少刻意修饰。然而，难禁这风熏气染，她看到比自己阔绰的同行姐妹们都穿上了昂贵的灰皮大衣，也希望能有一件，否则，又怎能与“金嗓子”声名相符。 作为丈夫的严华，他完全了解妻子的这种心情，何况也有损自己的体面。于是，他咬咬牙，设法凑齐了一千多元钱，带着璇子跑到皮货店买了一件非常入时的灰背大衣。 这一天，周璇高兴极了，在三门大橱的穿衣镜前左盼右顾，试了又试。小夫妻为此也嘟嘟囔囔地埋怨了视钱如命的L老板。 严华不满地对周璇说： “这次订两年合同，咱们上了L老板的当了，他还自称是你的‘过房爷’呢，我看连屁都不如！” “哪知道他是这样吝啬的人呢。”周璇也小声地说道。 “以后拍戏不要犯傻了，只和他们订部头合同。” “你放心了，我不会再干这种傻事了。” 冬去春来，周漩已在为“国华”拍第六部电影了，这影片叫《三笑》。整个拍摄工作都是在神秘气氛中进行的，而且L老板三令五申要大家“守密”、“爆冷门”。 端午节前不久的一天，L老板带着导演张石川匆匆赶到摄影棚，对已经集合在那里的演职人员宣布：这部《三笑》要七天七夜赶拍出来！ 接着他带着满脸严厉的表情，把理由讲述了一遍。原来，他获得了“艺华”刚用七天七夜拍完一部《三笑》的情报，为挤掉“艺华”的放映市场，无论如何也要和这个对手“别苗头”（争高下），抢出这部同名、同题材的“古装片”。 他分析了“国华”的有利条件，认为“艺华”的领衔主演李丽华，无法和正在“走红”的“金嗓子”相比，说：“只要在里面多弄几只歌曲，准定叫他们吃瘪。” 为了和“艺华”争高下，L氏兄弟动足了脑筋，冒着一定的风险从人家那里把白云“挖”了过来。 当时的白云，是个影坛上显赫一时的“风流小生”。这位小生并非因为演技精湛，而是由于常扮演一些偷香窃玉的角色，使一些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小姐、姨太太为之倾倒。自然他与“金嗓子”搭档拍戏，对一般小市民观众来说，无疑是“珠联壁合”了。 为了争分夺秒地把片子抢出来，根本无人去谈论什么艺术，整个摄影棚成了一座变相的营房。所有演职人员都被关在里面，谢绝与外界往来，无暇和家属会见，茶饭有人送，睡觉各自乘拍戏空隙，寻个角落和衣小憩，随叫随起应差。二十四小时“流水作业”，人歇机不歇，七天七夜硬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弄得个个精疲力尽，叫苦连天。 周璇因为流产，虚弱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起初还能勉强应付，但三天后，体力渐感不支。有一次，璇子在景片后面小憩，L老板就命人把她叫醒，气得璇子愤愤地说：“老板把我们不当人。” 根据有关记载，1940年6月3日，“艺华”登出广告上演《三笑》，“国华”仅仅晚了七天，亦即于6月10日正式放映《三笑》。这“两华”公司，在影坛竞演了一场七天七夜拍部戏的闹剧，其“精彩”程度，是完全超出了两部《三笑》影片本身的。 “国华”的《三笑》由于“金嗓子”的歌喉迷人，白云的“卖相”占了点便宜，所以其号召力远远超过了“艺华”。 L氏兄弟不禁喜上眉梢，自感“国华”在今后的影坛角逐中，大有占据上风的希望。他们乘热打铁，准备抢拍《孟丽君》和春明影片公司打擂台。但L氏老板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没有被别的电影公司打败，却被周璇的出走弄得焦头烂额。 却说周璇折完《三笑》后。一扫脸上阴霾，露出了和悦的笑容，她想自己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严华还是有些不放心，他问道： “这次，你能休息一段时间吗？” “你放心，‘过房爷’讲过，《三笑》下来，让我好好休息休息！”天真的璇子满有把握地回答丈夫。 严华还是有些不放心，追问道： “他真的能让你休息吗？” “你放心好了。” 可是，周璇哪里知道，那位“门槛精”的“过房爷”，已经又在打她的主意了。璇子在家休息还未满一个星期，L老板就派人上门了。 那天午睡过后，严华为了不打扰璇子，抱了一叠曲谱，到北面养母的房间里去写曲子。养母则坐在楼梯过道上打吨儿。忽然“国华”的一位工友径直跑上楼来，养母揉揉睡眼，问明工友来意，只好让他去见女儿。 周璇见工友至此，不知何事。便问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周小姐，三老板派我来送拍戏通告。” 周璇先是一愣，随即展开细看。当她看到明天就要自己去大木桥路摄影棚，拍新戏《孟丽君》时，突然眼冒金花，两行热泪顺颊而下。不知底细的工友，站在那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养母见此情况，连忙把女婿从屋里叫出来。 “璇子，怎么回事？” 璇子并不作答，顺手将拍戏通告递给丈夫。 严华看完通告，不禁怒道： “岂有此理，真是不把演员当人，退回去，咱不拍了。” L老板得知此事，脸色铁青，他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演员敢把通告退回来的，他想，不给周璇一点颜色，她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于是，他抓起电话拨通了周璇家： “怎么啦。为什么把通告退回来？！” “我身体不好，吃不消……” 没等周璇把话说完，“过房爷”再也按捺不住，霎时间露出凶恶的本相，对着电话嚷道： “什么东西，不拍砍断你狗腿！” L老板说完，没等周璇讲话，“啪”的一声，便把电话挂了。此时的周璇又气又怕，六神无了主。 严华也知道L老板的厉害，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想了半天，严华拿定了主意，决定要周璇带着养母到外面暂时躲避一下，自己再去问他要人。 那L老板虽怒气冲冲挂断了电话，但又有些后悔，如今的周璇，毕竟与当年在金城大戏院后台认“干亲”时的璇子大不相同了。“金嗓子”在“孤岛”影坛的地位不可忽视。再说，以后还要靠她赚钱，自己难道还能跟钱生气，过不去。 考虑再三，L老板想亲自用“软功”来收这个场。第二天，他仍旧坐在沙发上，拿听筒拨电话。这回，来接电话的是严华。 严华拿起电话一听是L老板，心想：我正想打电话去向你要人，想不到你却耐不住，先挂来了电话。于是，严华趁势和他在电话里打起了“太极拳”： “L老板呀，你好啊，什么事呀！” “哦，璇子在家吗？”L老板急于想听到周璇的声音。 “璇子？璇子不是被你叫去拍戏了吗？” “拍戏了？她没有来呀，大家都在公司等着她呢。” 听了L老板的话，严华故意装着紧张的口吻说： “什么！璇子没去拍戏，那她到哪里去？” “我哪里知道呀？” “好呀，你还说不知道！璇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是你逼的！” 你一言，我一语，严华和L老板当场在电话里打起了“唾沫官司”。 L老板哪知周璇躲了起来，在电话里，他虽然嘴巴硬，但心里已有几分紧张。他明白，如果惹出什么大事情，自己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不说，社会舆论对他不利，那严华也会找他拚命的。与严华通完电话后，便匆匆出门，开着小汽车四处去找周璇。 从法租界到英租界，从虹口敌占区到南市城隍庙，从周璇的小姐妹家到一些相熟的电影公司，凡是璇子可能去的一些地方，L老板都一处不漏地去寻访了一遍。人海茫茫，无异于大海捞针。结果，威风凛凛的L老板，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摄影棚。 周璇“失踪”，惊动了整个国华影片公司。大家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矛头却都是集中指向L老板。 L老板虽然为周璇的失踪而后悔不已，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影片，因为他还要靠电影赚钱呢。在走投无路之时，L老板决定打另一张‘周牌”——请出周曼华，李代桃僵。 严华至此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既“整”了一下L老板，又使璇子毫无干忧地得到了一次真正静养的机会。这着棋可谓高明。 一段时间后，周璇和养母回到家，严华特地为“失踪”一段时间的母女俩接风洗尘。家宴散席后，严华给L老板打了电话，说璇子自己回来了。 L老板哪里是等闲之辈，他心里知道这次“失踪”事件是怎么回事了，他在电话里不冷不热地说道： “事体我都晓得了，只要你们夫妻好嘛……” 严华哪里知道L老板话里的含义，时隔不久，严、周之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严华这才感受到L老板的老奸巨猾，才知道L老板这句话的厉害。 L老板对周璇璇“失踪”事件非常看重，他根据掌握的情况，作出了判断：周璇虽然性格上有执拗的地方，但涉世不深，未必有这样的胆量和“法道”。“失踪”这出戏的导演必是严华无疑。 L老板在想：要想拴住周璇这根台柱子为自己赚更多的钱，必须排除来自严华的’干扰”，只有如此，才能掌握控制权。 于是，L老板对周璇改变了方针，采取了一番“疏导”的办法，不仅在生活上多方关怀，而且进一步通过各种手段来吹捧“金嗓子”“超卓的艺术才华”。 此招非常见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迎合了周璇的虚荣心，使她感到飘然陶醉。她与L老板的接触比以前多了起来，逐渐成了升平街L家的一名常客。 L老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了对周璇的控制，他的另一招也开始实施了。这一招更阴险、狠毒、防不胜防。 一天，周璇正在摄影棚里拍《梅妃》。她与饰演唐明皇的男主角配合默契，进入角色也快，整场戏演得卿卿我我，缠绵悱恻。一组镜头拍完，导演张石川感到非常满意。 周璇来到导演身边，问道： “张先生，这场戏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张石川说： “璇子，你演得好极了，既演出了妃子争宠的‘醋意’、‘妒意’，又演出了妃子失宠的痛苦……” 这时，坐在一旁的L老板接过张石川的话头说： “女人家一往情深，男人家喜新厌旧，结果倒霉的还是女人 上海滩风月女明星家！璇子，你讲讲看，你们女人家为啥要对男人家痴情？” 璇子莞尔一笑，并未作答。 张石川却调侃道： “这个问题，尊夫人最清楚了！” L老板解嘲地说： “我可是个老实丈夫啊！” 拍戏散场后，L老板照旧邀璇子坐上自己的汽车，请“金嗓子”到新雅饭店吃馆子。 周璇与L老板肩并肩地走进了这家著名的广东大菜馆。他们上楼找了雅座，各人点了几样自己最爱吃的名菜，要了一些饮料。他们一边吃一边谈了起来。 L老板逐渐把话题引到璇子丈夫的身上，他说道： “璇子，不知你听说没有，最近外界在传严华有‘外遇’的新闻。” “不会吧，那些只是传闻而已，严华不会干出对不住我的事。”周璇并不相信传言。 “璇子，我可是对你关心才跟你说的呀。俗话说得好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何况，××女歌星你是认识的，她整天要严华教她唱歌并给她录相，时间一长恐怕要生事。严华和那个女歌星形影不离，早已引起众人的议论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听到L老板的这些话，璇子的神色突变。L老板觉得目的已达到，便又自言自语道： “其实，你说得也对，这些毕竟都是传闻，你也不必太相信那些闲言碎语。何况这类事情也是很容易被人夸大其词的。” 说也奇怪，这种传说，你越是劝听的一方不要去相信，那听的一方就越是觉得有几分可信之处。此时，周璇对满桌的佳肴已是熟视无睹，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怔怔地发愣，嘴唇也有些哆嗦。 当夜，周璇回到家里闷闷不乐，和严华招呼也不打一声就钻进被窝。 周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桩桩往事无不勾起她的回忆。她想得很多，把严华婚后的表现精心地梳理了一遍。尽管她并没有找出丈夫有“外遇”的迹像，但L老板一番有鼻子有眼的话，却始终像阴影一样，时刻笼罩在她的心头。 这对年轻的夫妻，感情一直是不错的，他们的结合，曾引起过不少影剧界同行的羡慕，婚后两年，他们夫妇之间虽也有过一些口角，但彼此并未心存芥蒂。 但此后，周璇在L老板的“关怀”下，在不知不觉中，觉得原先心目中的丈夫，慢慢开始“变形”。她目己也渐渐地改变着形象。 严华哪里知道，周璇此时已有报复之心：嗯，你做丈夫的能有“外遇”，我为什么不能有“外遇”，更何况我是影界鼎鼎有名的“金嗓子”呢。 于是有一位年轻人，就这样突然地闯进了周璇原先平静的家庭。那个年轻人，我们权且称他为何先生吧。 何先生原先是个业余的话剧爱好者，常寻找机会客串演出以过“戏瘾”。后来，他登上专业舞台．当了一名话剧演员。他因慕“金嗓子”之名而认识了周璇，后来成为严、周家的客人。 此人生性诙谐机灵，很有鉴貌辨色的本领。当璇子愁眉不展时，他能想出种种办法，逗得她哈哈发笑，就连丈夫严华和其养母对他也抱有相当的好感。 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使严华再也忍耐不住了。 1941年初，“金嗓子”在影坛的地位更加显赫了。L老板为了搏取璇子的欢心，他特地用“国华”的名义声明；下面一部新片《夜深沉》，由周璇自己挑选满意的男主角作搭挡。此招非常见效，顿使“过房囡”对“过房爷”怀有一种不曾有的亲切感。 这次，周璇挑选男主角爆了个“大冷门”。她没有邀请以往与自己搭挡过的影坛著名“小生”来“加强阵营”，再度合作，却起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何先生作男主角。 从此，璇子与何先生日渐密切，上班一同跨进摄影棚的大门；下班，双双背影又一同消失在街头巷尾。 一次，刚拍完夜戏，周璇叫了辆小车，请何先生一起到霞飞路一家法国人开的咖啡馆吃夜点心。俩人找了个“火车座”，面对面地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喁喁私语，笑声不断。时近午夜，俩人肩并肩走出咖啡馆，并未立即回家，而是手挽手地在街头倘佯。 这里是法租界，欧美式的“夜生活”依旧，纵目街头，到处装点着五光十色、怪里怪气的霓虹灯，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店铺“洋风”四溢，大有“东方巴黎”一角的景象。此时，周璇与何先生无心欣赏霞飞路的“升平世界”，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的低语柔情中。 午夜钟声敲响时，严华并未睡下，他在想；刚才打电话去摄影棚，工友说周璇和何先生是一起离开的，现在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近来，严华倒是听说过璇子与何先生交往“过线”的议论。还有人告诉他，何先生在辣斐大戏院演出话剧时，周璇几乎是每场必到，而且常在幕间跑到后台与何先生交头接耳，又说又笑…… 想到这里，严华不但疑心重重，更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自己正正派派，反被人加上有“外遇”的罪名？这是多么厉害的’倒打一耙”啊！ 严华正想着心事，忽然听到大门的响声，他匆匆走出卧室张望。借助昏暗的路灯，他看见璇子与何先生手拉手地走进来。作为一个男子汉，没有比见到此情此景更冒火的事了。 严华脸色十分难看，冲着何先生说： “请你以后不要再送了！” 周璇咚咚地进入卧室，大发脾气，指责道： “姓严的，你也太不通人情了，你不讲礼貌，训斥好心好意送你夫人回家的朋友。你要向人家道歉，明天就去！” 周璇的这番话如同汽油桶遇着了火，严华爆炸了，指着周璇怒吼道： “你放屁！” 从此，这个和美家庭开始出现缝隙，而且裂缝越来越大。 却说严华和周璇发生正面冲突之后，周璇和何先生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他们我行我素，对周围的社会舆论置若罔闻，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 L老板对周璇这些举动不但不加以制止，有时反而怂恿她。他知道，只有如此，才能摆脱严华的控制；只有这样，“国华”垄断“金嗓子”的计划才能顺利进行。他为能一报严华策动璇子“失踪”的前仇而高兴。 此时，严、周家已从懋林新顿搬入国泰新村新居。这天早晨，周璇起个大早，忙着洗、扫，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尔 后，又到街上买来鲜花、糖果和西式干点。 去唱针厂上班的严华，突然返回家取东西，看见桌上摆放 的糕点，颇感异常。他问道： “今天有谁来作客？” “何先生。” “何先生？！”严华眉头一皱，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是他！你怎么样？”周璇的语气明显具有挑战性。 严华岂能容忍，三两步走到桌边，伸手一橹，几只刻花的玻璃碟子摔得粉碎。 夫妻两人大吵大闹。 严华厉声警告妻子，不许再与何先生来往，不然，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说完，取了东西回工厂去上班。 不多时，何先生穿了一套新制的西服，捧着鲜花，兴冲冲地来到周家。只见室内满地狼藉，璇子正在啼哭，他不禁大惊失色。养母发现何先生后，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他知道此事不好，倒提着花束掉头离去。 周璇感到丢了面子，午后，她跑到L老板家里哭诉了一通。这正中L老板下怀，他当即再三表示：“国华”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影星，往后严华若再欺负璇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过不几天，突出传出了周璇“服毒自杀”的惊人消息。这一来，首先震动了国华影片公司，L老板手下人带头向严华发难，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 有一家小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 “恶丈夫有意施虐，‘金嗓子’无辜受害。” “大明星周璇因一时口角，不堪忍受其丈夫严华的侮辱，昨晚借寓于一家旅馆，含愤服毒自杀，幸为茶房觉察，及早抢救，方免于难。” “周璇服毒自杀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她与丈夫大闹之后出走，时至深夜未归。严华也着实担心，弄了部车子四处寻找，仍不见妻子踪影，严华只好呆坐在家里等候。将近午夜，房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严华和养母急忙迎了出去。原来是“过房爷”L老板扶着周璇回来了。 未等严华开口，L老板先把严华拉到一边，轻声地说： “璇子在八仙桥一家旅馆里服毒自杀，被茶房发觉，打电话给我，是我开车子去把她接回来的……” 就这样，“金嗓子”“服毒自杀”的消息马上传开，不胫而走。 1941年的春天过去，“孤岛”的气氛日益紧张起来，但“孤岛”的一些制片商却发了横财。他们趁外国影片不能大量输入的机会，拼命拍一些“软性”影片，麻醉民族意识，涣散人民斗志。 周璇进“国华”两年多来拍的十几部戏，尽属那些“软性”影片。这些影片，在腐蚀大量观众的同时，也腐蚀了她自己的灵魂。原先单纯质朴的小璇子，无论是思想、性格或作风方面，都起了不少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也影响了她所走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 于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成为周璇和严华两人终生的遗憾。 一天晚上，周璇突然深夜未归，严华回到家里，看到养母也不在家中，开始他并未介意，到了夜里2点钟时，璇子和养母还是未回。严华着急了，越想越难消除胸中的疑云。 他想：璇子也许在拍片，因为又一部“鸳鸯蝴蝶”片——《解语花》正在摄制中。于是，他抓起电话询问妻子的下落。 大木桥摄影棚值班回答：今朝夜里没拍戏。金城大戏院经理回答：今朝夜里没试戏。L老板家里佣人也回话是：根本没来过。 严华马上产生一种预感：情况不妙！他急忙打开家里三门橱查看。两本银行存折和一些金银首饰都不见了，唯有抽屉一角，剩下两只订婚戒指，依然在那里闪闪发亮。 这显然是经过一番预谋策划的行动。严华认为，单单璇子本人是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严华想，要赶快想出一个对策来。于是，他找到了同学、好友一起商量，唱针厂经理和董事长吴发菜认为，这是一起“卷逃”事件，必须进行法律起诉。 于是，他们请来了复旦大学的陈承荫律师来帮忙。陈律师很快想出一套办法：首先，由陈律师出面，找了《大公报》的熟人，用严华的名义登出一则“启事”，内容为：周璇突然于×月×日“卷逃”。 启事登出后，一些不明就里的观众，还以为是电影公司拍戏做广告。也有不少影迷特别起劲，他们将信将疑地打电话到“国华”询问，一时间，闹得上海滩满城风雨。 此时，许多“帮忙”“帮闲”的小报记者，更是觉得有文章可做，他们蜂拥而出，大抢“新闻”。还有少数小报记者神通广大，竟然想方设法采访到了“失踪”的周璇。 十里洋场的各种小报、刊物，最热衷刊登这类涉及名人隐私的所谓新闻，几天内出现的大块小块文章多得吓人。这些文章，大都是笔者捕风捉影、任意发挥的“杰作”。有的地方，竟被穿凿附会地描述得“神乎其神”，离开事实可说是十万八千里。 “卷逃启事”登出不久，周璇就公开在“国华”露面了。她寄住在“过房爷”家里，受到公司的“保护”，继续拍她未完成的影片。虽然她正式提出离婚，但内心也不无痛苦。往日的感情回忆，各种社会舆论的袭击，都对她产生了一定的精神压力。 非常有趣的是，这次发生的“卷逃”事件，双方主角还没有打起官司来，一些小报记者却分成了“支周”和“支严”两派，各自利用手里的阵地，“短兵相接”地打起笔墨官司来了。一般说，小报记者中的“元老派”同情严华，他们指责周璇喜新厌旧，背着丈夫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来。而“支周”的少壮派”，一致斥骂严华借故虐待娇妻，限制美眷的自由，图谋榨取大明星的钱财。 在这次“卷逃”事件中，L老板以空前的热情介入。他一反悭吝习性，花费自己的财力、人力去“包打官司”。为周璇，他先后请了十八个律师出面活动，并让自己的心腹老文书，人称“沈老夫子”的沈菊三，捉刀代笔写状子。 严华请出陈承荫律师告妻子“卷逃”，是想压她交出细软，而后回心转意，重修旧好。他也看出L老板的居心所在，因此，他始终不提离婚二字。 此事一拖数月，严华就是不轻易松口“离婚”二字，L老板很是着急。他见此路不通，就请出上海滩的大流氓韩正平插手干预。 此人原来是个二流子，日本人攻占上海，韩正平投靠汪伪，扶摇直上，充当汉奸头目。像这样的流氓“大亨”，染指一个离婚事件，何消费其吹灰之力。 于是，严华家的门窗玻璃被小流氓砸坏了，时常还接到恐吓电话：“姓严的，识相点，赶快离婚吧，不然，你的小命就拴在你的裤带上。”接着，陈承荫律师也是同样结果。两人一商量：还是离吧，再不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僵持了半年多的离婚案就此了结，严华同意与周璇分手。周璇交还了属于严华的存折，卷走的细软也各自平摊。 离婚后，周璇的生活毫无生气。一是寄住在L老板家里，有些寄人篱下。二是除了拍片，就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了。这样的日子一长，周璇渐渐感到有些烦躁不安。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璇好像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可究竟失去了什么，她也很难回答得清楚。起先，在闹离婚时，恨不得立刻与严华一刀两断。当双方解除婚约时，周璇也感到过从未有过的轻松。但现在，她又觉得有些怅然若失了。 周璇为此苦恼不已，但L老板却欣喜不已，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摇钱树”再不会受外来干扰了。周璇虽尽心尽职为“国华”卖力，但L老板对她的经济榨取是相当厉害的，她的拍片酬劳比与她并称“国华二周”的周曼华都低。 回想当年拍摄《马路天使》时的情景，周璇是多么怀念袁牧之大哥、贺绿汀大哥啊。回顾与赵丹、魏鹤龄、赵慧琛等人一起合作拍戏的情景，那种关切的温暖至今在怀不散。但这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 却说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的铁蹄踏进租界，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从此，宣告了“孤岛”时期的结束。上海处在残酷野蛮的日伪统治下，变得更加暗无天日了。 影坛歌场大受打击，进步的影剧团体被迫解散。不多时，日寇占领者伙同汉奸，利用掐断胶片来源、强化审查关卡和施行经济利诱等手段，全面控制了上海的电影事业。 第二年春天，L氏兄弟的“国华”便很快并入了由十二家影片公司组成的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即伪“中联”）。伪“中联”的总经理，由影界率先公开投敌的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担任。 周璇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变化，既感到惶惑，也有不少苦闷。她想走，又不大情愿离开这个自己生活惯了的十里洋场。上海有她讨厌的地方，也有她眷恋的东西；而后者比之前者，恐怕还要来得更强烈一些。 一天，周璇来到“白玫瑰”做头发，“白玫瑰”的美容师都是“金嗓子”的忠实听众，见周璇来了个个笑脸相迎，热情招呼。不多一会，周璇卷好头发，戴上了“大吹风”，一面跟美容师说笑攀谈。 蓦然间，弹簧门推开了，对面“男子部”来了一位瘦瘦长长的顾客。“啊，是严华！”周璇打住了话头，心里扑扑跳，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安起来。 人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照理，她与严华闹着离了婚，不说对他怀有什么憎恨，至少也是各不相干了。多少个月过去了，不应再有任何感情上的牵连了。可是，此时的周璇却不是这样，她有些坐不住了，巴不得快点结束这一道道使人厌烦的烫发工序。 严华正襟危坐，理发师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给他吹风。不知什么时候，他前面那面镜子里出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庞——周璇！起初他以为是幻觉，定晴再看，一点不错，正是璇子站在自己的身后。这对离婚怨偶哪里料得到，竟会在“白玫瑰”的镜子里重逢。 如此僵持有顷，周璇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严华克制自己的感情，借吹风的机会转移了视线。周璇再也忍受不住了，掉转身匆匆向门外走去。 周璇回到自己的卧室，鞋也顾不及脱，趴倒在床上痛哭起来。她觉得严华大不近情理了，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恰在此时，周璇的同事、严华的学生姚莉来到周璇的卧室，看到璇子有些哭红肿的脸，关切地问道： “谁欺侮你了，你怎么哭成这样？” 周璇毫不掩饰地说： “我在‘白玫瑰’碰见严华，我去向他打招呼，可他竟然不姚莉听后哈哈大笑，戏谑地说： “璇子，我看你是想破镜重圆吧！要不要我来撮合？” “你这个丫头真坏，还拿人家痛苦开玩笑。”周璇装作生气的样子。 姚莉连忙摆手说道： “不！不！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你们也完全有这种可能。哎，你们原本是好好的一对，拆散了多可惜。” 周璇听了姚莉的话没有吭声。 姚莉继续说道： “都怪那个L老板，要他起什么哄。我老师可是个好人哪！” “你尽向着你那位老师，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说罢，周璇抿嘴一笑。 几天后，姚莉见到严华，她把此事讲给他听，并劝老师摒弃前嫌，与璇子重修旧好。但严华听完姚莉滔滔不绝的叙述后，感叹万干地说： “太晚了，不可能了！” “为什么？”姚莉睁大了眼睛望着严华，不解地问道。 严华告诉姚莉，现在周璇很出名，与她复婚又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舆论。再说，难保她不走老路，而那些老板们，也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导演”出从前“演”过的一些“老节目”。最后，严华还是感谢了学生的一番好意。 “孤岛”消失之后，周璇一度停止了拍片，过着无聊的寄寓生活，L老板仍以“过房爷”的身份“照顾”着“过房囡”，实则是想垄断“金嗓子”影星，以便伺机而起，恢复他们L氏的大发其财的电影生意。 在周璇的寄寓生活中，也有一段“爱情故事”穿插其中。 一次，周璇不慎把脚摔伤了，连一般落地行走都困难。她住在楼上，每回去医院治疗都需要有人背上背下，扶上车搀下车。这个任务一般都是L老板的大侄子来担当，不仅因为他年轻有力气，更多是他对这位孤寂的“过房阿姐”很有好感。 日子稍长，周璇对他的感激和他对周璇的同情，渐渐转化成相互的爱慕。他们接触频繁，情深意笃，双双表示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年轻善良的周璇，对这次恋爱是充满了幻想的。她热切地期盼着，能重新获得过去曾经有过，而后来又失去了的那种温暖和幸福。然而，冷酷的现实又一次打破了她的美梦。 L老板得知他的大侄子与“过房囡”要好的消息，十分气恼。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背着周璇把大侄子找来训斥一番。谁知那位大侄子不怎么买账，跟这个严于生父的叔叔顶撞了起来。 这当然不会有年轻人的好处，于是经济和家族的种种压力都施加下来。同时，L老板兄弟合谋，改变了策略，共同用软的一手来劝诱。他们告诉年轻人，堂堂L家小开。无论如何也不能娶个再婚的“戏子”，如果那样做，不说门第不相配，就是在社会舆论上也难免给人家落个笑柄。 叔叔拍着胸脯对大侄子说： “你放心，凭L家的牌子，就是花再多的钢钿，也要帮你娶个标标致致的黄花闺女！” 后来，这位大侄子既怕切断财源，又怕被赶出“名门贵族”，终于屈服了。他开始与周璇疏远，继而回避，最后终于觅 获一位年方二八的美貌小姐，便与周璇分手了。 周璇伤透了心，这几年来的亲身经历，使她再一次看清了这位“过房爷”的面目。 与此同时，另一只罪恶的黑手已经悄悄地向她伸了过去。 伪“中联”的总经理张善琨看中了周璇，他要千方百计把这棵正当龄的“摇钱树”挖过去。他利用影坛旧友作说客，搞感情笼络，以高于“国华”的酬劳和支付金条为诱饵，硬拉“金嗓子”拍戏。 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周璇很快被张善琨“钓”到了“中联”。张首先为她觅到一处往所，让她与L老板脱钩。 在“中联”和后来的“华影”这个时期里，周璇拍摄的影片多属那种“多情郎爱上多情妹”，“痴心女遇到负心汉”，或者三角恋爱式的悲剧和闹剧。 这类影片漫说题材雷同，内容陈腐，没有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就是艺术上也往往是粗陋浅簿，少有可取之处。当然，也有一两部在观众中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如《渔家女》与《鸾凤和鸣》。 由于“金嗓子”的名气很响，主演的影片很叫座，日伪都比较注意她，希望在她主演的影片中插入类似《支那之夜》、《卖糖歌》之类的汉奸歌曲，但由于周璇等人的坚决抵制，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1943年夏天，敌伪统治下的华北地区遭受“人祸”与天灾的双重打击，广大农村呈现出赤地干里、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各界正义人士的极大关注。 此时，张善琨之流不得不顺应一下民心，乘拍戏空档搞点赈灾义演。此时，周璇正在无锡拍戏。周璇的无锡之行，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注目，大家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只闻其声，不见真人的“金嗓子”。 周璇知道后，主动和导演卜万苍商量，何不趁此机会搞一次赈灾义演，捐款救济华北的灾民。无锡文化界知道这件事后为之兴奋，四处张罗，选了市内最大的一家电影院作场子。消息传出，票子一枪而空。 汪伪无锡当局早有“法令”，不准市民有任何集会的自由，民间演剧活动都要经过严格审查。但迫于舆论和形势，当局不得不同意此次赈灾义演，但他们要走了前两排座位的票子，并派伪宣传部长亲自审查节目内容。 义演开始，周璇登台了。她身着淡青色的旗袍，薄施脂粉，装饰素静，似乎给热浪滚滚的场子里带来了一种“清凉”的感觉。 按照伪宣传部长的审查。周璇把规定的歌曲演唱完后，观众席中爆发出阵阵掌声，欲罢不能。尽管报幕者再三声明，下面还有其他影星的节目，周小姐休息片刻再唱，但台下人还是用掌声留住了她。 此时，周璇不顾自己早已汗流浃背，也忘了多少天来聚积的疲劳，完全被观众的热情打动了。她不管“审查”规定，径自唱起了自己最喜爱的两支歌——《四季歌》和《天涯歌女》。 这次赈灾义演，实际上成了“金嗓子”在无锡举行的一次“独唱音乐会”。最后，许多观众涌到台前，有向灾区同胞献款的，也有来看周璇等影星谢幕的。 观众离去之后，票房负责人告诉周璇和同仁，此次演出收获非常大，一场义演差不多收到了平时三场演出的钱。他激动得连声说：“这是周小姐的胜利！” 周璇十分高兴，准备第二天晚上再演一场，但卜万苍告诉她，无锡当局已张老板通过电话了，为防止影响无锡当局“强化治安”，大家后天即返上海。 第二天，有记者来采访她，问她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影片。周璇想了想，说道： “如果说有的话，那只能是《马路天使》。” 周璇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日伪控制下的影片公司，是永笑，说她想得荒唐，喜欢西湖怎么就想到要死在西湖里。 问：你常哭吗？常生气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发泄？ 答：不常哭。不生气。不响。 — —但是，有的时候她极易动感情，偶然为一句话会伤心地哭起来。有一次，她去万象照相馆拍了一张生活照，不知什么原因，照片拍得很不理想，取回家后还拿在手里左看有看，闷闷不乐。正巧，黎锦光来送歌谱，从她身边走过看了看，随口说：“这张小照拍得介难看！”不料话音刚落，周漩竟像个小女孩那样，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这一来，把黎锦光给弄借了，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后来，明白了原委，黎锦光拿这件事开周旋的玩笑，她自己听了也忍不住地笑了。 问：每当你说了谎话以后，心里是感到痛快还是痛苦？ 答；对别人无害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快；对别人有损坏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苦。 — —她心地善良，对人真诚；她不想用谎话去骗人，却往往容易受到别人谎话的欺骗。这一点，在她日后的生活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问：你自己觉得有什么生理上的缺陷？能够弥补吗？ 答：太矮小。没有办法。 — —她始终认为这是一种遗憾，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她曾经在朋友面前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长高五公分多好，除了拍电影还能登台演演话剧。可是现在，身体大矮小，舞台表演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问；你理想中的丈夫应该是怎样的？ 答：第一，能够自立；第二，人格高尚，第三，性情温柔。 — —关于再婚选婿的事，周旋曾多次对人谈过这三点。后来，向她提出这类问题的小报和影剧杂志多了，她干脆用公开笑，说她想得荒唐，喜欢西湖怎么就想到要死在西湖里。 问：你常哭吗？常生气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发泄？ 答：不常哭。不生气。不响。 ——但是，有的时候她极易动感情，偶然为一句话会伤心地哭起来。有一次，她去万象照相馆拍了一张生活照，不知什么原因，照片拍得很不理想，取回家后还拿在手里左看有看，闷闷不乐。正巧，黎锦光来送歌谱，从她身边走过看了看，随口说：“这张小照拍得介难看！”不料话音刚落，周璇竟像个小女孩那样，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这一来，把黎锦光给弄懵了，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后来，明白了原委，黎锦光拿这件事开周璇的玩笑，她自己听了也忍不住地笑了。 问：每当你说了谎话以后，心里是感到痛快还是痛苦？ 答：对别人无害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快；对别人有损坏的谎话，我说过之后感到痛苦。 ——她心地善良，对人真诚；她不想用谎话去骗人，却往往容易受到别人谎话的欺骗。这一点，在她日后的生活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问：你自己觉得有什么生理上的缺陷？能够弥补吗？ 答：太矮小。没有办法。 ——她始终认为这是一种遗憾，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她曾经在朋友面前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长高五公分多好，除了拍电影还能登台演演话剧。可是现在，身体大矮小，舞台表演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问：你理想中的丈夫应该是怎样的？ 答：第一，能够自立；第二，人格高尚，第三，性情温柔。 ——关于再婚选婿的事，周璇曾多次对人谈过这三点。后来，向她提出这类问题的小报和影剧杂志多了，她干脆用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各人有不同的见解，在我的想象中性格温和，个性相合，年龄相仿，能负起丈夫的责任，这数点乃我选择对象的先决目标。当然一个女子总希望获得一个快乐的家庭，至少精神上的享受倍胜于物质的。为自身前途着想，故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还在选择与考虑中。”可见，她经过一些挫折之后，更感到择偶需要慎重了。 问：如果你是男演员，你理想中合影的“女星”是谁？ 答：陈燕燕。 ——当时的陈燕燕以扮演悲剧型的贤妻良母一类角色著称，演技比较朴实细腻，周璇喜欢与她合作，也可说明其爱好所在。 问：你最感到烦难的表演是什么？ 答：哭里带笑，笑里带哭。 ——她常对朋友们说：“遇到伤心的事，我就要痛哭一场；遇到高兴的事，我就要大笑一通。又哭又笑的样儿我可做不来。” 问：看报时你最注意的是哪类新闻？ 答：社会琐事。 ——其他一些被调查的明星，回答这个问题大都是“报道自己的新闻”，“关于自己的消息”或者“有关影坛的事情”。而她却是注意“社会琐事”，这种情趣与她从小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不无联系的。 问：给你印象最深、帮助最大的导演是谁？ 答：导演过我戏的各位导演先生。 ——从周璇性格来看，这并非圆滑，而是一种不肯得罪人的说法。其实，她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她常对人提起袁牧之先生对她的启迪和帮助。作为《马路天使》的女主角，她对袁牧之先生是怀有格外尊敬的感情的。 问：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最喜欢和最钦佩哪一个？ 答：花木兰。 ——作为古代一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而归的妇女形象，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不知道周璇是从脸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木兰辞》里，还是从民间口头传说里认识了这样一位女英雄。她曾经想在银幕上扮演这个角色，可借《木兰从军》这部戏，早让“华成”聘陈云裳拍过了。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为观众拍什么样的影片好？ 答：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当时，白光回答“歌舞片”，周曼华回答“喜剧片”，陈燕燕回答“悲剧片”，而周璇却作了这样一种回答。但是她并没有认识到，在敌伪统治下的电影公司，是不可能走这条制片路线的。就周璇本人来说，这一点她也是做不到的。在金钱的束缚和权势的支配下，也只能抛弃自己的想法。 欲知周璇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18章　一箭双雕　朱某骗得金嗓子　人财两空　周璇败给投机商 一箭双雕朱某骗得金嗓子人财两空周璇败给投机商 却说周璇在拍完《渔家女》等影片之后，伪“华影”当后看到“金嗓子”在观众中的号召力是如此之大，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政治上，都可以捞到不少好处。于是，由张善琨出面，要求与周璇签订长期合同，想以此捆住她的手脚。 这次周璇学乖了，她接受了当年与“国华”签订长期合同而大吃其亏的教训，又听了几位朋友的一致劝告，坚持只与“华影”签订“部头合同”。 经过一番争论，张善琨没有勉强周璇签订长期合同。他认为：只要你周璇在上海滩想拍电影赚钱，就不怕你与“华影”脱钩，订部头合同无非是让你多弄去两个钱罢了。敌伪时期，伪“华影”垄断了上海的电影业，除此也就别无分店了。 1944年，色厉内茬的敌伪当局颇感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伪“华影”的头目们也想通过搬演一点中国的古典名著，来“缓和”一下影界和观众激动的民族情绪。 于是，由卜万苍编导的《红楼梦》获准“开麦拉”。而且懂得行情的张善琨当众抬了胸脯，愿意投下大本钱来。 《红楼梦》摄制组在汉奸影人张善琨的支持下，首先调集了一批当时正“走红”的明星，来串演剧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周璇应邀饰林黛玉，其他，如袁美云“反串”贾宝玉，梅熹演贾政，郑玉如演晴雯，王丹凤演薛宝钗，白虹演王熙凤，欧阳莎菲演袭人，还有韩兰根等人也参加进来。 《红楼梦》的拍摄日程，安排得比《渔家女》等影片还要紧。因为它拖住了一大群明星，推迟一天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到下面好几部影片班子的组合和进度。为此，张善琨经常到摄影场地来“督阵”。 平时，这位张老板与一些社会上有了名望的影星打交道，还能“以礼相待”，但转到他进摄影棚督阵时，则板板六十四，瞪着一双眼睛，俨然像是哪座庙里走出来的菩萨。 一般底层的演职人员，见了张老板不是回避，便是埋头干事情。如果他看不顺眼，那就叫你倒霉。轻者训诉或者扣薪，重者敲掉你的饭碗，甚至威胁着要送你到那个叫人闻之毛骨悚然的“76号”魔窟去。 对这一点，伪“华影”的演职员们都是记忆犹新的。那还是两年之前，伪“华影”拍摄第一部“中日亲善”的电影《春江遗恨》时，有个叫梅慧华的女演员就被张善琨打过耳光，并说要送她到“76号”去，叫她尝尝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敌伪特务们的厉害，后经一再讨绕，才算幸免。 在《红楼梦》拍摄中，周璇虽没挨张善琨的耳光，却受到他的一番奚落。 在拍《黛玉葬花》一场戏时，由于周玻一直闹着神经衰弱的毛病，加上拍片连轴转带来的疲劳，周璇荷着花锄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卜万苍见状，宣布停拍。 当时，张善琨正在现场督阵，看到这种情况，不满的神色挂在他那张死板板的胖脸上。他阴阳怪气地对卜万苍说： “老卜，你真有眼力，你选了一个活林黛玉啊！” 在场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他马上又冲着周璇说： “周小姐，你也太做人家了，拍部戏能赚那么多的钱，连一点营养品也舍不得买来吃。你这样苛待自己，你看，今天大家都得为你停机器啊！” 周璇听了这番话，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涨红了脸，泪水模糊但强打着精神说； “张老板，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赚钱的时间，我马上去打两针回来拍戏！” 后经同仁们的说合，张善琨才善罢甘休。 《红楼梦》拍摄完毕，周璇病倒了。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老感觉眼前出现一种幻觉。无奈，只好请当时上海的名医、西郊虹桥疗养院的神经科主任粟宗华医师来给她诊治。 1944年中秋节过后，周璇没有拍片，呆在家里养病。由于粟宗华医师的诊治，加上休息得比较好，身体逐渐复原，只是人显得比以前消瘦多了。 未等周璇病体完全康复，张善琨就派人来催促她尽快履行合同，为“华影”再拍一部歌唱片——《凤凰于飞》。 影片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律师的妻子，因矢志于歌唱艺术而不借与丈夫离异分手，后几经生活的颠簸，遭遇一段冤狱的曲折，夫妻俩又破镜重圆和好如初。全片安排了十一支歌曲，使得“金嗓子”在戏中大展歌喉。 自从周璇拍了《马路天使》轰动影坛歌场之后，老板们要求她“无片不歌”。而她自己，也确实希望能有机会在一些影片中很好地施展一下唱歌才能。这次，她经不起张善琨一次次紧逼，又碍于导演阿方哥（方沛霖）亲自登门的情面，便抱病走进摄影棚。 这一来，周璇又要坚持每天拍夜戏，甚而通宵达旦，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对一个神经衰弱的患者来说，等于是雪上加霜。 果然，《凤凰于飞》拍摄过半，周璇再次病倒了。同仁好友为之担心，劝她趁机会去杭州，索性把病养好再拍片。 老板们怕耽误拍片，影响赚钱生意。张善琨亲自登门代表公司进行“慰问”，并对上次“葬花”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表示歉意，说： “那完全是一次误会，现在才真正了解到周小姐身体介不好，实在是关心不够啊！” 接着，颇有点排难解纷手腕的张二夫人，笑眯眯地插进来，帮着丈夫说好话，并送上一支地道的吉林野山参。 一时间，周璇反而被张氏夫妇弄得很不好意思，对自己的病倒竟然觉得有些内疚似的。她当即表示，去杭州疗养的事还没有定下来，去的话也要等《凤凰于飞》拍完，过了元旦再作计议。 1945年的春节在阴冷的气氛中度过。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敌伪统治者们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张善琨生性狡狯，一向善观气候，会轧苗头。他见大势已去，便悄悄地“携眷出走”。 《凤凰于飞》映出之后，周璇与伪“华影”完全脱钩，再也没有涉足影坛。近半年时间，她蹲在家里养病，很少外出活动。当然，杭州之行的计划，也因时局发生变化而取消了。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上海的市民奔走相告，街头巷尾燃放鞭炮庆祝。 然而，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动措施便接踵而来。那些打着“接收”旗号的“大员”、“要员”们，把手伸向各个领域大肆攫取，中饱私囊。 同样，在电影界，他们也进行了所谓“接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电影事业的垄断和独占。 因此，上海影坛死气沉沉，许多“影人”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为谋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这真是虎去狼来，委时间上海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弄得天昏地暗。 在这段时间里，周璇赋闲在家，每日以弹琴唱歌消磨时光。除此之外，她则象一些小报报道的那样：“常戴墨晶眼镜，出外遛马路，逛公园。” 近年来，周璇团长时间在水银灯下拍戏，逐渐染上了眼疾，怕强光刺激，外出只好戴上一副当时还颇为时髦的遮阳眼镜。 1946年春天，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蒋伯英，通过“影圈”内的朋友关系，几次敦请周璇赴香港拍片。由于蒋老板许以优厚的拍片待遇，周璇于是毅然成行了。 周璇飞抵香港，即被蒋伯英接去九龙，并将她安置在自己的寓所里暂住。九龙是香港电影业的集中地，一些有点实力的大厂和毫无名气的“皮包公司”，也都拥挤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故而，那里号称“东方好莱坞”。 此时，九龙影业出现“复苏”。九龙影界好不热闹，一些制片商为了大捞其钱，故态复萌，不惜大搞香艳色情、武侠打斗的影片，牛鬼蛇神借银幕还魂复活。 周璇进入九龙，与“大中华”签订了两部影片的合同：一部是《长相思》，她与舒适主演；一部是《各有千秋》，她与龚秋霞等主演。 如果说，《长相思》多少因袭了过去才子佳人戏的旧套，《各有干秋》则是一反“金嗓子”以前每片必歌的路子。周璇和龚秋霞都是影坛著名歌星，而《各有千秋》却没有让她们唱。 这一“反”，不仅观众觉得别具风味，就是“金嗓子”本人也感到颇为新鲜。香港的影评界曾有人写下这样的赞誉之词： “旧日歌星清风独树，有歌无歌各有千秋。” 当《长相思》和《各有千秋》在香港放映时，颇受观众欢迎。“大中华”将拷贝销售南洋各地，上座率陡然增高。蒋伯英等股东们为此大赚了一笔。于是，他们一再挽留周璇，急着要和她签订下一部戏的合同。 周璇呢，这时她在香港却有点呆不住了，原因之一是她与石挥正处在恋爱之中，石挥希望她能早些返回上海。 石挥，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两栖”演员。他常年活跃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被观众誉为“话剧皇帝”。 “孤岛”时期，石挥参加了费穆和黄佐临主办的上海剧艺社，多在卡尔登戏院和兰心剧场演出话剧。上海沦陷后，“上艺”同仁反对为日寇演出汉奸戏，宣布解散。 后来不久，又在黄佐临的努力下，组织起苦干剧团。石挥加入“苦干”，继续其舞台生涯。同时，他也曾多次走上银幕，搏得了许多“影迷”的青睐。 原先，周璇和石挥只是互有所闻，虽然各自在舞台和银幕上见过面，但并不熟。也是机缘凑巧，抗战末期，霞飞路重庆路口一家绸布庄举行庆典，分别请了他们两位大明星会剪彩。 于是，他们通过这次剪彩仪式认识了。从此两人有了交往，时日稍久，一些熟悉的朋友热情撮合，提议他们配对成双。当时，这一对明星恋人出入公共场所的一些私人活动，也都成为 上海小报记者猎取的新闻。 这次，周璇匆匆收拾行装，从九龙回到了上海，她发现上海影坛也有了某种变化。虽然电影市场上也有外国公司倾销的旧片，还有一些与九龙相似的低级黄色的胡调片，但“联华”和“昆仑”等公司，也拍出令人瞩目的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却说1946年，卓越的戏剧艺术家田汉，创作了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蜕化的电影剧本《忆江南》。当这个剧本送到“国泰”著名导演应云卫的手里，他拍案叫好。 “国泰”老板是上海沦陷前的L老板，所不同的是他换了一块新招牌，将“国华”改为“国泰”而已。L老板见拍此片对“国泰”甚为有利，亦愿花大本钱投产。 《忆江南》剧情： “七七”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宣传队到杭州工作，在一次对龙井茶农进行宣传时，采茶女谢黛娥充满着生活呼喊的歌声，赢得了宣传队员们的极大兴趣。 队里的青年诗人黎稚云与谢黛娥相识，并一见钟情。不久黛娥离开了寄居的姑母家，与稚云成婚。稚云因害怕艰苦生活，借口离队留在杭州写作长诗。 “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在黛娥鼓励下，稚云回上海归队。当宣传队负责人惨遭杀害时，黎稚云又产生动摇。后来，抗日组织派他去香港工作，在募捐会上，他认识了香港小姐黄玫瑰。 香港的腐朽生活和巨额款项的诱惑，使黎稚云堕落了。他侵吞了民众捐款，又趁避空袭混乱之机劫掠了黄玫瑰母亲的钱箱。随后向黄玫瑰求爱成婚，完全抛弃了发妻黛娥。 香港失陷，黎稚云被俘叛变，出卖战友获释，在黄玫瑰面前却假充好人。这时，黛娥因生活艰困，又回杭州开小茶店糊口。报上误传“黎稚云跳海殉国”，黛娥痛不欲生，当丈夫为“烈士”，并供奉其仪容。 时过三年，抗战胜利，先前被黎稚云出卖的战友出狱，来到杭州，将黎稚云丑行尽告谢黛娥。黛娥遂往上海寻找，来到黎家当着黄玫瑰面揭穿黎稚云嘴脸。 而后，从墙上黄母照片发现，谢、黄原来是异父同母姐妹。真相既白，黛娥复回杭州，玫瑰一气出走。黎稚云归家发觉一切，乃奔杭州访黛娥，以求恢复旧好。黛娥闭门拒见，并说： “黎稚云已经死了，三年前我已经把他埋葬在我的心里了。” 无疑，这是一部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又很有现实意义的影片。应云卫找到吴天，两位导演几经斟酌，决定起用“红小生”冯哲来演黎稚云，而对于女主角由谁来演，他俩一时没有敲定。 一天，两人来到田汉家，说出心中的苦衷。田汉笑着说： “我向你们推荐一个人吧！” “谁？” “《马路天使》里的小红。” “周璇！” “对。我看，她演戏里的谢黛娥一定会很出色的。”田汉满有把握地说。 “可她能演好黄玫瑰吗？我们想姐妹俩由一人兼饰呢！”吴天有些担心。 “从她的生活和艺术经历看，我相信她也能够演好黄玫瑰的。” “你说得对，她很有表演才能！”应云卫兴奋地以拳击掌说：“就这么定了吧！” 当周璇得知此事后，以很高的热情参加了《忆江南》的拍摄。她对一人兼饰姐妹俩十分有兴趣，并且努力去钻研人物，虚心接受导演和同仁的指点与帮助。 在实景拍摄中，她放下大明星的架子，认真地向当地采茶姑娘们求教，很快掌握了一些采茶的基本动作，大家无不称赞她心灵手巧。 1947年春末，《忆江南》制成并与观众见面。这部影片上映，引起了影坛内外的巨大反响，赢得了舆论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周璇在戏中兼饰两角，获得了普遍赞扬。 坛巨匠茅盾，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周璇的表演： “……颇有分寸，难能可贵。为老友田汉的《忆江南》增色不少。” 的确，周璇没有辜负编导者的期望，也像在《马路天使》中一样，她的表演和歌唱艺术才华，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金嗓子”周璇的表演艺术才华，在《忆江南》中再次显露出夺目的光彩时，一些电影公司的老板和编导，纷至沓来，对她竞相包围和角逐。 L老板大献殷勤，答应酬劳按上海影星的最高水平支付，合同不必签长期的，可以签部头合同。但周璇婉转地拒绝了，她不愿意想起从前很多不愉快的往事。强扭的瓜不甜，L老板只好放弃。 “中电”（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编导何非光也跑到周璇家，要邀请她去拍一部叫做《铸情》的影片。香港“大中华”的老板蒋伯英闻讯更加着急，接连人促电催，希望周璇尽快赴港，以便携手合作。 近水楼台先得月，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亲自出马，找周璇洽谈多次，并搬出石挥帮助从中斡旋，一定要请她去参加拍摄《夜店》。后来者占上风，周璇同意在《夜店》中担任角色。 周璇刚走出“文华”的摄影棚，蒋伯英即从香港打电话来，要她马上启程赴港。她提出需要休息一些日子，蒋老板连忙告诉她，香港有青山有碧海，“大中华”完全可以为她作出安排，保证各种物质条件远胜于上海。周璇被说服了。 周璇来到香港，蒋伯英哪里还有时间让她休养，当即与她签订了三部戏的合同。 第一部戏，是吴祖光编导的《莫负青春》。由周璇和吕玉垒主演。这部戏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的故事《阿绣》改编的，描写阳春三月的小乡村，一对青年男女邂逅相爱，受到上辈亲人的种种阻拦，尔后几经波折，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 第二部戏，是方沛霖编导的《歌女之歌》。由周璇和顾也鲁主演。这部戏描写了某夜总会歌女朱兰的种种遭遇，全片以歌贯穿，可以说是“歌多戏少”、“一歌到底”。 第三部戏是《花外流莺》。由洪漠编剧，方沛霖导演，周璇和严化等人主演。 这部戏描写上海市郊小镇．一家正丰菜馆的小女店主周莺，在父丧之后主持经营，每当暇时，总是以唱歌消遣，为此引来市区远足的青年与之相爱的故事。 这三部戏都属于所谓歌唱片，都是“大中华”老板授意编导者专门为“金嗓子”制作的。蒋伯英和其他股东老板看到，周璇的歌在香港和南洋一带比“戏”还要吃得开。 于是，不管影片内容如何，想方设法塞进多种插曲，恢复每片必歌的老套子。这当然也很对方沛霖之类编导的口味。 实际上，这种影片难免于俗．质量也都不高，根本不可能发挥周璇的艺术创造才能。而那些粗制滥造的歌，除了一时能迎合某些观众的听觉要求，就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留传不下来。 周璇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赶拍了以上三部影片，自己审视银幕，不禁也感到有点失望。她对“大中华”的热情渐渐消退了。她明白自己和蒋老板的关系只有一个字；“钱！”她想带着三部戏的“片酬”返回上海。 就在周璇犹豫不定之时，“东方好莱坞”的另一家资本较为雄厚的影业公司——“永华”通过朱石麟等人的老关系，找上了她的门。 “永华”的老板李祖永，也是一名著名的投机家，战前战后与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政客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胜利前夕逃到香港做“寓公”的张善琨是一丘之貉。 由于各种原因，李老板的出手比蒋老板还要“大方”，竟以每片三万港币的酬金把“金嗓子”请到“永华”来了。据传，此举大多是受了张善琨的策动。 “附逆”分子张善琨在香港，虽然不敢过于抛头露面，名义上也不是什么老板，却不时地利用原“新华”转入“永华”的老人马进行幕后指挥。他的小老婆童月娟也经常悄悄地往返于沪港两地，帮助“永华”处理一些“业务”事项。 这次，周璇之所以受聘于“永华”，并非完全着眼在酬金上。她觉得“永华”筹拍的《清宫秘史》，比之“大中华”拍的几部影片的质量要高些，在艺术创造上也显得严肃一些。 加上该片导演朱石麟一再向她宣称说，公司方面为拍这部“巨片”，不仅调集了沪港影坛的精英，还可以“不计时日，不计耗资，而务求其制作上乘。”无疑，这对周璇也是有着一定的吸引力的。 从“永华”来说，也确实想借此来个“一炮打响”，轰动国内外影坛。经过一番调集，朱石麟排出了一个阵营坚强的角色名单。周璇饰珍妃，舒适饰光绪，刚从上海邀聘来的唐若青饰西太后。 为了使影片中的插曲“动人心弦”，还特地把与“金嗓子”合作有年的陈歌辛请来作曲。俟一切筹划停当，《清宫秘史》于1948年夏天开机拍片。 香港的夏天气候炎热，周璇穿着一身厚绣的清装，呆在摄影棚里时间一长，就感到头晕脑胀吃不消。故而在轮不到她的镜头时，总是将清装脱在化装间，独自遛到棚外，在浓荫覆盖的树林下念念对白哼哼歌，研究人物表情，借以乘凉小憩。 周璇在拍这部影片时，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为了使自己所演的人物神形兼备，她从“请安”乃至起坐迈步的动作姿态学起，尽量做到表情真切，能跃出古装美人和时装歌女的樊宠。 导演朱石麟要求演员的表演“精细逼真”，甚而连以往靠配音效果来完成的打耳光镜头，他都让“假戏真做”。 这一来可苦了周璇，她接连挨了唐若青三四次“重磅”耳光，弄得面额通红，泪水潸然而下。当这一组镜头拍完，她匆匆卸完装走出摄影棚，正巧在门口碰到唐若青和几位同仁闲聊，便嚷道： “若青，你好哇，几巴掌打得我眼睛冒火星。” 唐若青嬉皮笑脸地回答道： “这也不能怨我啊，都怪慈禧太后心狠手辣。” “慈禧太后早死了，我管不着，是你打我，我要找你算账。”周璇象个孩子似的，说着就要扑过去打唐若青。 唐若青边跳边喊： “这可以，你去找朱先生换角色，我演珍妃你演慈禧，我让你打！” 两位明星在树林里追来追去，惹得同仁们一个个捧腹大笑。 周璇拍《清官秘史》吃了不少苦头，她曾对“影圈”以外的朋友说过： “我拍《清宫秘史》流下的眼泪，存起来可以供自己洗脸呢！” 同时，她还对一位采访记者说过： “我演悲剧的时候多，自己伤心也让别人伤心，以后希望能多演点喜剧才好。”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影片制作完成。周璇人也消瘦了许多，眼窝也变深了。朱石麟对她十分赞赏，认为她是“目前香港影坛艺术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好的女明星”。 影片上映后，在香港观众中掀起了一个迷“金嗓子”的热潮。舆论中不仅称道了周璇的表演技巧“已达炉火纯清之境”，对她在片中演唱的两首歌——《御香缥缈曲》和《冷官怨》也大讲好话，说她唱得“婉转凄切，哀怨深沉，一腔忧国虑亲之情被渲泄得淋漓尽致”。 这时，周璇已经搬出了蒋伯英的家，另外租住在一幢公寓房子里。每天从“永华”拍戏回家，她都要接到许多电话和信件，常使她顾此失彼应接不暇。 影界、报界、朋友和观众，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来找她。有时，甚至商界一些老板，为了做广告也会找上门来“洽谈”。 前后三年来，周璇在“大中华”和“永华”共拍了六部电影。“金嗓子”的名声震动了香港影坛，成了一位引起周围社会注目的“积蓄颇丰的大明星”。 1948年的初冬，周璇从香港搭乘轮船回到了上海，三天三夜的腻人航程，舱内设施的简陋和拥挤，再加上风急浪颠，弄得她头脑昏沉沉，喉咙也有点沙哑，比拍了三天三夜戏还疲惫不堪。她告诉姆妈，不管啥人来访都一概“回脱”。 此时，周璇的家已经搬到了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她住六楼一套三间，内装电话，家具陈设新颖富丽，比之以前当然是宽敞舒适多了。从她享有的一切物质条件看，那已属大明星的“派头”了。 这次周璇拍完《清宫秘史》从香港匆匆归来，对外宣称是为了调治眼疾和探望母亲，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与石挥的恋爱关系又告一段落。 不知道周璇与石挥之间究竟为了什么发生龃龉，两人感情上日渐疏远。上海和香港的小报与一些影剧刊物，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论调：一说是“话剧皇帝”有异心，突然缠上了一名交际花；一说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拚命追求“金嗓子”。 当然，知情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只是那些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影迷”，则被这类“新闻”弄得稀里糊涂。 周璇曾借当时《影剧天地》刊登的一篇采访文章，公开表示： “决不与‘圈内’人成配偶，谈恋爱向‘外’发展。” 所谓向“外”发展，指的是“圈外”有位“颇为富有的小开”在追求她。这位小开就是周璇住在霞飞路1820号时认识的朱某。 朱某，原住在周璇家楼下，是个开绸布庄店主的儿子。此人高高瘦瘦的个头，细皮白肉，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看上去象个很有才学的文人雅士。其实，此人并非如此。 凡接触过朱某的人，事后回忆起来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工于心计，热情里透着虚伪，沉静中藏着奸诈。然而，当局者迷，周家母女都没有觉察出来。莫说周璇本人对他慢慢地产生了好感，就是广东婆也被他周家姆妈长、周家姆妈短的“花”得浑淘淘。 朱某早有妻室，却喜欢成天在外面鬼混，流连忘返于舞厅交易所之类的地方，完全无意去继承乃父经营的绸布业。作为“小开”，他手头有点钱，但称不了富，何况在舞女、交际花身上又破了不少财。 他知道要满足自己的那些欲望，仅凭自己现有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去攫取。前两年，他就看中了一个“目标”，之所以没有下手，是因为需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 现在终于等到了。当“金嗓子”与“话剧皇帝”合不拢的消息传出来，他马上发起了求爱攻势。俨然象一名忠诚的卫士，他时刻追随在周璇的左右，并旦不忘为这位心境不佳的大明星分忧解愁。 朱某曾赌咒发誓地对周璇说：他虽然由父母包办结过婚，但早已与“黄脸婆”各奔前程了。现在只要周璇同意，他就立即和她正式结婚。 “金嗓子”经不起朱某的耳鬓厮磨，那些温存的甜言蜜语使她对一切都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朱某对周璇施展了更加阴险的一招，把自己相熟的一个女人介绍给周璇当秘书，此女人也姓朱。这样一来。周璇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二朱”夹击的境地。 在一段时间里，周璇把“二朱”看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她向“二朱”倾吐自己的肺腑。“二朱”成了她生活中的左右膀，两个不可或缺的人。 起初，朱某的所作所为倒也称得上是小心谨慎。他没有要求同居，也没有以男主人的身份出现在枕流公寓里。在局外人看来，他只不过是周家一位常来常往的朋友。 周璇为了避免舆论上的纠缠，也采取了秘而不宣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因此，许多小报记者追问她的婚姻打算时，她总是这样回答他们： “到时候我会告诉诸位的，先请大家代我感谢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吧！” 朱某和朱秘书都善于揣摩“金嗓子”的心理活动，各自也有一套迎合大明星胃口的办法。何况两人又是连成一气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快“二朱”便从不同的角度占有和控制了周璇。 1949年元旦一过，解放战争的捷报自长江北岸源源不断地传来，一种丑末寅初的气氛弥漫了大上海。紧张、兴奋、期待、忧虑、焦灼、疑惑与恐惧的种种情绪，分别撒播在各式各样人物的脑海里。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也是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争先恐后逃跑者有之，毫无声息溜走者有之，去留未定者也有之；而大量的则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 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周璇，心情十分复杂。年前，她刚从香港回来时，一家杂志的采访记者问她： “请您谈谈在香港生活的感想吧！” “说心里话，香港的物质条件的确是胜于上海，但我仍旧喜欢上海。”周璇笑着回答。 “您这次回来还准备去香港吗？” “要去的。有约在先，开年我还要去那里拍几部片子。” 现在，她犹豫了。她想不去香港，留在上海看看日益变化着的形势。“二朱”看出了周璇的心事，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劝导。 朱某说： “你的事业在香港，你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轰动了港九和南洋。这股‘金嗓子热’决不能让它冷却下去，何况那里又很欢迎你去……” “金嗓子”没有吱声，朱某一边品茶，一边慢条斯理地讲下去： “香港的片酬比上海高得多，你去那里是很合算的。再说，此地乱哄哄的，恐怕也没有多少影片好拍。你先走一步，等我把商业事务料理完毕就马上到你那里去。往后，你拍戏我经商，到东到西我们都能过上快活日子。” 朱秘书也不失时机地向周璇进言： “周小姐，人家都讲，你在香港拍戏比在上海吃香。现在上海这么乱，你先到香港去拍几部戏，等上海太平了再回来不是很好嘛！” “金嗓子”觉得“二朱”言之有理，何况她自己也有再去香港奋斗一番的想法。于是，她下了决断：让姆妈和女佣留在上海看家，自己则带着朱秘书，一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此时香港的影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还是号称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永华”公司，已经陷入了半停顿状态。老板李祖永因拍片蚀了本，吓得一再压缩出片计划。 一些中型的影片公司，除了维持性的拍片，也都因经济形势不佳，不敢继续投资，显得毫无生气。而那种小厂或当初也曾活跃过一阵子的皮包公司，则是气息奄奄难以生存了。 有些厂子，以色情为号召力，拍了象《荡妇心》那样的影片，想借此“起死回生”。其实，这类影片只能偶尔骗骗人，带来一点上座率，但决不可能赢得绝大多数观众的支持。 周璇目睹这个所谓“东方好莱坞”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不禁感到愕然。但是，“金嗓子”毕竟不同于一般明星，她还是受到了影业界老板们的欢迎。 住不多久，她就和长城影业公司签订了两部片子的合同：一部《彩虹曲》，一部《花街》。与在“永华”一样，她得到了丰厚的酬金。从她个人所得的收入看，香港影坛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给她造成多大的影响。 此时周璇住在太子道，囊中可称富有，平常生活却还是比较节俭的。她在拍戏之余，仍旧保留着往日的爱好习惯：除了钢琴、唱歌、逛马路，上电影院看一两场电影就算是“消闲”了。 她仍旧不喜欢穿高跟鞋、跑跳舞厅，或者到处乱窜出风头。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她不是那种善于周旋在交际场上的贵夫人，亦不属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的阔小姐。她虽然越过了而立之年，外表看上去也比以前成熟些，但依然可见她那种特有的单纯、质朴、善良的秉性。 面对优裕的物质条件，她不愿奢侈，舍不得糜费，甚至一度到房东家里吃中等水平的包伙。她把手头数额不小的款子，交给朱秘书去兑换成一根根金条，以防花花绿绿的纸币遭到突如其来的贬值。 一段时间后，与周璇热恋着的朱某，来到了香港，来到了她的身边。于是，这给生活在香岛的“金嗓子”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在这之前，朱某放弃了绸布庄的生意，忙于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为了加大其手中的“赌注”，他四处设法筹措资金，但均未奏效。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窥视金钱的目光都集中到丝毫也不懂行的周璇身上来。 他对这位大明星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善于经商理财，吹得天花乱坠。周璇对这些从来不感兴趣，但她也不想去扫情人的兴致，一般听过也就算了。 一天，朱某乘着“金嗓子”兴致很高的时候，操一口上海话对她说： “介许多铜细放在侬身边是死格，交把我做生意保险能赚交关钞票！” 朱某见周璇噗哧一笑，又说： “侬是不相信我？” “我没不相信依。”周璇温柔地回答。 “侬要是相信我，就把铜细交给我。” 接着，朱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许多跑交易所赚钱发财的实例，还十分带感情地把一份如何建立美满家庭的计划抖落出来。最后这一着终于打动了周璇。 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委身者的厚爱和信托，周璇同意拿出大部分积蓄，交给朱某去做生意。炽热的感情代替了一切，连曾经有过的一点与怀疑，也都随着一阵春风飘逝了…… 在这段与朱某同居的日子里，周璇的拍片任务并不怎么繁重。当时的长城影业公司，控制在张善琨手里。此系“熟人老板”，加上“附逆”旧案未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比上海时有些收敛。 《彩虹曲》与《花街》乃属一般赚钱片子，各方面都无精彩而言，因而也就没有像前一部影片《清官秘史》那样，花去“金嗓子”多大的心力。 “二朱”时常跟随她身边，逛逛港九一带的风景区，到浅海沙滩戏水玩耍。这是周璇几次来港最清闲的一回，一切事务都有人代理，她省心省事，生活似乎过得满愉快的。 不久，周璇怀孕了，她高兴极了。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尤其对于一位曾经在痛苦中流产过的母亲来说，这腹中的胎儿就显得格外地值得珍爱了。 在酒店的寓所里，周璇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把这个信息悄声地告诉了朱某。谁知朱某却用惊异的目光盯着她看。周璇被朱某看得火烧双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某软语劝她，为了让两人没有任何拖累地、自由自在地过几年，最好还是推迟生育，采取手术来解决问题。何况为了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合法化”，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完成正式手续。 周璇听完了朱某这一番话，不禁呆住了，沉默了半晌才张口说： “不，我想孩子，我要孩子！” 她虽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但仍然以商量的语气告诉朱某： “我们马上在香港办个手续，何必再这样拖下去呢！你还有些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 朱某眯缝着眼睛并不看周璇，慢吞吞地说道： “我还有点事体要办，想回上海去一趟。” “我跟你一道去，我想回上海去养小囡。” 朱某见周璇坚持要生养，便及早转舵。他说道： “你不要挺着大肚皮回上海，那里老熟人多，闲话也多。养小囡还是在香港好，朱小姐可以专门照顾你。再说，上海一解放，外国医生都跑光了，此地条件比那里好得多。” 心肠软的周璇又被朱某说服了。朱某告诉她，这次是短期回上海，等他把事情料理完了就返香港。至于两人关系“合法化”的问题，等他从上海回来再解决。 几天之后，朱某匆匆离开香港。他又从周璇那里诈走了好几根金条。对这一切周璇并无怀疑，她只是希望朱某尽快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朱某这一去如同泥牛入海，毫无音讯，而周璇的妊娠反应一天天加剧。她哪里知道，朱某在上海又缠上了一个舞女，现在，他正跟这个舞女打得火热，怎么可能把身怀六甲的周璇再放在心中。 周璇叫秘书发函去问，没有回音，她自己提笔写信去催，结果也还是不见答复。她开始急了，一个人常常坐立不安。朱秘书早已心中有数，装作义愤填膺地大骂朱某薄幸无情，并开导女主人不要因此而伤了身子，劝周璇长痛不如短痛，和朱某一刀两断，在香岛找个富商“另起炉灶”。 此时的朱秘书令周璇讨厌。她怔怔地走到穿衣镜前，望着自己略带虚肿的面庞、日益消瘦的身躯和微微凸起的腹部，泪珠儿成串地滚落下来。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周璇病倒了，茶不思饭不想，神情沮丧，整夜失眠。她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进去。她想“一了百了”，但当她想到尚未来到人世的孩子，心又软了，觉得那种“绝命”的念头太不应该了。 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身的母亲，但是她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母亲。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医生诊断她患了一种精神分裂症！ 此时的大明星，虽然置身在日夜喧嚣的都会中心，却是感到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她宛如一叶小舟，颠簸在浊浪翻滚的大海之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平衡，随时都有被浊浪吞没的危险…… 却说“金嗓子”在香港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早已解放的上海，引起了昔日影坛的姐妹们、朋友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的关注。当时的电影界的负责人于伶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马上委托香港方面的朋友去看周璇，并劝她尽快返回上海。 走出医院不久的周璇，听到新中国的艺苑不但没有嫌弃她的意思，还如此真诚地张开双臂欢迎她，顿使她止不住热泪盈眶，仿佛觉得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1950年的秋天，一个碧空万里阳光灿烂的日子，犹如失群的独雁归队那样，周璇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上海。老朋友们发现周璇变了，虽然她看上去还是像从前一样聪明伶俐、楚楚动人，但那略显憔悴而苍白的面容和偶尔出现的停滞眼神，仍能让人觉察出：她是一个曾经遭受过不幸、承受过感情折磨的柔弱女子。 周璇回来后，于伶同志对她非常关心，希望她把身体养好，今后能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周璇如坐春风，感慨万千。于伶关切、诚恳的谈话，使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现在，有许多朋友和同志来看她、关心她。她也常常到老朋友郑君里、黄晨家里和赵丹、黄宗英家里去作客。从此与她合作拍片的姐妹们，都从各方面给她以帮助，使她感到格外温暖。 却说朱某，当他知道周璇已经回到上海的消息，非常不安。他担心周璇找他算账，害怕把事情摊开，闹到组织上去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起初，他采取“鸵鸟战术”，不肯露面，同时，他又托熟人出面，设法弄个“私了”。这件事给周璇几位要好的姐妹知道了，大家都很气愤，要帮着她找朱某评理。 一天，周璇由两位要好的姐妹陪着去找朱某，朱某见三个“女流之辈”寻上门来，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早有妻室，那次从香港回上海离婚没有离成，反而被老婆拖住了手脚。现在也无法可想，解放后又不允许娶妾讨小。 周璇和同去的姐妹揭露他一再耍欺骗手段玩弄女性，至今还与舞女勾搭。他百般抵赖，矢口否认和舞女的关系。 在讲到周璇的孩子时，他竟反唇相讥，提出要通过验血来解决争端。最后，气得颤抖的周璇向他索还诈去的巨款，他却说：跑交易所做生意有输有赢，人倒霉运气不好，“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只钻戒”。 图穷匕首现，朱某完全露出了上海一种“拆白党”式的真面目。 周璇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刺激，她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愿让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再闹大，不希望再麻烦领导和同志们。她还年轻，还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解放后的上海不是旧时代的十里洋场，朱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过了些日子，大光明影业公司派顾也鲁带着《和平鸽》电影剧本到枕流公寓来找周璇，想请她担任这部戏的主演，对于“大光明”的热情相邀，周璇欣然首肯。 当晚，周璇灯下伏案，一口气读完了《和平鸽》。这是部反映新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运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奔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的电影剧本。 周璇通过学习，懂得自己主演《和平鸽》的意义，也明白同志们对她所寄予的期望。为了熟悉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导演的支持下，她特地到广慈医院去体验生活。 周璇是那样的虚心，有不懂之处，肯向人家求教。在戏里担任主要角色的陶金、高占非、顾而已、顾也鲁等同志，都和她合作得很好，给了她许多的帮助和鼓励。 在“大光明”拍片，周璇的确工作得非常愉快。然而，当她一回到家里，见到自己安睡在摇篮里的孩子时，就会感到一阵阵辛酸苦衷，袭击她那颗已经受了伤的心灵。她很想摆脱往事的缠绕，但又无法赶走那些不时地钻进她脑海里的陈旧记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和平鸽》拍摄接近尾声阶段，周璇扮演的女护士要为戏中的工人输血抢救。不料，查验血型这一简单而又平常的医疗过程，竟会深深地刺激了周璇。她突然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哭笑交替地搅乱了摄影场。 从此，她旧病复发，精神失常了。同志们无不为她感到惋惜。《和平鸽》余下的镜头，则不得不寻找一个合适的女演员，以背影来代替周璇把戏拍完。 为了周璇更好地治病，1953年上海剧影协会还特地委派了吴茵同志等三人，护送她去北京就医。不久，周璇的病情有了好转，于是，又让她转回上海市郊疗养。 1957年的夏天，周璇走出了疗养院，终于恢复了健康。同志们、朋友们都为她祝福，她自己更是欣喜万分。“金嗓子”又可以重振旗鼓，放声歌唱了。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了向广大电影观众介绍“金嗓子”的疗养生活，还特地为她拍摄了新闻纪录短片。 是年红五月的下旬，周璇应邀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广大听众播唱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同时，在播音室里，还传出了她的心声： “我还要唱歌，我还要拍片……” 正当人们期待着周璇艺术生命的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突然，凶恶的病魔把她击倒了。医生诊断她患了急性脑炎，几天的持续高烧，使她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专家们奋力抢救，黄晨、黄宗英和吴茵等电影界的姐妹轮番看望，日夜守护在她的身旁。 在周璇清醒的短暂时间里，曾拉着坐在她床边的黄晨的手，以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 “黄姐姐，我的命太苦了……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知道……” 周璇那枯涩的眼眶里渗出了几滴晶莹的泪水，黄晨一面帮她拭去眼泪，一面安慰她好好养病，说以后等组织上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周璇听了黄姐姐的一番话，浑浊的目光蓦地变亮。不一会儿，她又阖眼“沉睡”了…… 就这样，她陷入了无边的沉睡之中，再也没有醒来。死神终于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影坛终于殒落了一颗明亮的星星。时年1957年9月22日夜…… 第19章　十字街头　中学生偶像大情人　万里烽火　电影人激情新天地 十字街头中学生偶像大情人 万里烽火电影人激情新天地 且说1936年元月27日，上海电影界爱国人士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鉴于日本帝国王义灭亡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电影界联合起来，组成救国的统一战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 这个救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国防电影运动”的开始。国防电影的制作，明星公司打响了第一炮。 明星公司生产的国际电影代表作是《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 《十字街头》的剧本由沈西苓、石凌鹤、王尘无合写，沈西苓执导，赵丹和白杨主演。 《十字街头》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老赵、阿唐、刘大哥和小徐都是失业的大学生。刚毅的刘大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回北方家乡参加抗敌工作去了。消沉懦弱的小徐因找不到工作和出路、企图自杀，被老赵救起后，也回家乡去了。 阿唐是个乐天派，以给商店布置橱窗糊口。老赵则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找到了一个报馆校对的工作。 不久，老赵的后楼搬来一位新房客杨子瑛，她刚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新来上海，在某纱厂当教练员。 杨子瑛是日班，老赵是夜班，两人隔室相处，却互不相识，并常因对方弄脏了自己的房间而写字条互骂，把脏东西从彼此的房间里扔来扔去。 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两人相遇了，接着老赵和阿唐又帮助她打跑了调戏她的流氓。意外的相识使两人互生了恋情。不久，杨子瑛工作的工厂倒闭了，杨子瑛和好友桃大姐都失了业。 为了不妨碍老赵的前途，杨子瑛悄悄地留条出走，接着老赵也被报馆辞退了。正当老赵和阿唐沮丧地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恰和姚大姐、杨子瑛在十字街头相遇。 在报上，他们看到了这样两条消息：小徐在归途中还是自杀了，而刘大哥则正在抗敌前线战斗着。于是，四人合着步伐，坚定地向前走去。 《十字街头》通过这三种知识青年的不同典型，生动地反映了30年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影片的编导者巧妙地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剪裁得相当集中、精练，各个人物都有一定的个性，电影语言的运用流畅自然、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 《十字街头》也是一部倍受国民党和租界工部局的电影检查机关蹂躏的影片。开拍之前，剧本就被他们一再窜改。影片拍成之后，又经他们再三删剪，许多有意义的画面和对白，都被删掉了。插曲《思故乡》的歌词，竟被全部删去，只剩下曲谱儿。 尽管检查官们对这部影片蛮加蹂躏，但是由于它的内容紧扣了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情绪，编剧、导演、演员都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所以影片公映后仍然产生了轰动效应。 随着《十字街头》的公映，女主角杨子瑛的扮演者白杨，犹如一朵俏丽的芙蓉露出了水面。这是她的第一部成名作。 当时，白杨虽然只有17岁，阅历并不丰富，知识也有限，但她却很有表演天赋，她的神态身影好像是生就的演员坯子，加上她那非凡的悟性，认真执着的态度，她扮演的女知识青年杨子瑛．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影片是1937年4月公映的。当时有篇评论《十字街头》的文章说： “白杨女士恐将成为中国的新影后。”“她虽然只有17岁，中等身材．可是她的美丽、魔力、风韵和艺术天才，都卓然超出于一切……可以说是瑞典女皇嘉宝的匹敌。” 同一天的《泰晤士报》也说“许多中国影迷都觉得他们已发现了一个中国嘉宝，那就是她具有和嘉宝异曲同工的特长”。 白杨原名杨成芳，1920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她的父亲是晚清举人，民国初年曾创办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新华大学，并任校长。 可是．好景不长，国内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学校只得拍卖地产．地产一时卖不出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学经费发生了危机。50多岁的父亲杨震华整天放浪于脂粉阵中。 这个老教育家似乎看破了红尘，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教育事业受到时势的亵渎，日趋萧条，教育家哪有回天之力，他苦闷、傍惶、去风月场上消磨时光。 从此，学校每况愈下，支撑不了几年，新华大学不得不倒闭了。办了20年学的老校长仰天长叹，无计可施，就一蹶不振，沉湎于酒色，挥耗着为数不多的校产。 白杨兄妹四人，大哥杨成勋，大姐杨成业（杨沫），二姐杨成亮，白杨在姐妹中排行老三。 白杨从小并没有更多的在自己家中度过，她被奶妈带到乡下去，直到八岁那年，她才被大哥接回北平。九岁那年，白杨终于挎上书包踏进了福绥境的北平第十四小学。 由于白杨比别人多一份“犟劲”，在比同学们少读一个学期书的情况下，经过勤学苦练，终于到二年级下学期，追上了第三名。她一下子成了十四小学的佼佼者。 有一天，白杨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小仙子了。那是学校举行一次文艺演出活动，老师让白杨参加排练小歌舞剧——《葡萄仙子》，饰演小仙子。穿的是纱绸的小舞衣，在身上轻飘飘的，是淡紫色的，活像朵盛开的紫丁香。 到了舞台上，白杨随着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翩翩起舞，飘然欲飞，真如腾云驾雾的仙女。她久久地陶醉在那超然的如诗如画的情景里。 在这同一次演出活动中，高年级同学还演出了压轴戏——《兰芝和仲卿》（即《孔雀东南飞》），那演兰芝的同学，表演得情真意切，楚楚动人，把白杨纯洁的心紧紧抓住了，惹得白杨哭了一遍又一遍，她很长时间都忘不了这个戏。 从此，白杨深深地爱上了文艺，成了学校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她爱唱爱跳，乐不可支。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母亲突然患了血崩。一个阴风惨惨的冬夜，母亲一命归天。 母亡家破，父亲丢下儿女独自出走，生路在何方？十一岁的白杨不得不考虑这一严肃的人生课题了。大哥和大嫂由于和父母不和，离家出走，独谋生路去了。大姐杨沫，二姐杨成亮，均生活无着。她——白杨该怎么办？北平设立第五厂，办演员养成所，正招收培养电影演员。白杨多么渴望自己能走进银幕，于是，她报了名。 这天一早，白杨独自走出家门，毫不犹豫地朝着招生处走去。没有钱买车票，她干脆步行着去，从西城白塔寺到东城王爷府招考处，足有十几里路。 走进招考处，应试的尽是些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没有见到一个像自己这样幼小的考生，她有点胆怯了。 “杨成芳。”主考先生叫到她了。 “嗯。”白杨羞答答地走过去。 “你为什么来报考呢？” “为了生活……”说罢，垂下了头。 旁边两个赶考的姑娘听了．吃吃地笑了。 主考先生瞥了她俩一眼，神态很冷峻。他完全了解这个小考生的境遇，喜欢她单纯、说实话。 而白杨，听到有人在旁边笑她，忙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喜欢演戏。” “你演过什么戏？” “在学校演过一个‘葡萄仙子’。” “那好，请你再表演一下。” 白杨意识到先生在有意考她，她不管三七二十一，鼓足勇气表演起来。 那位主考先生是王瑞麟，毕业于北平艺术剧院戏剧系，造诣颇深，曾与一代影星阮玲玉合作主演过《故都春梦》，蜚声影坛。 这会儿，他细细审视着白杨的表演，那修长、俊美的体态，那自然、柔和的舞步，那清晰响亮、略带几分娇稚声的嗓门，都隐露着小白杨天赋的艺术素质。不需要再考她了，她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演员了。 白杨在北平演员养成所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她是养成所里年龄最小的学员，她虚心好学，刻苦认真，三个月圆满地完成了培训任务，结业后参加拍片。 白杨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联华公司北平分厂的唯一出品——《故宫新怨》。白杨饰演了一位年龄与她相仿的小丫头。全片在颐和园实景中拍摄，白杨这个“小丫头”，从宫殿门前一口大铜缸背后探身出来，调皮地窥视着……演得入情入理，真切动人。 那时白杨用杨君丽之艺名，随着《故宫新怨》的公映，白杨被联华公司北平分厂视为颇有前途的蓓蕾。 不料，“联华”发生变故：在“—·二八”战争中，“联华”在上海的二厂毁于炮火，公司遭到损失，1932年7月，北平分厂连同附设的演员养成所，一并宣告停办。 白杨失了业。 1932年，北平的仲秋是清冷的，一轮如冰的月亮浸泡在护城河里，悠悠荡荡。间或有一对青年男女，互相依偎着徜徉在月下河边。白杨独自踽踽在街头，心绪惆怅、茫然。 “小杨，杨君丽！” 白杨忽然听见有人喊她，扭头一看，原来是演员养成所里的同学许多。 “嗨，怎么是你？许多，养成所解散后，你上哪里去了？”白杨问道。 许多诙谐地说： “我们一些无处可去的同学，还有些无家可归的大学生，搞了个‘苍莉芭’（俄文‘斗争’一词的译音）剧社，上戏院、学校等地方去演出。” 一听演出，白杨马上来了兴趣： “演出哪些戏？我能参加吗？” 许多说： “演出一些独幕剧，比如《炸弹》、《战友》、《SOS》等，可来劲啦！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参加我们的‘苞莉芭剧社’。” “那太好了。”白杨高兴地拍起手来。 苞莉芭剧社是北平的左翼戏剧团体，宣传抗日斗争，颂扬真善美。这会儿，许多并没有将这些向白杨和盘托出，他想让她在实际的演出活动中，逐渐认识、理解这个剧社的性质。 许多说： “小杨，过几天，12月28日晚上，苞莉芭剧社将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演出活动，是学校的东北学生自治会邀请我们去的，我们一起去参加。明天你来宣武门头发胡同通顺公寓刘莉影处报到。” 12月28日，清华礼堂里坐满了黑压压的男女学生，在一片嘈杂的声浪中，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拿小提琴走上了舞台，这个小伙子叫聂耳。琴声一响，全场肃然，他演奏的是《国际歌》。 白杨沉浸在热烈、庄严的情景里，十分钦佩面前那位不住拉动着琴弦的演奏者。聂耳演奏毕《国际歌》，白杨与聂耳等一起演出《战友》、《乱钟》等独幕剧。 一个星期后，白杨又随剧社去东单外交部街“平大俄文商学院”参加演出。露天的舞台，观众们冻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情绪却一直很高涨。 聂耳扮演《血衣》中的老工人。他含泪诉说： “大宝、二宝，这是你爸爸的血衣！老孙、老李，这是你兄弟的血衣，我们要把我的血，你的血，大家的血都染上去，变成一片血染的红旗，照遍世界！” 白杨与观众们一起，拭泪昂头，奋发自强之气油然而生。 1933年春末，北平的形势越来越不妙。控制古都的国民党部队，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及革命青年，苞莉芭剧社不得不解体。 此后，白杨又和同学董世雄一起演话剧，并组织了星期剧社，活跃在北平的大小舞台上。白杨主演《自由了的范西》，她饰演的范面，博得好评，也为剧社扩大了影响。年轻的白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不久，白杨又在女同学王晖华的邀请下，参加了北平艺术学戏组织的“北平艺术研究会”。兼编、导、演于一身的高材生杨村彬准备把熊佛西先生的《喇叭》搬上舞台，特地请白杨饰演小姑娘冬姑。 在北平艺术研究会，白杨还时常念起苞莉芭剧社时那些伙伴，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给她进步的影响，那时他们给白杨取个名字叫“鲁枷”。“鲁枷”在俄语里是“红色”的意思。 有次她和杨村彬说起鲁你的名字，杨村彬向她开玩笑地说：那你是“红杨”啦！我可是“白杨”呢。 杨村彬所谓的“白杨”，言外之意专致力于艺术，其他无兴趣，才称为“白”。这时听了“白杨”这个名字，令白杨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的白杨树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于是在杨村彬面前使着孩子气说： “白杨这名字还是给我吧！” 杨村彬笑诺了。就这样，杨君丽变成了“白杨”。 当时的白杨，以醉心于艺术的精神，投入《喇叭》的排练。《喇叭》排了一段时间就拉出去公演。那是北平艺术研究会的首次公演，演出相当成功。 在1933年10月的北平《晨报》副刊上是这样报道的： 北平艺术研究院戏剧部，9月3O日晚上在协和礼堂公演《喇叭》和《月亮上升》两剧，票价1元，上座极盛。在座的专家很多，士。余上沅夫妇，朱君允先生，名伶程砚秋等……大家不约而同赞美《喇叭》。……表演方面……杨君丽，即白杨（采纳杨村彬提议，易名白杨）小姐的冬始演得出色。她曾在普罗戏剧上努过力，也是一位很难得的演员；漂亮和活泼均不在杨谨（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的一位色艺相当好的女演员，是杨村彬的同学）以下，可惜声音薄，不沉着。 这次公演，白杨引起了专家与北京观众的兴趣与关注。至于“声音薄”，主要由太年少（才13岁）所致，而她的演技，在同龄人中是罕见的。 一位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英文的美籍华人——梁社乾，禁不住大步流星走到后台去，拉着白杨的手，说： “这次来中国，有两个演员给我印象最深。在南方，我看到南国社的《苏州夜话》，数唐叔明演得好；在北方，看了你们的《喇叭》，数你演得漂亮，杨小姐前途无量。” 戏剧界老前辈余上沉、程砚秋也特向白杨颔首致意。余上沅还特请她到北平小剧院参加演出。由于白杨活跃在北平的剧场上，且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她被选为“北平小姐”，巨幅照片刊登在画报上。 一天，美籍华人梁社乾找到白杨，问她： “你想进入中国旅行剧团吗？” 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是中国第一个半职业化的话剧团体，其发起人、团长唐槐秋在学生时代曾出国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他和发妻吴静参加了田汉主办的“南国电影剧社”（即南国社）。 南国社被查封后，唐槐秋来到南京，结识了戴涯。一天在煮酒论英雄之后，两位有志之士一拍即合：组建一个中国的旅行剧团。两人自封正、副团长。 1934年1月，“中旅”来到北平演出，梁社乾和唐槐秋是老相识，所以，“中旅”一来到北平，梁便邀请他们来作客。 当听到梁社乾问她想不想进入“中旅”时，白杨毫不犹豫地答应道： “太好了。” “那晚上到我家吃饭吧，唐槐秋团长今晚也来，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白杨就这样踏进了“中旅”。 两个多月后，即1934年10月21日，白杨所在的“中旅”，终于踏进了北平的艺术之宫——协和礼堂举行公演。当时的协和礼堂，是北平知识界内部专设的高级剧场。北平艺术研究会的首次演出也曾在这里举行，那次白杨参加演了《喇叭》；这次是作为“中旅”的成员，又来参加首次演出，尽管没有她的戏，白杨心里也乐陶陶的。 她看到，北平的不少社会名流和有身份的观众纷至沓来。其中，北平小剧院名演员董世锦，还帮着白杨一起散发演出说明书，给“中旅”壮威，引起观众们的极大关注。 剧场的铃响了，开演的时间到了，全场的目光都移向舞台，帷幕却迟迟没有拉开。 唐槐秋正要站起询问，团长夫人吴静特来报告：原饰演梅萝香的演员凌萝至今还没有归队，不知她上哪儿去了。 按计划，今晚演“中旅”的拿手戏《梅萝香》，主演凌萝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在这北平的艺术之宫里，当着那么多的专家名流，“中旅”的首场演出，难道就半途而废？这怎么行！全团的人急得团团转，白杨手里的茶杯差点儿掉到地下。 团长唐槐秋却把希望的目光移向白杨： “小杨，你去演梅萝香。” “我——”白杨怔住了。 白杨进“中旅”后还从来没有上过台，至于《梅萝香》，每次演出，她都细细看了，对凌萝演的梅萝香，她认为凌萝的声音还有特色，形象并不怎么好。 排演前两天，当凌萝不知去向时，团长清白杨饰梅萝香，她胸有成竹去排演了，也就排演两次，只是排排而已。她没有料到会让她正式上演，而且是在这样的场合。作这样一次极重要的演出，她的心慌了。 “小杨，别愣着，快跟我化装去。”团长夫人一把拉过白杨，往化妆室走去。 化妆时，白杨怀里还像揣个小兔子，心蹦蹦直跳，可一当走上舞台，她镇静自若。白杨饰主角梅萝香，唐若清饰筱春兰，唐槐秋饰白森卿。 白杨与他们及其他角色默契配合，举止自如，吐音清亮，每句台词一字不差，梅萝香来回走动的舞台方位也一步不乱。面前是无数张观众及专家的脸庞，是千百双注视着她的目光，白杨却如入无人之境，从外形到内心，全部进入了梅萝香的角色之中，随着剧情的发展驰聘舞台。 十四岁的白杨，饰成年的梅萝香，竟形似，神似，楚楚动人。未见她登台过的“中旅”同仁震惊了，全场的观众都在为她喝彩叫好。 白杨在“中旅”首次登台获得意外的成功。无疑这也是“中旅”在北平的艺术之宫首次公演的圆满成功。于是，“中旅”一鼓作气，在协和礼堂连着公演了四场《梅萝香》、《女店主》，继而又去开明、哈尔飞戏院及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公演了四十多场。 “中旅”受到北平戏剧界的盛大欢迎和破格赞助。“中旅”从北平各大学、戏院一直演到天津新新戏院，风靡平津。 白杨在其间除参加演出《梅萝香》外，还在《一个女人和一条狗》中饰女人，在《少奶奶的扇子》中饰少奶奶，在《茶花女》中饰欧兰浦。 不久，即1935年6、7月间，“中旅”到天津演出时，一位年轻的教授马彦祥，客串“中旅”，并首次在《少奶奶的扇子》中与白杨合作。 马彦祥原是齐鲁大学的教授，因不满教会学校暮气沉沉、毫无学术空气，便毅然违背父亲的意愿，来到“中旅”，过起苦行僧的生活。 1935年7月2日，天津新新戏院上演《少奶奶的扇子》，白杨饰演徐少奶，马彦祥饰少奶奶的丈夫徐子明。 连日来，白杨主演的《少奶奶的扇子》在新新戏院公演后，引起了天津广大市民的极大兴趣。该剧是杰出的艺术家洪深根据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原作翻译改编的。 饰少奶奶的白杨，以雍容华贵的仪态，温柔妩媚的举止，圆润动听的嗓声，自然、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二十开外的少妇的感人形象。 唐若清饰的年届四旬的其母金女士，她那饱经世故的交际花风韵，颠倒众生又爱女至深的复杂情感，与少奶奶其人的遭遇纠葛在一起，相映成趣。 与彦祥饰的风流倜傥的徐子明，周旋于两性之间，缠绵徘恻，情节离奇曲折，扣人心弦。 全场观众如身临其境，看得如痴如醉。 《少奶奶的扇子》演出一场后，又发生一个小故事，值得供大家一笑。 第一场演出后，有两个打扮时髦华丽的少奶奶，趁向白杨献花致意之际，向她打听住处。白杨不知其意，就只告诉住惠中饭店，未说明所住房间。 不想，白杨当夜卸妆梳洗完毕，在惠中饭店乘电梯下楼时，这两位天津的少奶奶迎了上来，说道： “白奶奶，可等着你了。” 开电梯的小姐笑道： “她是小姐，可不是奶奶。” “白杨小姐，”少奶奶马上纠正，“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白杨愕然。 “求你收下这两把扇子。” 白杨这才注意到她俩各持一把十分考究漂亮的羽毛扇，一把是洁白的，镶着绿色的翡翠；一把是黑亮的，其中镶着红色的玛瑙。 两把偌大的扇子，白杨曾在工艺品商店见过，价值高达上百元，她哪里敢要，推托道： “这——” 一位丰腴的少奶奶说道： “不要客气。你简直把少奶奶演绝了。美中不足的是剧中那把扇子不够考究，我们特地给徐少奶奶换上两把好扇子，戏也可完美无缺了。” 是啊，徐少奶奶所用的扇子，显得寒酸了点，不合身份，哪有面前这两把名贵。这两位少奶奶专程来给徐少奶奶换扇子，用心良苦，盛情难却，白杨就半推半就收下了。 却说“中旅”在天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7月9日，“中旅”到达开封。接着，又开赴郑州。 8月，“中旅”返回北平。 白杨饰演的角色受到了行家和观众们的好评。论演技白杨可算是佼佼者。可是，“中旅”并不把她当台柱子用，所饰主角，往往是在“救场”等情况下把她推上台去。 是啊，“中旅”是唐家打的天下，所谓唐家班。白杨属后来者，“飞来燕子怎能争过当地鹁鸪”？十五岁的白杨，路在中间，日子怎能好过。 于是，回到北平不久，白杨决定离开“中旅”，并将此想法告诉了马彦祥。此时马彦祥正受命于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在北京招生，他想了想，答应白杨，到了南京，如有什么工作，马上通知她。 不久，白杨便收到了南京马彦祥给她的信，说一切安排就绪，近正与田汉等忙着筹备中国舞台协会成立事宜，在南京有她驰骋的舞台，望白杨速来南京。并给她寄来了车费。 在南京，白杨意外地见到了在“联华”时的老同学刘莉影，刘莉影此时已是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了，相见之下，抱作一团。 在南京，白杨还拜见了著名的戏剧家、电影艺术家洪深先生，结识了作曲家冼星海、张曙；又与一代同仁舒绣文、尚冠武、刘琼、顾梦鹤、吴茵、王愫、洪逗、朱铭仙、冷波、赵曼娜等尽情联欢。 群星荟萃，蔚为大观，白杨领略了天之高，地之厚，人才之众，愿尽心尽力，不断进取。 在南京，白杨和马彦祥在话剧《回春之曲》中饰演一对华侨夫妇。后又在独幕剧《早餐之前》中饰演一位中年妇女。白杨一个人一台戏，征服了满场观众。校长余上沅特地走上舞台，向白杨致意。 正当白杨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收到大姐杨沫的来信，说许多（现已改名许晴）因出售进步书籍被捕、至今还被关着。白杨看到来信、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她立即回北平一趟。 回到北平，白杨去监狱看望了许晴，许晴满脸放光，他说道： “你放心去干你的事吧，我想我们总还会相会的，希望在前头，美好的日子在招手。” 果然，一年后，许晴刑满出狱，找到上海，与白杨会晤时，十六岁的白杨已成蜚声大上海的影星。 白杨成为上海的大明星，可以说有两个原因：社会机遇与伯乐青睐。 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一位不速之客来到白杨家里。他四十开外年纪，穿着杭绸衬衫，白净的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一进门，就上上下下打量了白杨一番，递上一张名片。 白杨愕然，接过一看，见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便将客人请进客厅。周剑云在上海明星公司苦心经营十几年，与郑正秋、张石川一起被称为“明星三足鼎”，是“明星”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刻，周剑云的目光移向白杨。粉红的连衣裙衬出了格外细腻白嫩的肤色，两只眼睛大而有神，淡淡一笑，整个脸庞恰如朵含苞怒放的鲜花，闪耀出青春的光彩，给满屋带来了生气和活力。 白杨不明白这位不速之客为何总这样上上下下打量她，浑身感到不自在，脸上泛起了红晕。 电影公司经理要找她商量事？聪明的白杨一下预感到了什么。 周剑云问道： “你愿当电影演员吗？” “我本是‘联华’五厂的，还参加拍过一部电影。”白杨说。 “那好极了！”周剑云兴奋地站起来： “聘请你到本公司作基本演员，怎么样？洪深曾亲口对我说，‘你要办明星二厂，非得把白杨请来不可。’他导演过你的戏，说你上场有台风，吐词有情感，表演有节奏，堪称色艺双全，我遵嘱来搬兵。” 这正是白杨求之不得的，能去上海作电影演员，这太美了！白杨急忙问道： “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周剑云说道：“可以订个合同，本公司第一年付给月薪一百元，第二年一百五十元，第三年二百元，先订三年合同，怎么样？” 每月能拿那么多薪水，对十六岁的白杨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 当白杨踏进大上海时，正值“明星”公司重整旗鼓。新改组后的“明星”二厂，荟萃了一代精英：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贺绿汀、沈西苓、赵丹、吴茵等，一个个英姿勃勃，热情洋溢地欢迎白杨的到来。 白杨到上海不久，开始拍摄第一部轰动大上海的成名之作——《十字街头》 红尘万丈的大上海，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已涌现出几多影星。1937年初春，又一颗新星从这里崛起。 ——白杨，仅两个字占据了大报的两个版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流传。《申报》头版套红刊登了白杨与赵丹主演《十字街头》的巨幅照片。大光明电影院旁，茫茫的人海上空，白杨的彩色头像足有两层楼高。 阳光、鲜花，簇拥的人浪；月光、彩灯，璀璨的夜空；还有那日夜追逐着她的年轻人。呵，白杨仿佛沉入了甜蜜的梦中。 是呀，这不就是梦幻吗！ 月夜。小杨穿着茶花女式的衣裙，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下荡着秋千。忽然，一位身穿黑色大礼眼的青年跑进花园。小杨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位心上的人儿——老赵。 小杨向他点头微笑，他走进白杨身旁，推着秋千来回摇荡。 小杨挽着老赵的手，步入豪华的卧室。 小杨坐在床上，老赵向她躬身行了一个礼，便坐在她身旁。小杨默默地摘下胸前的白玫瑰，送到老赵唇边，老赵嗅嗅玫瑰，又深深地吻着小杨。 她惊醒了过来，原来确是一场梦，是《十字街头》中白杨饰的杨芝瑛的一个梦幻。 在《十字街头》的整个拍摄过程中，白杨感到自己不是在演电影，而是和一群情趣境遇相投的青年男女，和谐、自然地生活在一起，真实地展示着他们的生活。 这或许是《十字街头》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 当然，生活不等于艺术。拿白杨来说，若没有过去四、五年影剧生活的磨励，没有演出十多部话剧的舞台经验，也难于将小杨其人塑造得如此顺理成章，在银幕上脱颖而出。 《十字街头》显示了编剧兼导演沈西苓艺术上的成熟。他截取一群青年男女的生活横断面，集中，洗练地通过其不同的生活遭遇及表现，刻划出人物个性。 除了电影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在于这部影片的题材选得好。《十字街头》通过三类知识青年的典型，刻划了三十年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冷酷和罪恶，激励徘徊者猛醒，抗争者奋然前行。 这个主题激起了广大有知识的一代青年的共鸣，广大观众仿佛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欣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活故事，亲切感人，饶有风趣。 不少青年重复看了好几遍《十字街头》，还学着唱起了它的主题歌。春夜里，街头巷尾不时传来这优美、明快的歌声。《十字街头》主题歌，盖过了大上海的靡靡之音，在四处传诵开了。 随着《十字街头》的广泛公映，白杨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正如当时报刊上所说的： “《十字街头》的成功，为别的影片所未见。其中白杨演技的优越是不能抹煞的。” “她的庄重的影子，几乎笼罩在每个中学生的心头。大家都在崇拜着她，她差不多成为中学生的大情人。” 上海《电影周刊》这样写道： “白杨加入明星在《十字街头》中演出后，在影界的地位和声誉便日渐高涨起来，而明星当局对她亦极倚重，有把她当作胡蝶的后继者的企图，这可从最近明星加给白杨月薪从一百元变为三百元这数目来看，可见她今日在明星的地位了。” 近些日子来，几乎每天都有人送鲜花来献给白杨。此外，电话及来访的人也络绎不绝。小报记者对她的私生活则尤感兴趣。什么“关于从南京到上海去的白杨女士”，“一个戏剧家眼中的白杨”，“白杨在银幕上的成就之预估”……云云，不一而足 一天晚上，“明星”编剧委员会副主任兼英文秘书姚莘农来找白杨跳舞，白杨认真地说： “不，我不去了。往后，有什么事，你也早点来为好。” “为什么？”姚莘农不明就里。 白杨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些报纸，递给姚莘农。 姚莘农浏览了一遍后说： “这些靠猎奇，捕风捉影来哗众取宠的小报，我大多都看过，你在乎它干吗？” “不在乎能行吗？”白杨说，“这十里洋场，到处都是造谣公司，没有的事，可以造得有鼻头有眼睛。尤其是出了一点名，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多少人在包围着你，一些事稍不注意，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让他们去说吧，你不必那么认真。” “人言可畏呀。你还记得吗，阮玲玉，在这上海滩上，还不是被可畏的人言吃掉啦！” “……”姚莘农见她那么一本正经地说着，神态又是那样矜持、高雅、不可接近，他想着，只好说： “你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影星难当，女影星尤其难当。 白杨被推上女影星宝座后，既要抵挡来自各方面的包围与追逐，又要走电影艺术的道路，这谈何容易啊！公司老板把他当作摇钱树，一味想靠她招徕观众，赚钱。 一天，老板给她送来一本《双姐妹》的剧本，要她在其中饰两个女角色。白杨看了剧本后，感到此剧内容无聊、大卖噱头，迎合的是小市民的趣味，实在没有什么价值。 白杨当即把剧本退了回去： “这样的角色，我不演。” 老板张石川大为吃惊： “为什么？” 白杨不好直说，只是推却道： “戏路子不对号。” 对于已驰名大上海的白杨，老板也只得给她几分面子。便换了《社会之花》的本子给她。 《社会之花》描写一个银行职员因挪用公款，投机失败而被捕入狱。刑满出狱后，他决心洗心革面做好人，但别人仍对他另眼看待。几年后，他的女婿重蹈覆辙，在劫难逃。他为了女儿的前途，以垂暮之年，代女婿坐监狱。 全剧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人在那个社会里之所以会犯法，是因为世界是罪恶的，在一个人的周围，处处都是腐败的生活，处处引诱着你去做坏事，一个好好的人，也迟早要逼得你成为坏人的。现在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阵旋风，迟早要把一个清白的人卷进去，卷得他浑身漆黑，谁也逃不了这结局。 《社会之花》尽管其中有某种宿命论思想，但作者多少揭示了这个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白杨看毕剧本，欣然同意参加这部影片的拍摄。她演职员的女儿，把从小娇生惯养，遇事惊慌失措，一心追求安逸生活的小姐气质演得十分逼真。 这部影片刚拍完，白杨又一鼓作气，参加了洪深编的另一部影片《四千金》的拍摄。 此片描写了姐妹四人：除四妹（龚秋霞饰）天真纯洁外；大姐（黄耐霜饰）小心谨慎；二姐（舒绣文饰）自私自利；白杨则饰演放荡不羁的三妹。她把三妹卖弄风骚，周旋于风月场上的姿态表演得栩栩如生，连走路都一摆一扭，摇曳多姿，别有风韵。 导演张石川不住的夸道： “白杨越走越有风度了。” 白杨精湛的演技，博得了行家的好评，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公司接连不断要她主演新片。 此时的白杨已不像初来上海时那样贫寒，她已成了大明星了，她早已搬出公司宿舍，住进了阔绰的公寓。 一天晚上，白杨的门被敲响了。白杨拉开门一看，喜出望外地喊道： “大哥、大姐、大嫂，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原来，大姐杨沫已和丈夫张玄分道扬镖，和一位革命者马健民相爱了。杨沫像是出窝的飞鸟，翱翔在自由的蓝天里，她与马健民结成伉俪，相濡以沫献身于革命事业。 芦沟桥的炮声把北平推进战火之中，已成为北平中共地下党员的杨沫，为了寻找党，便抱着生下才几个月的女儿，与不愿做亡国奴的哥嫂一家，一同来到上海的白杨家。 这会儿，白杨与杨沫聚首之时，自然谈到许晴。杨沫说： “许晴一出狱，就到我那里拿去了你的地址，拖着尚未复原的身体，说南下找你了。现在，他在哪里？” 白杨回道： “我已通过熟人，帮许晴找到了工作。” “那就好，那就好，改日我要找许晴好好谈谈。”杨沫把心放下了。 白杨处已有五、六个人了，大姐杨沫及女儿；长兄、嫂嫂及孩子。离开炮声轰轰的北国，至亲好友团聚在大上海的寓所里，说说笑笑，亲亲热热，是多难得的天伦之乐。 白杨继《社会之花》后，正忙着在艺华影片公司拍摄《神秘之花》。该片的导演岳枫，为将白杨清到“艺华”拍片，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自从白杨主演的《十字街头》轰动影坛后，明星公司视白杨为“摇钱树”，怎肯轻易外借。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明星”导演袁牧之，要请“艺华”的周璇参加拍《马路天使》，于是“艺华”才从“明星”请到了白杨。白杨也没辜负“艺华”导演的一片苦心。 在不少人的眼里，白杨是颗“神秘之星”，看她开拍的第一场戏： 白杨饰的女主角去珠宝店选购首饰，显得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然而，趁珠宝店伙计不留神时，她悄悄地窃取了一枚钻石戒指。这场戏从外形到内心，都表演得“神”了。 编剧兼饰珠宝店老板的潘子农异常兴奋地说： “白杨在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要比有些老电影演员还深刻得多，像她这样反应快，又能正确的表演角色的演员，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白杨则意识到，在上海拍电影的机会已成不可多得的了。因为大姐杨沫对她说：“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战火在蔓延，国土在燃烧，炮弹随时有可能在我们头顶炸响——要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去。”白杨也作了这种准备。 “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街头上的炮声、枪声和失掉家园的逃难者的悲声，声声在召唤着。战事越来越紧，工厂、学校、商店纷纷被炸，一座座大楼倒塌，一片片居民区陷入火海，上海危在旦夕。 自从“八·一三”后，原月薪三百元的白杨，一个铜板也拿不到了，过去公司老板与她签的合同成了一纸空文，白杨只得靠着变卖家私杂物度日。 哥哥杨成勋来告诉白杨说，他将举家随同济大学校长内迁，白杨只得又变卖了些衣物，送胞兄一家远行。 哥哥一家离开了战乱的上海，杨沫也着急了，她不会演戏，不能随影剧人走。此时，她收到爱人马健民的来信，说他已从沦陷区的北平辗转回到河北老家。杨沫立即拿定主意，将孩子送回河北老家，然后她和马健民一起投奔延安。 白杨再次当掉了所剩无几的衣物、家俱，给姐姐准备了旅费。一个初秋的夜晚，踏着阵阵枪炮声，冒着不时从头顶飞啸而过的流弹，白杨将姐姐母女俩送上北去的列车。 眼看大上海要陷落了。 艺工作者组成了抗敌救亡戏剧协会，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宣传抗战。白杨是新近成立的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常务委员，参加了“影人剧团”，准备随最后一批愿意撤离上海，投身抗战的电影从业人员同行。 全团有三十多人，都急着要出发，苦于没有经费，这可怎么办呢？真叫人一筹莫展。 “砰砰砰！”有人来敲白杨的门。 白杨刚启开一条门缝，一位丰腴的女子挤了进来，是吴茵。白杨的好同事、好大姐。先与她一同拍过《十字街头》，吴茵饰小杨和老赵的房东老板娘；后又与白杨一起拍过《社会之花》，合作得很愉快。 吴茵爽直、厚道、乐于助人，比白杨大十一岁，像关心小妹妹一样对待白杨。她说道： “小杨，快走吧！” “去哪儿？” “找夏云湖。” 夏云湖先生是影片商，长期经营联华影片公司的影片，居 多在四川发行，联华导演蔡楚生便向夏云湖建议参加影人剧团。白杨听了吴茵的一番话，若有所悟的问道： “请他出面出钱？” “对，孟君谋，陈白尘、沈浮等都去了。你是电影协会的常委，该赶快去。” 白杨二话没说，立即与吴茵一起赶到夏云湖处。那里已聚集了一屋子人。除吴茵所说的外，还有谢添、施超、周曼华、王献斋等男女同仁。 夏云湖向大家摆摆手，说： “不要紧！大家不要急，一切经费我负责了！剧团人多，沿途不要耽搁，一直奔四川去做开垦工作吧！四川还未演过话剧，趁此机会去宣传一下抗战，让还闻不到火药味的四川人看看国情吧！” 说走就走，大家匆匆打起背包，集合出发了。 全团24位男子，12位女子，共36人，由原上海“联华”制片处处长孟君谋管行政事务，剧作家陈白尘任编剧，沈浮作导演。夏云湖先给每人发了10元零花钱，带大家于9月23日午前赶到火车站。 一辆辆待发的列车上都已挤满了人，车门都关上了，白杨等人硬是从车窗口爬了进去。半夜时分，火车才喘着粗气到了南京，然后由南京租船，奔芜湖，驱武汉。 影人剧团再由武汉乘船，溯江而上，分别在岳阳、沙市、宜昌上岸歇脚，同时献演广场剧，宣传抗日。 演出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白杨只得扯着嗓子大喊，差点把喉咙都喊哑了。演出效果甚佳，在宜昌演《放下你的鞭子》时，有许多小伙子挺身而出，为白杨饰的受鞭挞的“女儿”解围，饰“老头儿”的施超差点挨了揍。 从宜昌码头出发即进三峡了。 先是西陵峡，峡区滩多水急，峰回水转，充满诗情画意。那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峻岭峡、灯影峡，目不暇接，伫立在船头的白杨，顿觉心旷神恰，陶醉其间。 出了西陵峡，便进入幽深秀丽的巫峡。这里是另一番奇景：群峡林立，争奇斗艳。飞凤、翠屏、聚鹤、登龙、朝云、神女、松峦、集仙等十二峰，或深谷幽壑，或烟雾苍茫，或白云缭绕山间，或彩霞映照石壁，真是变化莫测，气象万千。 白杨看到这些秀丽的景色，一种对祖国河山的深切爱恋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 夏云湖看看重庆码头快到了，便将12位女同胞召集拢来，郑重其事地说： “女士们请注意！重庆快到啦，得告诉大家，四川军阀霸道、好色，且不好对付。请诸位女士要特别注意，衣着要朴素，不要修饰，外出要结伴，不要单独行动，以防万一。” 白杨一听，一种恐怖不安之情陡然向她袭来。曾听夏云湖说，《十字街头》等影片早已入川，白杨在山城已有影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呀…… 吴茵似看透了白杨的心境，便走到白杨身旁，对大家说： “我们都是姐妹，出门是一家，要团结得像一个人。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互相帮助，集体行动，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请大家报一下年龄，我们要结成十二姐妹。” 影人剧团中12位女子，吴茵28岁，最大，尊为大姐；白杨17岁，排行老九，称为九妹；刘莉影老五，唤作五姐…… 重庆终于到了，白杨不知等待她们的将会怎么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20章　偷觑白杨　警备司令吟风月　竞演屈原　文艺战士颂雷电 偷觑白杨警备司令吟风月竞演屈原文艺战士颂雷电 十月的早晨，山城里是一派兴旺景象。透过缥渺的雾纱，大上海电影明星看到：道旁、街头、店铺里，到处都是鲜灵灵的果品，那黄橙橙的桔子、柑子、橙子，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似的；还有那白呼呼的花生，滴溜溜的西瓜，红玛瑙似的葡萄……从坡下一直堆到坡上。呵，重庆山城简直成了一座花果山！ 白杨真切地感到，自己踏进了一个太平富饶的“天府之国”。这里听不见枪炮声，看不到逃亡的伤员难民。白杨他们算是从战区来的先遣部队。 夏云湖率全团来到昌平街，安排好住处，歇息两天后，便开始排练抗战戏——《芦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汉奸》、《黑地狱》。白杨不分昼夜奔忙在排练场上。 一天排完戏，夏云湖的爱人悄悄对白杨说： “九妹，这里一些人可关注你呐！” 白杨说： “我从不单独出去，也没有人认识我，能关注我什么？” 夏云湖爱人问道： “瞧你说的，你是明星，名声在外。再说，这里有不少人在《十字街头》、《社会之花》等影片中见过你，还能不认识你？” “这倒也是，不过——”白杨说，“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你可不知道，这里的官僚、军阀野极了，观念、风气也不好。他们把演员称为“戏子’，当作取乐、玩弄的对象。一些演川剧等地方戏的女演员，一旦被哪个司令、长官看上了，客气一点的，送个帖子，请去吃饭、跳舞；赤裸裸一点的，干脆在哪个饭店开个房间，让她去……” “真卑鄙！”白杨阵了一口。 白杨和同事们从排练场回到住处，见一张大红请帖放在桌上。白杨拿起一看，是清白杨小姐去赴宴的，下面还署有重庆市市长的名字。 公然来向她“叫条子”了，白杨似受了莫大的侮辱，血液升腾上来了，一拱一拱顶着脑门子，她想一下把请帖撕个粉碎。 就在这当儿，来了两位穿黑纱衣服的不速之客。他俩皮笑肉不笑对白杨说： “事情是这样的，有位老司令要出川，市长要设宴欢送他，特请白杨小姐光临赴宴。” “对不起得很，”白杨断然说，“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我们剧团有纪律，”大姐吴茵一字一顿说，“演员不得单独外出，只能集体行动。” “你们意思是……”来客问道。 “要去我们一起去！” “噢，原来是这样的。”来客舒了口气，继续说道，“市长是很豁达的，市长对诸位女伶的色技早有所闻，十分赏识，既然各位女士愿意去，我代表市长欢迎诸位女伶一起光临市长公馆。” 白杨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纠缠不休，悻悻出门，向沈浮、陈白尘等禀告。 陈白尘随白杨来到两位来客面前，向两位拱拱手，说道： “很抱歉，鄙团女士们不能前往。” “为什么？” “家有家规，团有四纪。剧团有明文：男女演员不能分开活动，必须集体活动。”陈白尘亮给他俩看一张油印的“明文”。 “怎么有这么一条。”其中一位嘟哝道。 “很对不起了！请回吧！”陈白尘说着要送客。 矮个子来客贼心不死，对高个子来客说： “你马上回到市长那里去请示。” 高个子约模一个小时工夫，便赶来了，说道： “市长涵养太好了，他说，请全剧团的人一起去赴宴。” 原来，市长本想找名伶消遣助兴，不想那上海来的影人还有那么多规矩，绝不像川内的戏子好摆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举，弄得他骑虎难下。转念一想，此事若张扬出去，实有失脸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全体影人统统请来，至于消遣助兴之事，视情而行。 市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场晚宴成了影人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集会。原先达官贵人弹冠相庆、饮酒作乐的气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个头面人物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影人刚走，左右侍从赶忙从边门引进一群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浪声浪气地撵了上来。白杨见此啐道： “真不要脸！这帮老爷喝足吃饱了，不侮辱一下女性好像是活不下去似的！” 上海影人剧团这种凛然不可侮的精神风貌很快传遍了山城。于是，重庆人对这些影剧人，尤其是对青年女明星白杨，更增添了几分仰慕，加重了神秘莫测的色彩。 随着演出的不断进行，观众群的不断扩展，“影人剧团”的声望越来越高，白杨的名声也越来越大。重庆的官僚、军阀再也不敢对白杨想入非非、自讨没趣了。 可是，没有想到，不久，四川一霸——成都的警备司令竟又向白杨伸出了魔掌。 上海影人剧团在重庆演出一个多月后，又开赴蓉城——成都，在智育电影院献演四个抗日话剧。 白杨简直成了天府人最热爱、最钦佩、最欣赏的女明星。 她那甜润、委婉略带些鼻音的标准的国语声调；她那朴素、端庄，一尘不染的装束；她那温文尔雅而又落落大方的举止；她那匀称的身姿、白润的肤色、淡淡的笑涡；她随时可以自然而然地、激情澎湃地塑造某个令人或怜悯、或钟爱的女性。 白杨，在青年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才貌过人的偶像，高洁、神圣的化身，活泼、可爱的象征。而在一些好色的达官眼里，白杨则是个蒙有一层五光十色的灵火圈的美神，一只稀罕的丹顶鹤，或一只不可猎取的小鹿。 一天晚上，刚演罢戏，卸好装，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派人来向白杨献殷勤： “白杨小姐，我们严司令请您到沙利文去喝咖啡。” “沙利文”是美军的一个招待所，白杨一听就知道来者不善，便置之不理，拂袖而去。 严司令以为白杨是在摆架子，第二天便派人送给白杨一张大红请帖：特设宴招待白杨小姐。 白杨亮出“影人剧团”的《生活守则》，把请帖退了回去。 严司令惊诧异常：他拥有“金戈铁马”，在天府之国里从来都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女性，凡被他看中了的，尤其是“戏子”，唤来消消遣，还不都是易如反掌？ 而今他要请白杨，为何如此不顺？是方式方法欠妥，还是白杨小姐娇羞、胆怯？看来，对这样的名流，还得讲究点艺术。严司令灵机一动，请来了川剧名角——川胡蝶，委托她去邀请白杨。 川胡蝶很不情愿替他办这种事，但她又不能不从，只能遵命赶到了智育电影院后台，找到了白杨，脸一红，问： “白杨小姐，你今晚有空吗？” 白杨见“川胡蝶”找她来了，忙问： “有什么事吗？” “想请你出去玩玩。” “去哪儿？” “……” 白杨见她吞吞吐吐，就若有觉察说： “对不起，我没有空。” “那你哪晚有空？明天，后天？” “不，即便有空，我也不能单独出去。” 川胡蝶郑重地说： “我想，你是不能不去的。” 白杨一愣，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话到了嘴边，川胡蝶就把白杨叫到一边，酸溜溜地把事情原委直说了。白杨一听，怒火中烧，劈直地对川胡蝶说； “请你告诉严啸虎，早点死了这份心，别再白日做梦了！” 川胡蝶很佩服白杨的胆量，却又替她捏一把汗。严啸虎，人称严老虎，是蓉城一霸，对他，谁敢不低头。 “这严老虎可不是好惹的。” “我知道。”白杨泰然地说，“看他能对我怎么样？” 这里远离京城，天高皇帝远，严老虎是个蛮横的土皇帝，也许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影人剧团的同事们，尤其是十二姐妹无不担惊受怕。大家预感到：厄运正向他们逼近。 不出所料，第二天，严老虎派了一帮武装便衣，杀气腾腾来到智育电影院“看戏”了。 这天正上演陈凝秋写的《流民三千万》。该剧演到最后一幕时，天幕上出现了一轮象征胜利与希望的冉冉升起的红日。此刻，严啸虎的爪牙们在剧场里骚动起来了，说这天幕上的红日是日本太阳旗，这戏是为日本人唱赞歌，又胡诌白杨是日本人，上海影人剧团是“汉奸剧团”。 随即，严啸虎以成都警备司令部名义下令道： “影人剧团有汉奸嫌疑，限三天内驱逐出境，否则拿办。” 但影人剧团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联合成都市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有志之士，国立四川大学和几所中学都跃跃欲试地上街游行示威。 果然，两天后的成都沸腾起来了。大小报纸，纷纷披露了“影人剧团受驱逐的内幕、智育影院被查封的真相。”成都的男男女女竞相传阅，议论纷纷。 白杨作为影坛、剧坛的女明星，已成了广大男女青年崇拜的偶像，她给人以美的享受、情的感染、理的启迪。白杨属于大家，属于社会。 而严啸虎，仅把白杨当作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为发泄他肮脏的情欲而不择手段，滥施淫威，这不仅是对明星的侮辱、艺术的玷污，而且是对白杨的广大观众的莫大亵渎，是对抗日志士们的一种诽谤！ 化、教育、戏剧界人士纷纷声援影人剧团： “宣传抗日，何罪之有？” “若要拿办‘影人剧团’，那我们各界同胞情愿同他们一；去坐牢。” “我们要白杨，要影人，要看抗日戏！”……全城舆论哗然，严啸虎成了众矢之的。 严啸虎回到家里，已知内情的司令太太也冲着严啸虎大吵大闹。司令部后院起火，内外交困，不得安宁。 报刊上责难严啸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国立四川大学的男女学生要向严老虎游行示威。事态在不断发展，严司令越来越被动。严啸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严啸虎不得不来个缓兵之计：影人们可以在成都继续演出；但是必须答应两个条件：一是将影人剧团易名为成都剧社，二是将演员们的名字统统改掉。 为了能继续演出，宣传抗战，影人剧团决定，给严啸虎一个下台的梯子，但是剧团人员的组成与演出的内容决不能改变。至于名字问题，那不过是一种符号，无碍大局。 如果说严啸虎就此罢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利用文化流氓，伪装组织剧团，以每月二百元的高薪收买演员，分裂影人剧团。 上海影人剧团的成员本来自上海的各电影公司，成份复杂，有些人在撤离上海时就动机不纯，经不住高薪、名利的引诱。到后来，真正甘愿每月领四十元零用钱，一心为宣传抗日救国而献身的只留下沈浮、陈白尘、白杨、吴茵等十余人。 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人员太少，需要众多演员的参戏已无法上演；连唯一的美工、布景师也被拉走了，怎么办？大家只得设法重新排演角色少的《日出》《雷雨》等戏。白杨在这两个戏中分别担任陈白露、四凤两个主角。 《日出》一经上演，白杨仿佛完全进入了陈白露生活的情景之中。与此同时，她还塑造人物个性与之大相径庭的《雷雨》中的四凤。白杨塑造的陈白露与四凤这两个性格迥异各具风彩的女主角，又一次使蓉城的广大观众倾倒了。 人的精力与负荷是有限的，就这十来个人，又做演员，又做职员，这样，把同仁们一个个都累垮了怎么得了。 沈浮、陈白尘等领导们经一番商酌，决定由陈白尘去武汉向左翼剧联汇报工作，并请在武汉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并肩作抗日宣传演出。 1938年初春，陈白尘驱船穿过解冻的冰川，沿着滚滚长江直奔武汉搬“救兵”去了。 一天，白杨正在茂林修竹间练声，周曼华走了过来，悄声对白杨说道： “杨姐，龚稼农、王献斋他们可能要走。” 龚、王原是明星公司的，正是他们带头从影人剧团分化出去的，后来，周曼华也随他们出去了。今天无事，周曼华特意来看看白杨。 “去哪儿？”白杨若有所察。 周曼华没有回答，默默地将手里攥着的一本电影杂志展开来，翻到其中一页。递给白杨说道： “先请你看看这个吧！” 白杨接过杂志，醒目的铅字便跳入眼帘： 为了演员缺乏 明星公司通知白杨复职 明星公司近于新银团投资下，本月初已开始复工，吴村导 演之《恐怖之夜》业已上场拍演。惟有演员方面的原有基本队 伍，战后一经解散，各奔东西，仓促间想要召集起来，确是一 个困难的问题。……以前，当明星的唯一台柱胡蝶托故隐退，停止拍戏之后，新人白杨即时崛起，一鸣惊人，居然不错。事实上显见新陈代谢，由白杨代替胡蝶，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此次明星战后复业，胡蝶既经无形放弃，白杨自有仍予重用的必要，她和一般伙伴们，现尚流连川蜀，未有归期。明星方面，目前闭已飞间函通知，促其早日回沪。余如王献斋等人，亦经一并召集，嘱与白杨同回复职。这几位流浪在外仆仆风尘的影人们，至时想亦倦游知返，回沪重度银灯生活。 “银灯生活”确是多么迷人，多么令人向往。在明星公司拍摄的《十字街头》、《社会之花）、《四千金》，都给白杨留下了多么欢愉、快活、美好的回忆。 白杨酷爱电影，她多么渴望能重返影灯生活。尤其是当她演话剧累得喉咙沙哑，躺在异乡的病床上的时候，回想起上海的银灯生活，白杨是充满着多少幻想与憧憬啊！ 说来也巧，不久，新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张善琨高价特请白杨去；接着，白杨收到了上海明星公司的来函，通知她复职，月薪依旧三百元。 “美好”的生活在向白杨招手了：高楼洋房、高级轿车、洋场十里……而这里用的是浊水，吃的是粗粮，住的是危房，有一次屋顶塌倒，差点儿把人砸死……这种颠沛流离，疲于奔命，食宿无着的“流浪艺术生涯”确实困苦得很。 然而，白杨能回上海吗？ 她年方十八，涉世却已非浅，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人活着，并不是全为了金钱，一味去追求舒适的生活，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在艺术的长河里刚刚扬帆启航的女性，倘若离开了同仁的事业，民族的利益，擅自出走，那恰如孤帆离开了航道，难免会触礁沉没。 白杨接信后，马上禀告了沈浮等剧团负责人。白杨从沈浮那里了解到，上海沦为“孤岛”后，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大都撤离了，几家主要影片公司的制作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 只有张善琨的“新华”尚在继续拍片，拍的居多是色情恐怖的东西，完全是为着赚钱。张善琨确已发了横财，其他电影公司老板眼红得很，也想步他后尘。 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一面不顾舆论的斥责，将已停映十年的十八集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又拿出来放映，一面利用原明星公司的小摄影棚，替一些投机性的公司代拍影片。《恐怖之夜》就是替明华公司拍的恐怖色情片、至于明星公司本身，基本上已毁于战火，无力复业。 当然，像白杨这样的明星回上海去，哪个影片公司都会抢着要，抢去当“摇钱树”，在日寇的铁蹄下，拍那些色情、神怪、封建反动的东西，白杨怎能干这样的事，她是决不会上这个当的。 正在这个时候，陈白尘从武汉回来了，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田汉、阳翰笙、洪深、赵丹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并要以电影为工具，与日寇作斗争。 白杨听着，禁不住问道： “这么说，重返影坛又有希望了？政府当局设立了什么电影厂？” 陈白尘朝她笑了笑，扬起一张报纸，说： “这是我从汉口带来的《新华日报》，上面有条消息，我读给大家听听。” 建设国防电影制片厂成立 电影为宣传利器，尤具教育机能，在国防意义上，它能唤起民众，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更是一重要武器。自抗战展开以来，整个中国电影界，即在间接或直接战事影响中，几全部陷于停顿，电影从业员，除个别参加流动演剧队作宣传。作外，殊缺少统一的工作计划，积极从事国防电影作品之生产。我政府负责当局，有鉴于此，爰决设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吸取全国电影界人材，从事国防电影之建设。兹悉该厂业已成立，工作人员除原有军事政训处电影股之全部人员加人外，明星公司之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舒绣文、王士珍、卡通专家万氏三昆仲，联华之黎莉莉、陈晨、许可、陈依萍等，新华之史东山、高占非等，均已加入工作。已拍摄之作品有史东山导演之《保卫我们的土地》，由魏鹤龄、舒绣文等主演；即将告成者，有袁业美领导高占非、黎莉莉主演之《热血忠魂》；在开拍中者，有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之《八百壮士》…… 白杨听有一大批同仁熟人已重返电影岗位，活跃在影灯之下，心里感到热腾腾的，恨不能马上投入他们的行列。 陈白尘完全理解她及其他影人的心境，就说： “随着时局的发展，电影厂很快会迁到内地来，诸位男女影人会有用武之地的，请大家放心吧。不过，眼下，我们还得利用大小舞台，宣传抗日，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影人的责任。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朋友们，很快要来成都，与我们联合起来，在蓉城掀起一个宣传抗战的热潮。” 此时，白杨圆润的脸庞笑得像一朵绽开的白芍药。 1938年暮春季节，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为骨干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在沈西苓等人带领下，风尘仆仆赶到成都。 赵丹一来到朋友中间，就冲着白杨，手舞足蹈哼起了即兴杜撰的歌儿： 小杨，小杨， 还有咱怪模样的老板娘， 齐心辗碎路上的崎岖， 今朝相会在异乡。 莫道前路多艰难， 我们好比上沙场。 没有后退只向前， 演戏就是打东洋。 在一片欢笑中，两支队伍会合了，合并为“上海旅川业余剧人协会”。一个抗日话剧演出的热潮很快在成都掀起来了。 首次演出的是五幕十二场大型国防剧《民族万岁》，数十名男女演员全部出场，表现百万雄狮同仇敌汽、挥戈鏖战、浴血收复国土的壮观情景，使观众重见国土光复，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动人景象，台上台下情绪升腾，激动人心。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中电”）发来了函电，聘请沈西苓、沈浮、赵丹、白杨、顾而已、施超等影人加入“中电”，摄制影片。久违的银灯生活向白杨招手了。 到了重庆，白杨参加了《中华儿女》的影片拍摄。《中华儿女》在艺术构思上，采取了《十字街头》的手法，截取生活横断面，深入细致地塑造人物形象。银幕上的白杨由一个小知识分子女性杨芝瑛变成了一个聪明机警的女战士。 而那时现实生活中的白杨，也由一个大上海的女明星，在抗日大时代的磨炼下，成了一个质朴、成熟的进步文艺战士。她一面忙着拍摄抗日影片，一面辗转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 与此同时，白杨也在塑造着自己。整天沉酣在影剧生涯中，无休无止地揣摸、体验、体现着角色，她没有功夫修饰、打扮自己，只顾按着艺术的需要化装自己，进入角色。似乎影剧艺术就是她的世界，就是她的一切。 1939年初，《长空万里》开拍了。白杨在剧中饰白岚，高占飞饰高飞，金焰饰金万里。1939年春末，成群的敌机连续窜到山城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长空万里》被迫停机。 正当这个时候，上海新华等影片公司给高占非来函，想通过他说服白杨，好聘他俩返沪拍片，并邮来了几千元路费。 此时，高占非有些心动。沪渝的报刊鼓噪起来，什么“白杨、高占非东返”，“影后来沪”。白杨声明“根本没有那回事”！御用文人们便改口道：“白杨高占非来沪中变”，“高白离川夜长梦多”；还有的故意挖苦道：“白杨在渝生活舒适安定，故不返沪。” 不久，《长空万里》重新开拍，摄制组全队人马开赴昆明，欲借春城大观楼公园景作杭州西湖，拍摄杭州空校生活。 正是夏末秋初，从重庆火炉，来到这昆明春城，凉风习习，分外惬意。处处百花吐艳，万紫千红，浓烈的花香、果香，沁人心脾。 随即，白杨投入《长空万里》的拍摄中。为取景杭州西湖，特在滇池大观楼湖心，塑立三潭印月，创造“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的情景。 影人们，尤其是白杨奔忙在昆明的消息，很快在全市传开了，当时的《电影周刊》这样纪实道： 昆明市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晶亮的群星，极受各界的欢迎与拥护。其间，尤以白杨一人最为影迷所注意。每出席一个宴会，必被大众包围。原来她主演的《中华儿女》一片，刚于两月前在昆明公映。白杨在片中有动人的表演，她那高超的演技，深深地感动了西南人士，更兼片中有一支通俗歌曲，是仿五更调编成的，西南各省的小学生，几乎人人能唱，个个爱听，成为后方最流行的时髦歌曲。所以许多天真的小孩，见到了白杨，必嬲着她唱这一支歌。 当拍完《长空万里》的外景，全体演员准备踏上重庆归途之际，白杨忽党头晕目眩，很快寒热交作，将她袭倒在病床上，几天几夜发烧虚脱，难以支撑起病体，大家只得缓期归渝，给白杨四处求医。 一天，白杨从朦胧中醒来，忽听有人叫着“三妹”，白杨定睛一看，大喜过望，原来是大嫂杨斌贞带着两个侄儿找她来了。白杨从床上欠起身，一下把侄儿拥进了怀抱。 原来，白杨和哥嫂在上海火车站分手后，举家随同济大学校产内迁。为使校产不被敌机轰炸，总是东躲西藏，绕道潜行，近日才沿滇越公路，到了春校。听到三妹在春城的消息后，千问万寻，缍找到了三妹。 随后，兄长杨成勋也来了。看到哥嫂憔悴，疲惫的样子，白杨止不住泪水涟涟：哥、嫂，都跟我去重庆吧！” 老实忠厚的哥哥正担任看校行政科长，他摇了摇了头，说： “不成，我还得保管校产。” “那嫂嫂、孩子们跟我走吧！” 哥哥知道妹妹的苦心，点头答应了。 1940年元月，白杨支撑起痊愈的身躯，带着嫂子与侄儿女，搭上“中电丫的车辆，在坎坷的山道上奔波了七天七夜，终于安全抵达了山城重庆。 1940年夏秋之际，《长空万里》公映。之后白杨又参加开摄阳翰笙的《青年中国》。 《青年中国》摄制组，荟萃着一群志气相投，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 白杨女士，芳龄20年，人称“超级明星”。 魏鹤龄星座，堪称内在、质朴，表演自然的典范。 24岁的陶金，白杨“中旅”时代的同事，已有七、八年舞台与银幕的表演经验。 科班出身的项垒，年方25岁，能编、能导、能演。近年带着陈嘉庚的南洋救亡宣传队，涉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了一系列抗战节目，刚刚回到陪都重庆，便开始参加拍摄《青年中国》。 还有吴茵、阮裴、袁蓉等女同胞们，一个个青春焕发，斗志正旺。 摄制组全体人马在导演苏怡的率领下，从重庆市中区到了澄江镇，进行拍摄。都是救亡演剧队的同仁，拍的是自己的生活，演起来得心应手，真实自然。 陶金饰的队长将一支抗敌宣传队，带到了国统区的一个偏僻的山村。白杨饰的女宣传队员沈晓霞正开始帮助一个陷入窘境的老大妈…… “咔嚓”一声，水银灯突然灭了。 山城响起了防空警报。 一群敌机突然窜到重庆上空，轰炸开了。全城防空，连着停电。 《青年中国》的摄制工作又搁浅了。 过了好些天，暂时解除了防空警报，好不容易可将影片《青年中国》继续拍下去。刚拍几天，胶片又拍光了，因交通堵塞，供不应求，摄制工作又停顿下来。 趁停拍空隙，白杨来到阳翰笙处，听说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虽拍出来了，但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多方阻挠，至今不让公映，白杨很是气愤和不理解。 阳翰笙十分敏锐地说： “《青年中国》的摄制，迟迟进行不下去，也不是偶然的。看来，往后我们对那两个官办的电影厂（指“中电”和“中制”）不能过份依赖，我们得筹建一个自己的剧团。” 白杨听了异常兴奋： “那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舞台，有了演出的主动权了。可是——，当局能让你搞吗？” 阳翰笙笑道： “当然不能由我出面搞剧团，我们要找一个进步的无党派人士，要找一个既有演剧组织能力，又能应付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的能人。小杨，你猜猜这人是谁呢？” 白杨一下想到了一个人，便脱口而出道： “应云卫！” 阳翰笙笑着点点头。又对白杨说： “这是个民办的剧社，一切都得白手起家。正式开办前，还得设法筹措些资金，可能要先演个卖座的戏。” “什么戏呢？”白杨问。 “好像是根据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成的《天长地久》。 “那我能不能参加？” “你当然要参加！至于演什么角色，你去问应云卫吧。” 白杨回到《青年中国》摄制组不久，应云卫就跟来了。他首先动员项垒、阮裴夫妻俩脱离“中电”，加入由他“民办”的剧社。项垒夫妇欣然同意。 白杨也表示离开“中电”，但应云卫却说： “你还得在‘中电’。因为，一则‘中电’不会放你；二则我们也需要你留在那里。当然要请你来参加剧社的演出。这样拿着官家的薪俸来为民营剧社演戏，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把白杨说通了。 接着，白杨来到剧社开始排演《天长地久》。毕竟是熟门熟路，尽管条件十分低劣，白杨等人还是很快将《天长地久》搬上了舞台。 白杨饰的徐曼丽，出身贫苦家庭，因找不到生活出路而沦入烟花巷中。她以聪明美貌搏得了贵族和富家的垂青。然而，资产阶级只不过把她当作玩物。 徐曼丽的内心充满痛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结识了贵族青年胡亚明，他同情她的遭遇，他俩真诚相爱着同居在郊外的别墅。 亚明的父亲发现后，深恐地位低贱的徐曼丽毁掉儿子的前程，便趁亚明不在别墅时，以威胁恐吓和苦苦哀求，迫使徐曼丽断绝与亚明的来往，并给亚明写了一封绝情信。 不明真相的亚明见信，以为徐曼丽忘恩负义，便狠狠地骂了她一通。身染肺病的徐曼丽被折磨得卧床不起。当她奄奄一息时，亚明才明白真相，与她双双拥抱。徐曼丽和亚明永别在热烈的拥抱中。 人头攒动的国泰大戏院一派凄然，多少人在暗暗抽泣。白杨、项垒等掀翻了观众感情的大海，激起了滚滚的波澜，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伪善。 当帷幕徐徐落下时，这种心底的波澜又化作了排山倒海般的巨响，震撼着国泰戏院，溢满大街小巷。 《天长地久》一经公演便轰动了山城。卖座盛况空前，售票数超过了以往四五倍。观众与日俱增，白杨等连着演了两个星期，国泰戏院里场场爆满。 白杨主演的《天长地久》演出了水平，扩大了影响，也为文委创办一个民营的中华剧艺社筹措了一定的资金，应云卫便忙开了。 不料，正当应云卫忙着张罗筹办剧社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 周恩来怒不可遏，亲笔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山城，简直成了鬼蜮横行的魔窟，白杨与其他许多同仁一样，感到蒋介石控制下的陪都，已是无可救药的了。 “小杨，我们走吧！”是章泯在唤她。章混是著名艺术家，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曾给白杨导演过话剧《刑》，互相较熟。 白杨问道： “上哪里去？” 章泯没有回答，只管抽着烟卷，一会儿，他说道： “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过一会你会明白的。” 白杨随着章泯到了剧人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六十五号，进了戏剧评论家葛一虹的住处，见沙蒙、舒强等同仁早就聚集在那 里了，章泯一坐下，就让大家议论一下如何离开重庆，去延安的事。 白杨一听就来了精神，她曾接待过从延安来的同仁，听说那边报推崇苏联斯坦尼的表演体系，空气明朗，风气很正，人们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可以淋漓酣畅地去宣传抗战，白杨早就渴望能上延安了。 章泯说道： “鉴于目前的形势，不能直接从重庆去延安，必须绕道香港，再往延安。” 正说着，门口响起了口哨声，是站岗的报告有情况。葛一虹向章泯丢了个眼色，便将桌上的麻将撸得哗哗响，几个人围在一起打麻将。窗口出现了便衣特务的脑袋，一双贼眼滴溜溜闪了一下，走了。 随后，章泯计议与舒、沙、葛等先去香港。白杨等相继启程。以防有不测，在葛一虹家的短暂集会，很快便散了。白杨正要离开，阳翰笙派人通知白杨，有要事相商。 白杨来到阳翰笙家，原以为是去延安之事，哪知，阳翰笙说道： “延安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在那里能大有所为，我们已送了不少革命青年与文化战士去。不过，小杨，要知道，这里也是战场，我们希望你留在重庆。” “留在重庆？”白杨不解。 “是的，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 “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 阳翰笙直率地说道： “两个多月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演“天长地久”这样的戏？》。，批评演这个戏不合时势。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演出，为应云卫筹建剧社创造了些物质条件。根据时局的需要，这个剧社马上要成立，定名为‘中华剧艺社’。应云卫任队长，他正通过各种渠道，张罗人马，筹建理事会，招收30来个固定演员。” 白杨不加思索问： “我也参加？” 阳翰笙回道： “不，你不当固定演员；但要作这个剧社的台柱子，帮着撑门面。” 白杨听明白了，还是应云卫说的这个意思，拿着官家的薪俸来为私营剧社演戏。中华剧艺社还有相当一批这样的演员呢。 不过，在心灵深处，白杨依旧向往着延安。阳翰笙理解她的心境，就说道： “想请你给新成立的中华剧艺社撑撑台面，演一个戏，然后你再去延安。” 白杨一听乐了。 白杨即将参加中华剧艺社上演的是阳笙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该剧借太平天国的故事来鞭挞自相残杀的千古罪人。剧中有个女状元——傅善祥，是个了不起的女中豪杰，阳翰笙请白杨来演这个人物。 阳翰笙又问道： “《青年中国》进展怎么样？” 白杨说： “争取在最近将它赶拍完。” “好吧，小杨，你们设法尽快把这个片子拍完；应云卫他们则抓紧筹建中华剧艺社，到雾季时，我们要大干一场。” 夏去秋来，转眼已到了雾季。已完成《青年中国》的白杨， 也赶回城里，准备排演《天国春秋》。 白杨找到阳翰笙，请他谈谈剧本中的概况。阳翰笙说道： “我写剧本之前，把故事讲给恩来听过，是借古讽今的。这个题材本身比较露骨，容易被敌人发觉我的用意，为了使剧本能审查通过，写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我是借太平天国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和大批将领的历史故事，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团结，准备投降日寇的罪恶阴谋的。韦昌辉杀害杨秀清是得到洪秀全支持的。‘皖南事变’的主要执行者是白崇禧、何应钦，蒋介石在幕后。” “《天国春秋》中，我想以韦来揭白、何，不直接触及蒋介石，为的是通过检查关卡。写博善祥与洪宣娇之间的恋爱纠纷，也是为了通过‘剧检’。尽管动了那么多脑筋，剧检当局还是删去了‘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等台词。” 阳翰笙又说道； “我写的那个博善祥，才略过人，目光敏锐；却又善良纯洁．坚贞不屈。塑造这个人物，我精雕细刻，下了不少功夫，舞台效果如何，小杨，看你的了。” 白杨点了点头。 中华剧艺社以强大的阵容排演此剧，由社长应云卫亲自任导演，除白杨外，还有耿震、项垒、舒绣文担任主要角色，均是影剧坛上的一代佼佼者。 尽管没有像样的排演场地，连彩排的戏院都找不到，但他们还是很快将全剧排演了出来。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上又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天国春秋》明日上演 ［中央社讯］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之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二十七、二十八两日为留渝剧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演出，二十九日起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响募滑翔机公演。由耿震饰杨秀清，项垒饰韦昌辉，舒绣文饰洪宣娇，白杨饰傅善祥等。二十七日上午，国泰戏院里观众爆满。 《天国春秋》用隐晦、曲折的办法，借古人之口，无情地抨击了制造‘“皖南事变”，阴谋分裂倒退的历史的罪人，因而在民众中、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回响。 国泰大戏院中，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踏着热烈的掌声，走向舞台，向白杨等演员们表示祝贺和深深的谢意。 动乱的岁月，意外的事件，孕育着震撼人心的巨著。 “皖南事变”催生了《天国春秋》的诞生，国泰大戏剧里，白杨参加的《天国春秋》的演出卖座空前。山城的工人、店员、市民及学生青年，竞相卖座；剧社连着献演数周，观众仍与日俱增。 在这重庆山城里，一个话剧运动的热潮正动地而来。 但时局正在恶化，战火在向全球蔓延。由于日本偷袭了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此时，离渝赴港的章泯、舒强等人未能去延安，都回到重庆。原来准备演出《天国春秋》后经香港转延安的白杨也只得留下。她一面在献演《天国春秋》，一面又抽空开始排演沈浮编导的《重庆二十四小时》。 而此刻，天才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向导郭沫若，则在酝酿着一部空前的巨著，决意将这个运动引向一个新的峰巅。 十二月上旬，一个叫江村的演员向郭沫若建议道：郭老，何不将《屈原》搬上舞台呢？ 一句话，像电光石火一样点着了诗人创作的灵感。屈原这个人物形象，郭沫若早已蓄积在胸。于是，历史剧《屈原》开始在郭沫若心中萌动了。 一天，白杨等人来到郭沫若处，听他讲解着自己刚完成的“屈原》： 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爱国诗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认为必须改革内政、联齐抗秦，才能使楚国国泰民安。这一正确的主张，开始颇得楚怀王的赞赏，却遭到了以南后郑袖和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卖国投降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当秦国密使来楚时，他们暗中与之勾结，送贿密使张仪。南后设计把屈原骗入深宫，诬他“淫乱宫廷”。昏庸的楚王革了屈原的职务，将他逐出宫去。 屈原大声疾呼； “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啊！” 屈原遭诬陷后，他的学生宋玉背叛了他，堕落为可耻的御用文人，仆人也相继离去。只有侍女蝉娟坚定地信赖他、敬仰他。南后、公子子兰和宋玉等对婵娟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婵娟宁死不屈，愤怒地揭露了南后的阴谋，斥贲南后是：“比天狗还要无情的人”。 南后恼羞成怒，处她死刑。正义的卫士救出婵娟，又带她一起去营救屈原。婵娟误饮了杀害屈原的毒酒，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屈原。卫士刺杀了放毒的凶手，焚烧了罪恶的太一庙。 屈原满怀悲愤，为婵娟举行庄严的火葬：“你年纪虽小，可以为世楷模，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千古！”卫士真切地感受到屈原的伟大，愿继婵娟之后永远作他的仆人，他们一道往汉北去，誓与民众一同去抵御强暴，保卫祖国。 郭沫若讲完剧情后，转向白杨，对她说道； “南后郑袖这个人性格是相当有趣的，我描写她多是根据《战国策》上的材料，如送贿给张仪及谗言魏美人等故事都是。这个人是相当有点权术的，似乎不亚于吕雉与武则天。小杨，演好这个角色有一定难度，非你不可。” 白杨启齿一笑道； “我第一次演‘反派’，请郭老多指点。” 张瑞芳在旁问： “婵娟真有其人吗？” 郭沫若笑道； “这是我造出来的，我是把《离骚》上的‘女须之婵媛’解释为陪嫁的姑娘，名叫婵娟。这是一个高洁、美好的形象。” 2月28日，《屈原》剧组的全体人员终于选定下来了。这个剧组被当时人们称为达到了重庆“这两年来剧坛上最理想的阵容”，《时事新报》载文称赞“白杨、张瑞芳同时出现子《屈原》，这才是第一流明星的大竞演”。人们公认“此剧人材最多，实力最雄”。 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坚白饰宋玉，施超饰靳尚、丁然饰子兰，业高饰子椒，苏侩饰张仪……可谓名伶云集，风靡云蒸，稳操胜券。 不料，未及排练，国民党实权人物陈立夫、潘公展及其御用文人，指责《屈原》“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是欠忠实”，“与历史相差太远”，不同意演出这个剧。 对此，周恩来亲自出马，立即组织人员开座谈会。针锋相对。在周恩来鼎力支持下，《屈原》终于可以排练了。 周恩来亲临排练现场。指导排练，在谈到“雷电颂”时，他指出，尽管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但这是符合屈原精神的。他嘱咐金山尤其要注意“雷电颂”这样的重场戏。 《屈原》一剧，几经周折、磨难，终于突破重重难关，可以在国泰大戏院与观众见面了。 1942年4月2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轰动国统区的消息： 五幕历史剧《屈原》 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 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 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 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这一消息，似春雷划破长空，震撼了整个山城。 就在这一天，《屈原》全剧在中艺进行了彩排。《新民报》4月3日晚刊上，登出这样文章，纪实了彩排时的生动情景： 《屈原》冒险演出，昨晚彩排观后感 演出者应云卫，急得满头大汗，导演陈鲤庭，喊得喉干舌哑，所有的人簇拥在一起，剧作者郭沫若很细心地注意着每个演员的技巧，艺术委员、编导委员、研究委员，都在留神着金山、白杨、顾而已、施超等每个人的动作。《屈原》的舞台上：白杨（饰南后）正在充分地暴露她自己的阴险、刁恶、泼辣，而愚弄她的丈夫——一楚王（顾而已饰），陷害三闾大夫—一屈原（金山饰）。 《屈原》是中华剧艺社的代表作，也是山城雾季里最精彩的一个戏，中华剧艺社集中了全力来注意它，为的是在艺术方面有所贡献，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让戏剧与音乐配合，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尝试。由于昨天彩排的成功，而使我们确信演出者与导演者的冒险精神。 参加《屈原》演出的人，都是全国最有名的演员，把这些人集拢在一块儿，不仅是不容易，而且也使每个参加演出的人感到困难，每个人为着他们自己的艺术生命，不得不在演出技巧方面下一番苦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屈原被锁住双手、双脚，禁锢在东皇太一庙中，面临忠良受害，奸佞得逞，楚国岌岌可危，屈原怒火万丈，心肺欲炸。面对着骤风暴雨，声嘶力竭：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一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雷电颂”，以叱咤风云，气吞山河之势，震撼着国泰大戏院，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房。它道破了人们要说说不出，想说不敢说的肺腑之言。它打开了禁锢人们心灵的闸门，使抑制、窒息了许久的情感，似高山瀑布，奔腾直泻！ 是怀古，是讽今？是历史，是现实？是屈原在怒吼，还是山城、江水在咆哮？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谁都说不清，又谁都很清楚。 一部《屈原》把整个山城，不，把战时的蒋管区都鼓动走来了。大后方的人们从《屈原》里得到了情感的发泄，精神的满足，摧毁黑暗的力量。 《屈原》一剧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惊恐与愤恨，在他们控制的《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攻击《屈原》粗暴，“歪曲史实”；《新民报晚刊》称《屈原》是“冒险演出”。 对此，郭沫若都一笑置之。为了感谢演员演出的成功，他特地写了《十四绝赠演员诸友》，其中赠白杨的一绝是这样写的： 南后可憎君可爱， 爱憎今日实难分。 浑忘物我成神化， 愈是难分愈爱君。 远在桂林的田汉知道这件事后，对《屈原》也赋诗赞美。诗的最后一绝是这样赞颂白杨的： 绝代风流忆白杨，演来南后艺弥光。 梨涡莫漫拟胡蝶，不向倭儿斗艳妆。 就在这万人空巷的日子里，白杨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百多位从数十里外的沙坪坝赶来的大学师生，看《屈原》到深夜，没有交通工具回去，索性留在剧场，倾诉着看了《屈原》的激昂情怀，抒发着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情绪。 他们说着，说着，干脆模仿着《屈原》，齐声复诵起“雷电颂”来——“炸裂了吧！”“鼓动吧！”“咆哮吧！”“你们滚下云头来！我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显然，这是屈原的思想、精神，汇成了澎湃的惊涛激浪，在猛烈地冲击着腐朽没落的蒋家王朝。那阵阵震耳欲聋的声浪，在这黑沉沉的山城里，在这高高耸立的“精神堡垒”处，久久地震响着。回荡着…… 第21章　色艺双绝　一江春水向东流　德艺双馨　八千里路云和月 色艺双绝一江春水向东流德艺双馨八千里路云和月 春去夏来，转眼已到了七、八月份，白杨等从城市演到乡村。郭沫若、夏衍等也专程随剧团来到北碚。由于剧团同仁们的努力，演出获得了莫大的成功。 此时，夏衍满怀家忧国愤，奋然疾书，用了短短一个月，即创作了大型话剧《法西斯细菌》。为防剧检处检扣，剧本易名为《第七号风球》。 全剧横跨十一年之久，其表现手法与《屈原》迥然不同：《屈原》通过一天的生活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了屈原的个性特征；而《法西斯细菌》，以十余年间太平洋风云为历史背景，将人物摆在若干个重大历史关头去描写、去刻划。 第一幕写“九·一八”前夕；第二幕写“七七”、“八·一三”后一段时期；第三幕、第四幕分别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与后；最后一幕写1942年春天，抗战转折关头的斗争。 全剧将人物的命运及其个性的变化，始终与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写，读来亲切感人。 主人翁涉足了四个地方：由东京至上海至香港至桂林，通过他在那些地方的坎坷遭遇，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与凶狠，深刻揭示了“法西斯是虐杀人类文明的祸首，与科学势不两立”。 剧本的主题，典型的性格，是通过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思想言行来刻划、塑造的。全剧的中心人物是医学博士俞实夫，夏衍和导演洪深请白杨饰演的是俞实夫的妻子——静子，白杨便循着剧情的发展、其“丈夫”的思想脉络，体验起静子这个角色来。 1942年10月17日晚上，《第七号风球》要在国泰戏院首演了。剧院人声鼎沸，白杨等人忙着比妆。首演的帷幕马上就要拉开了。不料，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窜到山城的上空，白杨等人，带着妆与观众一起进入防空洞暂避。 空袭过后，演员与观众又回到国泰剧院。《第七号风球》开演，在一片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中，帷幕启开了。 山城的雾季已经到来，愈来愈浓的夜雾笼罩着山城，护卫着“国泰”，《第七号风球》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舞台上。剧情的发展，事境的变迁，人物的纠葛，都是那样和谐、自然、真切、传神，尤其是白杨饰演的静子，格外令人注目。 该剧首演后，连演十余场，仍场场爆满，欲罢不能，又加演五场。后来又去成都等地公演。 叶圣陶看完《第七号风球》，赋诗云： 夏衍文风朴且清， 中华剧艺夙知名； 喜闻今日二难＃， 行见光辉动锦城。 化界．戏剧界同行及广大观众，纷纷向白杨表示祝贺，白杨的寓所门庭若市，连外国朋友—一苏联驻华使馆文化官员汉学家费德林，也驱车前来向白杨祝贺。 此后，白杨在山城又主演了《重庆二十四小时》、《复活》、《金玉满堂》等剧，白杨的演技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一天早晨，白杨还在睡梦中，就有人来敲她的门。听到浑厚亲热的“小杨，小杨”的呼唤声，白杨终于醒了。缓缓睁开眼，见是位高大、持重的男子向她走来，她禁不住脸热心跳起来。 前来找白杨的男子，是著名话剧艺术家张骏祥。他三十开外年纪，欣长魁梧的身躯，长方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镜片内的两眼显得异常深沉、明亮。 他俩是在今春除旧更新时相识的。 自两人相识后，骏祥断不了来找白杨，不管朋友们怎样起哄，拿他开玩笑，他都来。白杨也喜欢他来，这是为什么呢？是他堂堂的相貌与持重的男子汉风度？不，或许主要还在于他那渊博的学识，刚正不阿的为人。自从去年与他一同回击潘公展等对《屈原》的围剿后，白杨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张骏祥自1939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毕业后，满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远涉重洋，返回战火中的国土。同年秋，他应聘于江安国立剧专，教授导演、舞台美术等课目，并导演了一些话剧。 次年，张骏祥离开江安，来到重庆，结识了阳翰笙。不久，应邀进了中央青年剧社（“中青”），先后任副社长、社长。至1942年，因不满于三青团对剧社的控制和干涉，毅然离开了“中青”。 近年，他导演的《边城故事）、《北京人》、《安魂曲》等戏，在重庆的舞台上演出后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1943年的夏天，白杨与张骏祥，决定分别随“中华剧艺社”及“怒吼剧社”离渝赴蓉。他们都是应《华西晚报》所邀，以为该报募捐的名义前往的。 临行前的那天，白杨忙着拾掇行囊。在整理案头的书籍、信札时，忽然看到了那封触动过她心灵的匿名信，她禁不住又默读起这封信来—— 白杨女士： 不久前看了你演的《结婚进行曲》，刻画入微，淋漓尽 致，衷心爱慕。很想写封信来问候问候你，转念一想，本 是因超然的爱慕，冲动了敬佩的心情，却是你的名气太高， 像我这种情形，欲得一青睐的人，正不知有多少，哪里能 在你的置念之中。在我窃想，你们对于类似我这种情形的 人，不但讨厌，还得加以可笑吧？ 你扮演的清纯，毋庸我来称羡，可叹的，“色艺双绝” 一类的话，已为一般人说得太俗了！ 悲欢离合，险夷诚伪的一切戏剧，已在银幕或舞台上， 被你演得惟妙惟肖，已给人极大的感动和反响。自然，你 对于世态的变化，人生的观念，很有着充分的认识。却是， 无论你对于世态及人生的认识，如何充分，然而明日的遭 遇，总是出乎今日的预想。譬如．你能把握你将来的结局 吗？如果能够的话，为什么《结婚进行曲》中尊重女性的 三条件，终于不能实现？黄瑛的职业终于成了泡影？！人生 的观念，竟总是这样的不易正确；世态的变幻，总是这样 的难予揣摩！加以经理、科长、同事……连自身的父亲，都 各怀着他们的企图，不断而恶劣的绕袭着黄瑛。黄瑛，你， 你那么不凡的抱负，消沉在何地去了啊！”少怀不羁之长， 长无乡曲之誉”，环境束人．沦落堪悲，黄瑛，英瑛，能不 同声一哭么？ 我不希望你知道我的名字，也不希望认识我的面貌，“永结无情游”方能够“相期邈云汉”。不过，在无意中、彼此或已神遇了。不，或曾目寓遇。 我在这里为你祝福。“美服患指”，“高明逼恶”，“树大招风，声高致险”，本是废话，聊作晨钟。黄瑛的美丽清越，正是她一切恶境的市招，望能摆脱黄瑛的恶境，艰苦自励、达到康坦的前途。 今日午间，遇于新生市场茶庄内；近晚，又逅于大同路包车中，见你态度的幽闲，又回想起了黄瑛剧中的形影，不觉同情心理油然而生，故此函渎，不知应当力口以讨厌呢？还是加以可笑呢？ 祝安 钦慕者上 重读此信，白杨心里涌起一股热浪。鸿雁飞抵已有一年有余，却不知这位钦慕者的真姓大名，是啊，在观众的汪洋大海中，白杨的钦慕者数以百计、千计、万计，诸如此类的信件，白杨也不知收了多少。 几年来，白杨在剧中表演了多少炎凉世态，伉俪之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白杨自己还是孤身一人。在这多事之秋里，她难免感到孤独清苦。 她隐隐觉得，为更有效地洞悉现实，摆脱恶境，拓宽艺术之路，她有必要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可是，意中人在哪里？似飘飘缈缈，遥在天涯；又觉踏地有声，岸然而来。 听，多熟悉的脚步声，23岁的白杨脸上一阵发热，忙收起了案头的信件。来者正是意念中的张骏祥，他特来与白杨商酌，将一同去蓉城，参加重要的编排与演出活动。 在蓉城成都，一天晚上，白杨刚演完《家》，回到寓所，张骏祥便来串门了。两人在一起分析演出中的成功与缺陷。 张骏祥告诉白杨： “曹禹已经把《柔密欧与幽丽叶》翻译出来了，交给成都神鹰剧团演出。准备由你饰演幽丽叶，金焰饰柔密欧。” “导演是谁？” “我。” “你？这太好了！”白杨兴奋地象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这出戏中，白杨深刻领会了导演的意图，准确地领会了导演的指示，将幽丽叶急不可耐的心理和炽热的情爱充分表演出来了。 白杨与张骏祥合作的第一个戏，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期间，他俩在蓉城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张骏祥寒窗苦读了二十多载，回国后又忙于奔波事业，已到而立之年了，仍是个单身汉；而白杨呢，泛舟于艺术长河的进程中，今日还是独身一人。尽管白杨比张骏祥小整整十岁，然而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事业心，把他俩紧紧地连到了一起。 是艺术之花结出了爱情之果，却不是爱情之花结出了艺术之果。纵观白杨的一生，她始终是把艺术、事业提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或是白杨从成功走向成功的一大要素。 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的张骏祥（笔名袁俊），则把白杨当作自己事业与精神的寄托。他创作出的话剧，如《山城故事》、《万世师表》等，在剧本的扉页上这样写道： 袁俊 1944年金风送爽的时候，白杨（杨成芳），偕张骏祥（袁俊）一同回到了陪都重庆，忙着准备将《万世师表》搬上舞台。这是她第一次演张骏祥写的戏。 由骏祥编剧，白杨参加主演的四幕七场话剧——《万世师表》，于1944年9月18日至1O月18日，在重庆中华路的青年馆公演。消息传出，观众接踵而来。 观众道：真是名不虚传！瞧，白杨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紧紧把握着剧中人的年龄性格，恰如其人。 报上特辟了《万世师表》的演出专刊，评价文章蜂起，盛赞白杨与张骏祥等合作的成功。 白杨与张骏祥，正是以事业上的成功，迎接着结婚的佳期。 1945年1月，白杨与张骏祥终于去长寿县旅行结婚。 陪都的1945年，真是“天变”之年。残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山城变成了“冰窖”。到了初夏，冰窖又变作了“火炉”。到了六月，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重庆忽又猖獗地传染起霍乱来了，死亡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形之下，观众不敢到公众场所看戏了。 白杨无戏可演，在家中休身养息了。入川八年来。白杨还真难得有这样的闲隙。 在这稍得宽余的日子里，白杨回想起了自己的影剧生涯。从1931年进演员养成所至今，已有14年了。十四年来，马不停蹄地排戏、演戏，究竟排演了多少，还没有来得及计算过，总结过，是该好好回顾一下了。她想了想，展纸握笔整理起来。 白杨粗粗整理罗列了一下，参加演出与主演的影片计有八部，话剧有四十五部。 这五十多个影剧，五十多个角色，凝结着白杨多少青春的热血、泪水和汗水，在探寻、求索的征途中，又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以至魑魅魍魉。十四年来，真是艰苦卓绝，筚路蓝缕，感慨万分。 白杨禁不住这样挥笔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感言 所演过的这四十（五十）余出戏，虽然有的是独幕剧，但不论其轻重，在每个角色上面，我都曾洒下了心血。尽管有些戏上演的年月日和地点场所甚至连角色的名字我都模糊无法追忆，可是当时自己在舞台上的影子和孕育每个角色时那种痛苦心情，现在还能清楚地感觉到。说起痛苦的心情，现在想起来那些演过的戏，留给我的回忆多是痛苦的！有何可贺的欢愉？ 算一算走上演戏这条路有十多年了，时间不算短，可是吃了不少苦。怎么进入角色？一个人孤零零地摸索着，没有书本的教诲，没有良师的引导，没有好伙伴的帮助，好像一个要学步的孩儿，没人管她，而她必须应该走路的时候，只凭一股勇气走起来，怎么走得稳呢？又走向哪里呢？她全茫然。前面本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她摸索着误入歧路，她就陷入苦恼中……在崎岖的小道上不知跌了多少跟斗，有石头碰痛了骨头，也有荆棘刺破了血！走了快十年了，已经遍体鳞伤，暗地里哭了不少回，可是她并没灰心。就凭着将近十年的痛苦经验和一颗赤诚倔强的心，终于她看到大路的边沿了。 在大道上走多舒服，多省劲，又多轻快啊！但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条小路所遭遇的痛苦，自然不寒而栗！对那些曾赐我甘露以解渴，野果以充饥的，我仍怀着感激；对那些刺我的荆棘，和阻拦我行路的乱石，我仍禁不住要忿恨。不过，这不能怪它们，谁叫我碰着它们呢？它们本身就是坏东西。惹不得的，应该离开它们远远的，或者除掉它们。 对于那些初初干戏的年轻人，我现在总怀着关切的心情，总愿给他们一点温暖和帮助。我就怕他们多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小路拐弯抹角兜圈子，那真痛苦，想想多可怕。 这篇近千字的“感言”，是白杨十四年影剧生涯的真实写照，是真情实感的宣泄。 却说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945年8月份了。这天晚上，窗外猝然爆发出一片巨响，这是什么声音？那样排山倒海、震天撼地、激昂澎湃。 刚动了阑尾手术的白杨，捂着还未拆线的伤口，支撑起虚弱的身躯，侧耳静听，窗外传来的是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 “日寇投降了！” “中国胜利了！胜利了！” 中华八年离乱，万家墨面；八年抗战，筚路蓝缕。 日寇烧杀抢掠，血债累累；八年逞凶，一朝覆亡。 可是，谁料想，胜利的阳光刚刚照临祖国的山河，内战的阴云又漫上天空。对于文化事业，“四大家族”独占了一切电影机构及其全部物资，还多方对我进步电影工作者加以排斥与控制。 为了在上海建立共产党的电影阵地，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出面会同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及制片人夏云湖等，回到上海，在“联华”旧址以“联华影艺社”名义筹建昆仑影片公司，并筹拍一部深刻地暴露现实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特请白杨参加主演。 正在这时，北平的“中电”三厂的沈浮一再来信来电，特邀白杨去拍摄他编导的《圣城记》《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只好同意白杨临时前往应急；但要求她一个月内拍完《圣城记》，即从北平赶回上海开拍《八千里路云和月》。 到达北平后，白杨即请编导沈浮把她的镜头赶了赶，力争如期拍完。在北平赶拍《圣城记》期间，白杨见到了周扬同志，并通过他与分别多年的大姐杨沫取得了联系。 对这段往事，杨沫这样纪实道： 白杨到北平拍《圣城记》时，经过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周扬，找到了正在党解放了的张家口工作的我，中断了八年的姐妹关系终干联系上了。我写信向她叙说我在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如何愉快地工作，如何打游击，希望妹妹能到解放区来。她回信告诉我，因要赶拍《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上海。从此又断了联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们姐妹才在北京重逢，此时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 就这样，白杨在北平赶拍完《圣城记》，未及与久别的姐姐见上一面，即返回上海，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编导史东山报到。 史东山，这位涉足影坛、剧坛二十多年的电影编导和戏剧导演，谈起编导《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意图，他感慨万端对白杨说： “胜利以来的种种现象，使我感到无比的伤痛。” 白杨自然也有同感： “看到民不聊生，不少同仁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过着贫病交迫的生活，心里很不是滋味。” 拍摄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这是“昆仑”成立后开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条件很差，一切设备因陋就简。但是，摄制组成员紧紧团聚在一起，谁都不叫苦叫累。 摄制工作有条不紊，白杨很快进入了角色： 就读某大学的女学生江玲玉（白杨饰），只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她看到许多热血青年走出学校，相继抛弃温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江玲玉也激于民族义愤，冲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挠，毅然参加了上海影剧界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登车踏上了征程。 演剧队陷入敌军重围，扮成庄稼人的演剧队长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礼彬（陶金饰）及琬芳、小赵、小侯等，从村里逃出。雨声中突然袭来枪声，敌人追来了。 江玲玉等纵身跳过一道断墙，藏身墙下。可往另一处跑的小赵被敌人击中两枪，猝然倒下了。大伙围拢过去时，小赵已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喃喃地说：“告诉我的爸、妈，他们也算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家属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乐家高礼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同甘共苦，你帮我助，一起学戏，一起读书，互相勉励，逐渐产生了爱情。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大伙一同到达了重庆。 高礼彬因劳累过甚，营养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爱情使玲玉与礼彬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来到了重庆，他假借“公务”名义，大做投机生意，用金钱向玲玉追求诱惑，玲玉毫不动心，婉言拒绝。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玲玉与礼彬举行了婚礼。此刻，周家荣又来了，他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到上海“接收”去了。而为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演剧队，经过重重困难，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复员”。 玲玉与礼彬抵沪去姨父母家，看到周家荣靠“接收”大发横财，穷奢极欲，不可一世。而玲玉、礼彬只能靠着朋友帮助，赁住在一间直不起腰的阁楼上。洋洋自得的周家荣竟责怪玲玉自讨苦吃。玲玉则对周家荣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 当了记者后的玲玉，了解到周家荣竟以一老年寡妇的丈夫在敌伪时期“开过铺子”，“卖过东西给日本人”为借口，霸占其房子，将她撵出门外。 玲玉满腔悲愤，严词痛斥道： “这个世界，都象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霸占，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的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词。” 《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公映，立即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称道。 报刊纷纷评论，说它“继承了战前国产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田汉撰文称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遥在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夏衍，称摄制组“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白杨正是其中的这样一位全胜者。她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赢得了观众的称颂，称她战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预言她将在银坛上有空前的突破。 《八千里路云和月》刚刚拍完，又一部日后空前轰动的影片要白杨去主演，编导蔡楚生、郑君里来找白杨，约她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要找她去谈新片的摄制问题。 战后大上海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 白杨应约踩着点来到周公馆，蔡楚生、郑君里等均在座。一见面。周恩来肯定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拍摄，说白杨饰的江玲玉形象很不错。接着便询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摄制设想。 周恩来郑重地说： “希望这部片子，能概括出抗战八年，以至战后今日的社会面貌，能成为照出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一面镜子，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出了周公馆，白杨一头埋进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中： 远处又传来隐隐的炮声，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素芬与忠良并坐在床头。油灯已熄了，清冷的月光漏过窗棂，照在他俩身上，花花点点。离情别绪杂乱地萦绕在心头，他俩没有一点儿睡意。 素芬似有干言万语要倾诉，临了却一句都说不上来。忠良终于依恋地说：“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素芬，你记住，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的……” “……”素芬哽咽着。 忠良又问：“记得吗？” 素芬拭了把泪水：“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素芬点着头，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掉下来。忠良吻着她的头发，又给她擦着泪水：“素芬，我会永远想着你们的。” 第二天，张忠良便随救护队在烽火中离开上海。 月朗星稀之夜，正是忠良向素芬话别时信誓旦旦说“一定在想念你们”的时分。月儿悄悄地透过山城一所华丽公馆的窗户，窥探到张忠良正拥抱着王丽珍在钢丝床上鬼混；月儿又悄悄地探视着孤岛上海素芬寄居的陋室，素芬正倚坐阶前，遥望园月，呆呆地盼望着丈夫归来。 从家乡到上海后，生活的重担全落到了素芬的身上，白天在难民所里给孩子们洗衣，夜晚一面给婆婆熬药治病，一面照管离爹的抗儿。整天过着累死累活、半饥半饱的生活。 到了黑云吞月、风雨雷电交加的夜晚，雨大屋漏，满地是水，脚下简直成了大水塘，祖孙三代顶着席片，焦灼地等待着天明：“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呀！” 听到回答的是愈来愈紧的狂风骤雨。 ——这就是上集：《八年离乱》中的素芬。 白杨思绪所至，不禁打个寒颤，仿佛她就是那个被无情的世道与风雨侵袭着的李素芬： 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漫长的黑夜，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婆婆激动地说：“我们总算熬到这一天了！”素芬心里在想：这一下，忠良该回来啦！一家人眼巴巴地、夜以继日地盼忠良归来，眼见别人家远去的亲人一个个回来，却迟迟不见忠良归，真是望穿了秋水。 殊不知，张忠良早已忘了素芬一家老小。他自从投入王丽珍怀抱后，做了权势煊赫者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爱慕虚荣的市侩，投机有术的老手。 抗战胜利后，他又以“接收大员”的身份飞回了上海，却没有去找母亲、儿子及“沦陷夫人”素芬，而是到了“抗战夫人”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家里。 双十节的夜晚，张忠良在何文艳家里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富商巨贾、政界要人。在宾客云集的大厅中，素珍忽然发现与王丽珍一起的那个张先生，竟是她日夜盼望归来的丈夫张忠良，顿觉天旋地转，大厦倾倒，手中的杯盘失落了下来。 宾客询问原委，才知她是忠良的妻子，便四座哗然。素芬悲痛欲绝，从混乱中逃出。王丽珍则哭闹着逼张忠良离婚。 张忠良母亲闻讯带着素芬、抗儿赶来训子。泼妇王丽珍从楼上下来，“啪啪”给了忠良两个响亮的耳光。素芬见状，心如刀绞，她踉跄着奔了出去，面对着滔滔的浦江，感到了生活的绝望，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决意投身江潮。她支走了跟来的抗儿，纵身投江自尽了！ 浊浪滚滚，漩涡喘急，江潮在悲怆而激昂地讴歌：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就是下集《天亮前后》中的素芬。 上下两集，构成了一部曲折的家庭悲剧，生动地展现了抗战八年和“惨胜”前后的社会生活面貌。 细细回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全剧，白杨脑际清晰地出现了三条情节线索： 一条是素芬与公婆、儿子的苦难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八年离乱时期沦陷区人民倍受屠杀、蹂躏的苦难生活，展示胜利后的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 另一条是张忠良由向上走向堕落，围绕着张忠良的劣迹，刻划了庞浩公、王丽珍、温经理、何文艳等人物，通过他们如实揭露了国民党利用抗战与胜利，大发其财、穷奢极欲的罪恶。 第三条线是条副线，是以素芬公爹及小叔忠民、婉芬为代表的积极抗日的线索，囿于当局的干预，这条线索在全剧中极其隐晦，却暗示了一股伟大的力量。 三条线索交织和对比，组成了抗战八年及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画。 拍摄开始了。 本来对昆仑影业公司持敌对态度的反对分子，大肆侮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并贴出了一幅诅咒的对联： 上联是：八千里路无路可走 下联是：一江春水无水可流 横批是：山穷水尽 然而，敌人的诅咒，只能激起同仁们无比的义愤与一往无前的志气，他们克服着种种困难，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心血和汗水，终于汇成了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 又谁料，影片拍成了，当局检查机关又不予通过，不准上映。怎么办呢？郑君里想了一条妙计，给国民党检查官送去“一束鲜花’”，花中装的是几块金表，于是，此片很快就被通过发行了。 白杨、郑君里等人高兴得蹦跳欢呼，喜泪横流。高兴之余，细细想来，这次“检查”通过之事，不正是影片本身揭露当局荒淫腐败的又一佐证嘛！ 《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即在黎明之前的神州大地上，如精神原子弹一般炸响了！迅即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共鸣。“成千万的人引领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影院大门”，“每次放映，电影院内出现一片饮泣之声，观众的眼睛哭得红红的。” 各报评论文章蜂起，称“它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使“我们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 当时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其他朋友，也曾联名写信给蔡楚生及全体创作人员，深有感慨道： “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的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必然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但，同时也就因为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 这是部极其成功的影片，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初，连续放映三个多月，观众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人次，在电影史上创造了电影卖座最高的纪录。 白杨在银幕形象的创造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正如《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所述： 影片的表演艺术也有突出的成就，白杨扮演的素芬，演得真实朴素，成功地创造了这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优美形象，有真挚的内心感受和体现。 富有魅力的杰作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三十四年后，即到了1981年，白杨出访美国，在旧金山举力。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依旧盛况空前。《太平洋周报》称此片“是一部最受欢迎，最赚人热泪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作品”。 在旧金山，有座华侨创办的“世界戏院”，1949年落成时，开幕式中首映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1985年，在“世界戏院”重建落成典礼的开幕式上，又重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许多华侨远道赶来，连着观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并常久地等候在影院门口，见到白杨，异常激动地说：“影片深深打动人心，激发了华侨对祖国的热爱。” 白杨的名字及其银幕形象，随着“一江春水”，从国内流到国外，从中国流向世界，一直流了数十年，还将经久不衰地流传下去。 然而，当初，正当《一江春水向东流》轰动中外影坛时，白杨并没有被成功的锣鼓声所陶醉，她又在忙着进行新片的摄制工作。 二十七岁的白杨，以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在黎明前的银坛上纵横驰骋，左右捭阖。《还乡日记》与《乘龙快婿》几乎是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上马、交叉着进行拍摄的。从内容上来看，前两者又象是后者的“卫星片”，都是抨击现实黑暗的。 《还乡日记》与《乘龙快婿》是由张骏样亲自编导，由白杨参加主演。两片辛辣地揭露了“接收”大员的贪污舞弊，描绘了战后国统区黑暗混乱的现实，塑造了一对敢于抨击黑暗的青年男女。 1947年11月，当《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上映不久。白杨又参加昆仑公司拍摄史东山编导的《新闺怨》。在此片中，白杨饰演的是一个自毁的妇女，然而，现实中的白杨却是个自强不息的女性。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进步文化工作者为避免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疯狂迫害，纷纷撤离上海，南下香港。 上海滩大影星来到香港的消息被电影厂老板知晓后，纷纷找上门来，要与白杨签订拍摄合同。“永华”捷足先登，和白杨达成了在《山河泪》中任主演的合同。 不料，《山河泪》刚刚开拍，“永华”另一位老导演找到白杨，让她饰《大凉山恩仇记》的主角，说要付她几万港币一部片的酬金。当白杨看了剧本后，断然拒绝。原来这部影片通篇在为国民党涂脂抹粉。 过了两天，“永华”又派人来了，“白杨女士，如若你不想要纸币的话，公司可以付你金条。” 白杨沉着脸说： “你们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参与拍这部片子。” 白杨不为数万港币、金条所动，断然回绝了“永华”的请求，随后，她又以同样的态度，坚决回拒了《忠义之家》导演的邀请，不与“走的不是一条道”的人合作。 白杨就这样，不计报酬，宁愿与导演经验不多的张骏祥、吴祖光他们合作，因为她与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同舟共济过来的。 艺术家的脚步是那样勤快，《山河泪》还没有公映，《火葬》又开拍了。这个影片是由万岳编剧、张骏祥导演的，白杨参加主演，饰农村少妇双喜。 双喜被迫嫁给了同村不谙人事的孩子——孟家酒店的小掌柜长春，产生了“空闺独守”的哀情。不久，她与青年展大鹏（陶金饰）发生了爱情，于是导致了种种矛盾纠葛。 到头来，双喜与长春、展大鹏等，在封建流氓势力的迫害下，酿成了纵火自焚的“火葬”悲剧。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 是啊，在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婚姻，曾葬送了多少男女美妙的青春、纯真的爱情以至宝贵的生命。 新的女性却要做命运的主人，白杨早就冲破了封建的残余与世俗的偏见编织的樊篱，始终没有被爱情、婚姻缠住自己前进的步履。这四五年来，她和骏祥在影剧艺术上的合作默契，白杨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然而，在秉性、习惯等方面，白杨与骏祥似乎不那么协调。两人相处四五年来，没有大吵大闹过，可谓相敬如宾，但也并非融合一体。 诚然，张骏祥是个正人君子，他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他深知，爱情这东西是神圣而又崇高的，互相不能有半点勉强，勉强了与她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他似乎预感到将来会有什么变异。 却说1949年，长空中传来一个喜讯，故士北平解放了！中共有关方面将派人前往香港，接文化界进步人士北上解放区。 白杨、张骏祥与郭老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即安娜），乔冠华夫人龚澎等一行人同时北上。 1949年岁末，白杨又回到上海。白杨一到沪，即被电影局安排到专拍故事片的上影四厂工作。说来也巧，四厂的厂主任竟是蒋君超。与他一见面，白杨喜出望外问道： “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君超笑着反问道： “我怎么不能上这儿来？” 白杨曾和君超在旧上海时熟悉。君超从小受了不少苦难，七八岁时失去了双亲，后靠着叔叔的资助，上了复旦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被著名导演卜万苍看中，进了电影厂，后又考进“联华”，先后参加拍了三十几部影片。 1947年，在摄制影片《乱世男女》过程中，因上海国际饭店电梯发生故障，君超的爱人白璐失足踩空，摔死在电梯下……君超至今带着未成年的女儿过日子，够苦的。 君超给白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白杨便和君超畅谈着自己的理想、志趣和爱好。 却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杨与张骏祥的关系越来越明朗化了。骏祥从“四野”体验生活返沪后，也进入了上影四厂，任编导。 近些日，他正忙着创作电影剧本《耿海林回家》，该剧描写青年农民耿海林被反动派拉去当壮丁，成了国民党士兵，尔后又被解放军俘虏，成长为英勇的战斗英雄，全剧通过这样一个人的遭遇、经历，来歌颂光明，抨击黑暗。 骏祥正一头埋在此剧的创作中，白杨也忙着下厂体验生活，两人一直各忙各的。一天夜晚，终于有了个交心的机会，他俩心平气和地交谈了许久、许久。 张骏祥毕竟已近不惑之年，白杨也已到“而立”年华，两人谈得很坦率、真诚。骏祥说，既然情意不和，那就分手吧，这样于你于我于事业，有好处。 从那以后，张骏祥与白杨以同志、朋友相处，互相尊重，互不相扰。 白杨与蒋君超则愈来愈接近，愈来愈亲密。一个周末的夜晚，男男女女都去舞厅跳舞了，君超来到白杨的寓所，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只首饰盒，一面打开来，一面对白杨说： “我送给你一样东西。” 白杨凑过去一看，那既不是戒指，也不是首饰，而是一枚胸章。 君超小心翼翼拿了出来，亮给白杨，问： “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白杨细细审视着：黄金色的椭圆形环里横着一根松枝，松枝上有一只金铸的松鼠，松鼠怀里紧紧抱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小小的胸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又闪烁着奇光异彩，分明是货真价实的金玉铸成的。 君超何以送她这样一枚贵重的胸章？白杨寻思了一下，忽然想起君超又名“云松”，目属鼠，那金铸松鼠不正是他吗？怀里的珍珠则是——她，白杨！她一下把那寓意深邃的信物贴到了唇边。 有情人终成眷属。上海影剧界传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喜讯—一白杨将与蒋君超结婚。 在新中国诞生一周年的佳节到来之际，举国欢腾。大上海火树窜天，银花怒放，中苏友协礼堂里灯火辉煌。上海影剧界同仁沈浮、孙瑜、郑君里、赵丹、陶金、黄宗英等等，纷纷应邀前来，参加酒会，祝贺白杨、君超喜结良缘。 从此，白杨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50年代到60年代，是白杨演技更加纯熟、创作力最旺盛时期。她先后主演了《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金玉姬》、《春满人间》、《冬梅》等多部影片，塑造了许多富有中国气派的妇女的优美、鲜明、动人的形象。 1957年，《北京日报》和《沈阳日报》分别举办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演员评选活动。在两家报社公布的五部最受欢迎的影片中，白杨主演的《祝福》和《为了和平》都名列前茅。在评出的五位最受欢迎的演员中，白杨又独占鳌头。因此有人说她是建国以来最早被评出的最佳演员。 30年代《十字街头》公映后，有人预言她“将成为中国的新影后”，她终于以自己的勤奋和创造，使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 当时，《北京日报》编辑部还送给她一幅荷花，是著名国画家于非盒画的，上面有郭沫若的亲笔题词：“出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荣，为人民带来祝福，愿世界早进大同。”后边两句暗应白杨主演的《祝福》、《为了和平》两部最佳影片的片名。 《沈阳日报》编辑部送给她的是一座精美绝伦的用煤晶石雕刻的仙鹤，象征着她的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她还被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如今她仍在为我国的电影事业繁荣发达辛勤耕耘 附录 附录1．上海滩著名编剧导演简介 郑正秋： 郑正秋（1889—1935），原名芳泽，号伯常，广东潮州人。幼时举家迁上海，14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及年长，渐对戏剧艺术入迷。1910年11月开始以“正秋”为笔名，以“丽丽所戏言”、“丽丽所伶评”等为题，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戏剧评论，从此开始了与戏剧界的紧密联系。 1913年，应张石川之邀，首次涉足影坛，即为新民公司提供了他的第一部电影脚本《难夫难妻》。此后10年，他一心扑在新剧的创作和演出上，并发下宏愿，要振兴新剧。但新剧由于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走向没落已是必然，郑正秋回天乏力。1922年，明星电影公司的创建，使他终于在影坛一展才华。 1922年—1935年这13年中，郑正秋为“明星”编导或参与编导了50余部影片，其中优秀之作，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姊妹花》等。对于郑正秋来讲，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说郑正秋以其作品影响了甚至左右了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风格和发展方向并不过份，许多电影公司的创作人员的确是唯其马首是瞻，他的创作实践，为最初的中国电影传统定下了基调。 郑正秋能有如此作为，靠的是独具慧眼的题材选择和独具匠心的创作方法以及导演手法。郑正秋的作品从题材上分大致有二：一是为人生而创作，为受压迫者尤其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鸣不平；二是为金钱而创作，为迎合观众心理，编写一些无伤大雅的武侠、传奇剧本，以取得可观的票房收入。 纵观郑正秋的电影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始终执著于人生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并由此构成他创作的主流，这在同时代的名编导中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能如此，与他始终坚持电影的教化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而这一认识，恰恰又基于他戏剧功能的看法，萌芽于他从事戏剧活动年代的种子，在电影创作中开花结果了。 “明星”成立之初，郑正秋就提出了“长片正剧”的制片方针。他曾说：“为弱者呜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的一贯主张……所以我觅取题材，往往从为穷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 郑正秋的实践，是对20年代影戏理论的最好注释，并使该理论更为流行。进入30年代，郑正秋积极赞同邀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入“明星”，并与他们精诚合作。 郑正秋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观众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又得归功于他长期的戏剧活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郑正秋在艺术上的追求始终是与抓住最广大观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了解观众，而且善于引导观众。1925年他就提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要分“迎合”、“适应”和“提高与改良”观众心理三步走。 他的创作正是贯彻着这一既定方针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充满人情味，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第二，富有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使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迅速中国化的道路。 郑正秋的为人也颇可称道，他虽身居公司要职，又是负有盛名的导演，但他待人诚恳，尤其是对演员，他在导片时，对每一个戏的镜头，都不厌其烦的解释、示范，很使人折服。 令人叹息的是，他的身体太差，自幼多病。为治病，又染上了鸦片瘾，无法戒除。刚届四十，即已两鬓斑白，身体羸弱不堪。影界同仁习以“郑老夫子”称呼他。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英年早逝，影坛为之震惊，同仁为之悲痛。明星公司为郑正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田汉挥笔写下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 谁人舒国难，正公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蚀”含亏蚀之意，故后改为“石”。浙江宁波人。在张石川16岁时，父亲去世，后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华洋公司当负责抄写的小职员。 他白天上班，夜晚则苦攻英语。1913年，被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聘为顾问，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和郑正秋一样，对默片时代和30年代的中国电影，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首先，张石川作为一们电影事业家，曾亲手创办了“新民”、“幻仙”和“明星”三家电影公司，“新民”和“幻仙”出品虽然不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2年创办“明星”后，他更是呕心沥血经营了15年，直到1937年公司场地被日军占据而关门。 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艰辛，他硬是凭着智慧、胆识、精明外加一点巧取的作风而闯了过来。“明星”的辉煌成果中，含有他的一份心血。 其次，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编剧、导演，其功也不可没。张石川一生约导演过150部影片，如此丰产的名导演是不多见的。 在这150部影片中，他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随后一批妇女问题题材的影片使“明星”声名远扬，并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片；他还曾导演过左翼作家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等片。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张石川也极为重视研究观众的心理，但他只是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甚至是观众中庸俗的欣赏趣味。这与他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实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他拍电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字：钱。”这就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追求。 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精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因此，但杜宇17年的电影生活，于中国电影事业虽有诸多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独到地位的影片来。1937年，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但社宇夫妇迁居香港，复以卖画为生。 黎明伟： 黎明伟（1893—1953），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在香港求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组织人我镜剧社，同年初次试拍电影、摄成《庄子试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1923年创办民新影片公司。 黎民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其次，在电影编导尤其是纪录片的编导和拍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黎民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他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北伐开始后．他曾赴北伐前线拍摄军事纪录片，最终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这一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纪录片。 黎民伟的主要兴趣在摄影方面，因此由他编导的影片并不多，但在他领导下的民新公司，曾罗致了欧阳予倩、侯曜、卜万苍等著名编导，为“民新”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影片。 黎民伟导演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也以其反帝题材而钦誉海内外，故而“民新”能独树一帜。此外，黎民伟还是“复兴国片”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与罗明佑携手创办了联华公司，并担任“联华一厂”的主任。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黎民伟返香港。后脱离影界经商，死于癌病。 杨小仲： 杨小仲（1899—1969），原名杨保泰，生于江苏常州。1916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0年，他应任彭年之请，为商务影片部代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改编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从此与电影结缘，并改名杨小仲。 此后，他先后为商务影片部、长城、大中华百合、联华、艺华、新华等公司编导了约20部影片。由于这些公司的制片方针各异，杨小仲所导的影片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上也显得参差不齐。 抗战爆发后，他曾赴内蒙抗日前线拍摄纪录片。“孤岛”时期及抗战以后，他多受雇于私营公司，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影片。 总的说来，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时代，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的一生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陆洁： 陆洁（1894—1967），字焕章，江苏嘉定人。17岁时赴上海当学徒，后又赴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上海。20年代初进入电影界，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是创刊于1922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与顾肯夫创办的这份杂志介绍了外国电影知识，首译和统一了一批外来的电影名词术语，如“导演”一词，就是他在受到朋友来信中提到的“教习”一词的启发而译出的。 其次，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为“大中华”和后来的“大中华百合”编写和导演过数部影片，是公司的主要编导人员。 “联华”成立后，陆洁出任二厂经理；1936年，“联华”改组为“华安”后，他又任“华安总厂丫长。在他的主持下，“联华二厂”和“华安总厂”曾拍出一大批优秀影片。 抗战爆发后，陆洁留在“孤岛”上海租界内，为吴性栽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吴性栽投资创办的文华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陆洁的一生也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自德清县立高小毕业，1915年被保送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夏衍被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录取。1924年加入国民党。 1927年7月，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夏衍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党组织委托参加了“左联”的筹建工作。 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著名倡导人与领导人，在他的一个个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的同时，他的话剧剧作也一一问世。1936年，他首次以夏衍为笔名创作的话剧《赛金花》曾作为国防文学的力作而轰动剧坛，此后又有《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剧本问世。1937年，转入新闻界。 夏衍对中国电影，特别是30年代左翼电影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电影编剧，他的作品树立了左翼电影的楷模，从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到1937年创作的《摇钱树》，出自他手（包括与人合作）的电影剧作有12部之多。 这些影片不仅展示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以精巧的构思，独到的结构以及各种电影表现方法的恰当应用，显示了夏衍的电影剧作特有的魅力。 一个30年代初才涉足影坛的编剧能有如此的成就，固然是由于他本身业已具备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但更与他踏入影界后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 在对电影特性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他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曾在编剧实践中尝试过对戏剧电影观的突破。在改编《春蚕》时，就有意冒着“很大风险”，采取了“不是戏剧化而是极端素描的题材”，在摄制时采取“很多电影方式”。 此外，夏衍在30年代还撰写了一批电影评论，通过影评推荐优秀影片或新方法、新理论；批判坏影片。在与软性电复论者的论战中，他的文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田汉 田汉（1889——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1921年，携妻归国，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并撰写有关电影的文章，后集成《银色的梦》出版。 1926年，田汉应新少年影片公司之请，编写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因触及时弊，公司未敢拍摄。1926年底，他发起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并亲拟发出启事： “……酒、音乐和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 南国社投入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田汉自编自导的《到民间去》，但由于资金匮乏，这影片断断续续拍了两年，仍未能拍完。1927年，田汉又主持拍摄了《断笛余音》，也未能拍完。田汉还为“明星”编成《湖边春梦》，1927年摄成。这也是他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影片。 1930年，田汉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成为“左联”的重要成员。1931年他编写的电影剧本《母性之光》标志着他在电影创作上的转折。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左翼电影的创作和指导，直至1935年被捕。 1937年出狱后，首次以田汉为笔名，创作了《青年进行曲》这一电影剧本。1931年至抗战爆发，田汉有9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田汉于抗战期间完成的《胜利交响曲》和战后完成的《忆江南》及《丽人行》也是该时期中重要的电影作品。 田汉对中国电影事业有卓越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浪漫的激情、传奇的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使他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阳翰笙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继修，出生于四川高县罗场。1922年，就学于成部省立一中。1924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阳翰笙参加了“三罢”斗争。1926年，他奉调入黄埔军校，任中共入伍生总支书记、教官和政治部秘书。 1927年底，他辗转来到上海，即受郭沫若之邀，参加了“创造社”的工作。1928年起，陆续以华汉等笔名发表了以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一批长、中、短篇小说。 在左翼文艺工作者进军电影界之时，阳翰笙接受夏衍等人的建议，开始了电影剧本的编写，第一次以阳翰笙为笔名，编写了《铁板红泪录》，随后进入“艺华”。1940年，他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抗战结束，他又创作了《八百壮士》等4个电影剧本。 战后，他主持了昆仑公司的编导委员会，并创作了《万家灯火》，改编了《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的电影创作特色也是十分鲜明的，他的作品无一不是紧扣时代脉搏。他的电影文学创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云，一类是通过对个人命运的描写揭示社会矛盾。他与夏衍、田汉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三员猛将。 孙瑜： 孙瑜（1900——1990），四川自贡人，生于重庆，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文学系。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学成回国，1927年正式跨入电影界。 孙瑜任编导的处女作是1928年为“长城”拍摄的《渔叉怪侠》。“长城”结束后，孙瑜转入“民新”，1929年编导了《风流剑客》。 “联华”成立后，孙瑜开始展现其非凡的导演才华，“联华”的最初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花闲草》均出自孙瑜之手，使“联华”一鸣惊人。此后，孙瑜走上了艰难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探索之路。 1931年、1932年编导的《自由魂》、《野玫瑰》、《火山情血》择取的均是勇敢地面对现实的题材。1933年编导的《小玩意》、《体育皇后》，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路》，写下了30年代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抗战期间，孙瑜编导了《火的洗礼》。抗战胜利后，赴美考察，1948年回国，参加了昆仑公司，并筹拍《武训传》。 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编导，孙瑜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方面他从不回避现实，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上，他的影片充满了乐观明快积极的情绪。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正是孙瑜影片的最大特征。 孙瑜还是一位善于发掘和培养演员的伯乐，金焰、王人美、郑君里等皆是因主演孙瑜编导的影片而成名的。他对于演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使演员与角色产生心理共鸣。 蔡楚生：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12岁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18岁时即置身革命。后只身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在一家电影公司做个相当于打杂地位的职员。 1929年，蔡楚生结识了同乡名导演郑正秋，得到郑的赏识，从而进入“明星”，并师从郑正秋学习导演。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并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 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1933年以后编导或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既是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在艺术上几乎每部又都是可圈可点之作。 抗战期间，蔡楚生编导了《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片。抗战胜利后，他成为昆仑公司的主要编导，拍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名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蔡楚生的作品从精神到方法，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王义。他创造的主要银幕形象，不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或中间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能为观众接受并难以忘怀的。 与郑正秋一样，蔡楚生也是民国电影史上拥有观众最多的电影编导之一。居于民国电影史上卖座率前列的三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和《姊妹花》，皆出于郑、蔡二人之手，而且前两部都是蔡的作品。 蔡楚生的成就得到了举世公认，他是第一个为中国电影赢得国际荣誉的编导。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再度在中外上映时，仍深深打动了观众，他的艺术才华，令中外同行们赞叹不己。 史东山： 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杭州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史东山就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特殊爱好，但家道中落，史东山被迫赴上海谋生，在上海电报局当报务员。不久，进入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从此即爱上电影这一行。 1925年，他所编写的《柳絮》被公司录用，并让他自己导演，新片映出时，他第一次用了史东山这个名字。此后他转入“大中华百合”，编导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和《王氏四侠》三片，流露出唯美主义倾向。 1930年，史东山进入“联华”，翌年，导演了描写男女爱情的《银汉双星》。九·一八的炮火使他从艺术的迷梦中惊醒，他参与编导了《共赴国难》、《奋斗》等片。1934年转入“艺华”，编导了《女人》和《人之初》。此时，史东山已从唯美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 他的影片，开始触及社会现实，同时，在影片的风格上，依然富有美感，并求得了与影片内容的融合。 “国防电影”的口号提出后，史东山在“新华”与田汉首次合作，导演了《青年进行曲》，他自己则编导了《长恨歌》和《狂欢之夜》。抗战时期，他在“中制”编导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又与田汉导演了《胜利进行曲》。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昆仑”的主要编导，完成了现实主义影片的杰作《八千里路云和月》。 洪深： 洪深（1894——1955），字浅哉、伯骏，江苏武进人。考入清华大学后，热衷于戏剧活动，大学时期，即创作了五幕话剧剧本《贫民惨剧》。1916年赴美留学，1922年回国，加入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为公司创作了剧本《申屠氏》（未拍摄），剧本长3万余字，是我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电影剧本。 1925年，洪深加入“明星”，编导了《冯大少爷》等一批影片，形成了“心理剧”的特点。洪深为国产有声片的问世作出 了很大贡献，”明星“最初的两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和《旧时京华》皆由洪深编剧。 在30年代现实主义影片的主潮中，洪深创作成果丰硕，有数十个电影剧本被“明星”、“联华”、“新华”、“艺华”等大公司搬上银幕，其中，《劫后桃花》、《时势英雄》、《梦里乾坤》等尤为出色。 在从事电影创作的同时，洪深一直没有放弃戏剧活动。抗战爆发后，他更以戏剧为武器，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从而脱离了电影界，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又重编写了几部电影剧本。 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生于湖南浏阳。15岁时即东渡日本求学，1911年回国。在传统戏剧方面，他于1915年成为正式京剧演员，并很快走红，成为名角，与梅兰芳齐名，戏剧界素有“北梅南欧”之说，足见其戏剧艺术造诣之深。 1926年，欧阳予倩从影，加人民新影片公司，编写或编导了《玉洁冰清》等三部影片。与郑正秋一样，他是20年代电影界中的有识之士。 1934年，受张善琨之邀，他为“新华”编导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片《新桃花扇》，片成后，即受到“明星”的聘请，担任编导，并主持“明星编剧委员会”。他为“明星”编导了《清明时节》等影片，又为“联华”编导了喜剧片《如此繁华》。 抗战期间，欧阳予倩为“新华”编写了轰动一时的《木兰从军》。抗战胜利后，他编写的《关不住的春光》、《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分别由“昆仑”和“大同”摄成，他还为“大光明”和“南群”导演了《野火春风》和《恋爱之道》。 欧阳予倩共编剧和导演了13部影片，纵观这些影片，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主题明确，选择题材大多首先考虑反映人民痛苦和教化社会；其二，注重电影表现手法的探索。因此，欧阳予倩的影片是民族风格的，同时也是戏剧化的。 卜万苍 卜万苍（1903——1974），是一位摄影师出身的导演。1924年入大中华影片公司，担任大中华首部影片《人心》的摄影师。翌年，黎民伟组建“民新”，聘请他担任“民新”的剧务主任和导演，并将公司的首部影片《玉洁冰清》交由卜万苍导演。然后此片拍竣后，卜与影星张织云劳燕分飞。 1926年，苦恼之极的卜万苍转入“明星”，拍摄了《未婚妻》，导演了《良心的复活》、《挂名夫妻》、《湖边春梦》、《美人关》等片。由于作品制作精巧，情节感人，映后大受欢迎，卜万苍得以跻身于20年代著名导演的行列。 30年代，卜万苍加入“联华”，导演或编导了《恋爱与义务》、《一剪梅》、《桃花泣血记》、《人道》等“联华”早期电影。 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后，卜万苍导演了由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和《母性之光》这两部被视为“联华”最早和最重要的左翼影片。接着，卜万苍在“艺华”导演了仍由田汉编剧的《黄金时代》和《凯歌》，这也是左翼电影中的重要作品。 抗战爆发后，在孤岛上海租界，卜万苍为“新华”导演了《貂蝉》、《木兰从军》等一批古装片。战后亦有作品问世。再后来去了香港及台湾。 程步高： 程步高（1898——1966），就学于复旦大学，是一个十足的早期影迷，并常撰写影评文章投寄各报。后赴法国留学，1924年回国后加入大陆公司，拍摄了《吴佩孚》和《洛阳风景》两部纪录片。翌年为“大陆”导演了《水火鸳鸯》和《沙场泪》，从而开始了30余年的导演生涯。 1927年，他转入新人影片公司，导演了《空门贤媳》和《飞剑侠女》。1928年，他进入“明星”，至1932年这5年间，他导演或与郑正秋、张石川合导了20部影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程步高满怀爱国热情，赴前线拍片，摄成《上海之战》，并因此右腿中弹。此后，夏衍的开山之作《狂流》也是由程步高导演的。 1933、1934两年间，程步高导演了《春蚕》、《华山艳史》、《到西北去》及《女儿经》片断，并与张石川合导了《前程》。此后他又导演了《夜来香》、《新旧上海》、《小玲子》、《梦里乾坤》。 抗战爆发后，程步高离开了电影界，直到1947年才又在香港重新执导影片，此后，直到60年代初，一直活跃于香港影坛。 上海滩部分女影星简介： 陈波儿 （1910——1951）：广东汕头人，自幼即爱好戏剧。1929年加入上海艺术剧社，投身于左翼戏剧运动，主演过多部话剧，引起观众注目。1931年，为躲避当避迫害而赴香港，1934年返回，开始涉足影坛，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 在“明星”，她曾主演《青春线》。随后，陈波儿加入“电通”，主演《桃李劫》，以她真挚细腻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从而成为著名电影明星。 “电通”结束后，她再次加入“明星”，主演了《生死同心》。1937年，她加入中共。抗战期间，她既从事话剧运动，又活跃于影坛，参加了《八百壮士》的拍摄，并对延安电影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人美 （1914——1987）：原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生于长沙。1927年后，进入上海黎锦辉主持的美美女校学习歌舞。黎锦晖亲自为她改名王人美。 明月歌舞团改组为联华歌舞班的当年，王人美在孙瑜编导的《野玫瑰》中饰主角。次年该片公映，王人美一举成为电影明星。同年，她还为“天一”拍摄了歌舞片《芭蕉叶上的诗》。1933年，王人美又主演了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和《春潮》。 她的演技为蔡楚生欣赏，接着，他俩完成了他们合作的杰作《渔光曲》，王人美塑造的小猫是她继《野玫瑰》中第二个渔家女形象。影片公映后，王人美有了个“野猫”的外号。 1936年，王人美入“新华”，参加了《壮志凌云》的拍摄抗战爆发后，她又拍摄了《离恨王》。此后，她来到重庆，参加了《长空万里》的拍摄。抗战胜利后，她为“昆仑”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 黎莉莉 （1915——）：原名钱蓁蓁，安徽桐城人，其父是中共早期著名党员钱壮飞。大革命失败后，她随家人迁居上海。1928年，加入了明月歌舞团。为安全起见，她认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 1932年随团加入“联华”后，很快名扬影坛。她先后主演了《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大路》这几部孙瑜编导的影片，以天真、活泼的形象出现于银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此后，她又在《国风》、《到自然去》、《狼山喋血记》、《如此繁华》等多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塑造身份各异、性格不同的多种妇女形象。抗战期间，她参加了《热血忠魂》的拍摄，并主演了轰动一时的《孤岛天堂》和《塞上风云》。 徐来 （1909——1973）：原名徐洁凤，浙江绍兴人，生于上海一商人之家。13岁时加入明月歌舞团，14岁开始随团旅行演出。1928年的南洋之行，更使她誉满海外。由于长相出众，舞姿优美而成为“明月”首屈一指的名演员。 1931年，她正式加入“明星”，并主演了《残春》、《泰山鸿毛》、《华山艳史》、《到西北去》、《落花时节》等多部影片。“明星”老板为了让相当有名气的徐来招徕更多的观众，给徐来冠以“标准美人”的称号，而徐来的风姿也确使许多影迷倾倒。在30年代中期，徐来的名声与阮玲玉、胡蝶并驾齐趋。 1935年，徐来主演《船家女》，其演技得到充分展现。拍完《船家女》后，她与黎锦晖离婚，嫁给了唐生明，从此徐来退出影坛。黄宗英 生于1925年，同胞兄弟黄宗江、黄宗洛都是日后的著名演员。1941年，黄宗英到上海，加入上海职业剧团。有一次，剧团演出曹禺的《蜕变》，因一位演员未到，导演让她替代，结果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从此黄宗英开始了表演生涯。 战后，黄宗英登上了银坛，主演过《追》、《幸福狂想曲》、《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片，大多扮演心地善良的知识女性或被侮辱的下层女性形象，深得广大青年观众的喜爱。 在《幸福狂想曲》中，男女主角赵丹与黄宗英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幸福喜剧，他们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成婚，组成了幸福美好的家庭。 现在，黄宗英与冯亦代联姻。主要从事写作，出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 吴茵 原名杨瑛，1909年生在天津，13岁到上海。1934年的一天，吴茵陪朋友应试，结果她的朋友没能从影，吴茵被蔡楚生看中，参加《新女性》的拍摄。这位已结婚的少妇从此改名吴茵，踏入影坛。 1936年，吴茵加入“明星”，在一些影片中演配角。抗战时，吴茵参加了上海影人剧团入川，主要演出话剧，并在“中制”拍了《塞上风云》。 战后，吴茵进入昆仑公司，参加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新闺怨》、《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的演出，基本饰演老年妇女形象，是她一生创作的高峰期。 在《乌鸦与麻雀》中，吴茵演小摊贩的老婆，一个典型的小市民，与演小贩的赵丹配合默契，为中国影坛留下了一对令人难忘的形象。 上官云珠 （192O——1968）：原名韦君荦，祖籍江苏江阴，自幼生活在苏州，后来到上海。194O年进“新华”的演员训练班。1941年初上银幕，在“艺华”的《玫瑰飘零》中饰演角色，导演卜万苍为她取名上官云珠。 1947年，上官云珠同时有3部影片上映，《天堂春梦》中一个势利眼女性，《太太万岁》中一位姨太太，《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接收夫人”何文艳，使她一下名震影坛内外。 在接下来的3部影片《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中，上官云珠一改戏路，演了三个善良正派的女性形象，表现出极强的可塑性，使影圈内外对她刮目相看。 战后，她演的影片还有《乱世儿女》和《乌鸦与麻雀》。 （1915——1969）：原籍安徽安庄，高小毕业后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只身前往上海谋生。由于她国语出色，曾为中国第一部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配音。 1932年进“艺华”，后转入“明星”，先后拍了《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夜来香》、《劫后桃花》《压岁钱》十几部影片，开始引起人们注意。 抗战期间，舒绣文在“中制”主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塞上风云》；在舞台演出《棠棣之花》、《虎符》《天国春秋》、《雷雨》、《日出》等名剧，是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 战后，她的电影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裙带风》、《野火春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等片。 舒绣文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交际花王丽珍的形象成为1947年中国影坛广为人知的一位明星。 附录三：上海滩部分男影星简介 郑小秋 （1910——1989）：郑正秋之子，生于上海，童时即在“明星”首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中初登银幕。20年代，郑小秋告别童星时代，开始以“小生”形象出现于银幕，至30年代的这段时间，他作为“明星”的主要“小生”，主演了《火烧红莲寺》、《黑衣女侠》、《空谷兰》、《啼笑姻缘》等一批影片。 直至1933年，郑小秋在《春蚕》和《姊妹花》中分别饰演的农村青年“多多头”和木匠“挑哥”才表现出了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风采。 1935年，其父郑正秋去世以后，“明星”让他承乃父衣钵，改行当导演。此后，他曾协助张石川导演过《压岁钱》、《女权》等片。“孤岛”时期，曾在上海为“国华”导演影片。抗战胜利后，为“大同”导演影片。 王献斋 （1898——1941）：原名王有廷，生于一俄国华侨家庭，祖籍山东。沪江大学医科肄业后，进入“明星”。曾参加“明星”第一部影片《滑稽大王游华记》的拍摄。 在“明星”，主要影片中的坏蛋大多由他饰演，他塑造了数十个坏蛋的形象，诸如《最后之良心》中的暴发户、《歌女红牡丹》中的无赖丈夫、《劫后桃花》中的地痞、《啼笑姻缘》中的琴师等。 他所塑造的恶人形象，曾被时人评为“无赖标本”、“人类罪恶的象征”。银幕上的王献斋坏事做绝，现实生活中的王献斋却是一位谦谦君子，风度儒雅，衣着讲究，淡泊守志，忠于友谊。 1941年夏，王献斋面涂油彩，身着戏装，昏倒在拍片的水银灯下，再也没有醒来。在20年的银海生涯中，他“以演技突出于群星，高踞第一把反派交椅，享誉默片及声片前期这两个时代。” 朱飞 1903年生于上海一富人之家，曾就学于远东商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20年代初即为英美烟草公司电影部罗致为主要演员，拍摄广告片。他以各种优雅而含挑逗性的抽烟姿态所拍的香烟广告片，极为张石川欣赏。 1925年，张石川将其挖至“明星”，当年即令其在《空谷兰》一片中饰男主角，该片非常卖座，朱飞也因此声名远扬。此后他又连续主演了《多情的女伶》、《良心的复话》等10多部影片。 风流调傥的朱飞成名后逐渐放浪形骸，在脂粉阵中尽显其长，博得美人欢心。自恃一流明星，拍片经常迟到或早退，还常与导演“顶牛”，1928年，被张石川解雇。 此时的朱飞，染鸦片瘾已深，无力自拔，终于在30年代因吸毒过深而惨死。 张慧冲 （1898——1962）：广东中山人，家境富有。早在2O年代初，出于兴趣，加盟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后又与人合股创办联合影片公司，主演了《水落石出》、《劫后缘》等片。 自1925年应邀参加“明星”《新人的家庭》拍摄后，加入“明星”。因其外貌英武，又精于驾车、骑马、游泳，故多演侠客打斗片，成为中国第一位武侠明星。 1927年，张慧冲在其父去世后，继承了25万银元的财产，于是脱离“明星”，自创“慧冲影片公司”，专拍武侠片。所拍影片的主演大多由他与妻子徐素娥担任，但营业上极不成功，慧冲公司在30年代初关门。 破产后的张慧冲，组成了一个魔术团，浪迹于南洋，后成为“海派”魔术奠基人。1962年临逝于上海。 龚稼龙 原名龚家龙，南京人，1902年生。早年在南京体育场做管理员时就向往银幕生涯。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影人郑矜苹相识，闯入上海电影圈。 1926年被“民新”导演卜万书看中，邀其主演卜万苦执导的《玉洁冰清》一片，随后与卜一起转入“明星”，参加了《挂名夫妻》、《湖边春梦》、《同学之爱》等多部影片的拍摄。 来自体育运动场的龚稼龙体态健美，不同于当时“脂粉气”的“小生”，这个新“小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30年代，作为“明星”最有名的男演员之一，主演了《狂流》、《春蚕》、《脂粉市场》、《到西北去》等多部优秀影片，对30年代现实主义影片潮流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金焰 （191I——1983）：原名金德麟。1927年春，金焰南下上海，怀着找一个不要本钱的职业的愿望，经人介绍进了民新影片公司，从此涉足影坛。1929年，转入“明星”。孙瑜在拍摄他的《风流剑客》影片时，大胆起用金焰，时年19岁。 193O年，金焰加入“联华”，在孙瑜编导的《野花闲草》中饰男主角，是年冬影片公映，观众惊喜地发现金焰这一新型男主角的英俊形象。接着、金焰又主演了《恋爱与义务》、《一剪梅》等影片。 1932年，上海《电声》举办了观众评选“电影皇帝”的活动，结果金焰当选，成了观众心目中的“影帝”。此后，他又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城市之夜》、《大路》等一大批左翼影片。 3O年代是金焰从事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他成为3O年代现实主义电影潮中最有成就的男影星。 袁牧之 （1909——1978）：原名袁家莱，浙江宁波人。13岁赴上海读中学，此后开始了演剧活动。1934年，袁牧之进入“电通”，从此开始了他的银幕形象的创造。他在“电通”主演了《桃李劫》、《风云儿女》，从而由一个著名的话剧演员成为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电通”结束后，袁牧之加入“明星二厂”，主演了《生死同心》，他一人扮演了革命志士和华侨青年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演得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令人叹服。 袁牧之对电影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表演艺术，作为一名电影编导，他在30年代共编剧或编导了3部影片，即《桃李劫》、《都市风光》和《马路天使》。尤其是《马路天使》在艺术上、结构上送到高峰。 抗战期间的1938年，袁牧之主演了“中制”影片《八百壮士》，同年奔赴延安。 金山 （1911——1982）；原名赵默，字缄耳。祖籍湖南沅陵，生于江苏吴县。20岁时闯入上海滩，1932年，金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剧联的创作、演出等工作。 他与章泯组织了东方剧社，又参与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创立。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后，金山在演剧的同时，参加了进步影片的拍摄。 他为“新华”主演了《狂欢之夜》和《夜半歌声》，尤其是他所饰演的《夜半歌声》中宋丹萍一角，虽带有舞台痕迹，但却以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激情，震憾了观众的心灵。 抗战爆发后，金山主要从事戏剧活动，曾率文艺团体赴海外为抗日募捐。抗战胜利后，他在“长制”编导了著名影片《松花江上》。 高占非 （1904——1969）：天津人，从小就喜爱戏剧、电影，尤其擅长皮簧。19岁时，矢志不移的高占非弃学赴上海，经亲友推荐，加入“明星”担任配角。他在《空谷兰》等片中的表演引起了张石川等人的注意和赏识。 不久，他在新人公司的《小侦探》和耐梅公司的《奇女子余美艳》中担任了主要角色，赢得观众青睐而崭露头角。 3O年代，他加入“联华”，主演了《自由魂》、《都会的早晨》等十余部影片，接着又为“明星”主演了《女儿经》、《船家女》、《劫后桃花》等多部影片。从而成为30年代影震坛最有名的男影星之一。 抗战期间，他先后赴武汉、重庆，参加了《热血忠魂》和《长空万里》的拍摄。战后赴香港，在“大光明”拍摄了欧阳子倩导演的《野火春风》等片，1951年随同“大光明”迁回上海。 周伯勋 （1911——）：原籍陕西临潼，生于西安一商人之家。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迫害，逃至上海。1930年入持志大学，不久转入复旦大学。1931年参加《玉堂春》的拍摄，首次登上银幕，饰演的是“反角”，后又参加《续故都春梦》的拍摄。 1933年，他参与创建“艺华”的工作，后在“明星”客串演出了《时代的女儿》和《上海二十四小时》。1934年加入“电通”，在“电通”的四部影片中，均扮演了角色，演来都得心应手。 抗战期间，参加了《塞上风云》的拍摄，饰日本特务长。战后参与组建和领导昆仑公司，并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塑造了庞浩公的形象。 周伯勋一生演过数十个反派角色，他从不在形象上有意丑化反角，而追求把反面人物的丑恶心理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他的含蓄的表演耐人寻味。 韩非 （1919——1985）：本名韩幼止，原籍浙江宁波，生于北京。13岁时随家庭南迁上海，偶然机会在话剧《阿Q正传》露面。这次演出导致了韩非生活的转折。 此后，他成为上海剧艺社的职业演员。在话剧舞台上，韩非很快显出了他的喜剧才能，在《镀金》、《裙带风》等一系列喜剧中，以幽默诙谐的动作与风趣生动的语言，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 韩非初涉银幕，是在张石川导演的《夜深沉》中扮演男主角，后来又主演过《乱世风光》。战后，他在文华公司拍了《太太万岁》、《艳阳天》等影片。 1949年初韩非到香港，在回上海前的3年中，与王丹凤、李丽华、夏梦等合演了一批出色的喜剧影片。韩非的表演真实自然，夸张适度，谐而不俗，从角色自身性格与经历中发掘喜剧因素．是影坛不可多得的优秀喜剧演员。 石挥 （1915——1957）：原名石毓涛，生于天津，自幼时随家人迁居北京。194o年石挥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辉煌的表演生涯。他在上海多个话剧团体从事舞台演出，是若干剧团的台柱之一。 石挥在《雷雨》、《家》、《蜕变》、《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夜店》中扮演了一系列人物形象，风靡上海，被称为“话剧皇帝”。 “孤岛”时期石挥走上银幕，主演过《世界儿女》与《乱世风光》两部影片。1947年参加文华公司，主演过《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夜店》、《艳阳天》、《哀乐中年》等影片，编导了《母亲》。昔日的“话剧皇帝”在银幕上再次放出耀眼的光彩。 赵丹 （1914——198O）原名赵风翱，祖籍山东肥城，生于江苏南通。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业余参加戏剧演出活动，并改名为赵丹。 1932年，赵丹在影片《琵琶春怨》中演一个角色，从此走上银幕，成为“明星”基本演员。1937年以前，主演了《时代的女儿》、《乡愁》、《清明时节》等十几部影片，尤其是在《十字街头》中演的老赵与《马路天使》中的小陈更引起观众注目。与此同时，他还在舞台上演出多部世界名剧，成为一名影剧两栖的著名演员。 1939年，赵丹与四名同仁到新疆，企图在那里打开局面，但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直至1945年才出狱。1946年，赵丹回到上海，主演了《幸福狂想曲》、《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尤其在《乌》片中，有较为出色的表演，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